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采访，试着打胡为善的电话联系，电话那一头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多少有些意外。
从台北开车一小时左右，到达位于桃园中坜的中原大学。胡为善的身份是台湾中原大学副校长。一见面，他便很坦率地说：“我知道父亲的形象在大陆比较负面，我愿意讲一讲我眼中的父亲。”胡为善说。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他是黄埔学生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
另一方面，胡宗南也成为中共交手最多的一个对手，随着国民政府的溃败，他也迅速从顶峰跌落下来，从陕北一直退到西昌，几十万军队土崩瓦解，最终成了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象征性人物。到了台湾后他也成了边缘人物，直至抑郁而终。
平步青云
我时常想：如果不是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父亲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之路？也许他会成为一名文人，用文字表达他对时代的看法；也许会继续做他的历史教员，在远离政治喧闹的校园里度过一生......可是谁又能选择自己的时代呢？
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一样，都是20世纪初受新思想影响最早的那一批青年，只不过他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父亲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窘迫，他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堂担任教员。父亲喜欢读书，了解天下大事。1921年暑假，他游历了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曾断言中日必然发生战争。
此时，他正好听到黄埔军校开始招收青年学生的消息。虽然当时他年龄已经超过报考要求的25岁以下，但他改了年龄，因而进入黄埔一期就读。在黄埔一期里，父亲的个子是倒数第二矮，最矮的是冷欣，他后来也升为陆军中将，每次见到我都说：“你爸爸就是在我前面一个。”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父亲就开始了几十载的军人生涯。在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时，他是机枪连中尉排长，在棉湖之战中他携两挺机枪奋勇占领陈炯明后方高地，封锁了陈炯明部队的主力退路。棉湖之战是父亲军事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战后，他因战功被提升为机枪连上尉副连长，而且开始受到蒋介石的注意。第二次东征时，他率一个连冲上河婆最高山峰横岭的敌阵，而蒋先生利用缴获来的武器编成3个师，成为北伐的基本部队，他也自此崭露头角。
正因为这些经历，父亲很早就得到蒋先生的赏识和倚重。北伐时，打长沙、南昌、杭州、上海，都由父亲的团担任攻坚先锋。他也成为黄埔军校学生中擢升最快的一个。1927年北伐攻占上海不久，他就升任第1军第1师少将副师长，成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的第一个将军。此后他一直一帆风顺，到1936年4月，又被任命为第1军中将军长，成为黄埔学生在国民党军中的第一个军长。此时的父亲也毫无意外地成了“剿匪”的主力军。他的对手，很多是黄埔军校的同学，这也是十几年恩怨的开始。
“西北王”
因为父亲和中共交手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在内战时期的经历被传播得比较多，相反，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战役却很少被提及，很多人都以为他对抗日根本没做什么事情，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抗战爆发后不久，父亲接到蒋先生命令，到无锡集结待命。可是当他率部队到达无锡尚未下车，就接到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的命令，因为宝山一线防线危急，要他立即到那里增援。父亲带领第1、第78两个师约4万人，在杨行、刘行和蕴藻滨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他手下人回忆，身为军长的他“日夜在战场指挥抚巡，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经过几昼夜血战，部队始终守住阵地，伤亡惨重，但父亲始终不吭一声。顾祝同了解战况后，派部队来换防。父亲才说：“再不换防，明天我也要拿枪上火线顶缺了。”
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父亲带领部队在淞沪战场坚守了6周，而他们的牺牲也极为惨烈：4万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1200人。当时著名报人张季鸾说：“第1军为国之精锐，如此牺牲，闻之泫然。”
