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深化改革如何落实，落实到何种程度，能够收到什么实效，回答这些问题皆与中国现阶段存在于生产与分配、投资与消费、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生态与增长等五大领域发展失衡相关，此五大失衡互相关联，盘根错节，需齐头并进，多管齐下，方可纾困解难，以确保中国之平衡发展。

关于生产与分配问题，从量上来看，中国经济总量已然位列世界第二，但衡量分配失衡指标的基尼系数却居高不下。统计表明，中国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处于世界统计样本的最低10%之列。如果考虑到灰色经济，此比重会更低。从质上来看，马克思早就说过，“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即，生产决定分配。生产取决于投资，分配决定着消费；生产与分配的问题与投资和消费的问题紧密相关。

中国的投资长期处于过度增长状态，增量资本产出率，即年度投资与当年增量产出之比居高不下，投资效率、产能利用率不高，浪费极其严重，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的高投资有高储蓄的强大支撑，中国的储蓄率在2000—2010年间达46.4%，除卢森堡和新加坡及石油出口国外，超出其他所有国家。储蓄率的背面是消费率，储蓄率高，消费率就低。投资消费失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和土地资源错配导致投资主体多依赖于政府和政府控制的国企，在长期以GDP论英雄的激励机制下，增投资上项目是必然的结果，国内消费不足，只能拼出口，在降低进口国通胀率的同时还得接受反倾销调查。与此同时，高投资也伴随着高负债，地方政府显性隐性债务不断增加，已成为极有可能引爆中国经济的炸弹。此时万万不可在监管不健全的情况下，贸然放开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闸门。投资消费失衡的第二方面原因是，由于居民头顶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增加消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目前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仅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1/10。为什么居民不敢消费，还需要从中国经济与社会长期失衡中找原因。

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失衡表现为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失衡。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表现在不同阶层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有了较为完善的表达机制，尽管其愿望要求和结果实现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转轨的滞后。中国经济转轨滞后于社会转型的主要表现，是本来能通过市场手段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的利益分配，却由于政府公权的侵入而使得现有分配机制扭曲，受损利益团体对主持利益分配调解的政府的公信力提出了质疑。由此，资源的垄断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公民应该享有的普惠。可以说，资本收益、政府税收在市场机制不完善及政府过于干预经济的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挤占了居民的消费。

最终问题还是归结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失衡之苦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可谓洞察秋毫。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针见血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且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理念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理念暗含着重大利益格局的调整，特别是政府自身利益的调整将更为艰苦，而突破口亦当在此。

发展再平衡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生态与增长的关系。在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压力之下，中国生态已不能承受增长之重。发展要有敬畏之心，要有对自然的敬畏，要有对自身的敬畏。发展，当恪守自然之道，理应顺其自然，顺势而为，不与天地争功，不与百姓争利。中国发展再平衡，生态与增长的平衡，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2014，中国发展再平衡之元年。我们抱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