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平批新“两个凡是”引发热议
《星岛日报》九月一日一篇题为《百学者聚京谈中共弊政》的报道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提出，三十年前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中国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和“中国社会特色论”；这“两论”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忽略了“法治”、“人权”等人类共同理念。网上也在广泛流传江平先生批新“两个凡是”的发言：“三十年前我们批判了‘两个凡是’，现在也有两个类似的教条，即‘稳定压倒一切，中国情况特殊论’；前者裁判权在警察的手中，后者是否定了人类的共同理念”。
众所周知，三十年前“两个凡是”之争不仅是一场理论争论，更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由何人把握的大是大非。“两个凡是”是阻碍改革的桎梏，既不科学也不合理；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翻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论断，才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看，无论是强调稳定还是重视国情，恰恰是中国改革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其正确性已被迄今为止中国改革阶段性成功的实践所证明，是中国改革正确方法论的精髓，不仅要善待，还应认真提炼总结，有组织的宣传普及以让今天享受改革成果的国人和公认中国改革成功的世人知道中国改革成功在哪。我们不能将指导改革的成功经验与阻碍改革的理论桎梏相提并论。对新“两个凡是”的批判，不过是在试图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推翻已被阶段性实践证明基本成功的改革方法论。
环视世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转型国家实现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革与发展路径多种多样：既有社会急剧动荡、经济大幅衰退、朴实民众葬送生命、中产阶级被劫掠的西亚、北非式的“茉莉革命”；也有经济二十年衰退、守着丰富的资源能源，至今GDP只及中国1/5，而制造富翁的速度却是世界第一的苏联老大哥的“休克疗法”；还有被世人赞誉，却被一些中国学者称为不合西方规范、没有系统改革思路的渐变稳进、“摸着石头过河”，而速度却不慢的“中国模式”。尽管各国的现实条件千差万别，但经济上市场化、政治上民主化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一致的目标却换来了不一致的结果，关键就在于方法和路径的选择——缺乏对实现目标成本支出和路径选择的理性思考，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今天，在改革的方法上，我们应该在稳定的基础上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避免在普世价值理论的鼓动下通过“茉莉革命”的方式照搬某一外国模式。应当看到并正视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也是方法论范畴的重大命题。如果我们不顾及渐变改革的基本思路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盲目照搬照抄西方国家“人权”、“法治”等所谓的人类共同理念，是要奢谈坏事、学者误国的。
二、异曲同工——吴敬琏批“摸着石头过河”
事实上，在对中国改革的研究和探讨上，江平先生与吴敬琏先生这两位在法律界和经济界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都是只重目标，不重方法论的。吴敬琏先生在2002年《财经》杂志一篇名为《改革成就与经济学进展》的文章中开篇就说：“‘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我认为这个论断很值得怀疑”“‘摸着石头过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之父，无人可以否认。在当时两种体制纷争的复杂背景下，要效仿西方、提出一个全面学习西方的、系统化的政治与经济改革规划是难以实现的；即便能够提出，想要付诸实践也是困难重重，只会引起无谓的争论。正因如此，“猫论”和“摸论”才应运而生。如果说“猫论”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改革认识论，那么“摸论”则是在尊重国情，强调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的方法论。
从2002年吴敬琏先生批“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江平先生批判新“两个凡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改革主导理论的宣传、对中国所走过的改革之路的总结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从正面澄清这些认识上的盲区，否则人们的思想会愈发混乱，将成功经验当“两个凡是”来批，罔顾国情，否定中国三十年阶段性改革成功的必然性，激化执政党和民众的矛盾，最终将不仅葬送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而且将极大加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突发式失控”的风险，引发社会动荡，而这是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改革阶段性成功的要诀并不单纯在于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还在于正确的方法论。同样是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却出现了不同的三种路径选择：有在西方国家直接推动下的东欧、西亚、北非的“茉莉革命”，也有由美国经济学家全面为俄罗斯改革制定的“休克疗法”式的系统改革方案，更有中国人自己主导的渐变、稳定、逐步推进的改革模式。事实证明，发生了“茉莉革命”的国家陷入动乱，而“休克疗法”也让俄罗斯尝尽苦果，只有中国，在稳定、繁荣的三十年中逐渐崛起。而这一切，与邓小平大智若愚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方法论指导下的强调稳定、尊重国情密不可分。
