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知识份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而是经由苏俄新文学和日本中介的苏俄马列主义。确如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时所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份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命运发生巨变；这一事件连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革，促使我们有必要反思苏俄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

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反而容易让事情的原委得以呈现。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的革命浪潮，不是一批激进份子的人为所致，而是配合了十八世纪以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发生革命的大趋势，也是二十世纪初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2月）刊发的著名文章〈文学革命论〉中已经声明了这点[2]：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两年后，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1919）一文中进一步把苏俄革命泛化为普遍的革命：“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3]。

问题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革命潮流何以一定要和苏俄革命联系起来？因为苏俄的介入，中国把经典的德国马克思主义搁置起来，许多进步人士满怀理想地接纳并实践苏俄马克思主义。尽管实现了一系列伟大目标，但也带来诸多严重后果。苏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旅行，成了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况且，在后苏联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已经从国家意识形态变为众多学说中的一种，也能看到当年侨民学者如何自由探讨俄国马克思主义问题之作，还能自由发表还原俄国马克思主义原貌的言论[4]。这些为我们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如何从苏俄进入中国，提供了很扎实的学术基础。

一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苏俄文学热

就一般情况而言，现代中国接受苏俄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革命情势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知道，无论俄国多么贫穷、议会（杜马）政治多么混乱，但二月革命发生及其建立的临时政府，使俄国远离了封建帝制，走向了共和；而十月革命的发生及其所建立的苏维埃制度，更使俄国自觉远离了西方帝国主义（如主动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不管苏俄理念是否乌托邦，苏俄已经成为一个航标，为来自战争瓦砾上的西方思想家、艺术家，以及寻求理想世界的政治激进主义者指出了方向，也让饱受帝国主义伤害的第三世界知识份子从中看到了希望。因此，世界各国的许多热血知识份子为苏俄马克思主义所倾倒。苏俄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全球扩展其影响力，并在后来大半个世纪连绵不断的国际反西化和反资本主义潮流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5]。

而中国则更甚：从孙文到毛泽东、从李大钊到周作人、从陈独秀到鲁迅等，大批满怀壮志的仁人志士，为重建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去寻求更有效的思想文化资源，由此，知识界的俄国文学热长盛不衰。这种热浪又从知识界普及到难以计数的作家、文学青年、热爱文学的读者和译者等公众身上，以至于关心苏俄成为现代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1920年8月22日新民学会以“俄国事情亟待研究”为由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毛泽东还担任研究会的书记干事），该会认真研究了一些问题后，决定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五天后，《大公报》发表了荫柏的署名文章〈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想〉，该文称，“你要觉得现在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万恶，方才知道俄罗斯怎么起了革命，方才知道应当怎样研究俄罗斯，方才会研究俄罗斯到精微处”。第二年夏天，该会还真的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俄罗斯研究会在引介苏俄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事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前后介绍了十六名进步青年先到上海外国语学校（陈独秀所创）补习俄语，然后赴苏俄学习，其中包括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中国知识份子对苏俄的认同，首先是和当时的苏俄文学热联系在一起的。鲁迅的〈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一文曾生动描述了“读者大众对俄国文学共鸣和热爱”的壮观情景：“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6]。今天回过头来看，《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的各种中译本有超过十种，各种译本再版近百次，其影响力实在不可思议。

何止是这部《战争与和平》有如此声誉，超过十种译本的苏俄文学作品不下三十种，其中著名诗人普希金（А. Пушкин）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已经有超过十五种译本。这类现象意味着，俄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他的文学种类，以至于以学法国象征派而著称的“诗怪”李金发，在诗名隆盛的1920年代如此说：“日看小说，夜看小说，不知不觉把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看了几十本，甚至神经衰弱都不知”[7]。正因为如此，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朱自清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以后在师大和燕京大学也曾应邀开设），也内设有“『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专题，专门论述“俄国与日本的影响──理论”，并且认为《新青年》、五四运动期间各社团、文学研究会、成仿吾和钱杏村等人的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等先后深受俄国和日本的影响[8]。

