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考21世纪的全球政治图景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将会是塑造未来世界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中国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以年均10%的GDP增长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当它在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中国的GDP总量甚至比不上西班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俱乐部）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而那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智库则估计，中国问鼎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时间会来的稍微晚一些——2018年，而这个时间距离现在也不过5年。

无论你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抱有什么观点，只要不出现极为重大的突发事件，“历史的惯性”似乎真的会将中国带向“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最活跃的亚洲思想家之一、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马凯硕认为，过去500多年中国在世界上陷入落后境地不过是历史的“偏轨”，依其幅员和人口等因素，中国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地位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这种经济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会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如鲠在喉，即便中国在人均GDP、民众生活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与它们仍有不小差距。人们开始非常认真地讨论在世界历史上已多次上演的宏大剧目：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崛起国后来居上，挑战一个长期占据全球霸主地位的守成大国。中国和美国会不会陷入战略对抗从而重演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美最终会不会建立起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但注定不会有唯一明确答案的世纪之问。

一、“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

距今2500多年前，古代希腊的两个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爆发战争。作为雅典精英阶层的一员和历史的亲身经历者，修昔底德写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自修昔底德以来，冲突的逻辑以及国际政治中的很多重要方面（如联盟与势力均衡）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

修昔底德到底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古代希腊，有很多城邦国家，其中斯巴达是一个保守的、面向陆地的国家，而雅典则是一个商业发达的、面向海洋的、外向型的国家。雅典和斯巴达在公元前5世纪之初，曾联手打败了意欲侵占希腊的波斯帝国。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不断壮大的雅典创建了环爱琴海国家联盟，而斯巴达则在伯罗奔尼撒本岛上领导着另外一个国家联盟。

正如同千年之后发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边缘地带的小规模危机引发的。公元前434年，小国埃皮达姆努斯（简称埃国）发生内战，另一个城邦国家科林斯在埃国政治人士的请求下选择介入，这引起埃国前宗主国科西拉的不满。科西拉派出舰队直接占领了埃国，科林斯感到自己受到侮辱，于是便向科西拉宣战。

雅典和斯巴达密切注视着这场冲突，它们都不想过多卷入小国之间的麻烦事，但又都担心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因此受到影响。雅典人认为，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是希腊的海军强国，一旦科林斯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海军力量，将严重威胁雅典的利益和地位。雅典后来非常谨慎地采取有限介入的策略，但这仍然激怒了科林斯。于是乎，科林斯人跑到斯巴达那里诉苦求助，提醒他们不能无视雅典势力的增强，拼命鼓动一直居于中立地位的斯巴达向雅典开战。

斯巴达人左右为难，但对雅典崛起的恐惧最终占了上风，而骄傲的雅典人也拒绝了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直到交战10年之后（公元前421年），双方才达成了停战协议。然而这只是脆弱的和平，心有不甘的雅典采取了冒险政策，派兵攻打西西里岛，而这个岛上却有斯巴达的盟友。更糟糕的是，在征服西西里岛失败之后，雅典内部发生政变，寡头政治支持者推翻了民主派政权。而斯巴达人从一直希望击溃雅典的波斯人那里得到援助，在公元前404年战胜雅典。在内忧外患之下，雅典这一崛起力量被彻底击垮了。但斯巴达因为常年征战不断、国力消耗巨大，不久后便被另一个新兴的力量底比斯打败，其后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最终也不出人意料地走向衰亡。

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呢？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正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及其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换言之，崛起中的大国总是会与居于主宰地位的大国发生冲突。这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人们也常常以此来进行历史类比。除了20世纪初期的英德冲突以及后来的美日冲突，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也被分别比作雅典和斯巴达，前者是民主和海权国家，后者则是专制和陆权国家，而美苏陷入一种类似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长期性、历史性大冲突之中。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o艾利森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的确，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要素，崛起和恐惧似乎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图景的一部分。

