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才是最终裁判，但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将被视为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中国最高领导层终于通过了一揽子计划，可以促使中国经济从依赖出口转为消费拉动增长的改革。

到目前为止，这一转型的构想一直局限于广泛的目标和方向。比如，2011年3月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承诺，在城镇化和方兴未艾的服务领域的发展基础上，中国经济将进入消费拉动时代。尽管这些承诺在为中国中产阶级展示他们可享有的机会有其重要性，但它们却缺少一个关键要素：激励中国家庭将新增收入转化为自主性消费。

相反的，自1990年代末"铁饭碗"被打破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向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支援--金融和经济的不安全感一直困扰着中国家庭。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家庭将新增收入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购买消费品。经济学家称之为预防性储蓄，但这却让中国领导人感到沮丧。

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聚焦于这一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给出了一系列方案，旨在改变受担忧影响的中国家庭的行为。尤其重要的是建议将国有企业利润--目前接近4000亿美元--的30%投入资金严重不足的社会安全网。比如，中国的国民医保计划号称接近全民覆盖，但实际上提供的好处却微不足道。

中国的退休制度也是这样：劳动力退休注册率为50%左右，但每名工人只能获得600美元（中央、地方和私人养老金的总和）的退休福利。因此，担心未来的中国家庭过度储蓄就不足为奇了。资金充裕的安全网可以大大改变这样的行为。

三中全会提出的另外一些措施旨在改变中国家庭的行为范式。重新思考一胎化政策尤其重要，中国工作适龄人口的下降已成定局，因此造成的压力需要缓解。户籍制度的改革--允许公民在不同城市间转移社会福利--对于包括近2亿农民工的日益灵活的劳动力来说至关重要。

存款利率很可能市场化也应该让中国消费者感到安心，因为这将增强工资收入的逐渐增长。这一早就应该采取的政策变化，是三中全会正式将市场定价拔高到中国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定性"一词对关键资源有重大影响--包括燃料、金融资本，当然还有货币--过去这些资源都由国家指导定价。用词永远是重大政策变化的重要信号--比如1970年代末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开放"。三中全会用"决定性"一词来确定以市场为根本的做法，意义类似。

所有这些可以说拉开了中国发展战略的新帷幕。自1970年代末的邓小平改革以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决心将功能失调的中央计划经济改变为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庞然大物的技术官僚--设计并实施了生产导向的发展模式。如今，中国领导人的任务非常艰巨：将生产导向框架转变为繁荣的消费社会。

实施这一转变的需要带出了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的"第五代"领导人是否能胜任？有三个理由让我们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中国高层领导人中技术官僚的角色正在消退。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李成的研究显示，在当前的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约15%是工程师和科学家，较2007年的40%和2002年的72%大幅下降。李成的分析还指出，接受法律和社会科学训练的高级官员增加了--提供了更符合消费社会愿景的技能组合。

其次，三中全会成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所谓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小组极有可能以习近平为首，将在起草三中全会改革实施方案具体指导原则上发挥关键作用，而长期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前身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技术官僚很可能被边缘化。

最后，习近平的权力基础远比两位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来得大。江泽民和胡锦涛在成为领导人的最初几年都经历不稳定的过渡期，习近平却很快成为党政军一把手，并十分有效地领导了三中全会的历史性改革。

当然，要实行后才知道结果。然而，中国领导人目前正全力专注于将广大人民的行为范式与转型的下一阶段协调起来。因此，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中国会朝消费拉动的模式前进。

作者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