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刻。将于10月份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列为议程之一，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信息是，处在关键时刻的中国，将在一些关乎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键问题上力求取得新的突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1年前，当中共中央在十四大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构想，并于次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将此构想具体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国内外敏锐的观察家们立即觉察到，在经历了15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历程后，中国已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全力构建一种以市场为取向的全新的中国式经济体制。
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的推动下，人们看到，十年来中国在宏观经济领域和微观经济领域的改革，均取得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轮廓已初步浮现在世人面前。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线条粗犷的轮廓。今天我们回望十年来的改革，可以发现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乃至科技革命均出现了许多与十年前迥然不同的新特点。中国的体制改革在进入最为艰巨的攻坚阶段后，伴随攻坚而来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新旧矛盾交织，利益调整剧烈，社会心态复杂，而中国的发展也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这一切，要求我们进一步认清我们所处的环境，理清头绪，摸清体制改革的障碍所在，找到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在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做好完善体制的大文章。
第一篇：十年改革的两个“出乎意料”
与25年前中国改革刚起步时缺乏基础、缺乏经验、一切都在摸索中进行不同，当我们筹划下一步改革突破，打算进一步完善这十年初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我们发现我们已经积累了与以往有天壤之别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进一步推动改革的经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和整个社会变革的基础；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或许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为艰巨的一系列难题。
现在就对过去十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评价似乎还为时过早，但对过去经验的总结和积累难题的梳理，却是我们在确定今后改革与发展方向时所必须的。与以往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不同的是，在谈论过去十年改革的问题上，本刊记者采访的中外专家的意见惊人的相似，他们用两个“出乎意料”简明而形象地概括了这十年的体制改革历程。
改革进展“出乎意料”
在十四大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的改革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这些进展是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取得的，因而更让国内外专家们为之怦然心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和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等人士用“超出预期”、“不能想象”、“出乎意料”等词汇来形容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进展，他们认为这种进展在两个方面尤为引人瞩目。
首先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取得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市场经济体制主要的微观基础。迟福林感慨地说：“十年来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的形成，尤其是民营经济所取得的突破性发展，大大出乎我们当初的意料。”
为什么说是“意料之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主任卢中原用数字予以印证：首先，公司制改造推动了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虽然在ＧＤＰ总量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效益提高了。1989～2001年，国有企业户数由10.23万户减少到4.68万户，但实现利润从743亿元增加到2388.56亿元；其次，各种新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蓬勃发展，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1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1／3以上。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日益显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这一局面形成的意义，用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的话说，在于“基本形成了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竞争机制基本形成”。
其次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创造好的基础、好的环境。
王梦奎说：“作为所有制变革的直接产物，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格局的形成，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日趋普遍化，都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迟福林认为，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无论在价格、其他各种要素，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为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创造好的基础、好的环境。他认为，我们在市场条件和市场环境建设以及市场微观主体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进展程度比我十年前的预料要快许多。”他说。
从市场体系基本形成方面来看，农产品指令性计划全部取消，目前农产品批发市场年交易额1.3万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一半。工业品指令性计划仅限于5种，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企业普遍实现自主生产经营；如果说生产要素市场初具规模，那就是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证券市价总值超过4.5万亿元，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外汇市场相继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劳动者自主择业，技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交易量不断扩大。市场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和电子商务等现代化的流通方式正在兴起。
当然，高尚全认为，市场体系初步建立，以及市场价格为主的商品市场体系的基本形成，仍旧处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
改革难度“出乎意料”
在专家们对改革进程赞誉有加的同时，他们也坦率地指出，有些方面的改革难度之大，也出乎当初的预料。专家们认为，这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所造成，总体上看，目前，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属框架性的，还不稳固。以下几个方面改革推进的难度为专家们所关注：