借古喻今具有启发性，但也常常会出现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从而误导人们对当今事务的观察和理解。实际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最终爆发战争有着复杂的因素，正如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教授霍姆斯所言，“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与其说是雅典崛起这一现实，不如说是雅典崛起的特征”。傲慢是希腊历史和文学的中心主题，雅典人建立了横跨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航海帝国，加之它们不断宣扬自己打败了波斯人，这让雅典的崛起看上去来势汹汹，从而极大加剧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因此，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崛起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守成大国如何回应挑战，这些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在20世纪初，大英帝国面临的不仅是来自德国的挑战，美国和日本海上力量的快速增强对于英国也是一种重大威胁。德国舰队隔着北海与英国相望，且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了俾斯麦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试图在非洲与英国一争高下。与之相对，美国和日本与英国签署协定，向英国舰队开放通往北美和远东地区的航道，努力缓和与老牌帝国之间的敌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缘何德国的崛起会中途夭折，并在一战后沦为英法等传统欧洲强国报复和欺侮的对象。当然，日本在二战期间疯狂挑战美国太平洋霸权并最终遭受原子弹“灭顶之灾”，则是另外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

此外，人们也常常倾向于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类比今日之中美关系，这种类比也是有严重缺陷的。美国和苏联当年分别领导着两大相互对立的阵营，它们各自拥有相对封闭的经济圈，美苏之间长达50年的“漫长和平”建立在双方大体对等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是一种“以核武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之下的消极稳定。如今，中美之间有着高度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而且中国也不具备与美国全面抗衡的军事实力，美国根本难以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战略。美苏关系带给中美关系的最大历史启示或许是，冷战越是到后期越是演变为一场对抗双方比试“内功”的竞争，美国靠国内变革赢得冷战，苏联及其集团的最终瓦解，恰恰是其“内功”不济的体现和结果。

如果要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寻求历史教训的话，仔细研究中美关系自身发展的历史也许更有针对性。美国和中国在二战中曾是共同抗击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盟友，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美国继续承认流落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50至1960年代，两国之间不仅因台海局势陷入严重对抗的危机，还在惨烈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各自蒙受巨大损失。中美虽然一直在波兰华沙等地秘密举行大使级别会谈，但在美苏对抗的冷战两极格局之下，始终无法弥合彼此间利益冲突。直到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出于拉拢中国应对咄咄逼人的苏联的考虑，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也希望通过缓和中美关系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两国关系开始“解冻”。

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折冲，中美两国决策层就共同应对苏联、越南甚至是日本问题达成妥协，并通过“战略模糊”方式在台湾问题上形成“权宜之计”。“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为了两国的战略利益，中美努力弥合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越顶日本”，成功访华，两国签署了20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文件之一——《上海联合公报》，带来“改变世界的一周”。然而其后，围绕建交的谈判波折不断，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直至卡特总统上台，才最终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

1980年代可谓中美关系的“蜜月期”，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使两国关系陷入低谷。1995～1996年间，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大选”令中美针锋相对，一度出现美国航母陈兵台湾海峡、两军冲突一触即发之势。1999年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2001年的“撞机事件”，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此外，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美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等，也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主要因素。

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在起伏不定中实现螺旋上升，得益于双方能够着眼大局、恪守底线，“斗而不破”，彼此都留有余地，努力避免“摊牌”，不因个别事件影响中美关系长远发展的大局。在“不打不成交”的历史过程中，中美深化了对彼此国家战略、国内政治、政策手法的认识，也都能秉持一种基本共识：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民众的长远、根本利益。

由此，中美要想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没有什么现成的历史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两国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而这首先要求双方必须直面一个让人不快的现实：中美两国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在上升，人们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二、为什么人们更加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

