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8日，“《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基金会创始人、第42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开幕式做主旨演讲。以下为克林顿演讲全文（文字为财经网整理，未经演讲者本人审阅）：
非常感谢！首先，我要感谢王波明总裁他热情洋溢的介绍！也要感谢《财经》杂志，也要感谢中国公益论坛，感谢财讯传媒集团，感谢你们对我的演讲有兴趣。我非常喜欢回答大家的问题，这种互动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即使大家不喜欢我的答案，但是我们毕竟是讨论了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因此，我会尽可能多留时间让大家提问。我想在这里谈一下中国的公益，中国公益的背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公益的目标以及它跟美国可以做什么样的比较。
我看到了我的老朋友骆家辉，他是美国的驻华大使，谢谢您为我们国家的服务。
首先，美国的第一个非政府组织是在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建立之前创生，也就是在我们的“宪法”出台之前。这是一个自愿的组织，在我们的第一个首都，也就是在费城，直到今天他还是世界慈善的一个榜样。我们现在还有消防队，很多建筑物也还是会着火，在17世纪的时候，政府的资金还不够来进行消防工作，而且消防工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生意，不能让企业用来赚钱，而且当时的房屋都是木质的，消防队可能要跑很远的地方，跑到的时候可能火已经把这个房屋烧人灰烬了。因此，这样一个非政府组织就建立起来了，来填补上述空缺。
今天我们在全世界都能看到慈善组织，比如赈灾的慈善组织。在菲律宾遭受到台风的侵袭，很多人丧失生命之后，中国政府最近也捐赠给菲律宾很多资金。我自从离开白宫以后，也花很多时间，在赈灾上做过很多工作。我跟老布什、小布什都在海啸等灾难发生之后，做过很多赈灾工作。这也就是我们作为慈善组织、社会组织，为政府填补很多方面的空缺。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比如在美国，在我们北边的邻国加拿大，在南边的邻国墨西哥，以及在全世界我们都看到的，现在有很多专门的组织致力于帮助特定弱势群体。比如说残疾人、智障者、残障者。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能力不足，我们就需要NGO给他们提供服务。有时候NGO提供的服务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针对女孩子的人口贩卖，针对儿童的人口贩卖，NGO做的工作都非常杰出。我们在很多国家看到很多这样的志愿组织采取这种行动，而且非常有成效。
之后是下一个话题。在21世纪，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慈善组织也在做其他的一些事情。不光是填补空缺，不光是帮助那些本来得不到帮助的人，它们还在社会、政治、环境、经济领域试图用更低的成本，更好的解决问题。我总是跟人们说，我特别喜欢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因为在我政治生涯的那些年头里面，人们争论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建议做些什么事？我知道你们刚刚开过三中全会，你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做了一些放松，那么，你们那些准备终止劳教制度，而且进一步开放经济，同时你们也承诺在环境方面，在控制气侯变化方面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符合国家更长远的利益，而且在医疗保健也会有新的举措。在美国我们也在争论有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减税，或者是不是应该增加税收的标准。那么，这都是在政界经常讨论的话题，你建议做些什么事情？然后需要多少的钱？
但是，作为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你可以关注第三个问题，这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是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在21世纪的时候，那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有多少钱，或者你没有钱，你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你有好的意愿，你想带来真实的变化，怎么带来变化，如果你考虑，慈善团体非常适合回答如何做这样一个话题，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世界的环境，有非常真实的原因，跟公司不一样，他们不是要赚钱，他们只是想保持负债平衡。那么，不像政治家们，他们不害怕失败，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知道如何做，你必须要冒险，你必须要用新的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不灵，你要告诉投资者说，这不灵。但是，我学到了新的经验，我可以试一个新的方法。所以，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新的世纪，慈善事业不仅仅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同时也能够为那些人赋权，让他们有更大的权利，让他们能够帮助自己来回答怎样的问题，以及解决所有这些顽固的难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世界是互联的，这是历史上最为互联的时代，不仅是资本，不仅是资源，跨国界的流动，只要你能想到的技术和信息都会跨国界流动。