这种情况后来一直在延续着，茅盾1945年在归纳抗战以后的外国文学译介情况时如是说：从七七抗战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介绍的“主要是苏联战前作品（苏维埃文学中划时代的长篇巨著），以及世界的古典名著”，而从太平洋战争到抗战胜利前夕，“除继承前期的工作而外，还把注意力普遍到英美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了──不用说，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是尤其介绍得多”[9]。

然而，中国知识份子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主要不是由于其审美性，而是基于其反映种种社会问题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瞿秋白在给《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1920）中曾深刻分析到[10]：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那么，我们创造新文学的材料本来不一定取之于俄国文学，然而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

而且，这并非已经开始倾向于左翼的瞿秋白个人的一厢情愿，而是社会知识界的普遍认知，如鲁迅也有同感，在前述〈祝中俄文字之交〉中也叙述了俄国文学热的情景并分析其原因[11]：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甚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正是在这种热潮中，连对暴力革命有深刻的理性研究和宗教哲学分析的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也被中国知识份子革命化了，如罗罗译的〈陀斯妥夫斯基之文学与俄国革命之心理〉（《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十二号，1918年12月），很真切地显示出了这种趋向。如此一来，中国知识份子把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视为“必然趋势”，并且把原本作为地方性的苏俄革命演绎成适合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模式，还把苏俄社会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成功实践，自然也就视之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十月革命是俄国社会变革的极端形式之一，是超出当时人们预期而未必一定要发生的社会事件，更难说它有普遍性。何况，后来历史证明，它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让俄国居民和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至于俄国文学，它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关系甚微：说俄国文学表现出十月革命的必然性，那是苏俄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官方学术观念。

二　俄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深刻地指出，俄国始终存有重建俄罗斯帝国的伟大理想，苏俄马克思主义及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苏俄后现代主义一样，都是深深植根于俄国文化传统中的同一种意识形态范式[12]。马克思主义作为俄国民众的理想追求之一，同俄国文化传统相互融合。据俄国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在《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思想》中的辨析，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过程，就是融合本土各种各样信仰的过程，包括斯拉夫农民村社式社会主义、只求信仰而拒绝理性的虚无主义、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民粹主义、反对理性和法制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东方基督教等等，其表现形式既有思想探索和文学叙述，也有身体力行的社会行动，苏维埃共产主义乃诸种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潮之一──这是广大下层民众信仰的布尔什维克式马克思主义，它比孟什维克式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知识份子所追寻的，带有学理性的）要强大得多[13]。

换言之，苏俄马克思主义并非德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经由俄国文化传统改造马克思学说而成的列宁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而且，结合的结果是本土传统的份量大大压倒了外来思想，改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哪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直接关心俄国社会发展动态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俄国发行的情况，如恩格斯写有论文〈论俄国的社会关系〉（On Social Relations in Russia），且被收录在俄罗斯公开发行的《恩格斯论俄国》俄文本（Фридрих Энгельс о России）中，恩格斯还特意为这本小册子写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登陆成功，并非列宁个人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在短时间内成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本土化过程。

