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在俄国建立。在列宁时期，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列宁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然而，遗憾的是，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改革中，叶利钦否定列宁主义，主张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提出以“新思维”为指导思想进行改革。突如其来的转轨使俄罗斯面临剧烈社会冲突，旧的核心价值体系被闪电般打破，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尚未构建，民众心理出现了精神虚无主义的倾向，这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普京总结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经验教训，重新审视俄罗斯发展道路，提出必须树立统一的俄罗斯思想。俄国社会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变迁和重建给人以深刻启示。
一、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核心价值体系状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十分严峻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1918年夏天起，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相继向俄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与此同时，俄国国内也爆发了反革命武装叛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苏维埃共和国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列宁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之间的紧密团结和合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联合和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发展出新的理论—列宁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俄国是通过急剧的社会革命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可以通过一次革命实现新旧更替，但是，人们价值观念的转换却不是暴力革命所能够解决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细致的宣传和教育。列宁提出:“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教育了无产阶级政党，同样应当以它来教育我国千百万劳动者。”在革命胜利初期，苏维埃政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和教育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列宁研究院、红色教授研究院、党史研究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等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成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场所。各种社会团体及青少年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共产主义学校”遍及学校、研究院、工作场所、军队、共青团、工会、妇联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各种宣传列车、轮船和鼓动站风糜一时。此外，节日游行、政治宣传画、瓷器画等大众艺术也搞得红红火火。
苏维埃政权还采取强硬的行政措施，创办一些新的报刊和出版社，为贯彻、解释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政策服务。这一时期创办的《贫农报》、《红色报》以及共产党人出版社、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生活与知识出版社等等大众传媒，成为实施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俄共还通过出版《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经典理论书籍;创办《共产主义之路》、《共产主义旗帜》、《共产主义者手册》、《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会刊》、《社会主义学院通报》、《无产阶级革命》、《红色文库》等许多新的理论刊物;编写工农通俗读物等等，并采用广播、电影等多种形式加强教育和宣传。总之，在列宁时期，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确立，并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
列宁去世后，苏联实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尽管有某些方面的作用，但在总体上却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首先，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导致官僚主义膨胀，社会主义民主被重创，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合法性根据。在列宁时期，苏联的部级单位为13个，斯大林时期增加为68个。机构臃肿导致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的增长。权力高度集中助长了趋炎附势、置人民利益于不顾之风，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压制。虽然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提出过不少正确主张，但在实践中却用个人意志代替国家法律，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党内意见分歧。斯大林在国内实施大规模镇压，并使肃反扩大化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大清洗”。大清洗之后，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具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老党员几乎消灭殆尽，而占党员大多数的新党员大都未经历过革命实践，这必然导致列宁时期确立的社会主义信念发生动摇。
其次，在经济上，实行完全否定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与“重工轻农”的生产模式，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体现，从而削弱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在所有制关系上，实行完全可以被“计划”控制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据此，斯大林恢复了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农具、牲口以及生产经营的独立自主权。这种农业全盘集体化严重脱离了苏联国情，导致1932－1933年大饥荒饿死数百万人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苏联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行政管理，这使得企业丧失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单纯追求高速度，不计成本的粗放式经营模式下，企业经济效益低下。这正如斯大林本人所言:苏联企业“为了保证自己的发展既不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也不需要平均利润率，可以只限于最低限度的利润，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利润”。此外，苏联经济还采取“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二战后的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使得重工业增长了9倍，轻工业增长了3．2倍，而农业只增长了0．3倍。