好消息就是一个8、9岁的小孩子，比如在北京的小孩子能够上网来学习我当年上大学才能学到的知识；而坏消息就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人，比如说在巴基斯坦，或者阿富汗的山区，一个非常愤怒的人能够上网来学习如何制造炸弹，来杀死很多人，而成本又很低。刚才我举的那两个例子就代表了我们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和美国人，以及全世界的所有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这一点。问是什么样的未来呢？我们是怎样去分享这个未来呢？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祝福，充满了优势，这些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资源，正因为运用了这些资源，中国有5亿人脱离了贫困，这是自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多人在这么短时间内脱离贫困，进入中产阶级。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我们时代的一个伟大的成果，这是好消息。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可以旅游，可以受教育，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在发生，证据就是在我们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能体现出来，今天你之所以在这个房间内听我演讲，它后面的因素都是这个互联的中的积极的因素。而在另一方面，世界的一半人口生活成本仍然是每天少于2美元，今天早上习近平跟我说中国仍有一亿人生活费用是每天一美元，或者更少。所以，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有很大的贫富差距，比如有10亿人没有接触到干净的水源，有很多人无法接触到卫生设备，很多人死于比如肺结核、疟疾、艾滋病、痢疾等等，都是因为水源不干净，这都是穷人所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差距非常之大，全世界有数亿人无法上学，有数亿人他上得学基本上没有老师，也没有资源，无法接触到书籍，无法接触到电脑。即使在富国，比如说美国，美国家庭收入的宗旨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后，不仅仅是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在那之前我们经济的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他们其实并不提供多少的工作机会，而且这些大多数的经济收入基本上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这种集中化程度如果太高的话，那它就会限制经济的增长。有一些不平等现象是必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最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想奖励那些勤奋工作的人，想奖励那些有管理经验，有管理能力的人，那些能够创造新机会的人，为其他人创造新机会。但是，如果不平等现象特别严重的话，那么，你的消费者就会更少，你的收入就会更少，更少的人就会有能力能够教自己的孩子，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21世纪的核心就在于你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有活力，有创造力的经济，但是这个经济成果又被全民所分享，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福利。另外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现在世界的不稳定性，大家看到了金融危机是美国开始的，很抱歉这是美国开始的，然后波及到英国、爱尔兰、菲律宾等，然后传播到全世界，在很短一段时期内，中国失去了3500万份制造业的工作，因为当时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无钱买中国的产品了。你必须在这个市场中有一些不稳定性，只有你失败，你才能够来奖励那些成功的人，这也就是市场的基础。但是，如果这个稳定性特别严重，这也会限制经济发展。因此，200年以来，基本上金融危机都是十年以后才能恢复，因为大家一旦受惊吓，他们就不希望再承担风险，他们紧紧抓住自己身边的东西，然后对未来有些担忧。
中国在众多国家之前就恢复了经济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在恢复的最前期，在我们的国内就开始了经济复苏，而当时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复苏。在21世纪，我们又必须要处理如何来分享繁荣的问题，如何来减少平等不平等现象的问题，我们要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创造出更加公平，更加有活力的社会，要减少不平等。最后我们的气候正在变化，我们本地的资源在全世界各地都很贫困。因此，中国现在为了解决水资源的问题，我们中国的工程是和中国的环境保护者认为这个南水北调工程其实会有问题，因为本地的资源也有限制，它可能会成功，但是它可能也会使两条河的河水都会干涸。这些资源方面的决策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因为我出生于一个农场，所以我对这方面有经验。我在这里这样说吧，我相信我们必须要努力和别人以正面的形式来分享资源，同时，我们肯定也会以负面的形式分享一些情况，分享一些灾难。因为在未来我们有共同的机会，共同的挑战，共同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同的社区。当美国和中国合作的时候来共同避免朝鲜的核危机时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未来，这就是我们正面的合作方式，我们就必须在这方面更加前进，做更多的正面的合作。不仅是通过政府合作，同时也要通过民间的合作。