激进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В. Белинский）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于《德法年鉴》（Дехфуги-Жтбоъ窃йугие Кбитв鰕иет）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等。而彼得拉舍夫斯基（Б.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这位俄国外交官和《袖珍外语词典》（Карманный словар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лов）编辑者，因为信仰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圣彼得堡组建了传播禁书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这个组织的藏书中就有马克思的多种著作。安年科夫（П. Анненков）这位在十九世纪苏联人看来属于保守派的文学批评家、美学理论家、第一套《普希金文集》（сочинений А. Пушкина）的主编，1846年认识马克思之后便与其保持着多年的私人联系。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М. Бакунин）尽管和马克思、恩格斯矛盾重重[14]，但1869年居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俄译本（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1872年俄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逊（Н. Даниельсон）翻译了《资本论》（Капитал）第一卷，在圣彼得堡公开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了3,000册，在一个半月内就售出900册。1882年1月《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第二版问世（马克思、恩格斯亲自作序）。而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拉甫罗夫（П. Лавров）这位1870年加入第一国际、1871年参加巴黎公社起义的民粹主义知识份子，曾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提供了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和农村公社的材料，其著作《历史信札》（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а）、《试论当代思想史》（Опыт истории мысли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理解历史的使命》（Задачи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и）等，均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诸如此类的例子难以尽数，所透出的重要信息是：早期热衷于马克思著作的俄国知识份子没有一个是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三十年后，才出现首个马克思主义组织：1888年9月25日，普列汉诺夫（Г. Плеханов）、查苏利奇（В. Засулич）、阿克雪里罗得（П. Аксельрод）、捷依奇（Л. Г. Дейч）、伊格纳托夫（В. Игнатов）五人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日内瓦成立“劳动解放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труда）。普列汉诺夫及该社先后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三十种，包括《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Философии нищеты）、《雇佣劳动与资本》（Наемный 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 утопии к науке）等，并把它们秘密运回俄国传播。到1895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емьи,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俄译本出了第三版。在马克思主义作用下，普列汉诺夫本人还写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Социализм и полит. Борьба）、《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згляда на историю）与《我们的意见分歧》（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ия）等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这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产生了巨大作用，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关注，列宁也受益于这些著作。但是，在社会民主党分化后，普列汉诺夫本人因坚守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而成为少数派，被批评为孟什维克份子和“正统马克思主义”（ортодокс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зм）的始作俑者。但是，就在普列汉诺夫等职业革命家试图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付诸实践而遭遇困难时，因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被付诸实践过程中出现激进化趋向，使得索洛维约夫（Вл. Соловьев）和弗兰克（С. Франк）等著名宗教思想家、别雷（А. Белый）等象征主义文学家谨慎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司徒卢威（П. Струве）院士、神学家和经济哲学家布尔加科夫（С. Булгаков）和别尔嘉耶夫等人把马克思主义改造为经济唯物主义，列宁在《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Что делать? Наболевшие вопросы нашего движения）中否定性地称之为“合法马克思主义”（легальный марксизм）。

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过程非常值得认真研究：这是俄国普遍接受德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阶段！俄国自彼得大帝实施西化政策半个世纪后就出现了本土斯拉夫文化危机，引发知识界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当时的德国如何在接纳现代性同时抵抗英法现代化模式，随即也被俄国的有识之士所关注。于是，德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建构民族认同的行为，从十八世纪末以来一直为俄国知识界所痴迷，并且随着资本主义改革所带来的问题日趋突出，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和普及过程，自然也就促使俄国从接纳德国启蒙文学（以接受歌德[J. W. von Goethe]最甚）、古典哲学（主要是谢林[F. W. J. von Shelling]和费希特[J. G. Fichte]等），转向接纳马克思主义。

上述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被接纳的过程，也是其本土化的过程，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被付诸实践，伴随激进化倾向，而且这种趋向又可视为俄国知识份子激进主义历史传统的自然延续、自觉更新。从深受法国启蒙主义影响的十二月党人革命，经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土斯拉夫村社社会主义融合的赫尔岑（А. Герцен）的“俄罗斯社会主义”、把村社社会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Н.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的农民社会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宗教无政府主义论（否定国家的作用）等，发展到和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主义斗争取胜的列宁主义，最终演变成在和托洛茨基（Л. Троцкий）、布哈林（Н. Бухарнин）斗争中所形成的斯大林主义，彼此之间确有思想和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5]。

由此可见，苏俄马克思主义，与德国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差岂止是十万八千里，以致俄国许多职业革命家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源于理论，而是来自实践和民间追求。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纪德（André Gide）因为太执着于马克思主义，1936年6月17日，已经67岁的他还受苏联政府邀请，开始历时两个多月的苏联之行。访苏归来三个月后，即同年11月出版了在东西方世界分别掀起轩然大波的《访苏归来》（Retour de l'U.R.S.S.），作者很失望，于一年后写下《为我的〈访苏归来〉答客难》（Retouches à mon retour de l'U.R.S.S.），其中有言，“三年以来，我太沉溺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致到了苏联反而觉得在异乡异俗过生活似的”[16]。这些都很生动地证实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俄国地方性特征。

