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单一中心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顶峰，现在必须要顺应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进行““城镇化”的第二阶段。城镇化的实质就是多中心的发展模式，由单一中心到多中心。但殊不知，即使是城镇化这种分散化的资源配置，虽然可以缓和大城市病，但是也不能真正使得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目前北京市政府就表示，一些低端的第三产业、制造业等，吸引大量的人口，使北京城不堪重负，所以需要禁止低端产业以及一般性产业进京，已有的产业要逐渐转移出北京。这个思路并不正确。从经济层面上讲，商品与服务的出现是源于需求和供给，有些是需求创造、有些是供给创造。对低端产业而言，技术革新的可能性非常低，产品基本同质化，所以其商品是需求决定。低端产业也必然导致引致需求，会使得规模越来越大，劳动力越来越多。但如果需求还在，但是控制供给，则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行政命令被架空，黑市横行。低端产业的需求人群多是低收入人群，这些人既有外来人口，也有本地人口，若不能保证其需求，既不能符合正义的原则，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想以低端产业转移的方式发展城镇化，治疗大城市病，完全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被转移的低端产业并不一定就是当地城镇所需要的，大城市不仅不能去除病根，还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其结果可能就会是城镇没有发展，大城市反而变乱。
这种城镇化资源的分散配置和过去并无本质不同，还是按权力进行分配，并不是以市场为手段进行的。按权力分配资源，往往造成资源的错配，而且不像市场，其调整能力非常弱。如果是通过市场，即使资源的初始分配是无效的，那么也可以通过自由交易而使资源流转到相对有效配置的位置。但是权力分配的方式则不具有这种灵活性，即使可以使得资源流转（例如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限制产业进入等等），也必然是依赖于地方政府中要有一些有知识的、有远见的领导人。不幸的是，这种要求是极高的，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而通过市场，则把这种要求极大的降低，市场中的每一个参与者也都是决策者，这种具有广泛的知识发现过程是政府领导人间少量的知识交换所无法相比的。
市场的力量并不在于资源的分配有效率，而在于通过价格信号表现出来强大的纠错能力。市场经济并非是要达到所谓最有效率的均衡状态，而是可以使得作为交易主体的个人在资源错配时进行交易，在不断地试错、纠错的交易过程中发现商品的价值，并使其价值得到尽可能的体现。
理论上说，相对于第一阶段的单一中心资源权力分配方式，城镇化必然要求中央下放更多的权力给地方政府，刺激数量更多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这虽然没有市场的力量那么强大，但也可以维持相当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前提是控制地方政府为求政绩的短期投资行为和对权力的寻租腐败行为，以及不盲目引进被大城市淘汰的产业。
然而，城镇化的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发展并非是顺承的，而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人的城镇化”，这个提法是没错的，只是其内涵需要再做澄清。“人”不仅仅指城镇化的“目的”，也应当是城镇化的“手段”。
首先需要弄清的就是，城镇化发展首要的是人，而非资源。城镇化并非户口本上简单的把农民户口变成非农户口，而是切实的经济发展带动的收入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完善。而带动这一切发展的，不是当地的资源禀赋，而是人。更确切的说，是具有专有知识的人。如果没有懂资源如何使用的人，再稀缺的资源摆在一起，也是一堆废料；懂得资源使用的，即使是旁人认为的废物，也可以变废为宝。
第一阶段城市化的进程中，是受惠于改革开放。根据王宁与科斯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改革受阻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放政策仍旧被政府所坚持。开放政策就是要吸引发达经济体的外商，不仅是其资本、技术，还有其先进的管理理念。受制于权力配置资源的方式，外商的投资多在特区、新区，到后来的省会城市。再加上中国的大学、专科学校、技校等专业知识传播的机构也多位于省会，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的知识人才多留在省城，使得中国逐渐建设起了一批以政府所在地为中心大城市，达成了城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虽然这一阶段中，高校“重理轻文”的现象非常严重，造就的以理工思维的技术人员为主。
但是目前到了第二阶段，要想发展更广泛的城镇地区，首要的是要让那些待发展的城镇有吸引人才、或者自主培育人才的能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长期才能显现出成绩的工程。地方政府自主培养需要建设学校，包括职业化和非职业化的，而地方政府在追求短期政绩的情况下，很难有动力去建设学校。而建设高校的审批权又被教育部门等相关各级政府部门把持，民办高校很难申请得到资质。
而对城镇化的另一进路，吸引人才，也面临着种种困境。除了农村金融，像第一阶段那种拉项目、搞投资，靠吸引外商（包括外国和外地），进而吸引人才的思路已经是不可行的了。即使是可以拉到一些项目，也多是其他大城市所淘汰的产业，例如佛山市所淘汰的高污染的陶瓷制造企业，就被国内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争相拉拢。
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仍旧是一个身份社会的现实，官本位思想仍旧没能消除。现阶段公务员的待遇其实不见得多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待遇甚至是比较低的。然而，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仍然挤破脑袋去追求公务员，恐怕就不能简单以追求利益最大化来解释了。目前的中国，农民是一种身份而非职业；北京户口带来的真正物质利益，远不如其带来的身份认同感强烈；公务员这一身份的价值，比其待遇更受人追捧。留在大城市和当公务员一样，可能只是为了同学聚会的艳羡目光，亲朋好友的另眼相看，家乡父老的交口称赞。
如果不能破解中国身份社会的问题，又没有足够吸引人的薪水，那么待发展的城镇要想吸引人才，并无太大可能性。既不能自主培育人才，又不能吸引人才，要想做到城镇化，也并无太大可能。所以，第二阶段的城镇化，首要做的，并不是限制大城市的产业格局，也不是城镇级的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转变社会官本位的思想，破除身份社会的价值观，同时开放对民办学校的限制。真正落实“人的城镇化”，使得不管每个中国人都能活得有尊严。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