2013年7月，皮尤世界民情调查项目发布的报告显示，与2011年相比，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了14%，至37%；中国人对美国的反感度上升了9%，至53%。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机，人们可以很容易听到两国政治分析人士相互指责的观点，其中不少充斥着深深的敌意和强烈的“必胜主义”情绪。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中国梦》一书作者刘明福认为，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美中两国的冲突都不可避免，这种冲突是与生俱来的，中美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一场“世纪对决”。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担任副总统切尼顾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o弗里德伯格称，中美关系即使暂时得到改善，但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之间必然产生摩擦，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也阻碍着信赖关系的构筑，今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心估计会逐渐转向强硬。

人们之所以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权力对比变化的影响，有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有谋取利益的考量。但更令人担心的是，认知常常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些时候，对一时一事的认知甚至会代替现实。“中美必然走向对抗”的念头很有可能会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2008年或许会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中国在当年成功举办奥运会，成就了与世界大国身份相互关联的“百年梦想”。同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恶化，其后又引发欧洲债务危机，这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地带的一场重大经济危机。美国显然因此经受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挫伤，巨额公共债务、高失业率以及黯淡的经济发展前景致使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1941年以来一直维持不变的最高级AAA被调降至AA+。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缠斗加剧，国会的“政治极化”日趋严重，无休止的党派纷争劫持了国家的长远利益。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雅各布o哈克等学者直言，“美国面临的不仅是一场债务危机，也是一场民主危机”。连奥巴马也公开承认美国缺少“AAA级的政治体制”，甚至一度有大约50%的美国民众认为自己的国家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而在金融危机中依然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中国被认为是“风景这边独好”，中国很多分析人士开始热烈讨论美国霸权衰落的话题，也有人提出这将是中国加速崛起，实现民族复兴、强国之梦的重要窗口期。

美国人不仅察觉到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必胜主义”情绪，也认为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转向“强硬”，他们更担心的是一个日益迫近的现实：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美在国家实力方面的接近，致使美国陷入一种战略性的焦虑心态。国际政治的“权力转移”理论告诉我们，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实力越是接近，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崛起国希望冲刺，而守成国则会不惜一切保住自己的头把交椅。

除了实力对比变化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在很多美国精英人士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种“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发展模式，而这种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模式正从“一种软实力挑战”演变为“新的意识形态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人曾自信满满地宣称：“经济自由带来自由的习性，自由的习性带来对民主的期待。”但中国经济的“自由化”并没有带来美国所界定、所期待的“民主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专制主义浪潮的回头和掠夺型政府的重新崛起”。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正有意识地将软、硬实力相结合，与西方世界抗衡，对外“出口”中国模式已成为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前景一片光明，也有很多人一直相信中国早晚会陷入崩溃。难以持续的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急剧上升的资源能源制约，特别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等等，都表明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挑动之下，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也会大大上升。

中美关系的对抗性还体现在地区和全球层面。近年来，随着美国政府推进将军事、政治、外交资源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再平衡”战略，中美之间的紧张感进一步增强。很多中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并且不惜利用中国和日本、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挑事”，纠集这些国家构建反华包围圈。而不少美国人则认为，中国在亚太地区越发强硬，其长期意图就是要把美国赶出亚太，要把西太平洋和南海变为中国的“内湖”，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将直接且严重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关键利益，“中国梦”不过是“军国梦”、“帝国梦”。

而在全球层面，美国被认为是在通过建立跨太平洋、跨大西洋的经济政治联盟对中国实施新一轮孤立，中国被认为是要最终颠覆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和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中东地区局势等重大国际问题方面缺乏共识。国际制度和规则的“赤字”越来越大，中美合作应对全球治理问题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日趋复杂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将对中美关系的稳定造成冲击。

由此，中美实力日益接近和战略心态之变、两国各自发展前景存在的不确定性、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等因素导致人们越发担心中美走向战略对抗。中美两国领导层似乎也察觉到这一趋势，因而希望通过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努力适应新的现实，把握未来航向，推动“共同进化”，引导两国相向而行而不是迎面相撞，为中美关系开辟一种“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格局。

三、新世界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环顾当今世界，地缘板块之变、国家转型之痛、发展方式之争、力量重组之显、有效治理之难无不表明：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已然到来。基辛格认为，美国正处于数百年未见的国际大变局之中。而中国领导人也一直在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适应和服从于新的全球环境。

