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前三十年余年的改革，在分配领域走了一个逆向分配的道路。这个改革一方面是走向市场化，另外一方面是收入再分配的过程。如果不算偏激，简单地说就是从居民向企业的收入再分配，也可以说从穷人向富人的收入再分配，也可以说民营企业向国有企业再分配。显然这一个“国家资本主义”下的政策性扭曲。

如果大家能接受这个看法，我相信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同时我们的结构性矛盾很突出。因为凡是搞投资的，搞出口的，搞生产的，他们得到了额外收益，所以他们的活动非常活跃。但是我们看到其它结构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说消费占GDP的比值下降等。经济学家分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保体系不好，收入分配不平等，城市化不够等等。在我看来就是居民的收入增长赶不上GDP的经济增长，这是最主要的。只有同样快，甚至更快的时候，你的消费才能赶得上GDP的增长，你的消费占比才能不断上升。这是第一个市场化的特征。

第二个市场化的策略，就是很多政府行为的公司化。我们很多地方的市委书记把自己视同为董事长或董事总经理。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商引资，总想我明年的投资项目应该在哪儿，我从哪找到钱，这个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但是要有一个度。

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时候，各个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发展相互竞争，在一定阶段是有用的。这就是说政府的干预在里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并有可能取得成效。但经济学家一般特别关注的是政府的失败，在发展问题上，政府干预多了之后，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市场不运作了。这就是不少人提政府归位的改革的原因。政府改革，基本的路子，就是要把市场的还给市场。但市场也有失败，市场并不是说你一放开了就会工作。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金融改革。

一般经济学家说政府干预金融活动肯定不好，因为它降低效率，你不知道，市场才知道应该把资金配置到哪，价格定在哪，这是市场决定，这个理论上是对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你的市场是有效的。但是我们恰恰发现，在很多低收入国家资金并非一定有用的。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发现只要一开放金融体系，直接导致的结果不是效果的提高，而是金融危机。这个实际上是说市场也有局限。但是对我们来说，过去一开始政府行为的公司化，就直接带来非常高速的增长。所有的行政资源都用来动员资源，投入经济活动，招商引资各种做法。背后的动机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对于地方长官来说，经济增长是他升迁的重要指标。

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做了分析，过去三十年市委书记和市委书记为什么有的升迁，有的没升迁，把他们的数据放在一起做比较，凡是GDP增长比较快的地方长官都很容易得到升迁。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例子，很多地方的市长把地方造城造了一个又一个，造完之后受到老百姓的赏识，受到长官的赏识。完了以后结果是什么？

第一是地方政府很积极的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就有点像裁判员直接下场自己踢球去了，这对球员来说是不公平的。第二，他在忙着踢球的时候，也没想着政府主要的工作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个时候他就没有兴趣，更主要的是他没有功夫去提供公共服务，因为对上负责的政绩考核，实际的发挥“杠杆提拔作用”的主旋律不是这个。所以这偏差，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就是经济活动搞上去了，但是结构失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过去十几年了，每一次问题突出的时候，都是中央发文件调结构，结果都调不上去。到理很简单，我们中国的经济可能存在一个二悖论，调结构，保增长，每一次的次序放得不一样。有的是保增长在前面，有的是调结构在前面，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增长没有问题的时候，政府可以讨论调结构的问题。政府一旦出现问题，调结构就变得不重要的。所谓二元悖论，就是在二大目标之中，如果你要牺牲一个，你会牺牲哪个？肯定是调结构不那么重要了，调结构调不过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就有问题，但这是三五年后的事情，有可能就是继任者的事情，不是我的问题了。

这样就导致了我们走不一样的市场化道路，就导致了今天的经济增长的结果。

这里面原因很多，核心有两条，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消除过去的单纯的GDP之上的经济增长目标，尤其是考核政府官员，现在已经有改变。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头就已经很明确的提出来，其实最近中组部也很明确提出，淡化GDP的指标，要用其它一系列的综合指标来考察表现。这是一个方面，现在到底能不能真正发生改变，我们有待观察。但是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相当于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要素市场扭曲来促成的。下一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市场化能不能像三中全会决定里面说的真的往前走，把过去对资源市场，对能源市场和土地市场的扭曲，逐步的给降低，甚至消除。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于2013年12月26日在深圳《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与调整》学术报告会上演讲的一部分。本刊编辑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来源: 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