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萨·古恩瑟 著 吴万伟 译

我们知道单独监禁毁灭受害者的思想---但它对我们其他人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我是在纽约市有关单独监禁的论坛上第一次遇见法乌·奥马尔·莫里马克（Five Omar Mualimm-ak）的。他穿着跑鞋和订制的衣服。他解释说“只要监狱工业联合体继续运行，我就会继续发声。”在听他谈及种族主义、贫困、大规模监禁和警察暴力的联系之后，我邀请法乌到我组织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会议上发言。他来的时候仍然穿着订制的衣服和跑鞋。就在我们穿过校园来来到会议接待室的路上，我鼓足勇气问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他告诉我“我在单人牢房呆了五年，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卫报》去年10月的文章中，法乌描述了他的孤独，这是毁灭感官能力和存在感的过程：

仅仅独处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感官能力开始衰退。除了灰色的墙壁，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在纽约的所谓特别警戒区（SHUs），大部分单人牢房都有牢固的铁门，许多房间没有窗户。你甚至不能张贴图画或者照片；那些东西必须被放进信封里。为了战胜空虚，我开始数砖头，测量墙的面积。我痴迷地盯着牢房门的门栓。除了来自监狱其他部分的空洞回声外，我听不见任何声响。我感到非常孤独以至于能从风中产生有单词的幻觉，听起来就像有人在说悄悄话。有时候，我能闻见墙上的油漆味，但更多时我闻到自己身上的酸臭味，对自身的味道感到厌恶。不与任何人接触。食物是通过狭窄入口递进来的。门由蜂鸣器启动，甚至牢房外的用来每天放风一个小时的牢笼门也是如此。在特别警戒区内，甚至时间也都没有了意义。一天24小时都亮着灯。我常常发现自己在纳闷自己能回忆起来的事件到底发生在上午还是几天之前。我常常自言自语。我开始担忧监狱看守会走进来把我杀掉，然后把我挂在牢房里。谁知道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别人看不见我，我居住的空间别人也看不见。在这些看似没有尽头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活着的本质是人类间的接触以及伴随着接触而对存在的确认。失去了与人的接触，你就失去了身份意识。你就变成了虚无。

法乌的单独监禁经验是很极端的，但并不是非典型性的。他的与世界脱离关系的感受，甚至到了丧失意识能力的程度，忘记自己的身份和存在，这就提出了意识认知、社会性和有意义的生活之间关系的哲学问题。为什么长期的孤独生活往往损伤囚徒认识世界并维持世界与自身存在之间的有意义联系的能力？对此问题的简单回答是我们是社会动物，依靠与他人的交往来认识事物。但是，社会存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自身存在的确认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确切联系呢？

笔者对此问题的答案受到现象学哲学实践的影响。现象学开始于生活经验的描述和对使这种体验成为可能和有意义的结构所做的反思。现象学的主要见解是意识具有关系性。正如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在20世纪之交说的，意识是对某个东西的意识；心智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关系。意义不是像邮箱中的信件那样“存在”大脑中；相反，它通过思考行为与思考对象不断变化的关系而出现的。

胡塞尔的学生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把这种关系性概念扩展成为对存在作为在世界中之存在（Being-in-the-world）的描述。在海德格尔看来，以理论的方式反思该意识结构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抓住人生经验的意义是如何通过实际参与世界而产生，如钉钉子或者烤面包等工程。像胡塞尔一样，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不是作为基本特征和潜能在每个情景下都一样的孤立的个人存在的。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年）中写到，我们并不是像存在于杯子中的“水”或者“衣柜”中的“衣服”那样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相反，我们是作为在世界中之存在而存在，存在于自己被投入的情景的复杂相互关系中。现象学著作就是要揭示这个关系网，从而让我们欣赏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体验的复杂性。

单独监禁构成了笔者现象学实践的挑战，这不仅因为自己没有这种体验，而且因为幸存者的证言暗示长期的孤独体验是体验的拆解：感官能力退化，逐渐走入遗忘和毁灭。如果现象学的任务是显示我们如何通过生活经验认识世界，那么现象学家该如何解释囚犯对已经不再有意义的活着的死亡所做的描述呢？请考虑希恩·鲍尔（Shane Bauer）的监狱日记中的描述片段，这名美国人在2011年当作人质被关在伊朗监狱里长达26个月，其中四个月是单独禁闭。