在19、20世纪，大国通过结成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军事集团，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如今，“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大国争霸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这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相对封闭的经济圈和势力范围难以存在；二是核武器的出现带来“大国战争你死我也不能活”的局面，大国之间不再能够轻易发动战争。

在大国争霸变得越来越不现实的情况下，增强经济和技术竞争力要比领土扩张重要得多，地缘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趋增大。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生态环境退化、流行性疾病等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的重大威胁，核武器、核原料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会对整个人类造成极大伤害，分散在多个国家但通过信息网络彼此相联的恐怖主义势力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应对上述全球性挑战，北京和华盛顿的战略规划者们必须摆脱传统的战略思维，必须看到传统国家和传统威胁之外的世界。可以说，经济开放稳定、资源能源安全、技术发展、气候变化、人口问题、网络安全等共同构成了这个多极化世界中的“隐性一极”，也是所有大国凭一己之力或简单结盟都难以对付的一极，这些全球性问题带来的挑战比当年中美共同面对的苏联威胁要严重得多。

虽然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新世界，但新的规则、规范和治理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美国等大国之间缺乏足够共识和动力。从理论上讲，大国都不会是利他主义者，它们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除非责任、权力和利益能够一致起来。此外，大国通常都会希望新规则能够尽量约束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行动自由。比如，关于航行自由问题，1945年美国率先宣布将领海管辖延伸至大陆架，并认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赋予其在世界其他国家海岸12海里以外开展活动的权利，包括搜集情报和在公海航行通过。当年确定12海里这个范围时，舰船、武器和情报搜集技术并不像今天如此高级，12海里是一个相当大的缓冲地带。然而，现在却不然，已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中国根据该公约坚持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概念，美国在中国近海进行抵近侦察是让中国相当恼火的事情。虽然中国和美国都时常呼吁对方遵守国际法，但它们各自所提到的国际法却不总是一回事。

几十年之前，随着核武器的出现，战略学者和政界人士开始讨论如何应对核时代的“大规模毁灭”风险，美国、苏联等核国家也在艰难复杂的谈判之后，同意共同遵守一些旨在控制核风险、防止核扩散的条约和规范。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今天的世界中，网络安全成为又一个与“大规模毁灭”相关联的重大风险，21世纪的大国必须应对如何处理网络间谍、网络商业窃密、网络战等问题，否则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可能遭殃。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之中，中国和美国都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威胁不再是像过去几个世纪中那样来自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而是由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构成的复杂网络。如何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中最大程度地维护国家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还远未作好准备。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公开表示，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现实、紧迫、严重”的威胁。这些年中美遭遇的极端气象灾害越来越多，民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了切身感受，这种非传统威胁给两国带来的损失将是难以估量的。即便美国能够实现“能源独立”，它也无法承受其他国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的约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现实而紧迫。

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之中，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既有经济的相互依存，也有安全的相互依存。但是，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分歧减弱、冲突消弭，中美仍在很多方面存在矛盾和竞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任务就是管理这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竞争性共存”，共同合作应对棘手复杂、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为各自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让国民能够最大程度地享受和平与繁荣。

中美两国都有很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双方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依存带来的巨大好处或是政策限制。中美现在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于2012年已达约5000亿美元，较建交之初增长了近200倍，每天有超过12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在两国之间流动。据美中贸委会统计，2001至2010年，美对华出口增幅达468%，而其同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出口增幅为55%，美国本土400万至800万个就业岗位与中美贸易直接相关。奥巴马政府曾通过对中国轮胎增加征税创造1200份工作，但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的研究，这种做法将导致美国消费者额外支付高达11亿美元。