令人惊奇的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复杂的历史演化过程是有所知的。田汉在著名的〈诗人与劳动问题〉（1920）一文中曾专门论及“波尔舍维克倒底甚么一个东西？”的问题。经他考证，《资本论》于中国同治十一年（1872）已经译成俄文，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扩展最为强劲是在1880至1890年代，俄国最初马克思派代表人物为普列汉诺夫（译成“勃雷哈洛夫”），其先驱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开创的“到民间去运动”、继之乃“土地与自由”之结社（即虚无党）。虚无党分裂成激进派与温和派之后，便有了激进派组建的社会革命党（“农民党，多数斯拉夫主义者”）和温和派静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成立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厂劳动者一气，多属西欧主义者”），两党都脱去了虚无党的色彩，都以废除君主专制、成就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但所主张的手段不一致。社会革命党（农民党）尊重俄国米尔（村社）制度，视为社会主义的要素，而社会民主党（工厂劳动者党）则蔑视此种保守主义，谓于现代社会无用；革命党主张土地之共有，民主党则主张土地之自由；革命党认为革命之方法当采恐怖主义，而民主党则视之为无益而有损。两党龌龊不断，同时诱发各党内部之分裂。民主党主张以较和平的手段达其目的者则为普列汉诺夫派，主张以激烈手段急行政治与社会的革命者则为列宁派（当时译为“吕宁”）。田汉还介绍说，1903年社会民主党于斯德哥尔摩开第二次大会，列宁派遂以多数战胜普列汉诺夫的少数，于是就有了列宁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的少数派（孟什维克），分裂原因在于孟什维克“固执议会政治”，而布尔什维克主张“劳动阶级的执政权者”甚坚，不肯与第三阶级的议会政治相妥协。最后，田汉总结说：“波尔舍维克的基础特质就是劳动阶级的执政权！”“最能表现此种特质者，莫如由波尔舍维克之手所定之《劳兵会全俄社会主义联合共和国宪法》，此宪法之主要条项是『一切权力属此国之劳动者』”[17]。

应该说，这样的考释是很有学术价值的。遗憾的是，中国接受苏俄马克思主义，并不在意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本土化过程中的是是非非，只是关心其结果。

三　中国知识份子无暇深究苏俄的真相

今天看来，田汉的这番重要研究没有产生影响，是基于人们无暇也没条件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对包括苏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问题皆无法深入辨析，更没人去区分苏俄马克思主义和德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别。情形如陈独秀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1922）一文中所倡言的那样，即要学习马克思用归纳法研究社会问题的精神，“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18]。这样一来，中国知识份子自然就普遍认为十月革命和劳农政权乃对共产主义理想之实践，而列宁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常发展。对他们来说，用阶级斗争手段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化国家的阶级结构问题，这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正是由于现实遮蔽了人们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加上中俄文化相似性原则的深入人心，中国左翼知识界更是一厢情愿地把苏俄的事情泛化为中国的诉求，以至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本来是随中国的国家观念建构、二十世纪第一波国际民族主义浪潮而兴起的，可是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受外敌侵略八十余年后才有自觉的民族运动，主观上是“苏俄十月革命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并且立下了全世界各被压迫的国家及各弱小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之大本营”[19]。

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一些在后人看来很是奇怪的事情。1922年3月初，苏俄发生喀琅施塔德水兵反叛苏维埃政府事件，起义的官兵们提出“自由贸易”、“开国会”和“无共产党之苏维埃”等要求。这本来是对苏维埃政府实行严厉的军事共产主义的自然反弹，却遭到苏维埃当局武力镇压。事后不久，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不反思这次事件，反而通过了今后要严厉镇压此类事件的无产阶级专政决议。这些自然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可是，向来关心国际问题并深受五四洗礼的瞿秋白，亲历苏俄、体验了苏维埃政权的实际生活，在《赤都心史》（1924）中生动叙述了苏俄见闻及其理解，例如在“宗教俄罗斯”章节中记录了东正教继续存在的盛况，但在喀琅施塔德水兵反叛苏维埃政府事件上，却断然否定苏维埃政府的责任，认为是军人因为“受资产阶级思想之影响”的结果[20]。