一个人越是孤独，其心思就越会反思牢房；它变成空白的静止状态。单独监禁没有宣泄性的恐怖场景，如炽热的神经、灼热的皮肤、头部盲目地往墙上撞和大声狂叫等。即使有那种时刻，那也不是孤独的本质。这些是穿透本质的事件，是扔在深渊中的石头，而不是深渊本身。单独监禁是活着的死亡。说死亡是因为它清除了作为人的几乎所有东西；说活着是因为你还是你。在真正的死亡中，灯光是不灭的。即使在睡眠中，时间也不会被消除。

鲍尔在返回美国之后，参观了加州的鹈鹕湾（Pelican Bay）州立监狱，并对自己国家的所见所闻感到震惊。超过八万名囚犯被关在美国监狱和拘留所的某种受到“特别警戒区”（极端孤立）。他们一天24小时呆在灰色的盒子里，除了看守很少或者没有与任何人的接触，看守的工作就是打垮他们。拥有良好的听力、正常的视力（20/20）、稳定的心理健康的囚犯在进入特殊警戒区的单人牢房后，在孤独中呆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感官能力、认知清晰性和情感稳定性遭到破坏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因为作为个人主义者的社会的关系型存在，我们认为属于自己的很多东西如内在的本性和潜能实际上是社会实践，它们依靠与共同背景下的其他人的互动性反馈环才能得到连贯性和活力。

比如，我们对茶壶的认识。如果有人请我在不作为现象学家时描述茶壶，我很可能从列举它的品质开始：如蓝色的、陶瓷的、日本进口的等。但是若作为现象学家，我的任务就不是把这个茶壶当作似乎与我彻底分开的东西来描述，而是反思茶壶在我看来是什么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反思时，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茶壶的剪影，一次只能看到它的一面。你根本不可能在同时看到整个茶壶；就在我把隐藏的一面展现出来时，原来看见的一面又被藏起来了。

与我共享的空间他人给予我在世界上的客观位置，他们让我固定在某个地方。

这种观察似乎很平常，但是它对我们理解许多被关在单人牢房的囚犯描述的不真实性感受非常关键。要认识一个茶壶---作为三维空间的物体而不是不断变化的看得见边框的混合体---我必须用对物品被隐藏起来的各面的虚拟的、经过中介的预测或者保留来补充我对实际的、没有经过中介看到的这一面的认识。我可以依靠自身做到这些，但是在与他人共享的世界里，或更广泛地说，在与其他有意识的人共享的世界里，我的三维物品体验获得了另外一层意义和实质。我对茶壶和更广泛的世界的所有微不足道的看法都要得到与我互动的其他人的确认。

我的身体在这种体验的三角测量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我的身体是我看待世界的核心，就是在“这里”我遭遇每个“那里”。用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话说，我的身体“嵌入”到吸引我注意力的东西中；我的脚趾感受到前一个脚印的边缘，我的手深进屁股后面的口袋里寻找钥匙。同样，世界嵌入到我的身体，用阳光温暖我的脸，或让我转过脸把鼻子塞到围巾里。但是我把身体嵌入的主要东西不是物品；而是另一个人的身体，另一个“这里”，另一个世界体验的起点。我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甚至我对作为客观存在的个人而不是抽象意识潜能的自我的认识取决于我的“这里”与你的“那里”之间的合作，反过来也一样。

比如，我和你面对面坐在桌子旁，我隐含性地意识到你不仅是与我的“这里”有关的“那里”和另外一个“这里”，而且意识到你自己不可分享的世界视角，在这个关系中，对你来说，我也是“那里”。与我共享的空间他人给予我在世界上的客观位置，他们让我固定在某个地方，他们也对我自身体验的虚拟维度持开放态度，提醒我意识到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尝试，都永远无法直接体验另一个人的意识流。其他人会确认、竞争、丰富、挑战我的体验和对事物的解释。

当我们让囚犯呆在单独禁闭室内孤独生存时，我们剥夺了他的这个认知和存在定位网络。他或许仍然拥有固定在牢房里的桌子的体验，他或许仍然有桌子对其他人意味着什么的记忆。但是这些物品不仅对我而且对他人的生活经验基本上对他来说无缘了。本来能够固定其世界经验的“那里”已经被收起来，让他处于没有清晰视野的随波逐流状态。

人们会如何对付这种丧失呢？华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罗纳·罗德（Lorna Rhodes）在新书《彻底禁闭》（2004）中描述了她第一次参观华盛顿州立最高警戒监狱时见到的场景。一个名叫加玛·内尔森（Jamal Nelson）的囚犯在单身训练室，来回挥动手臂的圈子越来越大，直到他的指关节碰到墙上，他还在继续挥动，鲜血溅到混凝土上，无情地标志了分配给他的空间的边界，但他就好像不知道疼痛甚至没有意识到墙的存在一样。是什么促使人做这种事？

