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地党政机关正在按中央的部署，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反“四风”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解决执政党和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问题。
脱离群众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面临的共同课题。但执政党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并非在于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而是由执政党国家化和行政化，把群团性质的政党变成国家权力机关、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造成的。
一、联系群众是政党的天职，是政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保证
现代政党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用美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科佩尔o平森谈的话说：“政党只有在一个国家的政体中建立起立法议会时产生”。
按照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国家权力是人们为了组成一个共同体，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力而构成的公共权力。因此，民众有权直接地、而不通过其他中介来行使政治决策的权力。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原因，这种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直到十三世纪在英国出现了议会，出现了代议制民主即由公民以选举形式选出立法机关的成员，并代表其在议会中行使权力这种间接民主制形式，人类才克服了民主实施的障碍，使人民主权得以落实。
在实行代议制民主过程中，现代政党作为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开始产生。1679年英国议会就詹姆斯公爵王位继承权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反对詹姆斯公爵有王位继承权的议员们被政敌斥为辉格党（Whig，苏格兰强盗），赞成詹姆斯公爵有王位继承权的议员们则被对方骂作托利党(Tory，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歹徒)，现代政党从此诞生。此后，英国的代议制和政党制度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效仿，政党开始登上人类政治生活舞台，并逐渐成为代议制民主的主角。
政党制度实行一百多年后，世界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在伦敦建立。但是，这个同盟不久就发生分裂。多数主张通过走议会道路、争取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组建了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先后在北欧、西欧和其他地区的国家掌握政权。现在社会党国际有168个成员，属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而少数主张走武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列宁主义者，则先后在俄国、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立共产党并夺取政权。当然，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欧巨变和苏共跨台，当今世界上的共产党政权已非常珍稀。
通过回顾政党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无论是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北欧、西欧的社民党和工党，还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政党一开始就是一个国家具有相同的政治信任和未来追求的民众结社组成的政治组织，是为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派别的利益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载体，是承担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沟通的桥梁。因此，联系群众，代表、反映、争取和实现民众的利益，是政党的天职。
过去我们一直宣传，联系群众、代表民众的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专利”。而资产阶级政党由于阶级属性决定，只能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是必然脱离群众、得不到广大人民支持的。其实，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区。若果如此，那在那么多实行国会议员和总统由民众直选的国家里，为什么哪些国家的共产党长期于执政无缘、而资产阶级政党却能够轮番上台执政党呢？
二、执政党国家化和行政化是隔断党与群众联系的屏障
虽然说，联系群众是政党的天职，是政党存在和发展壮大的保证。但相对于依靠“票箱子”和依靠枪杆子的政党来说，在联系群众方面，二者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制度保证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对于依靠“票箱子”的政党来说，其处在野地位时，为了通过竞争性选举羸得执政地位，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是真诚还是虚伪，她们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千方百计争取选民手中的选票。
即使羸得了执政地位，由于在“三权分立”体制下，执政党一般也只是执掌国家的行政权，并不掌握立法和司法权。再加上军队国家化、公务员中立、新闻自由和反对党挚肘等制度因素的影响，执政党既不可能在宪法中规定自己的领导地位，不可能利用司法审判打击政敌，也无法利用枪杆子保护自己的执政地位，而是面临着随时下野的威胁，因而也不敢忽视与群众的联系。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她们在施政中只能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提出努力解决就业、减税、社会福利、环保等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以保证在不失去原有基本群众的条件下，尽可能广泛地顾及不同利益集团，特别是中间阶层的利益。
而对于依靠枪杆子的政党来说，其在夺取政权之前，由于党处于非法状态，没有政权，没有资源，离开了群众就不能生存，只能“走群众路线”，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动员群众为党夺取政权出钱、出力、出命。而一旦夺取和掌握了国家政权，执政党就掌握了国家的印把子、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和钱袋子，群众就由过去党生存和发展壮大所争取、依靠的力量，变成了党领导、号令和管理的对象；党群关系也由过去“党在水之中”的鱼水关系，变成了“党在水之上”的舟水上关系。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这一“历史的选择”成了永不失效的合法性基础，所谓密切联系群众，就只能靠中央宣传提倡，靠公仆们屈尊下就。
除了缺少联系群众的客观需要外，更加重要的是这些依靠枪杆子的政党，在武装夺取政权后，始终没能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没能“探索”出科学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而是纷纷走上了政党国家化和行政化的道路。
以原苏联共产党来说，苏共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专政。在“专政”思维下，苏共的执政并不仅仅是与政府的行政行为发生关系，而是对立法、行政、司法、军队等全部国家政权机关实行“绝对领导”，将党的组织安插到国家机关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通吃”。在这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下，苏共作为真正的权力中心，掌握着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乃至具体政策的决策权。而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了履行认证职能的“橡皮图章”和举手机器；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部长会议，成了执行苏共政策的办事机构；国家的司法机关--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则成了按苏共旨意打击各种“反党”、“反革命”势力的工具。这样一来，苏共的各级组织就与苏联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完全重合，苏共将自己变成了国家机关并且取代了法定的国家权力机关，成为凌驾于所有国家政权组织之上的另一套政权组织。