还有，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苏俄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误会连连。我们知道，苏维埃政权的稳定过程很快就显露出很多剧烈矛盾──一方面布尔什维克许诺了许多关于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并因此唤起很多渴望变革的青年的热望，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很快成为新的利益团体，并且得到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双重护卫，导致一些知识份子或者去国他乡，或者自杀身亡。在这个过程中，原本是著名的未来主义诗人马雅可夫斯基（Вл. Маяковский），满怀热诚于新政权，并由此而成为激进的左翼诗人，但也写下了《臭虫》（Клоп）和《澡堂》（Баня）之类讽刺苏维埃官僚主义的喜剧、《官僚主义者》（Бюрократида）之类的诗篇，可是经常得不到当局认可，又被布尔什维克党支持的文艺团体所拒绝，在又一次失恋的刺激下，于1930年4月14日自杀身亡。此事件曾在国际文坛轰动一时，可是胡风却在《最近的世界文坛》第八则（1930）“马雅柯夫斯基死了以后”中评论说，“诗人自杀了以后，给与了各方面一个大的震动。当时苏俄政府曾疑心他有政治的嫌疑，搜查的结果，发见了遗书──自杀的原因是失恋”，以掩盖诗人之死的社会原因；接着又说，“最近发见了他未发表的题作《蒸汽浴场》的剧本（即《澡堂》），舞台在纪元二千三十年，锐利地讽刺苏俄的现状，但这也许是帝国主义新闻记者的谣言”[21]。

无独有偶，在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去世的问题上，中国人也是用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加以理解。1936年6月19日苏联《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刊载高尔基逝世的讣告。第二年底高尔基之死就开始成为苏联政治斗争中的重大事件被提及，如先是高尔基的医生接二连三被逮捕、判刑，继而说是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授意所为；到1990年代以后又先后有新说，包括斯大林指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利亚（Л. Берия）周密部署让高尔基致死、斯大林指使高尔基的情人毒害等。既然连一个事实的说法也如此多变，那么和苏联关系密切的人士就应该注意苏联官方的说法。而中国知识界对高尔基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如《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四号（1920年2月）的“世界新潮”栏中刊载了〈俄国文豪高尔基氏之通告书〉。可是，在高尔基去世五年后，茅盾却于《华商报》上撰文〈纪念高尔基〉（1941年6月18日），声称“高尔基是被托洛斯基派害死的。为甚么托洛斯基派要害死这位暮年多病的老头子？因为高尔基是被苏联人民所爱戴的，是全世界劳苦人民所拥护的，他宣扬赞美者，正直、博爱、勇敢、公正、为高尚理想而斗争的精神。”[22]茅盾是声名赫赫的作家，此说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今还余音缭绕。而对高尔基的事实性误读远不止这些，如十月革命发生前后高尔基于《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上连续发表《不合时宜的思想》（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мысли），呼吁不要为了党派利益而置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于不顾，劝说布尔什维克放弃暴力革命，这些言论遭列宁严厉批评并被查禁（直到1988年才开禁），《新生活报》在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就被取缔了。而中国知识界也一直认为在这个事件上高尔基是有问题的，而事实真相直到二十世纪末《不合时宜的思想》被汉译后才有所揭示。

诸如此类，本来是苏俄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为，却演变成中国的信念，这类情形不胜枚举。而事实上当时国际社会就已经发现，二战前“苏俄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是一种文学上的官派，它组织得极可赞美，报酬也颇为丰富”，同时，很多著名老作家、杰出学者（包括《资本论》的名译者）、基层领导者等，或坐牢、流放、失踪，或随时被警察监控，“劳动立法，那也糟糕得很，官僚们可以胡乱执行！那种国内身份证制度，剥夺了人民迁居的权利；为反对工人及甚至反对小孩的法律，简直痛苦得要人的命；连坐的法律极其残酷，……”，国际社会“正在建造一条反法西斯的阵线，但在我们的后方有这许多的集中营，这是多么妨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23]。对此，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是无暇深究的。