●政府机构改革。政企分开的话题早在改革初期就被提出，1993年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政企分开和政府的调控作用也在重点考虑之列。迟福林说：这10年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已有不小进展，但还没有形成突破性的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面临着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当市场微观主体初步形成，尤其是民营经济初步形成之后，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职能不到位，在向全社会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的职能仍显薄弱，而在投资方面却“业绩突出”。一些政府部门的行为与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的要求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为什么会有这些差距？其中一个原因是与改革的深化和环境变化相关的，有些情况的出现，是十年前不可能想到的。比如，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对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职能转换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今年非典突如其来，凸现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明显薄弱，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组织协调和危机处理等方面的机制很不健全。另外，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和不确定因素日趋增加的情况下，建立有效政府的任务更加迫切。
●国有企业改革。艰难的国企改革在跋涉数年之后，虽成绩显著，但仍然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环节和最繁重的任务，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任重道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为什么国有大企业改革难度加大？垄断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专家们认为，这是由于三个方面问题的制约。第一个制约是政企分开和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途径和好的制度安排，政企分开没有取得大的突破；第二个制约是社会负担。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没有与国有企业改革相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量社会负担没有出口，在社会无法全部承接下来时，影响了国企改革的进展；第三个制约是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也使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的银行、民航、电信企业未能真正进入充分竞争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这些行业内国有经济垄断的局面还没有打破。
●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重点突破的三项改革内容之一，正是由于投融资活动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由于政府改革进程缓慢，造成目前投融资活动中的行政干预仍然过多。迟福林说，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尽人意？为什么政府行为转变不了？我们这些年搞了8000亿的投资，这些资金到哪里去了？这些投资从短期看是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从长远看，如果政府的投资不能获得乘数效应，不能起到杠杆作用，就会产生一系列隐患。
卢中原分析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动用财政性资金、指令国有企业投资和国有银行贷款等不同方式，频繁介入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融资活动，往往是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局部投资过热的直接诱因。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投融资领域，仍然欠缺风险约束机制和竞争机制，导致资金流失（包括挪用、侵吞等）和投资效率低下。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不健全，非公有经济面对的投资审批过于繁琐，相关财税政策、金融政策和投资服务体系也不完善，制约着国内民间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在进入90年代后，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胶着状态。这从20多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化情况便可略见一斑。专家们认为，农村改革最好时期是80年代，农民收入增长明显。进入到90年代中期，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较低，甚至出现负增长。今天的“三农”问题，比80年代中期问题更加突出。农村和城市的差距没有缩小，在一些方面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
●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出乎专家们的预料。十年前，中央就提出要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今天回头看，分关系仍未理顺，收入差距反而有进一步拉大之势，由此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出现，也许换个角度思维就会豁然开朗：这不正是缘于我们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吗？正是因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深层次问题，才需要在诸多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高尚全认为，总体上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更主要地体现在新体制因素的引入、成长与拓展方面，而在旧体制的核心部位，要实现向新体制转轨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渐进式改革的基本特征，同时也反映了改革在各个领域进展的不平衡。”他特别强调说：“我们的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好比一项重大建筑工程。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就像一个建筑的结构，实践证明这个结构是成功的。当前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多体制性的障碍，是体制不衔接造成的障碍，很像是上下水管道还有些不通畅，但决不是框架出现了问题，所以没有必要拆了旧的框架。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在现有的框架之下，精心做好内部装修与上下衔接的疏通。
第二篇：深化改革面临复杂形势
今后10到20年，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进入关键时期，迟福林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关键时期。未来的三到五年，是中国加入ＷＴＯ最后兑现承诺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对外开放由此走向不可逆转的格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建立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将对中国未来改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是否可以保持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三是改革已经进入攻坚的关键时期。
专家们一致认为，未来的改革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卢中原分析认为：
首先，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各种矛盾集中呈现的发展阶段，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日益突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进程中展开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盘根错节。这些变革都具有根本的性质，所涉及的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现代化历史上，可能都是空前的。目前，我国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都已完成，改革进入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改革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分化，改革初期各方面普遍受益的局面转变为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复杂格局。一方面，政府职能转换势必精简机构、人员，削弱一些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也必然打破一些行业及其主管部门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导致失业增加，并引起国有企业职工身份变化。这些因素使深化改革面临的难度和阻力加大。在重大改革设想的反复论证、协调乃至改革方案实施的整个过程中，难免产生推诿扯皮、延误战机甚至南辕北辙的情况。专家们指出，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又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使大多数人受益。
