历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持续5年的深度调整，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正在出现一系列新趋势。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三新”格局，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常态化趋势，应予高度关注。
一、新增长时期
中国经济进入新增长时期的重要标志，是商品出口增长大幅放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品出口连续两年个位数增长仅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98和1999年。第二次是2012和2013年，这两年分别仅比上一年增长7. 9%，比2000年以来的出口增速回落10余个百分点。
未来出口或仍有阶段性的较快增长，但类似于2000至2010年，年均20.3%的持续迅猛增长，应该不会再出现了。2012和2013年或将成为终结中国商品出口狂飙突进式增长的分水岭。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出口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1999至2011年，全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速高达20. 9%，比1978至1998年期间高7.9个百分点。中国外汇锗备也逐渐占到全球三分之二。然而出口主导的局面不可能长期持续，这是中国经济迟早会出现的一个重大转折。商品出口增长从两位数向个位数回落，在10%上下波动，应该是趋势性的常态化状况。这里主要有成本、需求和市场转移三大因素在起着作用，当前已出现三方面状况。
首先是出口增长的自我收缩。人民币升值，要素价格上升，以及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因素，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根据WTO公布的全球商品进出口价格指数，2010年1月至2012年10月，中国出口商品综合价格指数上涨16..3%，比全球同期高11.6个百分点。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成本上升，出口利润趋低，经营日益困难。
其次是出口增长空间逐渐受限。中国商品出口2013年已居全球首位，占全球商品出口比重达11.8%，相当一部分商品占全球出口比重已相当高。2012年，中国服装出口占全球的37.8%，纺织品出口占全球的33.4%，办公和通信设备占全球的32.3%。中国已占美国2012年进口的18. 5%，日本进口的21. 3%。虽然中国对欧盟出口占其进口比重仍较低，2012年为6.3%，但因欧盟成员国之间贸易占其进口的2/3，中国商品向欧盟出口难度较大。随着中国出口份额大幅跃升，多种形式贸易壁垒和贸易纠纷不断出现。
第三是新兴国家和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崛起。全球近三年商品出口增长快于中国的有1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越南比中国快10.4个百分点，乌克兰比中国快6.5个百分点，印度比中国快3.2个百分点。2000 - 2012年，全球服装出口年均增速高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有5个，其中越南年均增速，比中国高5.4个百分点，同期全球有13个国家和地区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快于中国。
中国商品出口内在动力弱化迹象亦正逐渐明显。 “南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构成了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商品出口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2012年，南方沿海9省市商品出口占全国80.2%。然而南方企业家发展激情正遭受一系列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困扰，未来创新动力堪忧;农民工供给也正在从“技工荒”、“普工荒”，演变为青壮年劳动力的全面短缺，一场持续三十余年的中国商品出口快速增长盛宴，正在徐徐拉上大幕。
商品出口增长回落对于中国经济具有全方位的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将重启内需主导的新增长时期。坏消息是中国经济增速将因需求缺失而有较大回落，投资增速亦将相应降低。好消息是增强了经济增长与诸方面的多层面联动机制，倒逼改革，促进浮燥心态转向坚实，加强节能减排，促进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提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型期阵痛是当前面临的较大问题。由高速向中低速转变将令一些企业生不如死，一些基层政府不知所措。不过情况可能未必如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2年9月开始，出现稳健经营趋势，存货、产成品资金增长慢于主营业务增长，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利润增速加快。当前关键是积极增强企业信心，妥善处理好债务、环境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加快形成新的增长格局。
二、新分配时期
春节前公布的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榜单，大致没有偏离预期，喜忧参杂。喜的是收入增长跑过了GDP增长，国民经济分配结构继续优化;忧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回落较大。
201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增长9.3%。但与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续两位数增长相比，首次出现个位数增长，比上年回落1.4个百分点，比2011年回落2.1个百分点。而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则相对较为严峻，仅比2012年增长7.05，系2001年以来最低，比上年大幅回落2.6个百分点。