1938年1月，父亲奉命移军关中，固守黄河、山西、陕西。这一带是陪都重庆的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父亲的部队几次挡住了日军自北攻向四川的钳形攻势，其间与土肥原贤二几次交手，让日本军不能进入潼关，威胁重庆。一年后，父亲又被任命为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毕业生中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一人，成为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拥有最高军职的将领。直到1949年撤离，父亲在西安前后长达12年，所以后来也有人称他为“西北王”。
父亲一向对教育非常重视。在西安时，他还组建了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抗战中一共召了6期学生。第一期毕业生被编为黄埔第15期，以后以此序列类推，他们后来也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七分校一共培养了近4万人，他们投入到各战场，支持了八年抗战。
在日本投降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战役，叫做豫西鄂北会战---后来我们通常称作“西峡口战役”，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当时战役形势是敌强我弱，第15期学员中有一位叫孔令晟的学员，他原本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孔令晟想到他的教官曾经教斜面作战法，他就采用反斜面的防御作战，结果重伤日军。
西峡口战役是八年抗战的最后一役，从1945年3月29日一直打到8月4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在1945年9月22日上午9点，父亲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赴郑州，接受日军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的投降。投降仪式结束后，鹰森孝问我父亲，近期河南西峡口战役，贵方一位孔副营长，利用反斜面作战，歼灭了我们很多部队，我很想跟这位营长见面。父亲经查证，知道这名副营长的名字叫孔令晟。这时孔令晟刚好在外地受训，父亲因而对孔令晟印象深刻。他曾有意调孔令晟到长官部，希望孔令晟能接替熊汇荃（注：即熊向晖）的职位，但孔令晟表示，不愿意做参谋，只愿意带兵打仗，父亲只好打消此意。孔令晟后来曾出任蒋介石之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等职。他现在仍在世，已有90多岁。
父亲对部下非常好，所以他的手下后来也很少有倒戈的，当然熊向晖例外，他是很早被周恩来有意识安插进来的。其实当时曾经有人跟父亲密报，熊向晖思想“左倾”，但父亲不愿意怀疑一个从18岁就到自己身边来的年轻人。
延误的婚约
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在南京的母亲格外兴奋。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有更多一重的意义。为了这一天，她和父亲的婚约已经推迟了8年。
母亲与父亲的缘分，还是由一张照片引起的。母亲叶霞翟出身于浙江松阳的一个传统家庭。父亲是中学校长，陈诚是他的学生。1930年夏天，母亲还在杭州读书。有一天，她无意中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了一位年轻军人的照片，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朋友跟她介绍说，这位年轻的军人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参加过北伐，刚刚30岁就当上了师长......母亲更生仰慕之情。
当时母亲只有16岁，有点小女孩崇拜英雄的感觉。她压根儿也没想到，7年后，她会真的结识照片里的那个人，而且最终会走到一起。
我的外公思想比较保守，认为女孩子不必读大学，所以也不给她提供学费。母亲只好选择就读公费学校，她后来进入杭州警官学校，成了戴笠的学生。而戴笠又是父亲的好朋友，当年也是父亲向蒋先生推荐的他。1937年，母亲已是上海光华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回杭州探亲时顺便到戴笠家里拜访，与父亲不期而遇。父亲也对我母亲一见倾心，两个人感情发展得很快，1937年6月，父亲送了一只手表给母亲作为订婚之物。
可是一个月后，抗战就爆发了。父亲当时有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决定延迟婚期，母亲也很理解他的决定。不久，母亲决定赴美深造，在美国苦读，最终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44年6月回国。
母亲在百般盼望中终于等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但是父亲很快又卷入到国共内战的战场。一等又是快两年。直到1947年3月，父亲占了延安后，给母亲发来电报，要她速去西安。那一天，他自己刷了窑洞，请了8个人，准备了8道菜，直到副官买来大红蜡烛，手下人才知道今天是他的大婚之日。那时，父亲已50岁。他们的婚期整整拖了10年。 因为那时候内战形势仍然紧张，所以母亲在西安只待了3天便返回南京。虽然他们聚少离多，但母亲和父亲感情很好。他们之间的书信现在还保存着，我也都看过，书信是蛮缠绵的。父亲表面上很严肃，但在信里也算罗曼蒂克，他曾当过历史教员，也很会表达自己的情感。