三、从比较视角看中国改革方法论的重要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增长，我国的GDP已高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的提高；“人类市场经济奇迹”、“世界经济领头羊”等都是西方给予我们的评价。相较于东欧、西亚、北非等搞“茉莉革命”国家的经济衰退和动乱，其渐变、稳定的改革之路无疑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的改革只是阶段性的成功，在产权改革、金融改革与政府职能改革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靠加大改革力度和速度来解决。否则，党和国家将丧失改革的主动权，最终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必须指出，中国改革是在极其复杂的背景下，在小平同志“内部改革主体论”的主导下推进的。因此，中国的改革既是渐变的改革，也是内部主体推动的改革。我们应当看到，一方面，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开放符合中国国家和国民的利益，是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拥护的，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经过建国六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坚定不移地把市场化、民主化的方向当成未来的发展目标。在这一点上，执政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应该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在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条件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产权制度变革，有勇气从政府职能转型和消除审批旧体制腐败入手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因此，既要坚持市场化、民主化改革大方向，又要在稳定基础上尊重国情，运用内部改革主体论的成功方法，把正确的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二者不可分割。这是中国改革实践最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在未来仍需坚持的改革方法论。
四、中国改革的风险与机遇
必须指出，强调稳定和注重国情的目的是更快更平稳地推进改革，而不应成为某些人和某些部门只“革别人的命”而不肯“革自己命”的口实。近年来，中国某些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倒退。这些人和部门无论在改别的部门还是分拆垄断型国有企业时调门都很高，但一涉及到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就要么转移方向，要么步步为营，部门即得利益至上，没有在以党和国家、人民总体利益的战略高度上去考虑全局问题。这样做会使由执政党主导的改革陷入被动，没有自我改革的主动权，最终必将丧失中国改革的主导权。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已经被转型国家的历史教训所证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但这充其量仅是阶段性的成功，未来的中国在通过政府职能转换这一关上，风险在呈加大的趋势。对此，党和政府必须居安思危，保持清醒头脑。
面对改革的路径选择，现阶段中国存在着各种呼声：有尊重国情、强调渐变稳定的稳健改革者，也有否定国情、简单照抄西方的激进改革者，还有一些整日空谈改革却迟迟不见实际举措的保守改革者。如果对中国的改革做一个阶段性风险分析，激进改革者是今天改革最大的危险。他们总是利用少数人的极端化言论，制造出反对改革者与复辟文革派再大加挞伐。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享受了改革的成果，有谁还想退回到三十年之前计划体制的老路上？又有谁想再次经历文革时代的动乱和不安？如果真按照激进改革者们的要求照搬西方所谓的规范，才真的会让中国再次陷入衰退和混乱。当然，改革的风险也会发生转变，假如任由保守改革者一味延误改革时机，其必将成为改革的对象。中国改革大势不可逆转，改革者必须要有推进改革的决心与自我改革的勇气，否则只能被动接受外力推动的激烈变革。如果说昨天改革最大的风险是反对改革者，那么今天改革的最大风险则是来自于激进改革者，而明天改革的最大风险则是维护即得利益和权力的保守改革者。
因此，我们应当采用稳健改革者的主张，在确立正确改革方向基础上，坚持稳定、渐变、尊重国情的改革思路，在执政党改革主导的原则下，尊重国情，稳步实现中国市场化、民主化的目标。
当前中国改革面对的不仅有风险，也有机遇。从国际环境看，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国际战略期，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我们可出的牌很多，关键是决策者不要出错牌。同时，在中国改革的主导思想上，我们必须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宣传改革主导思想的同时，更要重视对改革方法论的总结与认识。从中国改革实践看，坚持内部主体论，并在稳定中实现渐变和转型是指导未来中国改革成功的最优选择。如果中国能够遵循正确的方法论，抓住难得的战略契机加快发展、推进改革，那将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将给低迷的世界经济带来福音。
五、目标与路径的统一――不应无视正确方法论的选择
在市场化、民主化的改革目标确立后，学者与决策者们由于自身思维定势和立场各异，会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路径实现目标。如果说改革是要修建到达彼岸的大桥，那么建桥的成本收益比是必须考虑的。有时需要我们一步就建成钢铁大桥，但有时也需要分步实现，即先建木桥，待时机成熟时再建钢铁大桥。把握时机、因地制宜是确保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学者可以有自己的理想追求，但却容易忽视正确方法论的运用。他们易于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模式，却疏于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用最小代价达到最终目标。否定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中注重稳定、尊重国情的正确改革方法论，是非常危险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改革的三十年在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在政治上也取得了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学者全面否定三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步，陷入了盲目追求所谓“普世价值”的误区。笔者认为，无论是批判“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否定国情批判“稳定压倒一切”，都背离了中国改革的方法论。
所谓西方“普世价值”，绝非某些学者想象般的尽善尽美。美国国家信用评级降级、两党决策中的扯皮与低效，已经让西方开始总结其制度中的不足与缺陷；废除死刑、禁止堕胎、自由持枪等“人权”的表现，也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如果无视中国国情，在“没有中国模式，只有普世价值”的教条下，照搬这些制度显然是不妥当的。不正视中国国情、看到稳定的重要性，不遵循渐变稳定的改革思路而是照抄西方模式，这既是当前学者误国的表现，也是中国改革最大的风险所在。
完稿于2011年9月16日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