城乡人均收入增长继续快于GDP增长。加权计算表明，2013年城乡人均收入比GDP增速高0.4个百分点，比人均GDP增速则约高0.9个百分点。即使考虑到城镇人口比重高估因素，2013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也仍快于人均GDP增长。
收入占GDP比重继续提高。根据计算，2013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达到44.4%，比上年提高1.O个百分点，这一状况已连续两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曾在1983年达到过历史最高的62.6%，意味着每100元GDP，城乡居民能拿到62.6元，大致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分配水平。但在随后近30年，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2011年落到历史最低点的41. 4%。每100元GDP，城乡居民只能分配到41.4元，是全球范围内较低水平。这两年收入分配占GDP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国民经济分配格局趋于优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收入分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当前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主因是是劳动供求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继续减少244万人。当前农村虽然仍有剩余劳动力，但青壮年劳动力已出现短缺，引致农民工工资较快增长。根据人口表预测，2012至2026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减少577万人，将形成长期的工资上涨，以及收入占GDP比重的提高趋势。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最近若干年内，劳动在与资本博弈过程中，或将阶段性处于弱势地位。一是出口增长回落，降低了对于劳动的需求;二是资本以技术进步应对工资上涨，增强了自身谈判地位;三是高端岗位增长不快，中低层次白领收入难以较快提高;四是农村仍有相当部分剩余劳动，缓解了劳动总量短缺。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收入翻番能否如期实现。分析结论是有一定难度，但总体能实现。由于前些年已有较好基础，往后的2014 - 2020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只要年均增长6. 7%，农村人均纯收入只要年均增长5.8%，就能实现10年翻番目标。如果往后7年，全国GDP增长能保持75左右，收入翻番应该不会有较大问题。
新分配时期可能有一个重要特点，收入增长慢于前期，但快于GDP增长的趋势则应该比较稳定，占GDP比重稳步提高。相对于GDP增长减速而言，城乡居民实惠相对增多，资本节制增强。
三、新长波周期
岁末年初，就在中国经济公布增速放慢成绩单的时候，欧美经济却开始转好。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经过五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长率终于逐渐走出谷底，预计2014年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强，全球GDP增长率预计从2013年的2.4%提高到3.2%。新兴市场国家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因其对全球经济总体影响较少，总的判断没有变化。
2008年发生的全球二战以来最猛烈的一场金融危机，或可认为标志着一个增长时期的结束。如果把二战结束后的头10年作为恢复期，则全球经济自1955至2007年，形成了长达52年的持续繁荣。在这段时期，全球经济除了1958年出现过零增长外，没有出现过负增长，年均增速达到3.6%。而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全球经济1820至1992年间，年均增长2. 2%，要比1955至2007年这段时期低1.4个百分点。
战后恢复时期结束以来这段长达52年的持续繁荣，刚好形成长波周期。长波周期这个概念，是俄国学者康德拉季耶夫提出来的，康氏分析了英法美德，以及世界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为期54年的周期性波动。
这一轮长波周期具有三大此起彼伏的发展动力。即战后振兴、石油繁荣，以及微电子技术和中国因素结合的繁荣。微电子技术如果缺少中国因素，不可能有如此迅猛发展。所以这一轮长波周期的后20年，是美国高科技和中国制造共同支撑推进的。按照康德拉季耶夫的理论，现在也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一轮长波周期已渐次展开。
这将是一轮中国因素常态化下的新长波周期。“南方企业家+中西部农民工”的中国因素注定是阶段性的，长期低工资支撑的低成本制造决不可能持久。然而这也奠定了中国因素未来发展的坚实力量，成为全球新一轮长波周期的坚实支撑。
首先是中国经济的直接带动。2013年中国GDP是日本的2倍，达到约9.2万亿美元，即使按当前汇率计算，亦已占全球12%多，若今后年份中国经济年均增长7%，将每年带动全球经济增长0.8至1个百分点。考虑到人民币继续升值，则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或将更大一些。
其次是中国经济的结构优化。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固然不是好事，但内生动力开始起主导作用，经济增长与各方面的联动及促进作用增强，国民经济分配出现优化趋势，城市化坚实推进，服务业发展加快，节能减排增强，这对发达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都是有利的，促进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结构优化，反过来又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第三是发达经济体趋于坚实。中国因素虽然加快了全球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杠杆率过高，发达经济体去制造业化等。然而这些状况在新一轮长波周期中，或将有较大改善。中国出口放慢，对一些国家和地区无异于福音，有利于其实体经济发展，出口增长。
