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简历”中的关键词
韩复榘是令我疑惑的一位历史人物，一些颇具笑点的笑话和不战而退的污点让其“臭名昭著”，但是在民国乱世，这样一个形象的将领怎能坐拥一方，崛起于江湖之上？
2011年4月27日，我揣着好奇和不解在北京见到了韩复榘的次子韩子华先生（1923～2013）。此时，他虽已88岁高龄，但依然坐立挺直，面含微笑，声音洪亮，对与乃父的人生交集侃侃而谈，记忆犹新。作为唯一健在的韩复榘之子，他虽然只与父亲相处至15周岁，但生活细节和人物交集居然经历颇多。
2011年5月15日，北京万安公墓，韩复榘的后人们聚集至此，这天他们举行仪式为韩复榘墓换上了新的墓碑。我也受邀来到现场，吸引我目光的是墓旁的“韩复榘简历”，内容让我大吃一惊：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省霸州人。7岁入塾读书，20岁投笔从戎。在辛亥革命中，曾参加滦州新军起义，此后历经讨袁（世凯）、驱张（勋）、倒曹（锟）诸役。北伐战争时期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连战连捷，首占北京，始有“飞将军”之誉。38岁任河南省主席，40岁调任山东省主席，41岁授二级上将衔。七七事变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在鲁省英勇抗击日寇，所部伤亡过半。1938年1月，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被蒋介石谋杀于武汉，享年47岁。
“投笔从戎”、“飞将军”、“英勇抗击日寇”、“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谋杀”……在这个韩复榘后人达成集体共识的简历里，这些关键词足以激发非议，但其后人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了这些内容。
这是为什么？
“用治军的办法执政”
1930年9月韩复榘主政山东后，很快改组了省政府，提出“澄清吏治”、“根本清乡”、“严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项施政计划，称吏治要“务使人各清勤，事无拖沓”、清乡要“除暴安良”、禁毒要“密查严搜，有犯必获，依法惩治，期速肃清，以挽政风，而救民命”等。（《韩复榘公布治鲁纲领》，《中央日报》1930年9月19日）
在主鲁期间，韩复榘对教育颇为重视。他制订了《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将初小人数从1929年的50余万增加到1933年的100余万。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国立青岛大学，次年改名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名为国立，其实大部分经费由山东省库支付。以韩复榘为首的山东省政府大力支持该校的创办。他还增设了许多完全中学、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
同时，韩大力支持并推行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他说：“中国紊乱至此，非从农村整理入手不可。余个人对此迷信甚深。”（《山东民国日报》，1934年3月1日）
“父亲对梁漱溟非常尊重，当面称之为‘梁先生’。凡梁漱溟所提建议，父亲大多采纳。”起初，韩复榘划出邹平、菏泽、济宁3个县为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后扩展到菏泽、济宁两个专区共19个县，所有专员、县长和保安司令都由“乡建”派人士担任。乡村建设研究院掌握了地方军政大权，时人称其为“第二省政府”。但是，韩复榘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计划起到主观支持但客观破坏的作用，梁由韩延请到济南工作，但韩抗战期间在撤退正规军的同时，也下令正在抵抗的民兵进入河南。“看到自己的子弟和武装都被夺走，而这些正规军在日本面前不战而退，农民们感到自己被乡建工作者欺骗了。在一些地区，愤怒的百姓杀掉了乡村干部和学校校长并烧毁了学校”。此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暗杀过梁漱溟留下来的信徒”。〔（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
“有人在电视上说，我父亲刮地皮，金条装了一火车。这怎么可能呢？金条装了一火车，那是多少钱呢？”在韩子华的记忆里，“我们小时候穿新裤子，膝盖部位要预先打上补丁，以防磨破；布鞋前面，全部都是皮包头。”事实上，韩复榘还是在极力营造自己的清廉形象，如不准亲属在山东任职。“我二伯伯曾经担任过青岛市牛照局长。这是青岛市长沈鸿烈看我父亲的面子私下让他当的。父亲知道这事情后，立刻让他辞了。”
“军人出身的父亲用治军的办法执政，以带兵的手段管理公务员。父亲整肃吏治，首先从改变公务员形象开始，要求山东公务员的服装必须像军人一样简约朴素，整齐划一。
