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具有独特性、复杂性、长期性的特点，城乡居民共同富裕问题即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为尽快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体系，提升综合国力，中国选择实施重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
这一发展模式的典型做法是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以农补工，通过牺牲农民利益支持工业化建设，并逐步固化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城乡差距日渐拉大。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推进，城乡之间的差距又重新拉大，直到近几年这种“失衡”的城乡差距才出现收敛的迹象。中央连续多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支持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农民收入增速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略有缩小。当然，从世界先发国家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升级、社会转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多种叠加因素影响下，多数国家都会经历贫富差距先扩大，在政府的干预调节下逐渐缩小这样一种发展过程。
共同富裕严格说来是一个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概念，即使达到共同富裕的水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富裕也是有层次、有差别的。承认这一差别，就要意识到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同步富裕，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绝不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统筹施策，从发展经济、调节分配格局、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入手，稳步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中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经济转型升级与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只有经济转型升级，财富的蛋糕做大了，城乡居民实际占有的财富才会增加，富裕程度才能有所提升。因而，经济转型升级引致的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决定共同富裕的水平。
首先，经济转型升级不能一味地不顾实际地追求高端化，必须注重转型升级所带来的成果能为城乡居民共同分享，尤其是要做到经济转型升级与充分就业的兼顾，实现包容性增长。实践已经证明，除专业种粮大户外，普通农户仅靠在地里刨食是难以走上富裕之路的。因此，必须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增加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的收入，这样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才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县域上连城市，下连农村，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是一片需要继续开发的“蓝海”。中国面临的世情、国情决定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是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通过提升县域的综合经济实力，率先实现县域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进而实现省域范围内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全国范围内城乡居民的共同富裕也就指日可待了。
再次，应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优化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格局
市场经济无法解决市场竞争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离不开政府的合理干预。当前我们需要按照共同富裕的要求优化日趋僵化的收入分配格局。近年来，资本、管理与技术的收益在收入分配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相比较之下，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的状况未能得到根本缓解，来自农村的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更是缺乏有效的保障，收入预期极不稳定。因此，抓紧形成农民工工资合理的决定机制与正常增长机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动态化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确保工资足额按时发放，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流动性、组织化程度较低，在工资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应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保障农民工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创新举措。比如，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等。这将让更多农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形成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相关改革举措的实施细则，将中央的战略决策落到实处。
织就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网
强调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实质上，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网是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兜底机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网可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理念，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最短板”入手，瞄准需求最强、服务最薄弱环节，优先解决好农村相对弱势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问题。
我们认为，“00后”留守与流动儿童、“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60岁后”的留守老人是农村当前最亟须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三大群体。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中国“00后”留守与流动儿童约在1亿左右，这一群体的未来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与国家队兴衰，对于这一群体的保障重在健康与教育。通过提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其健康成长；通过提供良好的教育，既提升“00后”留守与流动儿童在未来社会的竞争力，也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针对“90后”从农村走出的新生代农民工，重在提供就业与培训服务，提高其技能，让其在城市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实现劳有所得；通过提供基本住房服务，让其住有所居；这一群体也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群体。对于“60岁后”的农村老人群体，重点是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协同发挥家庭、政府与社会的合力，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保障其安享晚年。总之，通过织就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网，让公共服务的阳光普照全体人民，每个人都能无忧无虑地成长、生活。
建设适应城乡居民共同富裕要求的服务型政府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型政府是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政府应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重在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坚决杜绝“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让农村企业有与国有企业同台竞技、公平竞争的机会。
在公共服务方面，要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尤其是引导地方政府从“为GDP而竞争”转向“为服务而竞争”。强化地方政府的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环境保护服务等职责。同时，引进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事务性管理服务。建立优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激励机制，纠正盲目崇拜GDP、单纯以经济增长论英雄的不良倾向，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等指标。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机制，对提供公共服务的结果进行评价和监控，强调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成本的关注。最终建立起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和廉洁高效的现代服务型政府。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