更为重要的是，对苏俄如何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过程及其意义问题，中国知识界缺乏清醒认识。我们知道，苏维埃政府根据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经济理念、经济运作模式等学说，推出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等极端“理论”。经历军事共产主义教训后，列宁意识到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危险性，便尝试以新经济政策替代之：1921年列宁写下了著名文献〈十月革命四周年〉（"К четырёхлетней годовщин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该作称得上是苏俄要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理论纲领的重要文献。列宁在此列举了十月革命种种伟大意义后声称[24]：

我们三四年来学会了一些实行急剧转变（在需要急剧转变的时候）的方法，我们现在开始勤奋、细心、刻苦地（虽然还不够勤奋，不够细心，不够刻苦）学习新的转变，学习“新经济政策”了。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主人”，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是没有其他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的。

而且，新经济政策实施给苏俄带来的经济政策变化，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作了很生动的描述，并且在该书第十节“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中还认真论及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决策问题[25]：

（俄国）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告诉我们许多苏维埃政府的国际关系：俄国与国外通商，是政府的专利。……现在俄国还正努力协理各种租借地，借外国资本来发展俄国工业──社会主义的基础。战事革命，工业毁坏太甚。内战继起，令政府不得不注全力于战事，一切原料及工业生产品都用在军事上。机器不够用，技师非常之少，技术程度又太低──战争时俄国技师死者甚多。所以非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来发展工业不可。……列若乏还着重的说：“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俄国革命史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时代盛行的民粹派（Narodniki）主张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马克思派和民粹派的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此。你们想必很明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行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不仅如此，《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六号（1921年3月）的“新思想和新文艺”栏目上有化鲁〈马克思主义的最近辩论〉一文，及时介绍了当时欧洲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进展，并特别引述罗素（Bertrand Russell）游俄归来后之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与理论》（Bolshevism: Practice and Theory）的重要思想，也提及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决定一时代或一民族的政治和信仰，经济的原因自然是很关重要的，但是把一切非经济的原因一概不顾，只以经济的原因，断定一切的运命，而以为一无错误，这个我却有些不信哩。

有一种最显著的非经济的原因，而亦是社会主义者所最忽视的，那便是民族主义了……单看大战中，全世界的佣雇工人──除极少数的例外──都被民族主义的感情所支配着，把共产党的宝贵的格言“全世界劳动者，快快联合”已完全置诸脑后了。

马克思派断定所谓“人群”（Man's herd）只是阶级而已，人总是和阶级利益相同的人互相联合的。这句话只含着一部分的真理。因为从人类长时期的历史看来，宗教乃是断定人类运命的最主要的原因。……

人的欲望在于经济的向上，这话不过比较的合理罢了。马克思的学说，渊源于十八世纪唯理的心理学派，和英国正统派经济学者同出一源，所以他以为“自私”（Self-enrichment）是人类政治行动的自然要求。但是近代心理学已经从病的心理的浮面上探下去，为更进一层的证明。过去时代的文化的乐观主义，已给近代心理学者根本推翻了。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还是以这种思想为根据，所以马克思派的本能生活观，不免有残刻呆板之诮了。

此文还提及了考茨基（K. Kautsky）有关文章辨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和马克思主义不合”，又另外论及英国司各特（J. W. Scott）新作《马克思的价值论》（Karl Marx on Value）和《现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讨论俄国实践马克思关于工业国有化理论但效果欠佳之文，最后总结说：“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想、劳动阶级勃兴论、贫乏废灭论，现代学者大概都加以承认，只是他的价值法则、唯物的历史观、武力革命的理论、阶级斗争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却还没有成为一定不易的理论呢。”