为严肃公务员风纪，山东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规定，如县长以下公务员出入不准乘坐汽车或人力车；同僚之间不准称“老爷”、“大人”，要称官职或“先生”；不准“浮华”、“侈丽”，要崇尚节俭；不准年关节间馈送礼品；不准机关举行娱乐宴会；不准冶游饮宴；不准挟妓观戏或挟妓侑酒；不准在大街上边走路边吸烟；不准公务员家属佩戴贵重饰品；贪污500元以上即枪毙等。但是， 实际上山东同其他国统区并无本质区别，官员贪腐成风。在军队里， 他的师长、旅长等大小军阀竞相营私舞弊。韩复榘无奈地表示：“无奇不有，百恶具备；贪污、苟且……骄奢淫逸， 充满了整个社会。”（《山东省政府公报》第349 期，1935年8 月25日）
“韩复榘断案”
“父亲管理极其严格，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这其中饱受诟病的就是“韩复榘断案”。
一次，山东省政府参议沙月波派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去省府送信，正值韩复榘在审问土匪，出于好奇，便站在一边看热闹。审判结束后，执法队误将小道及被判处死刑的土匪一并拖到八号汽车上，准备拉去枪毙。小道连声喊叫：“我是送信的！”
韩复榘说：“送信的也不是好东西，也该枪毙。”原来他误认为小道是给土匪送信的。事后，沙月波带着小道的母亲去见韩复榘，问及小道被杀之事。韩复榘笑道：“现在他是小盗（道），将来就是大盗。”不过，1936年，在第三路军军法处任职的王慰农与沙月波同车由北平前往保定，王慰农问及此事真伪，沙月波予以否认。（参见韩宗《韩复榘与西北军》，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也有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个妇女，已被判处枪决，她5岁的儿子抱住韩复榘的双腿大哭大闹，韩复榘只好将这名妇女释放了。（王慰农《韩复榘统治下的济南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对父亲的“人治”审案不乏草菅人命，韩子华没有否认。“刚去山东的时候，父亲什么案子都审。父亲是穷苦人出身，觉得老百姓太可怜，他要像包公那样当一个清官，替天行道，为民做主。在他那里，老百姓和当官的打官司，当官的占不了便宜。他判案判得最重的两种人，就是土匪和吸毒贩毒的人。起先，他审讯的范围仅限于盗匪一类案件，到了后来，便发展到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民事纠纷等无所不包。他什么案子都审，法院就不干了：案子你都审了，还要法院干什么？”
韩复榘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县视察，经常亲自接案问案。他审理案件一般先听军法官念案由，然后三言两语即断一个案子，如以“打一百棍，罚苦刑两月”定案。这终究是一言堂的人治，难免主观武断。国民政府司法部出面干涉，审了一年多民事案子的韩复榘从此不审了。
但有三种案子，韩复榘还是要亲自审理：一是土匪案，当时山东土匪猖獗，匪患为全国之最，经韩复榘的严刑峻法，山东治安大好。二是贩毒案，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无论数量大小。“对于抽大烟的人，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第二次还是打一顿，第三次就枪毙，事不过三。贩毒的人抓住了，直接枪毙。有很多日本人贩毒，也被枪毙了”。三是贪官污吏案，韩复榘建立了高级侦探队。“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直接送到父亲那儿，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县长常常被监禁或枪毙”。张守仁是韩复榘夫人高艺珍的干儿子，曾担任济南市公安局西南乡公安分局长，但此人在家里私立公堂，专门审问有关毒品的案件，罚钱私没，没收了毒品不向总局呈缴。后有人向韩复榘告发，韩复榘派人调查张的种种恶迹，均属实，坚决命令枪决张守仁。（闫润田《一个便衣外卫的回忆》，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汇编《一代枭雄韩复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韩复榘办案速审速决，他对案子的处理，一是枪决，二是释放，判刑的很少。既没有判词，也不大重视人证物证，一经判决，马上执行。
韩宗喆认为祖父不是审案而是判案：“审案其实都是军法处的事情，他们审过了，韩来判案。军法处报告案情，由韩做决定怎么判。韩跟冯玉祥的时候，西北军里有一个习惯，到一个地方，先去看监狱，发现监狱非常黑暗，如同人间地狱，韩对此印象非常深，就想将来做地方官时，一定好好解决监狱及司法问题。那个时候官员没有法治观念，全靠人治。地方官审案在当时也非常普遍，地方官审案甚至还被认为是亲民的表现。韩很热衷这件事情。”
韩复榘断案主观武断，感情用事，三言两语，粗枝大叶，从现代法治角度看显然是非常荒唐的，冤假错案肯定会有。韩子华说：“愿以韩复榘后人的身份，向韩复榘主鲁期间受到不公正处置、受到伤害的人及其后裔，致以最诚挚的歉意。”
“犯上”、不贪
西北军人都知道：韩复榘胆大包天。有人说：在韩复榘的字典里，没有“怕”字。韩子华说：