其次，部门自我改革很难彻底，容易引起改革偏离正轨。目前的行政审批制改革，进展之大有目共睹，但这一改革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政府部门自我申报、自我清理，在一些地方便出现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现象。这显然不利于根治行政审批权与收费利益密切挂钩的“权力寻租”机制。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案和相关法规，也主要由该行业和主管部门自己制定，往往难以超脱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由于缺乏利益相关方（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利益超脱方（专家、社会公众、舆论媒介）的公共参与和评议，部门自我改革可能流于形式，甚至被既得利益集团扭曲。
第三，非经济因素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越来越触及民主政治、政权建设、干部制度、党的领导方式等非经济领域。农村税费改革在局部地区的反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村基层政权叠床架屋，“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这次抗击非典斗争中一些政府部门一度陷于被动，信誉受到损害，也明显暴露了高官失职、体制分割、观念陈旧、舆论监督薄弱等问题。专家们认为，这不仅是严重的教训，同时也是协调推进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改革的重大契机。
第四，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然有较强的惯性。一些部门习惯于依赖行政手段对经济生活出现的问题实行“禁”和“堵”，不善于运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加以调节，因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一些执法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非常时期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公共权力容易过度膨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仍然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对不当干预导致的后果缺乏责任追究，公权侵害私权、行政权侵害财产权、政府漠视诚信的现象难以根绝。
第五，缺乏前瞻性或依赖经验容易导致某些改革不到位，甚至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渐进式改革道路产生了一些成功经验，加之领导干部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改革的指导上可能受到原有经验和知识背景的局限。此外，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机制还不健全，决策程序规则化、决策咨询制度等方面的建设和实际执行还有较多漏洞，也容易影响改革方案的科学性。
第六，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集团。改革的本质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前期改革特别是90年代之前的改革也存在这一问题，只是当时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不是很明显，并且改革能够普遍提高各群体的“收益”，因而改革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迟福林说，利益格局在十年间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不同收入群体，不同阶层的人群在利益需求上与以前相比大不一样，因而他们对改革持有不同的看法。在过去十年间发展起来的人群，和正在发展当中的人群或者是困难的人群，有着不同的需求。在利益关系复杂化背景下，利益群体严重分化。相当一部分人的需求是基本生存，另有一部分人则是要求得到更高的全面发展。所以，利益需求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对未来的改革是有重要影响的，它将直接影响了决策者的行为，决策者要考虑不同利益的需求，求得相对的平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制约。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以金融改革滞后为例分析说，金融改不动有两个原因：第一便是利益的原因。国有大银行从根本上不愿意创造竞争对手。他们之中一些人参与决策的过程，是既得利益者，也要维护既得利益。第二是认识问题。认为只要不是国家银行就一定会出乱子，就会破坏金融秩序。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银行都是私人银行，人家怎么发展得好好的？关键是政府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事实已经证明，目前民营银行的坏账率最低。
高尚全认为有三个问题尤其值得重视：首先，改革的政策设计上有可能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存在偏离社会公正的可能，现实中一些所谓的“改革”往往是一些利益集团的谋利行为。其次是改革在实施中面临着这些利益集团影响，造成实施中的“变形”，不仅使好的改革方案难以实施，而且带来对改革的“误解”。再者，由于大的利益集团具有相对“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可能受到忽视，从而造成某些方面严重失衡，既影响改革深化，也影响社会稳定。
他强调说，在这种改革整合利益关系呈现复杂性和综合性的情况下，广泛的社会参与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和客观的现实要求，从而形成良性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同时，未来的改革应更加强调法制化的基础，避免随意性和“暗箱操作”。可以说，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是今后改革必须面临的合法性问题，也是改革得以健康推进的前提。□
第三篇:专家眼中的突破口
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当改革在一些领域呈现出胶着状态之时，许多人都提出同样的问题。这一点，实际上党的十六大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方向——突破应当从清除体制性障碍入手。那么，什么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所面临的最主要体制性障碍呢？
金融体制成为重中之重
所谓体制性障碍，简单说就是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中滞后的部分。依照专家观点，目前主要集中在宏观领域或者政府管理经济的领域。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9位中国专家中，有7位把金融体制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排在了首位。他们认为，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保持了金融的稳定，但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迟缓，错过了很多好的机遇，滞留了许多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对未来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影响。
“金融体制是最大的体制瓶颈。”樊纲在排列体制障碍和改革瓶颈时，把金融摆在了首位。他认为：“银行体系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滞后最严重的，突出的表现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展民营银行，还是国有制为主体、靠国家信誉、靠政府管理和控制维系的金融体制。由于国有银行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没有形成所有制约束，造成国有大银行与小企业体制不兼容。”他甚至认为，“由于金融改革滞后，拖了各方面体制改革的腿”。
十年来，“金融体制改革没有太大的变化”，“银行至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范畴，在中国经济进入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只有资本市场是卖方市场，资本成为惟一‘短缺’的市场，成为用钱人的稀缺资源”，“国有银行贷款资金严重浪费，不少腐败现象由此而生”。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这样评价。
高尚全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种名义上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实际上大都具有“政府”背景，其运行机制普遍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特征，从而使金融领域的市场竞争更主要地反映了政府层级之间或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不仅难以“导出合理的金融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而且往往会引起信用关系的混乱。