1922年8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勤工俭学的张闻天（时年22岁），翻译了英国《曼切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该报1959年改为《卫报》）所刊载的苏维埃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政府报告内容，并取名为《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该报告论述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根据、基本原则、意义，提出“苏俄要做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变迁中的一种经济组织，它不会做纯粹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尚未到来；也不会做纯粹的资本主义，因为这种日子已经衰败。他是过去与未来的唯一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元素混合的同时存在”，“指导苏维埃俄罗斯事业的不是梦想者”，“而是共产主义的实际者”。这一重要翻译分别刊于1923年1月18、19、2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上。

然而，这些文字基本上没有产生实际影响[26]，更没有让更多的人关注苏俄马克思主义变革的问题。究其因，与中国知识份子接受十月革命最早是由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发起有关：他们鉴于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克鲁泡特金（П. Кропоткине）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以及劳农政府高度重视工农利益的特点，率先发表了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言论，欢迎俄国平民革命的胜利。无政府主义创办的《劳动》（上海）杂志第三号（1918年5月）刊文〈李宁之解剖，俄国革命之真相〉称，“法兰西革命，乃孕育十九世纪之文明，俄罗斯革命，将转移二十世纪之世局”。

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中华革命党人才开始改变对苏俄态度，如《民国日报》1918年6月17日社论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李大钊才发表〈庶民的胜利〉。此后，苏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了更为激进的影响：1919年7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著文〈阶级竞争与互助〉，用“互助论”来补充阶级斗争学说，说“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瞿秋白称新文化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而不能成就”（〈新青年之新宣言〉）；邓中夏断言新文学是“惊醒人们有革命自觉的最有效用之工具”（〈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尽管陈独秀在〈虚无主义〉（1920）中否定虚无主义，呼吁“笃行好学的青年，要觉悟到自己的实际生活既然不能否定，别的一切事物也都不能否定；对于社会上一切黑暗，罪恶，只有改造，奋斗，单单否定他是无济于事；因为单是否定他，仍不能取消他实际的存在”[27]，但仍然无暇分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之差别。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尤其是1923年后，较来自日本和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而言，苏俄马克思主义影响已经显示出绝对优势。1931年，杨东莼在《本国文化史大纲》如实描述了这样的分化：“不到几时，《新青年》受了苏俄革命的影响，便断片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而李大钊竟在北大讲授唯物史观。后来思想分野，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派，便信奉马克思主义，而成为中国××党的指导人物；胡适一派，便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28]

可见，中国所理解和认同的是“暴力革命”的苏俄，经济和文化建设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少有人关注。此举结果导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复杂化──一厢情愿地建构了既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强调建设的列宁主义，而是接纳了把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和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等混合一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些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社会制造的最深刻影像之一[29]。

四　结语：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源头上的歧出

可以说，和新文化运动同时出现并持续更长时间的俄国文学热，是促使人们在全方位接纳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感情基础。苏俄十月革命及其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建立，是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进行的，这吻合了中国社会对反西方和反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诉求，符合知识界为重建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现实性需求。在爱国热潮席卷中国的过程中，社会又流行着快捷认识并实践苏俄马克思主义的热望，并因缺乏深刻理解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条件，紧迫的现实又促使人们愿意把已经取得革命成功的苏俄马克思主义和解决中国问题结合起来。这些促成了是苏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传教士和从西方归来的学人所倡导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登陆成功[30]。

然而，接受经由苏俄而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凸显革命的列宁主义和把所有问题政治化的斯大林主义，而不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不是经由重建社会各阶层关系的路径，使之良性互动起来，从而有效召唤国民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是相反，即凸显社会变动中的阶级冲突情势的紧迫性和全面性，并用阶级斗争手段解决阶级矛盾问题。这就既在事实上加剧了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困难，也在观念上让中国人无所适从──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到民粹主义等，常常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进行过激的革命实践，加剧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中国的复杂化，也使中国的现代性建构问题更为棘手；在事实上，那就更是有目共睹了──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社会进程及其成就，一言以蔽之，就是革除苏俄的影响。