父亲当年发动“甘棠东进”，率领一万子弟兵，胆敢与十几万西撤的大军背道而驰，擦肩而过，令人瞠目。当冯玉祥雄踞北国，如日中天时，父亲敢于离他而去；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土崩瓦解，冯玉祥走投无路，父亲把他恭迎到泰山，完全不考虑蒋介石的感受。石友三被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正、副总司令联手打垮、通缉，只有父亲不怕结怨蒋介石、张学良，把落魄的石友三藏进山东省政府。七七事变后，当时备受官方与民间误解的张自忠逃离日本人控制的北平，首先想到的是去济南，而不是别的地方。因为他最了解父亲的性格。
父亲桀骜不驯，率性自由，从不轻易服从，对绝大多数国人早已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一种本能的抗拒。难怪西北军人都说：韩复榘有“犯上”的毛病。
傅瑞瑗于1980年代说过这样的话：“韩先生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能受一点气，不能忍，太容易冲动，‘小不忍，则乱大谋’，最终落一个悲剧的结局。”
父亲的座右铭是“不怕死，不爱钱”，应该说基本上做到了。父亲的个人收入究竟有多少呢？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据何思源（担任过山东省政府主席，一直位居山东省最高权力中心。他不是前西北军人，不是父亲的亲信，而是蒋介石派到山东的人）说，他对韩复榘在军费方面的收入不了解，但韩复榘多次说过：“我不喝兵血！”就其行事看，是可信的。在省款方面，何思源是知道的：韩复榘每月薪俸675元，特别办公费1000元，特别开支费20000元，这些都是在预算以内。特别开支费包括支付顾问、参议的薪水、车马费以及馈赠、应酬等开支。另外如冯玉祥带一营卫兵在泰山居住两三年，亦由此款供给。
父亲不置房产、地产，这在当时的军政官员中也算是另类。那个时代的人一旦有了钱，首先想到的就是买房子置地。父亲在河南、山东当省主席，一直住公房，母亲劝买房，父亲说：“有我在，不买房也有房住。我不在了，买了房也是人家的。”
父亲生前曾有三处房产；一处在北平，是张学良送的；一处在青岛，是沈鸿烈送的；一处在南京，人称“韩公馆”，只有这处房产是他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己花钱建造的。当时各省疆吏为表示服从中央，纷纷在南京购置房产，他当然也不能例外。“韩公馆”建成后，冯玉祥一家搬进去住，直到南京沦陷，房屋毁于炮火，父亲及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过。
父亲不敛财，也不理财，究其原委，主要是没兴趣。在西北军时期，军中就流传“大大咧咧韩向方”之说。无论在西北军，还是山东，父亲即使算不得“穷人”，也决不是什么有钱人。父亲殁后，蒋介石念其“身后萧条”，发给我们家眷10万元抚恤金。
西北军解体后，前西北军人纷纷投资银号、银行、公司、货栈等，即使是副官、参谋也动辄入股几万、十几万，而父亲仅在东亚毛呢公司有股，折合人民币3万余元，纯属为公司董事长宋卿捧场，并非牟利。
父亲个人生活很节俭，但该花钱的地方，则出手大方，从不吝惜。一些前西北军袍泽、北洋政府时代的失意军人、下野政客找到济南来，父亲都冠之以顾问、参议的名义，按月送钱。这些钱同样来自父亲个人的“特别开支”。父亲个人还资助过不少家境贫寒的青年学子和军官到国外留学，每年按期汇款到国外，直至离世为止。
反之，父亲对某些南京政府大员的“敲竹杠”却一毛不拔。贺耀祖曾任蒋介石的参军长、徐州行营主任、军委会参谋本部第2厅厅长。一次，贺耀祖致信我父亲，说南京同事薪水皆不够开销，拟向父亲“借”18万元，以便偿还债务。地方官主动向京官“进贡”，本是官场约定俗成之潜规则。父亲不识时务，人家京官都放下身段张嘴 “借”钱了，他居然还不答应！孙桐萱劝他：“不能多借，可以少借，需要应付一下，敷衍敷衍面子。”他仍是不“借”。后来据孙桐萱说，“此事不但得罪了贺本人，当然也得罪了南京方面另外一些人。”
赛金花，又名彩云，晚清名妓，早年沦落青楼，后嫁入豪门，一生经历颇为传奇。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赛氏因略会德语，与德军统帅瓦德西有过一段交往，因此有了“彩云一点菩提心，操纵夷獠在纤手”之句。时至1930年代，有记者发现赛氏尚在人间，困居陋室，一时间，赛氏又成为新闻人物。
1936年秋，父亲从报上得知赛金花的消息，以其垂老之年，贫病交加，晚景堪怜，乃资助她国币一百元，由国文学校转交。赛氏感慨万千，说：“唉，回首可怜歌舞地，如今不似洛阳时！”当即手书谢诗一首，云：“含情不忍诉琵琶，几度垂头掠鬓鸦。多谢山东韩主席，肯持重金赏残花。”其后还有赛氏的一行小注：“彩云老矣，谁复见怜！昨蒙韩主席赏洋百元，不胜铭感。仅呈七律一章，用申谢忱。”此事公诸报端，一时传为佳话。这年12月4日，赛金花病逝。
并非“老粗”