现在有的文章说母亲是特工出身，戴笠把她介绍给我父亲，就是为了监视他。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母亲练就一笔好字，当年很受戴笠器重，但是她从来没有做过情报工作。再者，抗战期间，她一个人跑到美国苦读那么多年的书，怎么去“监视”我父亲？现在想起来，母亲也蛮不容易的，她一个人顶着重重压力，从20多岁起就开始苦等我父亲，一直等了10年。这也不是每一个女子都能承担起的。
最后的大陆
1950年3月，父亲乘坐飞机离开大陆，他的离去，也宣告了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力量的全部瓦解。关于国民党为何失去大陆，现在已有很多史料来研究论述。我想大家都认同，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个人。但是因为父亲是最后一个撤出大陆的国民党将领，所以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国共内战的象征性人物，我想这对父亲也是很不公平的。
1949年12月9日，蒋先生乘飞机从成都飞到台北，自此永远离开了大陆。而离开的最后一刻，他还跟我父亲交代，要他稳住四川和西昌。但是那时第1军只剩下不到1000人了，他们从陕西进入四川后，人生地不熟，既无冬衣，又无粮饷，更无兵源，连军火弹药的补给都断绝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带着部队死守了3个多月。
到了1950年3月，解放军马上要攻占西昌，蒋先生从台湾派了最后一架飞机，到西昌接父亲走。但是父亲坚决不走，他说自己要战死在这里，遭到部下们反对，最终参谋长罗列等人把父亲强行架上了飞机。第二天，解放军向西昌发起总攻，父亲在台湾以为罗列已阵亡，把罗列母亲当成自己母亲侍奉。没想到，罗列死里逃生，后来又辗转逃回台湾。
父亲撤到台湾后不久，汤恩伯帮他在花莲租了一套房子住下，但他没想到，他到台湾立足未稳，便遇到了弹劾案（注：1950年5月，台湾“监察院”李梦彪等46位“监察委员”以胡宗南失去大陆为由，提出弹劾，经蒋介石、蒋经国、顾祝同等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员签名上书“行政院长”陈诚，为他求情，陈诚将弹劾案移交“国防部”处理，8月，“国防部”答复“应免议处”）。弹劾案一出，舆论沸沸扬扬。台湾报纸对此也大做文章，对父亲讥讽挖苦，甚至不少歪曲之词。父亲的手下们觉得很不公平，他们说，当年和共产党的战事是集体行动，政府责成数十个军事首长，划分成数十个地区作战，胡宗南只是其中一个，为什么对其他战败的军事首长没有责难，而对他如此非议？再者，军人都是以服从命令为最高原则的，父亲的一切战斗都是奉命有据。还有人说，当年国民政府有那么多贪官污吏，可是他们没有被弹劾，反倒是坚守到最后的一个人被如此抨击？因此他们建议父亲开记者会申辩，或者上书。 但是父亲把他们拦了下来，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话：是非自有公论，假如应该我负的责，我当然要负责。关于弹劾这件事，父亲生前只字不提。 那时一方面有人弹劾我父亲，另一方面又有100多个“立法委员”在替他说话。后来还是蒋先生发了话，说：“如果不是胡宗南，我怎么出得来？如果不是胡宗南，你们怎么出得来？”弹劾案才不了了之。
“反攻”梦灭
弹劾案尘埃落定之后，父亲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1951年，我刚出生不久，父亲被派到大陈岛，组建所谓“江浙反共救国军”。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时，还有一些残余部队留在浙江沿海一带，蒋先生希望父亲能到那里，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反攻大陆”。 在很多人看来，父亲以前是堂堂军政公署长官，统领几十万人马，威风了得，现在却要在荒凉小岛，指挥散兵游勇，肯定会非常失落。但父亲却毫不介意。其实在此前蒋公曾经让父亲出任“参谋总长”，被父亲谢绝。 9月，他化名秦东昌登上大陈岛。当时大陈岛十分荒凉，解决“游击队员”们的一日三餐都是一个问题。他的手下后来告诉我们，在那里每天基本上吃青菜和盐水泡饭，吃了一个月后，体力差到连木马都跳不过去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在大陈岛组织了六支陆上突击队和一支海上突击队，先后训练了总数约7000多人的“挺进队”，发动了39次袭击。每次战斗，不管是100人，还是200人，他都亲自去，不但去，还要上岸。
1953年6月，父亲调离大陈岛，不久，解放军在距大陈岛约14公里的积谷山岛强行登陆成功，“反共救国”成了泡影，父亲忙了两年的游击战，到头来一场空，又回到了台北。
1955年，蒋先生又派我父亲去澎湖任“防卫司令”。
1959年，蒋先生召见父亲，征询他接任陆军总司令的意愿。父亲谦辞不受，他向蒋先生推荐了罗列，罗列随即奉调“陆军总司令”；几年后，罗列又升到“副参谋总长”，蒋先生又让我父亲推荐一个人做总司令，父亲就推荐了刘安琪，那刘安琪就做了陆军总司令。 1959年10月，父亲从澎湖离职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虽然还保持着军人身份，但并不担任什么实职，自此淡出军界。 那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一共4个，他经常和妈妈带着我们游山玩水，这是他一生中最悠闲、最自由的一段时光。可是我长大以后，看到他日记里的那些话---今天下午我陪太太去看电影，明天下午我陪太太去打桥牌---我才渐渐悟出，对父亲这样一个以战场为全部生活的人来说，他的内心该有多么痛苦。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带我爬山，他经常一个人在山里声嘶力竭地大叫，我只觉得跟他在一起很没面子。长大后我才理解，这是因为父亲压抑得太久太深了......