“重工轻农”造成的后果是消费品供应长期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长期不能得到应有提高，这使得广大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得到体验，自然会削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再次，在思想文化上，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背道而驰，加深了民众对现实社会主义意义的质疑。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联党内的“左倾”指导思想日益严重，不顾历史已由“文化一统”的革命专政时期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继续沿用“文化一统”政策而反对和平时期应该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政策，这既使原本应该具有的“社会主义法治”继续被“人治”所取代，又使苏联人民的言论自由、生活自由等正当人权受到无理压抑，从根本上说，它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邓小平曾对此指出:“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由此可见，这种文化体制必然会使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其直接后果就是降低了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与信赖，进而动摇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总之，斯大林模式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处于无合理性根据的境遇。据此，苏联要想保持社会主义性质，不能不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造。
二、偏离核心价值体系的改革后果
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赫鲁晓夫开始进行突破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虽然改革在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赫鲁晓夫未能触动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继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开始了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期。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稳定的表层下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时期，一个特权阶层逐渐形成。据俄国学者估计，这一阶层大约有50万到70万，加上他们的家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特权阶层的存在必然会严重地冲击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学者写道:“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他们这些公仆随意做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把自己打扮为世界革命的旗手，要大家作出牺牲，一边却毫无节制地挥霍和享受社会财富;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或当外交官作为自己的特权。这些都必然增进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致人们由此及彼，认为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连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不相信了。”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夜间人”。“夜间人”是指白天与官方保持一致，夜间则阅读地下出版物，抨击权贵，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社会的这种状况必然会在社会意识中反映出来，尤其反映在青年的思想中。1968年11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行为，向苏共中央递送了一份简报，它写道:学校中最安静的地方是党史或者政治经济学资料室，因为那里几乎没有读者;在学生眼里，社会科学教师最没有用处;党委书记是愚蠢的化身;党委成员被认为是那些不学无术，落后于现代需求，不可救药的人。学生对政治严重冷漠，不屑于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甚至连纪念十月革命的游行都不愿参加，学校只能以“取消奖学金”来组织游行，参加游行的大学生都不愿抬标语和领袖像。某官方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最近15到20年来，个人的内心世界受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之害，比受经济方面之害更为严重。青年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估价我们的信念与价值观念，这对任何人来说已不是秘密。我国青年的心灵与觉悟受到严重损害。”
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一个信仰危机严重的社会，依靠改革重建信仰是必然的选择。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仍坚持以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然而在尔后的改革历程中，戈尔巴乔夫逐渐偏离了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出版。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以“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作为三个重要手段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证。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正式通过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这一纲领不再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而强调要“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成果”和“全人类价值”;不再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而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理想目标。这使得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向。
随着社会多元化方针的推行，各种非正式组织产生并迅速发展。1990年8月，据《莫斯科新闻》估计，当时苏联已有2000—3000个政党，其中全国性的政党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500多个。各种政治流派轮番登场，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各种行动纲领和价值观念沸沸扬扬。俄罗斯的主流社会思潮宣告与社会主义决裂。许多政党和群众团体的大小报纸和宗教刊物以丑化社会主义为宗旨。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甚至这样写道:俄罗斯社会要“忏悔”，要在最短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行经济自由化，要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象征物搬进博物馆，并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红场，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越来越远离十月革命确立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推行民主化、多元化，澄清苏联历史上许多问题的过程中，简单批判的做法导致对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谩骂，以至发展到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列宁的批判，甚至十月革命也被说成是“历史的错误”。无限制的民主化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一批专门描写历史伤痛，聚焦苏联社会消极现象和阴暗面的小说、影片、戏剧等风靡全苏联。这股“历史热”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倾向，严重扰乱了群众的价值观。