饱经历史沧桑的百岁老报人、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官员陆立之，于1994年在其著作中回忆与韩复榘会面的情景：“凭我个人观察，根据其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其谈吐表白，其心态流露，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有一天，韩忽邀我赴宴……饮宴中韩复榘不再木讷，而是侃侃谈笑，表露了他渊博的知识，使我当时就感到世人是误解了他……韩复榘的放言豪饮，谈锋犀利，似在表白其心胸坦荡，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面对方觉慧（中央监察院派驻山东监察使、元史学家）谈论元代史，不仅评说了成吉思汗的黩武主义功罪，竟也背诵了元好问的绝句，似又意有所指。绝句是：‘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韩复榘借酒论诗是宣泄着什么？恰又是面对正在撰写《新元史》的监察使，这可说是妙语双关，在当时的国民党所谓‘儒将’中，很难觅到第二人。其次，韩复榘与孔祥榕（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评论《水经》，诙谐幽默。孔体胖善饮，挥汗不止。韩风趣地说：‘您在治黄之前，先得治您这一身水。《水经》一书，连隋唐汉晋谁人所撰都搞不清，就不足为本。’这番话出语不俗，又显露韩复榘博古通今，并非一莽莽武夫。”“我从济南回南京前，韩复榘表示惜别，亲自题上下款，临时赠送了一张照片给我。当时他悬腕振笔，恭正地写了两行遒劲的楷字，我又看到了韩复榘的书法也有功底。”（陆立之《谁主沉浮》，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
陆立之对韩复榘总的印象是：“韩复榘胸有韬略，机智过人，远非一般传说韩仅是‘略通文墨’之辈。”
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原名誉院长于植元教授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讲：“有一年，我和侯宝林先生在一起半个多月，我说：你那个相声《关公战秦琼》得改，为什么？因为韩复榘虽是军阀，但他是一位学者。他的古文字学、音韵学的修养很深，诗写得好，字也不错。记得黄侃先生有一次在北京讲学，回来很激动地说：‘我发现了一个人才——韩复榘，那么多人听我讲学，只有韩复榘全懂。他对古音韵学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他是大家，诗写得好，字写得好。’沈阳故宫里有他的字。写文艺作品的人误会了他，他们是把山东督军张宗昌的事给韩复榘安上了，相声上这么一讲，韩复榘就是鲁莽之人了，这个东西很可怕。所以我们现在不学历史，只看文艺作品，看电影，听相声，以后还不一定把人都教成什么样子了。”（于植元讲，于丹等整理《传统文化刍议》，《白云论坛》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在山东多年从事文史研究的纪慧亭老人断言：“韩复榘并非老粗，当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韩宗《韩复榘与西北军》）
猝然被杀
第三集团军撤守黄河南岸以后，从1937年11月16日，到12月23日，在此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内，战事相对平静。日军偶尔隔河炮击，飞机也来过几次，在济南丢几枚炸弹就飞走了。日机还来过两次空投“通讯筒”，发动“政治攻势”。韩复榘将日人通讯筒内的劝降信挂在办公室内示众，以示抗战到底。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济南视察防务，韩复榘与他讨论时局及战略问题。当时南京刚沦陷半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黄河防线能否守住，对于李和韩来说已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关键是，黄河防线一旦被敌突破，第三集团军将撤往何处。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团军应撤进沂蒙山区，准备打游击。韩不同意，反驳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嘛！”会谈不欢而散。
韩子华说：
在父亲看来，将第三集团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的计划不仅是极其荒谬，而且是别有用心的。他认定这是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个阴谋。父亲在与李宗仁会晤之后，认为蒋介石既然不肯给他出路，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
李宗仁回到徐州，数次派人到济南，要求调回原由大本营配属韩部的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该团辖两个山炮营，装备卜福斯山炮24门，此山炮系蒋介石以重金从国外买来的。
第三集团军缺乏重武器，为加强黄河防线，父亲曾向大本营要求调配重炮。蒋介石准所请，将炮兵第一旅第一团调至济南，沿黄河南岸布防。父亲对李汝炯山炮团很重视。李宗仁欲将山炮团调走，父亲执意不放。他对李宗仁派来的人说：“这个炮团是我直接要来的，你们自己可以向中央要。这个炮团在抗战时期，绝对不能给你们调走。”但最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卜福斯山炮团还是被强行调往津浦线南段，先后配属第一二二师、第二十五师。