请回顾希恩·鲍尔对单独监禁是“深渊”的描述。深渊是没有边界的鸿沟。那是一种成为可感知的、连续的空虚，就像一个把任何东西都吸进去的黑洞。作为现象学家，我要说深渊是与世界脱离关系的空间体验，不再有“别处”和“否则”。这是一个没有视角的空间体验，没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定位自己的“这里”和“那里”的基本合作。

那个以身撞墙的囚犯是拒绝和确认单独监禁的深渊。自我攻击的身体做出了某种声明：这些墙壁或许绝对限制了我的自由，但我绝对拒绝受到限制。外面还有一个世界，一个与我的“这里”相关的“那里”，我要发现它，即使我必须撞击它或在此过程中毁灭自己。这种抗拒或许是自我失败，但它仍然雄辩地揭示了长期的单独监禁给囚犯带来的巨大伤害，揭示了这种情感和本体论伤害的深度。

有些囚犯找到了应对空间视野缺失的其他方法。1969年被判抢劫罪而被关进路易斯安那单独禁闭室29年的罗伯特·金（Robert King）写道：

有些日子我会来来回回踱步，从左到右一连几个小时，对着自己数数。我对牢房的每一寸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像落入陷阱的动物一样来来回回踱步看起来似乎很疯狂，但我没有其他选择，我需要感觉到自己还能控制这个空间。

就像朝着墙壁猛撞的行为一样，踱步的习惯也是抗拒和重新登记极端孤独的边界。但踱步形成一种更加持久的合作机制，一种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空间的方式，虽然你并没有改变空间的力量。踱步的囚犯拒绝安静地坐在分配给他的空间里，拒绝通过撞墙糟蹋自己的身体。他确认自己是活着的，移动的存在，虽然这个世界已经减缩到一个点，他已经不能自由生活和活动。

如果我们的“这里”与他们的“那里”交织在一起，它会不由自主地影响我们观看、聆听和认识自身生活的能力。

踱步并不表达对边界的接受，而是神经紧张的对边界的折返，一种将自己置于无法忍受的情景中的不可能性而形成的习惯。在此意义上，这是一种合作，但这种合作机制仍然是一种可能成为自己的强迫性陷阱的病态。许多囚犯发现他们在受限空间内的时间，在他们被释放后孤独扩展了他们需要的个人空间范围；与此同时，有些人在外面的压力变得过于强大时会退缩在洗澡间或者厕所内。就好像他们的个人意识已经扩展到吻合所许可的狭隘限制的程度，虽然牢房墙壁是自由和联系的障碍，但他们已经适应了这些，或许甚至认同这些限制从而形成感到舒适和安全的区域。正如罗伯特·金在2010年告诉《卫报》的话，“我谈论单独监禁的29年的方式似乎它已经过去，但其实这种经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在某种方式上，我仍然在那里。”

但是，如果现象学家是正确的，即对个人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有意义意识，或者一个人的“这里”是与其他人的“那里”相关，那么，受到单独监禁影响的就不仅仅是囚徒。公众观看、聆听那些以我们的名义，为了我们明显的安全而对我们造成伤害的能力也受到影响。单独监禁是最清晰和和最直接的暴力形式，去反对囚徒的体验世界。如果我们的“这里”与他们的“那里”交织在一起，它会不由自主地影响我们观看、聆听和认识自身生活的能力。

从外面看，我们可以自由地贬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支持我们思考和认识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能沉溺于个体自我满足的神话中，无需生活在该神话中。只有被单独监禁的囚犯被迫占据孤独的个人的位置，独自承受其存在的全部重担，得不到他人的支持，为自身的崩溃承担谴责，如果其他人证明不能够或不愿意这么做的话。但是只要我们自己的自由是通过与他人隔离而进入具体的深渊---即使这些其他人仍然是我们看不见的，它就是虚假的自由意识，就会削减我们进行批判性思考所需要的能力。

正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论自然：演讲集》(1849）中所说，“眼睛的健康似乎要求一个视角。只要我们能够看得足够远，我们就永远不会疲劳。”单独监禁的实践具有耗尽世界视角的威胁；它把空间变成一个深渊，让心智暴露在空荡荡的静止面前。但是，监狱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喜欢与否，它们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内。现在有超过八万美国人被关进单人牢房内。数十万人被关在其他地方的类似监狱中。自己眼睛的健康要求我们看到这一切。

译自：The concrete abyss by Lisa Guenther

http://aeon.co/magazine/being-human/why-solitary-confinement-degrades-us-all/

作者简介：

丽萨·古恩瑟（ Lisa Guenther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登比尔特大学哲学家。她的新书是《单独监禁：社会死亡及其来世》（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