在误把苏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思想当作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中国还因遵循国际共运原则，忽视了苏俄马列主义的俄国文化传统基础、苏俄民族身份和苏联国家利益诉求等，而把苏俄社会进程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这种移植苏俄的做法，违背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潮流。二十世纪初是帝国普遍崩溃而纷纷代之以民族国家的时期，现代中国知识界未能冷静辨析真假马克思主义、正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在世界多元文化图景中更合理地选择和配置资源等，也因此未能找到更有效的途径，来解决中华民族国家的重构和国家认同、国民的民生和民权等重大问题，从而给后来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无限的障碍，也增加了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改革难度。

注释：

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470-71。

2　参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独秀文存》，卷一，上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页135。

3　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载《独秀文存》，卷二，下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4），页29。

4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整理出版了别尔嘉耶夫（Н. Бердяев）的《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与思想》（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лизма）。该书是作者为了回应西方出版界（主要是美国和英国）一些探讨俄罗斯革命年代的思想及宗教斗争的历史之作而写，故本书面向西方读者（1937年首先用英文出版，随后用德、法、西、意与荷等文印刷发行）。1998年4至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80周年，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与人文科学院联合举办“理解马克思”国际学术研讨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则主办“俄罗斯与卡尔．马克思：选择与命运”国际研讨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办“马克思与现代哲学”等大型学术研讨会等；莫斯科Алгоритм出版社，2005年推出卡加尔利茨基（Б. Кагарлицкий）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不是用来推荐学习的》（Марксизм: не рекомендаовано для обучения）（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问题）。

5　Steven G. Marks, How Russi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From Art to Anti-Semitism, Ballet to Bolshev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4-5.

6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载《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461。曼殊斐儿（又译曼斯菲尔德）是英国著名女作家，二十岁开始文学创作，尤以短篇小说享誉文坛，其作品早在1927年就已介绍到中国，译者是徐志摩，在他的眼里，曼斯菲尔德的形象代表了清秀明净的女性美。“媒婆”即郭沫若，1921年2月郭沫若在《民铎》月刊第2卷第5号发表的〈致李石岑函〉说：“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

7　李金发：〈我名字的来源〉，《小说月报》，第17卷第2号（1926年2月10日）。

8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载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八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页83-84。

9　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1945），《文哨》，创刊特大号（1946年5月4日）。

10　《瞿秋白文集》编辑组编：《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页248-49。

11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载《鲁迅全集》，第四卷，页462。

12　Mikhail Epstein, After the Future: The Paradoxes of Postmodernism and Contemporary Russian Culture, trans. Anesa Miller-Pogacar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5), 188.

13　Н. Бердяев,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лизма (М. Наука, 1990), 82.

14　1869年9月第一国际第四次会议上双方争执得很厉害，以至于马克思先后称他是俄国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党的间谍。

15　关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史，请参见：А. Д. Сухов, Идеи Маркса в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Сб. Карл Маркс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М. ИФ РАН, 1999), 302-10; Россий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и духо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ед. под  М. Мчедлов и др. (М.: Изда. Республик,  2001), 174-78; А. Ф.Замалеев, учебник русской политологии, СПб: Изд.-торговый дом "Летний Сад", 2002, 157-96.

16、23　纪德（André Gide）著，郑超麟译：《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页114；11-12。

17　田汉：〈诗人与劳动问题（续）〉，《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页52-54。应该说，这种陈述表明田汉先生对苏俄问题的判断是比较谨慎的。

18　参见《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19　独秀：〈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向导》，第135期（1925年11月7日）。

20、25　《瞿秋白文集》编辑委员会编：《瞿秋白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页108；114-15。

21　谷非：〈马雅柯夫斯基死了以后〉，《现代文学》，第1卷第4期，转引自《胡风全集》，第五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页50-51。

22　茅盾：〈纪念高尔基〉，载《茅盾全集》，第三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页477。

24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572。

26　直到1980年代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甚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139。

27　陈独秀：〈虚无主义〉，载《独秀文存》，卷二，下册，页92-93。

28　杨东莼编：《本国文化史大纲》（上海：北新书局，1931），页493。

29　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之关系问题研究，请参见顾昕：〈无政府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页399-454。

30　关于现代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问题，详情请参见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页146-209。

林精华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文学院、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二十一世纪》2007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