然而，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设想相反，多元化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效应。俄罗斯经济转轨采用的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使俄国经济遭受了致命打击。俄罗斯整个90年代经济严重衰退，GDP下降50%以上，投资减少80%，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3%，实际工资收入下降60%，退休金下降45%。实行“休克疗法”的10年间，仅1996年低于贫困线收入的人口就达53．3%，其中赤贫达20．4%。本来，人们期望能够通过改革使国民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得高，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但事与愿违，多年来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等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群众对苏共的不满和失望迅速升级，政治情绪明显趋于激进化。人们对改革失去希望，颓丧和不满情绪弥漫整个社会。激进自由主义者甚至说:“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这种激进化的情绪还以行动体现出来。从1990年起，作为共产主义政治象征如政治符号、政治标记等被破坏和抛弃;全苏过去矗立着的各种各样的列宁塑像，一夜间被推倒或被打碎;博物馆中陈列的展品被搬出;象征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历史人物或事件命名的城市、街道出现了改名高潮。
1989年是大多数苏联人改变对现存制度态度的转折点。在对苏共提交的二十八大纲领草案的态度上，79%的工人、76%的专家和71%的中层干部“完全不拥护”。1990年10月两次全苏性的社会调查表明，52%的居民对改革成功失去信心，64%的人则怀疑苏共能使国家摆脱危机。到了1991年夏天，只有2%的人认为将来会有“重大改善”，18%的人认为会有“某些改观”，27%的人预测将来会变得更糟，36%的人认为情势越来越糟。到1991年秋末，对苏共的支持率只有2．3%，大部分人认为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无耻的政府”，对马列主义的支持率下降到2%。普通党员干部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退党人数不断增多。据苏联官方统计数字，1988年退党人数为1．8万，1989年为14万，1990年6月退出苏共的就有37万。到1991年7月1日，苏共党员人数已由改革开始时的1900多万下降到1500万。国民经济滑坡和社会两极分化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社会现象，犯罪率急剧增长。1990年，俄罗斯正式登记的谋杀案是1．43万件，而2002年就己经超过3．2万件。不少人以吸毒、酗酒、卖淫的方式发泄对社会的极度不满与不安。居无定所、流浪儿童、心理疾病人数急增。社会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政局动荡、经济恶化、民族分裂日益严重，长期以来积累的矛盾骤然尖锐化，国家陷入全面危机。连苏共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乌烟瘴气，我们已经处于混乱的边缘。
1989年底，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脱离苏联而独立。1991年12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苏联11个国家的领导人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随着独联体成立，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7时38分，缀有镰刀和锤子图案的苏联红色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降落，俄罗斯联邦的白、蓝、红三色国旗随即升起。至此，苏联的历史宣告终止。
面对苏联解体，人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一个在列宁时期打败了14国联合干涉、在二战中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的大国，为什么会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崩溃瓦解?一个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着光辉革命历史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丧失政权?更令人费解的是，曾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国家、忠于党的苏联人民面对如此剧变为什么毫不作为，表现得如此淡漠?曾任戈尔巴乔夫秘书的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指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及国家领导人葬送的。”亨廷顿更明确地说:“前苏联败在了意识形态上，败在了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上。”
事实证明，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改革不能成功。戈尔巴乔夫提出并实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实质上是抛弃了列宁主义;“多元化”的方针实际上是取消了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价值观的整合和统领，使得作为维系社会、稳定人心的核心价值体系被边缘化，这在根本上决定了苏联的剧变。当原有的核心价值体系被边缘化后，各种多姿多彩的思潮令人头晕目眩，无所适从，多元价值取向得不到统一和整合，各种思想出现鸿沟。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人道化、公开性的“新思维”运动最终解构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认同系统，使转向的改革走上不归路。
“苏共之亡，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如不鉴之，将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纵观苏联核心价值体系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虽然曾在列宁时期成为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系统，但由于斯大林与勃列日湼夫的严重失误而导致核心价值体系日趋式微与边缘化，曾经坚不可摧的列宁主义旗帜渐渐失去了苏联人民的广泛认同。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曲折过程予以正确评价，据此对各种多元化的社会思潮进行客观、冷静的整合，反而推波助澜，使得各种社会思潮恶性膨胀，核心价值体系被彻底解构，最终导致苏联因价值目标转型而解体。
三、重塑俄罗斯的核心价值体系
苏联解体后，社会失去了主导思想。俄罗斯社会学者进行的多项调查结果显示，90年代以来，俄罗斯人民的共产主义的信仰被摧毁，意识形态出现“真空”。俄罗斯思想理论界甚至提出了“史学危机”、“哲学贫困”、“精神真空”和“思想的荒芜”等命题。前苏共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高呼“意识形态的终结”:俄罗斯就像一艘迷失方向的航船，在没有航标的漆黑的海面上漂泊。社会失去了目标，民众对国家前途和未来发展表现出不安和恐慌。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向何处去?这一经典的“哲学三问”，现实地面临俄罗斯人。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50%，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在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3500美元，不到“七大国”的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的危险。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实践使俄罗斯人的美好愿望遭受巨大挫折。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民族冲突不断、生活水平下降。到1996年，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已出现较为清晰、稳定的划分。面对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的局面，融合各方利益、得到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变得极为困难。这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当今的情势下那种足以将各种力量纳入新的意识形态框架的整合机制是不存在的”，“全民族的思想”实际上已经明显分化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十年动乱使社会风向和民众的心理取向发生了重要变化。2000年俄罗斯的一份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大约50%的公民认为，俄罗斯应当以“俄罗斯传统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只有15%的公民坚信俄罗斯国家应当完全地或部分地以西方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另有25%的公民仍旧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
