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谢志浩先生《那些有伤的读书人》的书名，让我联想起许知远的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和陈远《负伤的知识人》，这三本书不只在名字上有相同的因素，而且内容上也有内在的牵连——它们都与理想相关。陈远是谢志浩的学生，他那本书着重谈的是民国老先生们的风骨，许知远说的是当代青年的梦想与追求，而谢志浩更多关注的则是如今活跃在公共知识界的读书人们。

谢志浩对笔下人物充满敬意，以至对书中每一位主人公，每一位知识分子，他都必以“先生”称之。很多人都知道，许纪霖先生曾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按各自活跃的年代，以1949年为中间线，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也就是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以及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本书作者也下大力气做过“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工作，对近代以来读书人了如指掌。与许纪霖不同，他更看重读书人代际间的师承关系，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下，胡适、顾颉刚、陈寅恪是第二代，钱钟书、费孝通、金克木是第三代， 王元化、李泽厚、吴敬琏是第四代，直至葛剑雄、葛兆光、秦晖为第五代。

《那些有伤的读书人》全书三十多篇文章，也是按照以上五代学人的谱系，被编辑分为五辑，这几组文章放在一起，恰是一部简明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分子史。知识分子不只是拥有知识的读书人，更重要的是敢于对社会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陈平原先生说的好，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的是“人间关怀”。

费孝通晚年为政府城市化政策论证，所以谢志浩以“世故”名之，且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将之归为学术上的“曲学阿世”。相比之下，在社会学界身为后辈，作为第五代学人的郑也夫，显然更为作者所激赏。郑也夫说费孝通“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什么成就”，直斥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景天魁是“二流学者”。郑也夫当然有这样的底气，在学术上他有《城市社会学》和《代价论》两部经典，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更让他早早名列“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些有伤的读书人》中引述了郑也夫的话，他说，“我知道对于影响中国，我没有积极的功能。但还是以为，略有一点消极的功能。这消极的功能就是平衡社会管理者的力量。不让社会的实践吞噬舆论，抵抗宣传的声音催眠大众。”

其实敢说真话也是谢志浩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今天被媒体捧的很高的一些老学者，也就是作者“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的“第四代学人”，他们的壮年都是在1949年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几十年的时间被白白浪费，也就错失了做学问的最好时光。在《江平的呐喊》一文中，谢志浩不为尊者讳，说以江平为代表的第四代学人“普遍学问不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江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敢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客观、理性地反思自己的学术成就。”另外，对于谢韬、李慎之、李普、李锐这些“两头真”的老人，作者也为他们“正名”，指出他们实质上还是“老干部”，而非学者。

当然，在一些论述上，作者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比如在《任继愈：柔软中带伤》一文里。他说，“任继愈再三再四论证儒教说，得到部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呼应和赞赏。不要忘记，任继愈还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的会长，提出儒教，只是为了批判传统而已。”任继愈对儒教何种态度，我并不知道，但是“无神论”显然不能成为反对儒教的理由，因为儒教或者儒家体系中，从来就没有“神”的存在。所以孔子才会有“未知生，焉知死”，以及对鬼神要“敬而远之”的话。

在《那些有伤的读书人》的新书发布会上，谢志浩在演讲时说：“百年知识分子，最不幸的就是第四代，参加青年团，参加民主革命，他们都有时代的转换。他们受到政治对学术的伤害，我对他们抱有同情的理解。而第五代面临的则是金钱对他们的伤害。”我与作者的观点是相同，若当代学人能抵御住金钱的诱惑，一方面耐得住做学问的寂寞，一方面不忘学者的“人间关怀”，这必将一代有为的读书人。

（《文史参考》2012年9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