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35— ）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1]学者，也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旗手”。在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汹涌大潮时，哈维依然能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注重于生产方式经济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入空间问题，力图为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开拓“空间”与地理学的维度，因此创立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例如，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劳动政治性关注不同的是，哈维扩大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不仅是政治性的活动，更是一个不断超越空间限制的“自我生产”的历史过程。这正如哈维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英译本后记中，提到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仅仅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受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转向了空间的自我生产。”[2]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空间特性，这是哈维在学术上突出的贡献。

那么，哈维笔下的“空间”又是怎样的，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以及所面临的疑惑又有哪些启发价值？对于这些问题，哈维给出了有启发价值的描述。例如，他在《后现代的状况》中说道：“既然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并将继续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和过程在其中始终在变化，因而结果必然是时间与空间的客观品质及其意义也在变化。在另一方面，如果知识（科学的、技术的、管理的、官僚机构的和理性的知识）的进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我们概念机器中的各种变化（包括对空间和时间的表达）就可能对日常生活的秩序产生各种物质性的后果。”[3]这就是说，哈维的“时空观”是立足于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的思维活动。实践活动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时空品质属性及其意义的变化。其次，我们日常生活以及各种物质性的后果，都影射着内在于人自身的时空概念，即人类的时空思维和意识。

这样一来，不能独立于社会和日常生活之外的人们，就必然受到所处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当代传媒技术的日益臻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处于相互激荡与冲突之中。同一文化在不同的时空，又表现出了不同的影响。因此，对哈维的“时空观”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两者内在关系的解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空间理论”提出的背景

每一种观点或理论的提出，都有着它鲜明的时代背景，哈维“空间理论”的提出也不例外。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哈维的“空间理论”，有必要从如下三个方面作个扼要的勾勒：

首先，是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转变。在这一时期最具标志性的转变当属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福特主义”指的是一种以大规模生产技术为核心的资本积累体制。[4]大规模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得更加廉价的汽车得以生产，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人口在时空上移动速度的加速，扩大了人们的生活空间，打破了空间上的封闭与隔离，为美国赢得了“一个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的民族”的称号。同时，该主义与国家权力相结合，迎合了资本积累的需求，带来了战后的长期繁荣。但到了1960年代中期，福特主义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影响了国家政策与政府施政，例如大规模刻板的生产导致了有效需求的减缓和国内市场的饱和。这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时间和空间形式的危机。[3]p246在危机的催化下，资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转向了“后福特主义”，即灵活生产与弹性积累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社会转型，进入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时期。[1]

其次，是资本主义社会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艺术领域，“实证主义的、技术中心论的、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现代主义”，即使已得到“线性进步、绝对真理、理想社会秩序的合理计划、知识与生产的标准化的确认”，但随着上个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转变，社会被赋予了“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3]p14-15等特质，因而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标志。

最后，对前人成果的整合。哈维的“空间理论”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例如对于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还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哈维认为，“他们的理论都没有解释清楚‘后现代’与时空经验的联系和真正含义，而且这些新时空经验所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以及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的关系，都是晦暗不明的。”[5]又如，哈维探索“空间”的道路，不同于詹姆逊文化批判的路径和利奥塔思想批判的道路，受到了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苏珊·朗格( Susanne Langer)和亨利·列婓伏尔( Henri Lefebvre)空间理论的影响。三者分别把空间划分为：卡西尔分为“感官空间”、“知觉空间”、“象征空间”；朗格分为“真实空间”、“虚幻空间”；列斐伏尔则分为“物质空间”、“对空间的表现”、“表现的空间”。除此之外，哈维对空间的灵感还来自马克思对空间维度的探讨，并将之延伸，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空间理论”。

二、哈维的“空间理论”的内容

哈维的“空间理论”是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在建构时空理论时，哈维反对把客观的和固定不变的属性赋予时空，始终坚持把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时空的基本立场，认为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就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固定不变的时间和空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里说道：“空间和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然而，我们很少争论它们的意义： 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理所当然，赋予它们普通的意义或者自证的属性。”[3]p252但是，“我将坚持认为我们认识到了空间和时间可能表达的客观品质的多样性，认识到了人类实践活动在其建构中的作用。”“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3]p254这一立场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书里，再次得到了强调：“恰当地使空间概念化的问题，要通过与之相关的人类实践来解决。换言之，不存在由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答案——答案在人类实践之中。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要由‘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了空间以及怎样利用对空间的不同概念化’的问题来取代。”[5]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时空问题的理解应该坚持实践的观点，而不是单纯从哲学上来解释。因而，哈维的探索，也就与走哲学文化批判道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的不同。

其次，从语境这一角度，哈维还看到了使用“空间”一词的复杂性。例如我们平常所说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国家地缘政治空间等概念，其中“空间”一词的含义，要取决于言说的不同语境。因此，在哈维看来，“空间”的含义不仅包含了众多复杂的层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而且其含义也是流动的和辩证的。