“银行体制的改革虽然提出了目标，推进的速度是比较慢的，遗憾的是，银行改革所做的事情不是特别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说。他认为，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在传统体制外建立新体制，比如股份制的银行发展起来了，引进新企业的机制，但是他们不能与传统的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相比，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规模、资金规模还是占到了3／4。“从这点上说，（金融体制）还有非常大的改革空间”。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说：“我们的银行金融业仍停留在90年代初期的状态”。他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后，国有企业还有其他所有制企业都在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改革，包括制度结构，产权改革等。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同样应该以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来要求，而当前银行的核心问题与90年代初期讨论国有企业要不要改、改什么、如何改的问题如出一辙。
“‘软肋’在金融服务，”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说：“中国经济的‘软肋’在金融服务。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是，当私人企业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具活力的部门，其生产力已超过国有企业30%——利用同样的资本、劳动和原料，私人企业创造的产出比国有企业多30%时，这些私人企业从正式金融系统得到的融资非常少。”
在研究中国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家中，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更喜欢强调现实的困难。他认为：“金融改革的滞后增加了备受赞誉的‘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不确定性”。在他看来，金融改革的成败将决定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其重要性就像1978年的改革开放推动了过去25年的变革一样。
加快政府转型十分紧迫
多年来，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的步伐实际上一直没有停顿，比如，为了适应发展市场经济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共清理涉外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2300件，废止830件，修订325件。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进一步精简，上一轮机构改革全国精简行政编制共计115万人。行政审批和微观经济干预逐步减少，国务院已取消1195个行政审批事项。中央、地方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不再经商办企业。应该说十年间，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换都有很大进展。
但是，专家们仍然觉得“还是有很多应该改的地方改得太慢”。樊纲的理由是，政府改革以及职能转变如果不能够与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同步，不仅严重制约着各方面新体制的发展，也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政府职能与改革开放新阶段的要求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卢中原认为：“目前，政府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增加政策透明度和统一性、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事务干预、正确行使对经济和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等方面，还有不小差距。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明显薄弱，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组织协调和危机处理等方面的机制很不健全。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和不确定因素日趋增加的情况下，建立有效政府的任务更加迫切”。
王梦奎强调：“随着加入ＷＴＯ，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如何建立起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研究如何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使政府从微观经济活动中有序退出；研究如何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内资和外资企业，为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份提供平等竞争的市场条件，把行政性审批减少到最低限度；研究如何为社会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行政运转效率；研究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规避经济风险，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绍光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造成新的政府治理问题，政府应在摒弃过时治理模式的同时，尽快建立新的治理模式，并加强政府的某些新功能。他说：“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六大变化，即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经济实体数目的变化、对外开放程度的变化和信息革命的变化。单就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言，当前，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由‘主体’转变为‘主导’，以前国有主导型经济已被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混合型经济所替代。这种消长已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版图，私营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一半。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也在扩大经营自主权、逐步成为有独特自身利益的主体，而不再是随政府指挥棒起舞的附庸。以前，政府可以对企业行为进行直接操控，现在不行了。政府的间接监管比直接操控难度更高。”
王绍光说，从产业结构的视角看，当产业结构朝工业化的方向前进时，政府就需要对劳动条件、产品质量等加以规范。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远距离贸易、金融、保险、咨询、保健等行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扩大，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就对政府的监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从信息革命的变化看，互联网技术最大的特点是大大降低了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藩篱与成本。信息革命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方便人民生活的作用显而易见，它也具有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潜力。但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开放和通讯工具的普及削弱了政府传统的濡化机制。在西方资本主义拥有意识形态强势的背景下，中国如何保持和强化自身的濡化能力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凡此种种，都给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两大问题之外的挑战
除此之外，专家们还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下一步深化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高尚全认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他说：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依然存在着较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也即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特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还很不完善。突出的表现是，在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社会就业、财政收入等方面的贡献已明显超过国有经济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并没有充分反映现实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和要求，非国有经济作为“纳税人”的利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未被纳入政策作用的范围。