落寞岁月
父亲刚到台北定居时，蒋先生送给他一幢房子，但被父亲拒绝了。我们自己住的房子非常旧。底下人说，到我们家都不敢坐沙发，一不小心沙发就坏掉了。但是他对部下却非常好，很早就为他们在台北安置好了家。
那时候我周围的同学家里都有冰箱，只有我们家没有，我很羡慕那些同学。有一天回到家，发现家里多了一台冰箱，原来是父亲的老部下罗列将军送的旧冰箱。我高兴极了，就在旁边跳舞。第二天父亲回来了，一看冰箱，脸色一沉，问母亲：“冰箱哪来的？”母亲说是罗列送的。父亲很生气地说：“不可以！退回去！”于是我只有了一天的冰箱。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妈妈记账，那时我常常问她一个问题：“收进来的钱没有支出那么多，该怎么办？”她告诉我，要用红笔来记。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赤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会走财务这条路，知道不赚钱不行。
母亲是留美博士，在大陆时，光华大学请她教书。可到了台湾，父亲一直不同意她再出来教书，全家6口人的生活都靠父亲一个人，母亲时常为钱发愁。无奈之下，母亲就靠写文章赚稿费。她第一次向《中央日报》投稿未中，接到退稿信，非常沮丧，还哭了一场。可是母亲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她再写、再退，终于有一天，她的文章上了报，稿费来了，我们的生活才得以改善。
我和哥哥后来才知道，父亲每个月的薪水分成三份：1/3留给“长官部”当公费运用；1/3发给澎湖长官部两位各有七八个孩子要抚养的部下；剩下的1/3寄回家里。
最近我哥哥收到其中一位部下的子女写的一封信。信上说，他的父亲原来在部队的时候犯了错被革除军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我父亲后来把他的薪水按时送到他家，所以他小时候每到月底就在那里等着有人送钱上门。他父亲一直到临死前才告诉他：你要记得是胡将军帮助我们，你要记得他的恩惠
我们几个孩子真正和父亲朝夕相处，也就是父亲退休回到台北后的短暂时光。我小时候爱哭，父亲很不喜欢我这一点。有一次我因犯错挨打哭泣，他教育我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丈夫有泪不轻弹。”我小时候有点怕他。父亲对我和哥哥要求比较严，我要考到3个100分，他才会给我奖励，奖品也仅仅是几张邮票而已。
父亲的身体本来一直很好，可是1960年左右，他开始感觉心脏不舒服，到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什么大病。1961年的2月，他开始感觉不舒服。起初是咳嗽，咳得很厉害。医生检查他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但他自己都不承认，也不愿意住院。春节过后，他咳得更厉害，还有呕吐。在妈妈的百般劝说下，他才勉强同意住进医院。
1962年的大年初七那天，蒋先生带着侍从医官出现在病房。看到蒋先生来，父亲很意外，也很感动，他努力支撑着坐起来，眼含热泪，感谢蒋先生来看他。
父亲走得很突然。2月14日那天是大年初十。父亲在医院里的情况比较正常，晚上睡觉前还吃了半个苹果。为他主治的丁医生告诉我母亲：将军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回家了。母亲就坐车往回走，我们几个小孩子还在家里睡觉。还没等到家，医院的电话就来了，告诉她父亲情况不好；母亲又匆匆赶过去，可是已经来不及。父亲最后是突发心脏病，就这样走完他66岁的人生。他的病当然跟心情有关系，他后来的状态就是抑郁而终。
父亲去世的时候，穿在身上的背心都是破的，这个背心妈妈也没舍得扔，后来又穿在我身上。
按父亲生前所愿，他的墓庐建在面向大海的一方，以便能“看见”遥远的家乡。蒋先生在世时，还经常到父亲的墓地去待一会儿，他坐的石凳子现在还在。
父亲去世时，哥哥15岁，我才11岁，还有两个妹妹。母亲要独自一人撑起这个家，我长大后才意识到，她当年是多么不易。妈妈很少在我们面前掉眼泪。我印象中，她只哭过两次，一次是父亲去世的时候，还有一次是我生病的时候。那时候我得了肾结石，尿出来的全是血。妈妈让我躺在她的大床上，我疼得在床上滚来滚去，突然发觉正在安慰我的妈妈怎么一下子没有声音了，等我滚到床的另一边才发现，她跪在地上，一边哭一边为我祈祷...... 母亲很好强，她给我们的教育是，永远不要去抱怨社会、抱怨别人是否不公，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当年，台湾有一桩很轰动的案件，是黄伯韬的儿子黄效先谋杀他人被判死刑，传言说黄百韬的夫人把青天白日勋章拿出来，换了一命。我记得案件被报道出来后，妈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到一起，很严肃地说：“你们绝对不可以犯类似的错误，如果犯了，你们就自己死吧，我不会把你们父亲的青天白日勋章拿出来换你们的命。”