2001年，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他在分析俄罗斯的问题时指出:“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意识形态问题。更确切地说，它是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而这最后一点，在目前阶段上，从团结俄罗斯社会来说，是最具有特殊意义的。”建构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使其赢得人民的广泛认同，形成新的精神力量，为俄罗斯复兴提供强大动力是当务之急。普京认识到“有成效的工作不可能在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里进行，不可能在一个主要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里进行。”因此，有必要重塑“俄罗斯思想”来团结俄罗斯社会。所谓“俄罗斯思想”，概括而言，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四个方面。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明确提出，未来俄罗斯的发展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2007年12月31日，普京发表新年贺词明确表示，坚信俄罗斯人民已经选择了一条通向成功的正确道路。
普京是根据俄罗斯的现实来倡导这一核心价值体系的。他指出:俄罗斯人民在经历了战争、革命、集体化、工业化、激进改革、“休克疗法”之后，已陷入一种“历史性疲倦”，迫切需要稳定;社会调查表明，72%俄罗斯百姓更希望“稳定和秩序”，要求迅速结束各利益集团间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尽快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人心、维系稳定。而这一切都需要有强大的国家来保证。据此，普京强调国家的作用:将法律和秩序至上的国家主义设定为社会重新聚合起来的粘和剂。因为追求强大的国家是俄罗斯民族的共同性。在俄罗斯传统中，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民是天经地义的，俄罗斯人民将国家视为俄国历史的神圣遗产。这正如俄国著名历史学家谢·索洛维约夫所说:“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国家，其统治不断扩展的国家。”俄罗斯人相信集体的力量，依恋于村社和国家。集体重于个人的概念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社会。普京指出:“俄罗斯人民在历史上就形成了对国家主义思想的喜好。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够在进化的轨道上控制社会的发展。”“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马上做到这一点，在那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而在我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
在实践上，普京上台之后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叶利钦的做法，以解决多年未决的国家象征标志等问题。例如，在决定国家象征标志时，普京建议将苏联国歌的旋律作为俄罗斯国歌的旋律，并建议将红旗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正式旗帜。他说:“我想对那些不同意这个决定的人说，请大家不要加剧局势，不要拆桥，不要分裂社会。如果有人认为不能使用苏联时期的标志，那等于说，我们的父母虚度了一生，活得毫无意义。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国历史上有过砸烂一切的时期。如果我们再一次这样做，世人就会说我们是数典忘祖的人。”针对叶利钦时期废除统一教科书的做法，普京指出，俄罗斯应当有统一的历史教科书，应当加强爱国主义历史教育。历史学应当团结社会，而不是介绍各种不同的观点。他说:“(历史)教科书应该叙述历史事实，培养年轻一代对自己祖国和祖国历史的自豪感。”“各个社会组织和青年团体应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不应该只做一些形式上、表面上的工作。”
普京以“俄罗斯思想”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发挥了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效用，使得俄罗斯社会的转型初见成效。俄罗斯社会目前正处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状况好转的状态。2000年俄罗斯十余年来首次出现无赤字预算，经济增长率达7．6%，投资比1999年增长20%，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幅度为6．5%，平均工资增加20%—21%，全国失业人口从上年的11．1%减少到8．9%，通货膨胀率也控制在21%以内。在此基础上，2001年GDP增长率为5．5%，2002年为4．1%，2003年也有较高的增长率。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在深入和完善。政府把消除贫困和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作为政策的优先面，实行最低退休金指数化，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实施有针对性的帮助，这些措施实现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事实证明，“俄罗斯思想”强调国家主义，为俄罗斯政治机制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利于在转型时期团结全体国民，维系社会稳定。这一思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各种社会思潮在保留自己思想特色的同时开始汇聚到“俄罗斯思想”这面大旗之下。普京就任总统以来，每年的国情咨文均以“建立强大的俄罗斯”这一思想为主线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
综观全文可见，苏联在列宁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保证国家以后几十年的稳定发展起了定向作用。遗憾的是，列宁之后的“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渐行渐远，以至到了不改革就不能挽救国家命运的境地。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对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改革，但改革的取向却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造成思想混乱、政治无序、经济下滑的格局，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普京上台后，根据俄国的现实国情，重塑“建立强大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了俄罗斯的民心，使俄国重新走上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一实践向我们启示: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振兴和发展的精神基石;据此，在改革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当下，改革不能偏离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保证改革成功的意义取向。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