最后，请允许我再说最后一点，如果你放眼全世界，人们不管在哪里合作，以创意的方法合作都会有好的结果，不管这个国家是穷国，还是富国，还是中间的国家都是这样。在我们的南方邻居墨西哥中，在过去十年间，他们是两个国家其中的一个，他们的经济增长了，他们的不平等性下降了。墨西哥每年学工科的毕业生和美国差机关墨西哥的规模差不多是美国的一半。每一周墨西哥的总统和他的两个反对党的党魁都坐在一起设置政治议程，设置经济议程，他们使民营部门也能够参与，共同来讨论他们是不是每件事情都同意彼此呢？不是的，但是他们大方向上是取得一致的，因此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一直增长下去。
我相信大家会看到更多此类的现象，当大家坐一起合作时候就会有好的结果，我当总统的时候，我和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共同合作，使中国能够加入WTO。昨天一个人跟我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关于贸易是什么意思呢？我刚才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然后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你难道宁愿我们两个海军互动吗？我们两国互相抗议彼此吗？我们现在的经济情况都比较严峻，我们肯定会在贸易和经济上有分歧，这其实是一个好的故事。当你共享未来的时候，肯定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的意见，所以你才要坐在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同样，当我的基金会来到中国，六年间帮助中国建立在中国艾滋反映项目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卫生部给我的基金会办公地点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有这种专长，在2010年他们对我们说，谢谢你，我们就不需要你们了，我们自己就能够做了，然后我就离开了，我就去其他的地区了，然后我又从头开始。
我几天前在缅甸，他们当时让我做同样的事情。当大家坐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就会有好的成果，当大家打仗的时候，有人会赢，有人会输，但是最终两方都不会好。最后，我去年读到最重要的一本书，就是这本书叫《社会征服地球》，它的作者是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微生物学家，他叫威尔森，他已经90岁了。他这个人非常的出众，从地球上我学到生活在地球蚂蚁的数量比全世界人口的数量还要大，因为全世界70亿人。如果你把全世界的蚂蚁全放在一起，它的重量比全人类的重量还重。他这本书的结论就是他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已经工作了一生，同时他也是一个社会评论家，它追溯了不仅仅是人类的历史，同时也是生物的历史。他说如果你真正看到我们地球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唯独能够取得胜利生存的种族，那就是那些会合作的种族，比如白蚁、蚂蚁、蜜蜂和人类。然后，他讲了一个笑话，比如说蚂蚁在非洲的雨林中和在南美的雨林中它们被天敌所追杀，它们当时能够感觉自己会被杀了，有些蚂蚁就爬到最高的草叶上去，然后来牺牲自己，让其它的同伴有时间逃跑。白蚁它们生活在这个温暖的地方，它们生活在地下，然后它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孔，他们只从一个孔中进出，其他四个是空调用。然后，从中也不用氟利昂，人类是合作的物种，因为人类有意识，他们有意识，他们有心，他们有正确的观念，他们对其他的人类有同情心，因为我们比其他的物种聪明，所以我们很傲慢，我们很自私。同时，认为我们比自己能做的还要多，我其实很乐观，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要进行合作。
如果我们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就会发生纷争；如果我们合作，各种观点就会彼此加强，使得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们要实现的不是一个政治的目标，或者经济的目标，而是使我们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使未来有更多的和平，而且为人类历史写下精彩的一笔。谢谢！
王波明：谢谢总统先生，为什么我把您介绍给我们的观众呢，为什么把你介绍成是威廉-杰裴逊-克林顿。
比尔-克林顿总统：因为我是在一个城镇长大的，当时二战的时候我出生了，那个时候如果你用很长的名字，别人会觉得你很傲慢，如果你用很长的名字别人都不愿意跟你说话了。所以，我们把名字就尽可能的简短，用第一个名字变得更简短。这样给我们一些粗矿之气，使得我们彼此真诚的相待。
王波明：我们准备了答问的环节，也有非常好的数字平台，像微博等等。昨天我们推出了我们的微博平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千万用户已经登录到这个平台，而且问了几千个问题。当然，这四千个问题你没有办法都回答，这些问题是我们全国各地，甚至来自一些偏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在成都市，是在四川省的省会城市，你也听说过川菜是非常有名的。他问您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美国最聪明的总统，在现代史里面，您是最聪明的总统。我还记得是在80年代的时候，你在电视上提出增长了预算，在电视上提出了增加预算，因此这位网友问你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政府赤字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把这个赤字变成一个正数字，中国人就不用担心债务偿还的问题了，违约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就使得减税有了机会。那么，在好的经济环境当中，政府应该把预算跟债务进行平衡。