苏共的国家化和行政化，违背了在代议制下获得人民授权的是国家机构，而不是某个政党这一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它不仅造成国家机构重叠、效率低下，使苏联人民额外多承担了一套国家机关的费用。而且这种国家化和行政化的政党，必然彻底割断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因为，政党国家化和行政化后，必然会按国家权力机关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和行政命令的模式运作，使党无需再去通过深入细致的动员和党员的模范作用联系群众。同时，这些国家权力机关，从其性质和职能上也是不需要、不可能联系群众的。
如在苏联的立法机关苏维埃中，本来在“代议制”下，公民与他们选举出的苏维埃代表的关系是一种授权、委托关系。除了在选举中外，选民和苏维埃代表并无约束关系。各级苏维埃在进行立法和选举、任命活动中，依据的是代表们的意愿，不需要也不应该撤开人大代表再去联系群众、收集所谓的“民意”。如果，各级苏维埃代表在苏维埃中的行为没有反映选民的意愿，也只能由选民在下次选举中将其抛弃。因此，作为民众代议机关的苏维埃，其联系群众的关键是通过真正的竞争性选举，选出选民所信赖的代表。而不是在搞虚假选举、指定或任命代表后，再去舍本逐末，要求这些木偶、花瓶式的代表去联系群众。
就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政府来说，她由权力机关产生、对权力机关负责，在具体运作中实行首长负责、依法行政，而不可能撇开法律去联系什么群众；就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来说，其运行的准则是依据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和监督权，也不可能根据所谓的群众意见去进行审判和监督活动。
因此，一旦执政党国家化和行政化，就等于是在政党和群众之间筑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连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是权大还是法大都搞不清楚。因此，执政党强调联系群众只能是隔靴搔痒，而且会破坏法治、扰乱国家权力机关的正常运作程序，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
三、确保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既然政党国家化和行政化是导致党脱离群众、背离群众的根源，那么对于依靠枪杆子上台执政的政党来说，如果真要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党从国家化、行政化中解脱出来，使党由国家的“太上”权力机关回归政党政治社团组织的本位。
为此，执政党一是要放下“历史的选择”的包袱，通过让国民的选票选择解决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所谓的“历史选择”，其实就是中国几千年“成王败寇”的逻辑。如果说现代社会一个政党依靠枪杆子取得了政权就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那中国封建社会十几个开国皇帝打下的江山是不是“历史的选择”呢？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政党通过公民一人一票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选择”方式上台执政，是不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呢？
况且，我们即使是承认现在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执政都是“历史的选择”，尊重这些党现实的领导地位，那也不存在一次选择定终身的问题。因此，依靠枪杆子上台执政的政党，决不能背着祖上传下的“丹书铁券”回避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也不可能通过“执政为民”的主观宣示、通过发展经济的政绩和解决自身腐败问题的成果来解决执政合法性问题。
争取人民手中的选票是执政党联系群众最真实、有效的方式；而全体公民一人一票的选举，则是人民群众对一个政党执政最真实、最可信的“选择”方式。执政党只有从满足于“历史的选择”转向接受公民的选票选择，才可能回归政党的本位，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
二是要尽早启动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从依赖枪杆子执政转变到依靠民众的支持执政。中国早就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古训。但是现在仍在几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至今尚没有开始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仍然痴迷于“马上治天下”，依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来捍卫政权。试想，在现代化的军事机器面前，连弹弓和玩具枪都不能拥有的民众在执政党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又怎么可能会在乎民众对自己执政的支持，从而去真诚地联系群众呢？
三是要尽快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邓小平先生早在1980年8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就已经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上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然而，小平先生作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后，他所倡导的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的政治改革并没有提上日程。1989年6月那场风波之后，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成了执政党的禁忌。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经济体制经过深度改革后，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显，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比当时更加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使执政党的权力失去制约，权力与资本结盟联姻，既严重扭曲经济改革、干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又导致腐败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恶性发展，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族群割裂和社会稳定问题。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决定》在改革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使政党去国家化和行政化上着墨不多。但《决定》提出的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拓宽民主协商渠道、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改革思想，仍是令国人鼓舞并得到国内外舆论一致肯定的。
然而，《决定》颁布已逾半年，除了成立“深改组”、“国安委”几个机构外，改革并没有启动的迹象。可以想见，改革遇到了党内已经坐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贪腐集团的抱团抵制。针对这一局面，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被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腐攻势，试图通过打老虎拍苍蝇为改革破局。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政治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反腐由于缺乏司法独立、官员财产公示等制度性保障，将遭到众多老虎苍蝇们不约而同的抵制。我们期盼，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内健康力量能够依靠人民群众尽快打破目前这种打大老虎的僵局，打赢反腐的攻坚战，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规划的有限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尽快得以开始实施。
2014-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