所以，鉴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哈维把空间划分为“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三种。哈维给三种空间的定义分别如下：“绝对空间”( absolute space) ，是预先存在和固定不变的，可以用标准化的尺度测量和计算。“相对空间”( relative space) ，强调的是空间结构与参照框架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相关空间”( relational space) ，强调的是空间内在于时间过程中的内在关系，以及被内化于空间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过程所构成的“关系性”( relationality) [6]。同时，哈维并认为这三种空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实际运用中保持着一种“辩证的张力”，旨在能与列斐伏尔划分的三种空间范畴结合起来，组成一种空间“矩阵”，以此来说明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资本、文学、艺术等活动的复杂关联，从而能透视它所汇聚起来的各种社会力量、政治经济关系、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这正好构成了哈维研究时空问题的宗旨：企图从时空变化的维度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的演变。

在此之前，时间的意义得以充分的表达，空间则受到普遍的忽视，“空间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例如康德哲学则将空间视为人类行动得以在其中展开的空盒子。[7]这种占据主流的思想直到列斐伏尔、福柯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到了哈维这里，更是旗帜鲜明地将空间与空间性构造的生产综合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内容。哈维在他的理论建构中，把空间关系看成是特定地理形式的社会关系，以社会实践为立足点，探究各种社会关系如何在时间和空间的演变中交集。同时，哈维运用不同空间框架和范畴，去解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包括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关系、文学与艺术上的表现及其特征。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全球化扩张，货币流通范围得以扩大，空间的商业网络得以重构，从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角落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版图”。这样一来，不同文学艺术的界限得到了消解，变得越来越模糊。

三、与“文化霸权”的内在关系

由于资本本性的驱动，空间的障碍被消除，使得不同形态的文学艺术得以在同一空间中相互冲击、相互影响。例如，西方绘画的技巧、色彩等因素在中国当代绘画艺术中越来越来得到体现，趋于外来绘画因素在中国绘画创新中的作用，而不是重视中国艺术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从这一领域略可看出：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实则也是一种“文化霸权”意识的表现。因为文化在葛兰西看来，是“内在于人类实践，不仅表达了人类的信念和信仰，而且通过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即行使‘领导权’而存在的。”[8]在这种“场”下，“文化霸权”与空间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内在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1891－1937) 的“霸权”( hegemony)概念由早期在政治上的领导权逐渐转移到文化上的领导权，直接定义为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这表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获取侧重于通过一种“自动赞同”而不是靠“强制”、“武力”的方式获得。例如，他认为，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可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为准则”。[9]从葛兰西的这个描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预设的文化价值观：他企图让广大民众把他描述的“文化”作为生活的“常识”，以便得到更广泛的民众的“自动赞同”与支持，从而能自觉地信奉并加以遵守。此外，葛兰西还从实践的层面给出了“文化”的另一层含义，即认为“无产阶级在获取领导权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教育方式，知识和道德改革方式。”[10]文化实践性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尤为明显。例如“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体取得‘独到的’发现，而且特别意味着以批判的态度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使之社会化’从而使之成为生活行为的基础，成为协调的因素，精神和道德性的因素。”[11]概而言之，“文化霸权”即是统治阶级在思想、意识、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领导权。

葛兰西通过价值观、实践两个维度交织建构起来的“霸权”空间，包含着各种复杂关系的张力结构。与同样强调“关系性”的“相关空间”有着丝缕的契合。因此，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不能是独立、“散漫”的，要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霸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运作，需要通过并借助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来覆盖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由此可说明，空间与文化霸权是交织在一起的，并且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如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论点”那一部分所说的：“1972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一经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主导方式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3]p1到这里，“空间理论”与“文化霸权”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可揭示为：“空间理论”是“文化霸权”的一种延伸、体现。这种内在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文化霸权是空间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哈维所开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经济、政治变迁追寻文化和艺术的演变，把文化和艺术中体现出来的种种表征，认为是通过空间生产折射出来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并认为“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3]p255在接下来的论述里，哈维继续提到：“既然我所探究的基本原理是时间和空间（或者说是这方面的语言）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行动来理解，因而我现在将把焦点转移到考虑权力关系为何总是暗含于空间和时间的实践之中。”[3]p281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权力关系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支配权、控制权。而这种支配权、控制权又以某种意识形态表现出来。又因为葛兰西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所以，文化的影响与空间这一物质形式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例如，“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霸权，都取决于控制个人与社会体验的物质语境的能力。”[3]p283而且，哈维还从时空的角度为当下的社会、文化以及艺术做出中肯的诊断，认为“各种社会运动、街头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和其他文化实践的多数色彩及蓬勃发展，正是起源于在资本主义霸权的条件之下反对把金钱、空间和时间物质化之变化无穷的构成。”[3]p298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哈维在构建其空间理论时对“文化霸权”的吸收整合。