对于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的说法，很多中国人提出质疑：既然美国对中国心怀歹意，为什么中国还要通过购买国债借给美国人钱？根据美国财政部2013年7月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持有美债总额首次突破1.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之最。至于为什么中国要买，那是因为仅从安全性角度而言，投资美债要优于其他国家的债务。虽然中国持有美债也会承担风险，但美债或许是“篮子里最不烂的那个苹果”。还有人认为，既然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中国就会拥有更多有力手段，在必要时教训美国。但千万不要忘记凯恩斯的名言：“当你欠银行1万英镑时，你受银行摆布；当你欠银行100万英镑时，银行受你摆布。”

购买国债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证明，也许中国和美国并不喜欢对方，甚至有时很嫌弃对方，但却不得不继续“尴尬的拥抱”。这便是复杂的相互依存。也许中美做不到真心实意地彼此欣赏，但在一个威胁更加多元、风险更加分散的新世界，两国除了同舟共济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四、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路在何方

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正式提出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半个月后，希拉里o克林顿国务卿对这一倡议作出回应，她在美国和平研究所纪念尼克松访华40周年的讲话中表示，两国“共同树立典范，力争在合作和竞争之间达到一种稳定和彼此都能接受的平衡”，“在支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增进美国利益之间并无本质矛盾。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蒸蒸日上的美国对中国有利”。

美国方面之所以并没有从一开始正式同意接受“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没能完全搞清楚中方提出这一说法的真实用意，担心北京借此给美国“设套”，让美国“吃亏”；此外，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所暗含中美平起平坐的意思，也感到难以接受。美国后来或许认识到“新型大国关系”虽然模糊但具有“潜在作用”，可以为其所用，向其中填充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以此来推动中国与美国合作。201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多尼伦在阐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洲政策时，正式接过了“构建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6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举行不打领带的“庄园会晤”，习近平用三句话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对抗、不冲突；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奥巴马表示将“探讨构建在互利互尊基础上的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要把比较宽泛的（共同）认识降到具体问题的层次上来”。

不同的话语在国际政治中具有不同的深刻政治含义，中美两国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分歧和表述差异表明，双方之间仍存在显著的“信任赤字”，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将是复杂的、渐进的。这种差异实际上也反映了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和政策行为模式差异，即中国方面重整体、重概念，倾向于在建立信任后解决具体问题；美方重细节、重问题，倾向于通过解决具体问题建立信任。

如果中美真心希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不仅是把它当成争取时间或是规制对方的权宜之计，就首先需要双方领导层想清楚三件事。第一，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使很多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如美国对台军售）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很多问题受两国内部政治等因素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找出根本解决之道，不能因为某些具体问题未能获得满意的解决，就失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心和方向感。第二，不要总想着“让对方做什么”，而是应该多想想可以“共同做什么”；新型大国关系不能总是着眼于“避免什么”，而是应当多探索“成就什么”。第三，能否成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件仅和外交部门、外交官相关的工作，它更多是一种融合内政、外交、第三方力量等诸多因素的“立体工程”。

如果说“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那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无疑也将“始于国内”。一个自信的中国与一个自信的美国更容易打交道。中国和美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两相对抗还是“共同进化”，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走向。

在未来数年，两国都需要致力于促进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美国要恢复实体经济活力、重塑制造业优势、推动出口倍增、减少财政赤字、调整移民政策、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提高能源效率，以及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等等；中国则需要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动金融和财税等领域改革、建设低碳经济、促进国内消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健全社会保障网、加大环境治理力度、鼓励创新发展、激发社会活力，等等。