对此，父亲十分气愤。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么？”
李宗仁对此也十分气愤，认为是父亲没把他这位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经过历时一个半月的鲁北作战，韩复榘深感自己的部队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与日军相去甚远，如继续与日军死打硬拼，只徒供牺牲，于事无补。在刚刚结束的淞沪会战与南京会战中，国军分别投入78个师及14个师，最终仍以失败告终，第三集团军的5师1旅能守住漫长的黄河防线吗？他认为，在长期抗战之大战略下，与其死守黄河，悉数被歼，不如有计划撤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实际上，韩复榘早就持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战略思想。他曾向视察山东防务的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军队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这一观点与蒋百里关于我们的国防线应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线”为准的理论不谋而合。
韩子华说：父亲离开济南后，李宗仁电令其死守泰安。父亲在来电上信手批了8个字的感想：“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参谋处将父亲所批字句当作复电，直接拍发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李接电，又是大怒，将韩电转给蒋介石，指韩不听指挥，擅自行动。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去了。从进入休息室，直至被绑架到汉口，其间都发生些什么事，由于没有目击者的第一手资料，因此都只是传闻，但有关蒋介石与韩复榘之间一段精彩对话却广为流传，其中以王一民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王曾任山东省政府参议、汽车路局局长，他写过一篇《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的见闻》的回忆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文中说：“蒋质问韩：‘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韩复榘是有胆量的，而且他是傲上的老资格。他听了蒋介石的话，毫不客气地顶上去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负的责任呢？’韩的话还未说完，蒋正颜厉色地截住韩的话，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的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正想开口反驳，可是刘峙就拉着韩的手，说：‘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他拉着韩从会议厅边门（王说这一幕发生在大会议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确有此事，也应发生在休息室——韩子华补充）走了出来。刘峙装着很亲热的样子，握着韩的手走进院内，早有准备好的一辆小汽车。刘峙手指着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先上了车。刘峙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说时就把车门关上了。在这个时候，汽车前座上有两个人爬到后车厢里来，分左右坐在韩的两旁，出示预先准备好的逮捕令给韩看，并对韩说：‘你已经被逮捕了！’韩起初还以为前座上两个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看见了逮捕令，至此才知道两人是军统特务。”
1月21日开始审讯，问韩以下各条款：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鲁民购买鸦片等。法庭上，韩复榘只昂首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为什么调鹿钟麟当审判官？是因为鹿钟麟是父亲的老上级，蒋介石故意派鹿钟麟来，告诉外界这不是在剪除异己，这是你们自个人审自个人。”不久，武汉的报纸根据法庭的公报，报道了大审韩复榘的消息。