母亲去世前，只留给我们一封信。信上说，要在我的墓碑上刻着：这里安息一位艰毅不拔、永不屈服的女士，我们的母亲。她去世后，我们就在她的墓碑上刻下了这样的字“永不低头的女性”，她的墓就在父亲的墓下边，他们终于获得了永远的安宁。
回忆一生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周总理和胡宗南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我不认识的两个青年在谈论：“周恩来演讲，一定要去听。据说蒋委员长最伤心的是国民党没有周恩来那样的人才。”“周恩来是文武全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蒋委员长对他又怕又恨又佩服。”
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8时许，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到：“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到：“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91页。这使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周恩来微笑着挥手向听众告别。
会议主持者很有水平，他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两句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
服务团也有一些人听了这次演讲，他们回到驻地，向没有去听的人作介绍，认为我们这个服务团符合周恩来指引的方向。
周恩来虑事周细入微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几位同志将几捆包装好的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送上我坐的汽车，另给我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我才意识到，我接周恩来时，他问我姓名后，叫我稍等，转身返回内院，就是让人先办好这件事，为我在七贤庄逗留提供借口。我还意识到，把几本没有包装的杂志交给我，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如果有人问我：你在七贤庄等的那一会儿，“八路”同你谈些什么？我可以说，他们忙着找书包、捆，让我看杂志。
周恩来一行于7月13日离西安去延安。军统西安站为了表明恪尽职守，送来综合报告。其中提到有一人坐胡宗南的专用汽车到七贤庄，接送周恩来。去接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去送时，几点几分进，几点几分出，带走几大捆东西，看不出是什么。但显而易见的是，此人拿走几本反动刊物。我送给胡宗南，他看后哈哈大笑，高兴地说：周恩来在西安，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回忆胡宗南：他是一位出色的军人
熊向晖，端坐在北京医院213病房的轮椅上，俨然就像一位老教授，这位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辈曾经担任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职务，但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前他在胡宗南的身边做了13年的副官，而且一直跟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的故事。“这一直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熊老先生一讲起这段历史便显得兴致勃勃。当年有很多关于胡宗南重要行动的情报都是由熊向晖提供给周恩来的。“怪不得胡宗南怎么也找不到还在延安附近转悠的毛主席......”我心中在猜测。但熊老告诉我们说“胡宗南作为一个将军，在蒋介石的军队时还是很出色的，抗日战争中打了很多硬仗！”作为一名副官跟了自己长官那么多年，无论从个人感情从行政关系哪方面讲，熊向晖应该都算得上是比较了解胡宗南的一个人，但13年的潜伏这也确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
竹林万杆一溪奔---胡宗南将军青年行历记
1920年，暑假，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暑期学校，胡宗南将军与方秉性、王微等三人参加。
王微，为孝丰大族王氏中人。后与胡宗南将军竞选孝丰小学校长成功，得于王氏族中人之力甚多。后追随胡宗南将军，成为高级幕僚，1949年后到台湾，撰有《王微先生回忆录》。