其次，空间是文化霸权的场所载体。文化霸权的发生，不可能是毫无依托的，总要发生在一个具体的空间场所，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当代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形态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会以一种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佛教中的观音大士，在传入中国之前，原本是男性的，为了能在中国继续传播，最后演变成了女性。这个例子能充分说明，这种外来文化在与中国境内的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表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性，在佛教诞生地印度发生这样的变化会引起不可思议的诧异。其次，随着空间障碍被打破，文化的冲突表现出了更加复杂的关系，而在这复杂关系中，往往又会有一种占优势地位的文化样式出现，对同一空间内的其他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支配权。例如，风靡中国市场的当代美国好莱坞电影，让同档期的国产电影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可谓是牢牢攫取了中国部分群体的眼球，对此乐此不疲，几近“趋之若鹭”。这种文化现象，能很好地说明一种文化霸权的实施总需找到能给它提供土壤的空间。

复次，采用的方式相同——不是“强制”、“武力”的方式，而是一种“自动赞同”的方式。在探讨资本主义文化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根源时，哈维深受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启发，直接抛弃了传统的“领土—权力”的逻辑，转向政治—经济的逻辑，走了一条更为高明的道路：在时空的框架里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的变化。譬如他在《后现代的状况》中说到：“我将对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和时间加以描述，以便突出政治—经济与文化过程之间的物质联系。”[3]p251同时，哈维还注意到了文化所特有的影响方式——“自动赞同”。文化的这种特有方式与韩非子所倡导的“术”有些类似的地方。例如世界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的美国，文化的这种方式在建立其全面霸权中越发得到重视。哈维凭着敏感的理论嗅觉，在《新帝国主义》（2003年）一书里赤裸裸地批判新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构建全面霸权时不应以强制、军事的方式取代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方式。特别是2003年2月15日世界范围的反美浪潮之后，哈维更是认为：“在世界各个地区，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真正认同美国，甚至其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在本国民众的眼里，也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认同美国了。”并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结为“美国已经放弃了通过认同而获取霸权的努力，相反越来越开始通过强制来获取支配权。”[12]从哈维的阐释里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新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构建全面霸权的时候，应该转变强制、军事的方式，回到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方式上来。哈维的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葛兰西不谋而合了。

最后，理论指向相同。哈维的空间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上，旨在追寻资本主义文化演变的缘起，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是为了解决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时代危机，并旨在引导西欧无产阶级以文化的方式夺取阶级的领导权。虽然哈维的“空间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所服务的对象不同，但都是服务于其政治目的。而且，两者的理论都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恰恰都强调了理论的实践性。例如，从哈维所持有的基本立场以及葛兰西的“使之社会化”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四、论题的现实意义

当代社会，交通工具越来越便捷，特别是由于飞机和互联网的出现，我们极度地压缩了时间，打破了空间上的种种障碍，极大地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能快速地了解不同空间所发生的动态，享受不同时空带给我们的愉悦和感官上的冲击。例如，我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去玩赏苏州的园林和古希腊雅典的神庙建筑。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我们传统的关于空间的感官知觉与视觉，甚至“在一种独特意义上我们的感官已被空间化，这样的空间对我们来说是关乎生存与文化的首要因素”。[9]尤其是“全球化”的到来和“地球村”的出现，人类社会生活越来越难以保持自身的身份意识和特质，而是“开始由摆脱地域性的界限而真正卷入到一个复杂的全球决定机制中，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边界变得含糊不清。全球化，最大程度地改造着我们的时空体验。时间、空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深地牵连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实践活动。”[13]

所以，理解哈维的“空间理论”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我们迫切的要求。同时，这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我们应该消除文化传播在空间上不合理的障碍，营造一种有利于中国特质文化向外传播的环境，让不同形态的文化在空间的这个容器里相互影响、相互学习。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按阎嘉先生的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可以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经典马克思主义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指从20世纪早期到1970年代左右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批判理论”，而新马克思主义则指以哈维等人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派。 可参见阎嘉.戴维·哈维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J］.当代文坛,2011,(6):16-20.

[2]刘先颖.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述评[D].黑龙江：黑龙江大学 ，2012:5.

[3]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55.

[4]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在《大规模生产》一文中指出：“大规模生产就是把动力、准确性、经济性、系统性、连续性和高速运转等原则运用到制造一种产品的生产上面······其正常结果就是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即用最低的成本，大量生产出按标准化设计、标准化工艺和标准化材料制成的有用商品。” 转引自任东来 王波等著.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0.

[5]尹才祥.论戴维·哈维对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化阐释［J].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40(1):10-13.

[6]阎嘉.不同时空框架与审美体验: 以戴维·哈维的理论为例[J].文艺理论研究, 2011 (6):36-41.

[7]程世波.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论戴维·哈维对空间问题的探寻［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38-42.

[8]刘莘.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其诠释［J].探索,2007(2):143-147.

[9]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M].吕同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2.

[10]笔者对“文化”两个含义的说法，可参见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59.

[11]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M].黄华光,徐立源,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4.

[12]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61.

[13]崔丽华.时空之间——哈维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索［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1):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