新一轮长波周期经济增速或将低于上一轮。前期技术支撑可能弱一些，微电子技术全面渗透各个领域的深度开发，是这一时期重大技术主题;中期有可能出现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高端生物技术或有可能继微电子技术之后，大规模进入寻常百姓家;后期或有可能出现核聚变技术的重大突破。当然，全球经济的持续繁荣更需要多边互信协调与持续的全面和平，国内经济必须切实增强自主创新、生态保护、社会活力等方面举措。
当前应保持充分的增长自信。经济增长回落1至2个百分点，不但是正常的，更可能是一个有利因素，正好可以让长期绷紧的弦适当舒展一点，促使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扎实一点，各方面比例关系更优化一点。企业内部的积极因素也在蓄积，抗御增长波动的能力正在增强。
四、常态化发展时期
资本美好时光式微，是中国经济进入“三新”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企业日子不好过的消息不绝于耳，然而这决不是企业的冬天来临，而是超常态发展时期结束，进入常态化发展时期。
曾有一段时期，企业利润飞快增长。以1998至2008年为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 6%。这是什么概念呢?是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的3.2倍，是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的4.3倍。
原因就是在出口主导下，产品销售按国际市场定价，劳动等要素按国内市场定价，资本具有持续的高回报。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资料，国内劳动工资仅为美德日平均的2.3%。虽然一段时期内，出口价格因国内企业竞相压价而不断下降，但企业效率提升更快，工资则因农村劳动大量剩余长期较低。
就在这样一段辉煌岁月中，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南方企业家”作为一个积极的群体大显身手。他们用与国外企业一样、甚至以比国外同类企业更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工艺，支付只有国外企业零头的工资、社保、地价、污染费用等成本，形成狂飙突进式的创业潮和出口潮。虽然在世界经济史的多半记载描述中，创业大都是比较艰难、比较小众的行为。可是在中国这段特殊时期，创业成为中国南方沿海一带、高回报的大众行为。只要有胆魄，敢闯，拉起一面大旗，招聘一大帮中西部农民工，就能赚钱。200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速度，达到了极为夸张的92.0%。2008年末，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浙江法人单位达到560万家，平均每万人口108.1家，遥遥领先于全国，高于日本相同发展时期水平。
在出口主导格局下，国内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发展障碍相对较少，除了居民收人增长相对较慢外，宏观和微观，政府和企业，一派欢欣鼓舞。全国经济增长可以与国民经济分配和消费增长缺少密切关系，尽管1990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走低，GDP增速却持续走高。企业生产经营可以不理会国内诚信低下、司法不公、流通障碍、金融不力等不利因素而一路高奏凯歌。地方政府可以在收入大幅高增下，忽视改革滞后的种种弊病，快速推进各项建设发展事业。
然而这场增长狂欢不可能长此以往，更不能以这些状况来评价当前经济形势，这样只能得出悲观失望结论。当前有三方面状况正在较快变化，一是出口市场饱和，二是劳动力变少变贵，对此前文已有叙述。三是南方企业家钱多了以后，激情弱化，行为变化，而在随之出现的边际收益递减中，国内经济发展的素质性、制度性和资源环境等制约开始逐渐严峻。在这一系列变化之下，中国经济逐渐从超常态发展，步入常态化发展时期。
常态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增长放慢。这里比较值得关注的是政府收入大幅放慢，全国财政收入1998至2008年，年均增速高达20.0%。而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仅比上年增长10.1%，中央财政收入仅增长7.1%。政府债务风险逐渐凸现，政府行为能力开始弱化，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
常态化发展的再一个特点是经济社会联动关系增强。原本政府比较忽视、且影响也较小的城乡居民收入，现在开始对GDP增长发生较大甚至决定性影响，而直至“十一五”规划，全国连续多届五年规划提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都比GDP增速低两三个百分点。就政府而言，初次收入分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领域，收入再分配则缺少政策工具。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快，国内消费增长受制，进而GDP增长放慢，并影响投资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对于国内制度变迁提出更高和更紧迫要求。
常态化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创新需求凸现。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引进以拿来主义为主，且收益较高;随着与发达国家差距缩小，尤其是在若干传统产业领域，已几乎具有同样技术装备水平，技术引进难度增加，收益下降，加快发展必须更多依靠自主创新，以及开辟新的发展领域。未来经济如自主创新未能及时跟上，新的领域未能开发，不仅增长放慢，且因债务问题而存在着引发通胀的较大风险。
经济发展难度比前增加。这是常态化发展时期，较之超常态发展时期的逻辑必然。超常态发展时期的一些习惯做法，甚至是经典的做法，不一定完全适用于常态化发展时期，有些甚至将产生副作用。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区域发展战略、发展举措等，或均需较大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