迟福林认为，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当为下一步改革重点之一。目前，城市居民之间和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之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收入分配改革的目的是不断增强改革动力，为社会发展提供基础，逐步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政府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此。前些年来我们把收入分配作为国企改革的配套措施，降到了“副产品”的位置，而不是将其作为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基本的内容之一。今后这方面的改革将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
卢中原把社会信用严重缺损、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和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放在重要位置。他认为，政府、企业、个人的信用体系残缺不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大障碍。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引起的信用缺失，比企业或个人的信用缺失更有害，不仅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而且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国家整顿市场秩序的努力，往往受到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行为的干扰，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和执法监督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原有欠账还未完全弥补，存在较大资金缺口。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的新机制不完善，突出问题是：覆盖面仍然狭窄，缴费率过高而影响覆盖面扩大；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不牢固，国家、单位和个人负担的比例不够合理，个人账户多是“空账”；制度设计过于复杂且不统一，管理成本过高。症结在于可能产生新的资金缺口，导致制度性的不堪重负。
此外，很多专家都谈到，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仍然比较严重。即使在大量使用农民工的城市，仍然存在不少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包括就业、子女入学、户口、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计划经济遗留的深层壁垒严重阻碍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在下一步改革中应当大力攻克。□
第四篇；做好“完善”大文章
曹远征把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比作一项重大建筑工程。十四届三中全会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就像一个建筑的结构，实践证明这个结构是成功的。当前社会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多体制性的障碍，是体制不衔接造成的障碍，很像是上下水管道还有些不通畅，但决不是框架出现了问题，所以没有必要拆了旧的框架。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在现有的框架之下，精心做好内部装修与上下衔接的疏通。也许这些工作做完之后，还要不断的维修以保证使用的完好。王梦奎更是一语中的地说：“下一步改革不是另起炉灶，建立新的体制构架，而是在已经初步建立的体制框架基础上继续努力，做完善的文章。”
如何看待存在的问题
如何看待体制性障碍的存在？王梦奎说，有的问题，不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也不是实践中未予重视，而是没有找到适当的具体改革路径。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多年来一直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并且做了种种努力，但迄今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这一方面是由于寻找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适当的实现形式所遇到的特殊困难，另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沉重的社会负担没有解除，以及它所承担的过大的改革成本。近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以及股份制得到充分肯定和推广，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探索，可以期望取得比以往更大的进展。
有的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说，对其重要性是有认识的，但缺乏切实有力的配套措施。例如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被列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支柱之一，但在实践中，社会保障体制却长期被当作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来对待，等到大量失业人员出现之后才开始猛然惊醒。回过头来看，如果20多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像近几年这样高度关注，充分利用庞大的国有资源致力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现在改革的推进就会顺利得多，社会矛盾也会比眼下缓和一些。
有的问题，是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而逐渐暴露出来的。如金融体制改革，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由于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加深和金融领域问题的逐渐暴露，才逐渐认识清楚的。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极端重要而又有比较大的风险，金融体制又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薄弱环节，现在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金融问题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全局性，所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健全的金融体制，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和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之一。
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问题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城乡失业和贫困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体制初始阶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常有的现象。在改革初期，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新体制好的方面，不大容易看到甚至不愿意正视事物的另一面，即它固有的消极方面。因为在新的制度或体制建立的初始阶段，某些在这种制度或体制下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人群，也能够享受到新的制度或体制带来的实惠。现在，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清除，新体制的矛盾则已显露。在新的改革阶段，采取初始阶段那种社会各个阶层普遍受惠的改革措施，余地已越来越小。这虽然是社会经济变革进程中的常态，但如果某些举措不得不限制甚至损及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就有可能增加改革的难度。因此，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统一，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体制完善”与“体制创新”