如果中国能够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大方向，能够下大力气创建更加公平、开放、可预期的经济环境，能够坚持民主法治精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美国能够有力防范债务危机并维护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能够不以邻为壑、不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能够切实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并降低中国赴美投资的障碍，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就能够培育新的互补性、找寻更多更大利益汇合点，在发展新能源、现代农业、金融合作等方面建立更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利益共同体。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内发展支柱与国际环境支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包容、公正、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为中美关系的长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所言，“华盛顿和北京接近的最初动力（反对苏联）不复存在，继之出现的动力（为相互经济利益合作）也太过狭隘以至于仅靠它无法维持两国之间的和谐。在解决重大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方面的密切合作应当成为两国关系发展动力组合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提出中美“两国集团”（G2）构想，虽然这一构想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也并未被两国政府所接纳，但在共建国际机制和完善国际规则方面，一种非正式的“两国集团”或“两国协调”的确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有义务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格局，双方应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平台展开沟通协作，促进全球金融、贸易、货币、投资治理体制的应有变革，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而不是竞相建立排斥对方的经济集团。在地区热点问题、核安全、核裁军、太空安全、网络完全等问题上应逐渐形成更多共识，并努力使之成为更大范围的国际共识。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国际环境支柱还与两国各自对外战略调整有关。在美国实力似弱仍强、前景若明若暗的情况下，它的全球战略总体展现守势，局部采取攻势。奥巴马政府从大中东地区“抽身”的意愿明显，但却因埃及动荡、叙利亚危机等因素难以遂愿，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受到的各种牵制不容忽视。反观今日之中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的全球定位可谓“非东、非西、非南、非北”；换言之，又是“亦东、亦西、亦南、亦北”。中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拥有与众不同的文明传统，是在人类历史上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名副其实的“中间国家”，可更加积极主动地在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谋势”，需要将中美关系放在更大的棋局中予以运筹。如果中美对彼此全球战略调整能够有及时而恰切的把握，则有望顺势而为、渐行渐近；反之，则有可能误判形势，进而殃及两国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两项更具紧迫性的问题需要着力解决。一是建立和健全危机预防、危机管理机制，“两军关系要服从于两国整体关系”，中美两军交流应更具实质性，需要尽快确立两军海上、空中行为准则，并对双方就某些问题划出的所谓“红线”形成默契，管好各自盟友和伙伴，尽量避免中美直接冲突这类意外情况发生。二是寻求中美共享价值、优化各自国内舆论氛围，对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重要价值理念的认知虽有不同，但在两个国家，这些理念在不同程度、不同语境和不同侧重点上其实都受到重视、得到倡导，“中国梦”和“美国梦”应有其相近相通之处，中美应通过人文交流、公共外交等方式努力减少两国之间的“认知赤字”，引导国民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的成就与问题、机遇与挑战。

结语

应当看到，中美两国都在全球政治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进行着复杂、深刻而艰难的自我转型，对彼此的能力、意图和动向都有些吃不准，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都有所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领导人提出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想法本身只是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指出了一种方向，但远未提供答案。

尽管两国高层领导人不断强调稳定、积极、合作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也不应回避的事实是，外界普遍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已然存在，中国已成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有美国学者提出，这种状态虽然不是“冷战”，但却无疑是一种令人忧心的“凉战”。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互疑和威胁性认知似乎并未减少，两国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社会基础正受到越来越大的考验。

随着未来10至15年中国总体经济规模有望超过美国，问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可能会更快地滑向一种敌对关系。从“竞争”到“对抗”显然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景象。说到底，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的是“避免战略对抗”，其核心在于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相互调适彼此政策，努力管理世所未见的“竞争性共存”关系。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对毛泽东主席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与1972年相比，今天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但尼克松上述话语中透露出来的真诚、互谅、务实精神仍应受到赞赏。自19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充满了数不清的“不得不为之”的权宜，而如今两国又一次走到达成“大交易”的门槛之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需要大战略谋划，也需要细致推进；既需要登高望远，也需要脚踏实地。无论如何，中美两国领导人要以超越前人的全球视野、战略气度、历史远见和政治智慧，努力塑造未来数十年中美关系的新格局。

面对一个新世界，中美相向而行才不会错过对方，过去两国要靠“反对什么”走到一起，如今则需要更多从“建设什么”的角度化解分歧、凝聚共识、规划合作。在这样一个时刻，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意识到，应对共同挑战的最好方式就是合作塑造未来。

赵明昊，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来源: 《领导者》杂志总第54期（2013年10月）。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