1921年，暑假，胡宗南将军独自一人游历天津、塘沽、山海关等地。将要出关远行，因为资费被偷窃而作罢。王立三急寄路费，才得归来。归来后，对陈嘉谟、王微说“十年后，日本为中国之大患，东三省将先受祸。”陈、王诸人问其故。胡宗南将军说“往来京榆路者多日本浪人，其实皆日本军人也。”
1922年，胡宗南将军与王微竞选孝丰小学校长一职，不敌王微而败。古谚所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是也。
观胡宗南将军平生之至交，无出二人之右者。此二人，一为布衣，一为高官。布衣者，章云是也；高官者，戴笠是也。与章云之交往，此不赘述。与戴笠之交往，盖始于他们杭州西湖之一见。彼时，“江南三月，暮春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胡宗南将军带着自己的学生出游杭州。以后威名煊赫的戴笠此时正流落杭州，虽常常是灰头土脸，青黄不接。却极爱整洁干净，一身布衣，日洗夜穿。学生游西湖畔，适逢戴笠沐浴于湖中，晾挂布衣于湖畔数枝之上。活泼调皮的学生兴起恶作剧之心，将一袭布衣从树枝拿下，任其在风中飘飞。正在戴笠徒唤奈何之际，胡宗南将军微笑截住，挥手致意，仍如其旧。戴笠上得岸来，两人相见，笑谈甚欢，大有相间恨晚之情。一生之谊始定矣！恰如古人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是也！ 1923年，是年11月，胡宗南将军请假到上海，在昔日同窗好友章旭初处徘徊滞留。好友相逢，他们一定也曾经散步于外滩，彻夜长谈；一定也曾经远望黄浦江，心海涛涛。他们一定也“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适逢中山先生联合苏俄及中国共产党创立黄埔军校，大力在全国各地推荐招募有文化有理想有抱负的有为青年，以为以后的继续革命培养生力军。胡宗南将军因为同乡阚怀珍介绍，初试即录取。预备翌年赴广州参加在黄埔军校举行的复试。
阚怀珍，原籍河南光山县人氏。辛亥革命前后，求学吴兴中学，担任湖州精武学堂排长，为陈其采得意学生，毕业后参加革命，至广东担任许崇智司令部上尉副官，常往来于粤沪间，从事联络工作。彼时阚怀珍还担任黄埔军校的秘密招生委员。1949年，为人民政府镇压。
1924年，是年2月，年届而立的胡宗南将军在上海与凌光亚一起乘日轮“嵩山丸”赴广州，路途中遇到湖南人氏贺衷寒、蒋先云（此二人与陈庚后均为“黄埔三杰”，亦均为湘人），与之订交。胡宗南将军幸得革命先驱廖仲恺举荐，复试亦顺利录取，编入黄埔军校第二大队第四队为入伍生。或许是受了廖仲恺举荐的影响缘故，或许是自身曾经近十年的教书育人的生活，胡宗南将军以后一直对有追求有文化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青睐有加，这也直接导致了多年后熊向晖能够顺利打进胡宗南将军身边，备受胡宗南将军信任，获得大量珍贵情报的原由吧。是年6月16日正式开学，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
（此一去，胡宗南将军与孝丰鹤鹿溪一别即为二十二年。二十二年，忘中犹记，投笔从戎路。即令父亲胡际清于1937年12月（民国二十六年）过世，正值抗战军兴，交通阻隔，亦未能返归。胡宗南将军托朋友从戴笠处借得丧葬费，交与章旭初代为简单操办父丧。直至抗战胜利，胡宗南将军于1946年元月15日从西安飞上海，16日到杭州，17日到鹤鹿溪，21日父亲墓工程完成，遂拜祭于墓前。22、23日游灵峰寺。元月31日即农历除夕，与亲朋好友一起在家守岁。这是胡宗南将军一别故乡22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家守岁度过除夕。2月2日辞墓，3日去孝丰东山拜望叔父胡镜清，以及在孝丰城中拜望王绘青、洪幼齐诸前辈。5日离开故乡返回杭州。从此与祖国大陆永诀矣！）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
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苍天笑，纷纷世上潮。
谁负谁胜出天知晓。
江山笑，烟雨遥。
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
清风笑，竟惹寂寥。
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苍生笑，不再寂寥。
豪情仍在痴痴笑笑
参考书录：
《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 台湾文海出版社）
《王微先生回忆录》（王微 著 台湾文海出版社）
《胡宗南这个人》（杨者圣 著 ）
《特工王戴笠》 （杨者圣 著 ）
《我这三十年》 （沈醉 著）
《文强口述自传》 （文强 著）
《中国的西北角》 （范长江 著）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熊向晖 著）
《湖州府志》 《安吉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