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政党政治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国内政党之间权力分配与权力制衡的基本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方式。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国内改革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党制度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前进中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既需要我们冷静分析，更需要我们科学对待，决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更不能照搬西方的两党制、多党制。由此，重新认识中国政党制度及其内在价值，了解其发展，正视其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从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意蕴看，它对世界和中国的意义重大，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从中国政党制度的当代发展看，它需要不断地进行时代创新，通过创新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一、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意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对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巨大作用。作为世界上年轻而有活力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意义与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国家范围，具有更为深远的政治意蕴。
第一，中国政党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开辟了世界政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理论和原则，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新的理论体系。早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同其他工人政党和民主党派实行联合和合作以战胜比自己强大几倍的敌人，要求共产党“必须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1]（Ｐ285）。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党派合作思想的基础上，列宁根据俄国的革命实践提出在苏维埃范围内实现多党合作的思想。列宁认为，苏维埃有多个政党参加不是一个缺点，而是一个优点，“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员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胜利”[2]（Ｐ5）。由此，列宁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作原则，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派合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实践看，尽管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多个政党、实行多党合作，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和国情的发展变化所决定，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还是走上了一党专政的道路，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危险和隐患。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有关多党合作的探索进程看，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无疑是一个成功范例，是由中国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独具特色的政党合作制度。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探索及其成功实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政党合作思想的继承与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第二，中国政党制度向世界提供了新的政党运行体系。相对于漫长的政治发展史，政党还是一个新事物。意大利政治学家Ｇ．萨托利指出：“政党，我们知道，是一个为新的事物而起的新名字。说这个名字新是因为事物是新的。这个词直到16世纪才在政治意义上使用。”[3]（Ｐ97）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诞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就一直存在着国内各政党之间采取什么样的体系实现对国家控制与均衡发展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探索致使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相对成熟的两党制、多党制和一党制等主要模式的政党制度。辩证地看，尽管这些政党运行体系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其缺陷也不断显现，无论是美国的两党制还是法国的多党制、非洲的一党制，在推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都表现得越来越疲软，有些甚至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对于中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有的政党体系也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越南共产党坚持一党专政，通过革新开放加速了经济发展，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致使越南共产党也面临着执政基础、党内腐败、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增长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挑战。可见，任何一种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都是有其内在规律性的，不可能永远保持一种绝对的运行优势。中国政党制度在短短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中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稳定方面已经而且还在发挥其巨大作用，是一种极具生命和活力的政党运行新体系，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当然，中国政党制度还有许多亟须完善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它对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新贡献。
第三，中国政党制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有关国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政治理念、政治方略、政治原则、政治制度的总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核心价值目标是实现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围绕着这一核心理念，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政治建设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具体政治制度，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一，监督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健康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核心问题，而党的领导则成了解决核心问题的关键。中国政党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通过政治协商，有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二，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不仅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政治协商，更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往往是其政治制度的产生形式。刘少奇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将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最高威信而奋斗，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所要采取的态度。”[4]（Ｐ433－434）可见，中国政党制度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起到了商议国是、决定国家重大问题、产生国家基本制度的作用。也正如刘少奇所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一制度，与各民主党派一起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进程。
第四，中国政党制度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治国理政自古有之，从古代的君王治国到现代的政党理政，无疑都在寻找最佳的治国理政之道，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本价值目标。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来协调和分配国内各政党之间的权力，以达到更好地治国理政的目的，但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没有促使西方执政党的治国理政达到满意的效果。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执政党通过竞争性政党制度获取国家政权、实现治国理政的政治基础变得不稳定和更加复杂。与此相比，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效果显著，生产力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平稳和谐发展，找到了一条科学有效的治国理政之道。在这条道路上，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政治要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一，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民主制度之一，切实维护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形成了四大民主制度体系：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体系从多层面、多途径开辟了人民维护民主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运行国家权力的制度平台。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体现了人民民主对党领导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人民民主所蕴含的多阶级力量的联合统治。”[5]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党治国理政的根本制度支撑，奠定了党治国理政的民主政治基础。其二，中国政党制度以其基本的政治功能，保证了治国理政的有效开展。治国理政需要执政党正确处理政党与社会、权力与民主、改革与稳定等一系列关系，发挥党的利益表达功能，推进社会的整合发展。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与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五个方面[6]。可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功能，可以实现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高共产党的利益表达能力，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维护社会和谐发展，这些都是治国理政有效性的根本体现。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当代发展