鹿钟麟曾向人披露何应钦主审就三件事情问话：一、何问韩：“你有两个老婆，为何还娶日本女人？”韩愕然，说：“那是沈鸿烈（青岛市长）葛光庭（胶济路局长）他们与我开玩笑，叫过日本条子，逢场作戏。”二、何问：“政府三令五申禁鸦片烟，你为什么还贩卖烟土？”韩说：“那是宋明轩（宋哲元，字明轩）老早送给我的一千两，家里女人们存着的。”三、何问：“山东民团枪支，你为何擅自收编？”韩说：“那也许是民团指挥张骧武、孙则让、赵明远他们办的吧！” 鹿钟麟在说完这段问答后顿足叹息：“你看韩复榘，这不是逐条承认又是什么！真像小孩子一样！”（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冯玉祥在1月22日的日记中对庭审的细节也有所披露：“一时，孙连仲来会……谈及韩向方事，孙请便中设法，勉尽朋友之义。我告以向方平日所为，功过自有定论，吾人不能予之挽回……当审讯之际，鹿曾询以究以委员长据守济南之命令在先，抑或李司令长官令其退却之电在先。是本予彼以减轻处分之一线途径，而韩竟答以委员长命令在先。复询以声言将退汉中果有此事否？设彼如否认，当亦稍减罪名，而彼亦毫不隐饰，且谓彼仅戏言耳。似此，他人亦无能为其尽力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五册）》1938年1月2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确如冯玉祥日记所言，韩复榘案，众人已经无能为力了。1月25日，《扫荡报》再次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
韩复榘既于本月24日执行枪决，特将判决书摘录如下：
……韩复榘不奉命令，无故放弃济南及其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24日晚7时，一名特务上楼对韩复榘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跟我就去。”韩复榘起身欲走。特务问：“家里有没有事？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父亲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他走到楼梯中间拐弯处，发现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他对前面领路的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遂转过身去，刚要上楼，背后枪声大作。（王一民《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
1954年，韩复榘的灵柩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与蒋介石、张学良、李宗仁的复杂关系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杀韩复榘呢？
韩子华的理解是，“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只是原因之一。“蒋介石之所以想杀我父亲，是因为我父亲一贯反蒋，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蒋介石认为我父亲不听他的话，早晚都有背叛他的可能，所以一直有杀他的意思。”在韩子华看来，西安事变时，父亲发出的两封电报已埋下了导火索。
1936年12月12日突然爆发的西安事变让韩复榘大吃一惊。当他连夜从北京赶回济南时，韩子华等家人都已经睡下了。在迷迷糊糊中，韩复榘笑着进来说：“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出了大事了。”
韩复榘一发话，韩子华等孩子们爬了起来。他说：“张汉卿把老蒋给扣起来了。”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山东民国日报》打来的。报社请示韩复榘：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
韩子华听见父亲在电话里说，“你们打算怎么取？什么张逆学良、杨逆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他们是不是将军，是将军不就完了吗？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杨逆的？”
这次的亲耳所闻，让韩子华坚信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后来父亲发了两个电报，一个叫‘马电’，另一个叫“漾电”。‘漾电’是与宋哲元联名发的，而‘马电’是个密电，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漾电’我看过原文，电文是讲和的意思，‘马电’却没有看到过。全国的头面人物都一致声讨张学良、杨虎城，唯独我父亲拍了个电报，支持张、杨。这个电报拍出去就把蒋介石得罪了。”
韩复榘在电报里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马电”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晤韩，同时电询宋哲元意见。蒋伯诚对韩复榘说：“蒋夫人及宋部长正准备亲赴西安谈判，委员长脱险指日可待了，你怎么还发这种电报呢！”