中国前期改革的重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引入市场机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改革被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高尚全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传统体制高度集中条件下无法孕育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改革必须以集权的分散为基本前提。宏观改革滞后既有保持体制平衡过渡的客观需要因素，也有改革指导思想一度不确定的因素。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大规模推进，多元化产权主体竞争格局和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基本形成，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已经确立，改革的中心必然应适时转移，宏观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心。
高尚全认为，我们已经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但这一框架还非常“基本”，完善这一框架还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并且是以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这也是与前期改革重要的不同点。也就是说，今后十年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更加强调“重在建设”。改革不再像以往旧体制尚未被根本打破之前那样，主要是以既定体制“允许”或某些特殊的“开口子”政策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
如果说前期改革主要是使被旧体制束缚的社会生产力得以释放，今后的改革将致力于形成和完善一种能够使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经济运行有效的市场机制，创造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提高社会整体创新能力的社会环境和制度安排。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最终实现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标志。没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重大进展，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就不可能被清除，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也不可能实现。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核心或本质上是政府改革及其职能转变。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中心的改革，将在大规模国有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的基础上，对社会整个公共部门与管理部门进行全面的综合改革。改革不仅将重新塑造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而且将使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建立在规范的制度约束基础上，从根本上改进和完善政府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形成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高尚全说，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被证明是适应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宏观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深远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体制完善”的进程
可以这样说，当我们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自1979年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特定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改革就告完成。至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即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进行的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制度革新，那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不过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这表明，我国不仅在现代化建设方面要大有作为，而且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要大有作为。
王梦奎说：“总的来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初步建立，还很不完善，改革的进展很不平衡，结果也不尽如人意。经济发展还常常遇到体制性的障碍。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保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
樊纲认为，从总体改革来讲，破坏旧制度有可能是一日之间的事，但新体制的建立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改革描述的就是新体制形成的生长过程。他说，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认为过去10年的改革进程太慢，但是当我们回过头看10年改革，确实做了很多事情。这个落差反映出，从政策制定者而言，改革要防止过慢而且尽可能快，原因在于现实中的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在阻碍改革，总是比改革的步伐“慢一拍”或者原地不动；但是从客观上讲，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改革的进程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使再快还是个渐进过程，恐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这是建立整个经济体制的过程，这个体制不是一个领域的体制，它是与其他所有领域体制互相适应互相兼容的体制。
在当前的中国国情背景和国际环境背景下，期望一口气吃成个胖子的改革速胜论是不可取的。在这方面，其它转型国家的改革已给了人们足够多的经验与教训，比如，金融开放带来了资本流失、金融混乱、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等。樊纲说：“我觉得无论从政策角度还是客观角度，都应该有明确地认识，主观上我们希望各个领域尽快推进，针对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这样才能抵消他们的阻碍；但从体制改革、建设与发展的角度，谁都不能违反客观规律，不可能超越某些体制建立的发展阶段，不可能超越各种体制兼容相互适应的要求。这是我们从过去十年改革中所总结的最宝贵的经验。”
对未来改革的预期
对于未来中国体制改革的预期，王梦奎主任比较乐观，他一方面认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是艰巨的，另一方面也认为只要努力是能够实现的。他说：有利条件是，经济快速增长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为解决改革进程中的矛盾提供了比过去雄厚的多的物质基础；对于深化改革问题愈益广泛的社会共识；改革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指导思想的正确；以及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认同，等等。人们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乐观预期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迟福林同样也对未来十年的改革充满信心，他的理由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出来，社会全体的需求很大，对外开放也有相当大的压力，只能往前冲，不能往后退，尽管往后退也是暂时的，但是会产生很多严重的问题；往前走，虽然还会有些痛苦，但是前景是好的。未来的十年，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进入全面制度为创新的时期，会对我国的长期发展起到里程碑的作用。
高尚全认为：对未来宏观体制改革的预期，要看到其困难和复杂性，要高度重视利益分化和传统思维惯性的影响，防止改革可能带来新的失衡，“新瓶装旧酒”甚至局部的暂时的体制复归。同时也要看到，新体制力量的成长反映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这一趋势的不断强化将对宏观体制改革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并且成为改革确保市场取向的基本动力。我相信，宏观体制改革最终会取得成功，由此完成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平衡过渡，为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持续、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始终伴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广泛参与的讨论。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集思广益亦即发扬民主的工作方法，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新阶段深化改革中的问题，无疑需要坚持这样做，而且应该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