中国政党制度伴随着中国革命的需要产生，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党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第一，政党制度运行环境改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环境基础是政治民主，无论是国家民主、政党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为政党制度运行提供了根本的环境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党内民主决策和常委会工作机制等方面，采取了大量的有效举措，切实提高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以党内民主带动党际民主，最终推动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建设，成为中国政党制度运行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的基本逻辑进程。在共度波折与困难的过程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更加紧密，共产党更加信任和尊重民主党派，不断创造条件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与共产党一起共谋国家发展大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这充分体现了以党内民主和党际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政党民主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核心运行环境在不断优化。以政党民主为推手，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国家和社会民主建设，为中国政党制度营造了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二，政党制度运行内容丰富。从运行内容看，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主要包括“怎么实现共产党领导”、“怎么进行多党合作”和“怎么进行政治协商”三大基本问题，实践中体现为三大问题的辩证统一。几十年来，面对不断变幻的复杂国际环境和西方势力的不断冲击，中国政党制度不但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运行内容不断丰富，体现了高度的发展活力。首先，从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重视自设建设、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领导科学化水平的同时，就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同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同各民主党派实行相互监督。其次，从多党合作的具体形式来说，中国共产党支持各民主党派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证各民主党派成员在国家权力机关中占有适当数量，依法履行职权，让各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国家及地方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同时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多种形式与民主党派联系，发挥他们的参政议政作用。最后，从政治协商的形式和内容来说，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政治协商形成了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协商的重要问题等[6]。
第三，政党制度运行质量提高。政党制度的生命不仅取决于制度内容的设计，更取决于制度的有效运行与实施。要测量一种制度的运行状况，需要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以便对制度运行质量进行有效评价。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运行质量的评价体系还需要探索与研究，但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政党制度的运行质量在不断提高。首先，从民主党派积极参与政治协商的情况看。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人民政协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的专题协商会，如2006年先后参加了以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主要议题的专题协商会，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有力地促进了政府相关工作的开展。其次，从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的情况看。各民主党派运用政协视察、大会发言或以其他形式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政协委员中的民主党派成员还通过参加中共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调查和检查活动或应邀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监督人员等开展民主监督。1997年至2006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包括书面发言）370 余次（份），内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行循环经济发展、重视灾害的社会管理和加紧应急体系建设、维护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保障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入、积极推进民办教育、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决反对分裂和促进祖国统一、发展两岸经贸交流等。最后，从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的情况看。参加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大量的意见和建议。1990年至2006年，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党派成员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共提交提案2400余件，包括尽快就反分裂国家行为立法、农村税费改革、大力营造非公有制经济良好发展环境、建立社保基金监督机制、创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其中许多提案得到采纳实施，或促成了相关法律的制定，或成为制定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6]。
三、中国政党制度的若干理论认识
第一，从国家与政权的高度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其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新中国的诞生和新政权的巩固过程中就产生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因此，历史地看，中国政党制度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与国家政权、国家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既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成为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面对日趋多变的世界形势和日益复杂的国内环境，中国共产党顶住了各种压力，推进了国家建设进程，巩固了国家政权，中国政党制度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__?_U_此，在中国政党制度的价值问题上，必须站在国家与政权的高度来加以理解，特别是面对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一党制的价值输出，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警觉，切不可照搬西方的政党政治道路。
第二，把握中国政党制度的时代内涵，增强其包容力。对于任何事物来说，创新就是其发展的代名词。创新与时代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创新往往体现为事物的时代内涵和时代变化。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永葆青春与活力，根源就在于政党制度的时代创新。因此，在中国政党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中，执政党必须首先能够准确把握政党制度建设的时代要求，突出中国政党制度的时代内涵，从而提高政党制度的包容力。一个清晰的逻辑现象是，政治包容力强的中国政党制度，也必定是一个能够随着社会和时代变化不断进行内涵调整、与时俱进的政党制度。对此，需要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需要共产党适时调整对参政党的领导方式，提高领导的科学化水平；一方面需要民主党派寻找与时代变化的契合点，提高利益表达的能力。只有这样，中国政党制度的时代内涵才能不断丰富，其包容力才能不断增长。所以，从时代创新的角度出发，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理解中国政党制度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必须站在时代的起点上思考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变化。
第三，参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参政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显著特点就是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但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政党制度所体现的党际关系的内容又有所不同，“就政党与社会关系而言，政党关系可以概括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政党与政权的关系而言，政党关系可以概括为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就防止权力异化而言，政党关系可以概括为相互监督的关系；就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而言，政党关系可以概括为合作协商的关系。在以上诸多关系中，领导关系、监督关系最为重要。因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核心，而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是我国政党制度保持生命力的源头活水。”[7]（Ｐ131）这样，参政党的自身建设就可以依据以上不同的关系内容而展开。首先，参政党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要提高独立发挥作用的能力，做到自主、自为地开展工作。其次，参政党要切实提高参政意识，强化参政技能，从维护国家和政权稳定的高度，担负起应有的政治责任。再次，参政党要真正行使其监督功能，提高监督本领，避免形成对执政党或自身监督的“真空”。最后，参政党要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主要形式，积极拓展协商渠道，特别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协商，以达到实现国家科学决策的目的。
第四，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提高其制度化水平。制度化是制度的追求目标，因为一种制度的诞生并不意味着这种制度就完全达到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度有一个基本适应、完全适应到适时调整的过程。政党制度也不例外，它的制度化水平越高，其运行的政治成本就越低，其运行效率也就越高。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制度较为稳定，政党之间竞争或合作的模式具有规律性；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制度中，政党在社会中有深厚的基础，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是固定的；在制度化程度高的政党制度中，政治行为者赋予了政党合法性，即认为社会中应该或者可以存在政党；在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政党制度中，政党组织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价值[8]（Ｐ259－260）。因此，中国政党制度要适应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提高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这是保持政党制度稳定有序运行的需要，是夯实政党制度运行的社会基础的需要，是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团结协作的需要，更是民主政治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所以，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核心前提下，在坚持政党民主的价值基础上，必须不断推进中国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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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立志，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