为挽回局面，宋哲元、韩复榘于12月23日联名发表“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至于具体有效办法，悉待诸公迅速洽议”。（《宋哲元先生文集》，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版）显然，这一“合谋”建议让南京方面仍然愤怒。
可以说，西安事变让蒋韩之间的嫌隙公开化，梁漱溟对其中的利害关系几乎脱口而出：“韩在无意中得罪了蒋，所以蒋把他枪毙了。怎么样得罪蒋呢？就是西安事变……韩答复一个电报到西安，他就提议说，怎么样处分蒋，我们大家开会商量。这样一个主张并不利于蒋——共同商量对蒋如何嘛。可是这个电报出去之后，蒋已经出来了，蒋看见这个电报……”〔梁漱溟、（美）艾恺：《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于引火烧身的“马电”，韩复榘曾向孙桐萱解释，不过理由让人大跌眼镜，“那是给张汉卿捧场的，因为他过去在我们打刘珍年时帮了很大的忙”。（孙桐萱《韩复榘被扣前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下午5时50分，获释的蒋介石抵达洛阳。据说，韩复榘正在山东省政府打麻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着南京方面派到济南的蒋伯诚的面，把眼前的牌一推，说：“这叫什么事嘛，没想到张汉卿做事情这么虎头蛇尾！”（王禹廷《西安事变酿成巨祸》，《传记文学》1986年第49卷第5期）
西安事变，韩复榘从中揶揄，只是蒋韩不和的插曲，其实两人矛盾潜伏已久。
此外，李宗仁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也推波助澜。1938年夏，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特别代表大会，何思源遇见何应钦，谈起韩复榘被杀之事。何应钦说：韩复榘被杀，主要是因为他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影响军心。“韩太刚愎自用，特别是得罪了李宗仁。李宗仁告韩不听命令。”何思源认为，“何应钦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二何的谈话是两位国民党高层之间的私下交流，官腔应该少一些，何应钦又是韩案的审判长，他特别强调父亲的两个电报得罪了李宗仁，是他被杀的主要原因之一。蒋介石在开封扣韩前后都曾与李宗仁、白崇禧磋商，足见李确实参与其谋”。
韩复榘与李宗仁的冲突或有深层原因。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了四个对日作战指导方案，在第一号训令中宣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五战区即苏北及山东省。在韩复榘看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非他莫属。但是，蒋介石却突然宣布长期反蒋的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不服李宗仁，对李宗仁的“全面抗战，何分彼此”、“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复电极具傲慢，其拒听指挥、刚愎自用的做派让北上指挥的李宗仁颜面尽失。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冯玉祥并没有对韩复榘进行积极营救。冯玉祥在1938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说：“余对此事之看法——韩既押解来此，多人即纷纷电余，请为之缓颊。然余皆置之不顾。因一则不可因私而废公，因小而失大。一则吾人固宜静候政府之处理，自知吾人之言不足为之助，反贻他人以口实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五册）》1938年1月26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这显然是托词。
事实上，冯玉祥与韩复榘的关系甚是微妙，亦敌亦友、亦父亦子，有恩怨、有依仗。及至韩复榘被扣，冯玉祥并未积极奔走。
那么，对于韩复榘案，其家族后人的看法又如何呢？韩子华等韩氏后代向笔者回应时的口径几无二致：“不管蒋介石出于何种动机，在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中，蒋以‘不遵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追究父亲的责任，应无话可说。判决书中把“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定为他的主要罪状，是没问题的。因为他的确没有遵照大本营的命令去‘死守泰安’。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常识。‘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就是犯罪。”
作者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201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