比尔-克林顿总统：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难题。回答您刚才的问题，全世界如果想长期预算平衡，而且你想经济强劲的话，需要有三点。第一、政府目标都有哪些，应该对这些政府目标清晰，取得这些清晰的目标以后，你必须要对一些支出进行控制，因为你有很多的支出，然后你还有足够的数字来保证经济是增长的，对于大一点的国家，老一点的国家，那么，你要保证1%到2%的GDP的增长才能够使预算平衡，3%当然更好。如果遇到了危机，比如说金融危机，你的预算想平衡就很困难，而且在危机当中情形会变得更糟。因为我们知道利率已经比通货膨胀低了，如果利率比通胀更低，你要减少支出，你的收入从哪儿来呢？因为你需要私营部门的投资，产生就业，使得收入增加，使得经济能够上升。因此，从短期来说，我觉得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方法是要把这些赤字取消，然后造成一种效应，使得我们能够实现2%的这样的GDP的增长。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看到赤字会下降，收入会增加，美国一直是没有很大的赤字，一直到1991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要在国防上多投入支出，我们税收的水平是非常的高，如果是降低税率的时候，我们又会减少我们的收入。
所以说，从1981年到1993年，我们看到这个赤字上升，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使它下降，取得更大的平衡。然后，我们又进入另外一种经济的理论，我们又开始要照料老年人，人们看到我们一开始所创造的概念跟后来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些差异。我们也觉得这种挑战也会来到中国，但是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的增长的余地。我们生长的这个环境，我们看欧洲，看日本，看美国他们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十年里面，我们生产力一方面是上升的，由于技术的驱动，同时收入也增加，就业也增加。当我当总统时候，我们的增长是很兴旺的，我们通过IT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所以说我就要保证要让这种好处让全国能够所获得，使得各个行业都能够从这些高新技术里面获得好处。因此，IT在90年代为我们提供了8%的就业率，而且为我们国家的收入提供了30%，这样使美国人民能够共享这种昌盛，这是一个新的现象。那么，我们需要改变工作结构，创造新的就业的机会，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工作越来越难，因为现在劳动市场率增加，不见得增加了以后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对于国会来说，对于总统来说他们在争论该怎么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难题，在先进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基本的原则是不变的，你必须要关注高新技术，然后积极的创业，然后为年轻人提供就业的机会，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必须追求一些机会给中年人，比如有6个月到一年，他们失业了，我们要帮助他们就业，因为还有15到20年的工作年龄，这样他们才不会对子女变成负担，他们也想工作，但是经济没有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工作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我愿意帮助美国政府减少赤字，要减少债务的话，如果降低不了利率，你是带不来好处的，关键是要增加就业机会，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王波明：我知道在美国你领导了一个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上升期，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斯诺登的一个问题，中国被美国所谴责，说中国是美国网络空间的一个威胁，美国它成了一个安全的威胁，因为它对美国一些首脑包括对默克尔进行监听，你怎么评论？
比尔-克林顿总统：我觉得中美两国应该彼此诚实告诉对方我们在监听什么，这是我的答案。就是美国在信息纰漏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控制，现在电话、短信、邮件量越来越多，因此美国政府需要监测哪些电话号码有可疑的迹象，电话号码似乎更有联系，因此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决定谁来监听电话，电子邮件，斯诺登他这个问题做的过分了，但是他们不能够抱怨的是我们安全工作做的很好，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他只是给政府工作了6个月，他知道有700万人得到了政府的政治的审查，我们既没有隐私，也许多安全感。你们都在笑，但是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的看法政府可能会被迫更加的坦诚说自己在做什么，在网络安全方面。必须要更加紧密的合作，才能够保护正当的合法的隐私。同时我们还应该保留能力，来探测那些通信的规律，来预测未来恐怖活动的发生情况。当年我们那些情况都特别简单，我20年前当总统的时候，大家知道互联网上有多少个网站吗？有50个网站。我今天在这儿讲了一个小时，我们全世界已经建立了数百个网站了，当时我们连手机、电话都非常的沉，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新时代，在国内，各国必须对本国国民非常的坦诚，告诉本国政府，政府想监听的是什么，想保护的是什么隐私，必须保证能做到这一点。我特别想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欧洲的国家，它的数据和我们分析的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花更多的钱来把各个分隔开。因此，他们就增加了那些保护隐私的机会，即便是他们探测那些沟通通讯的规律，能够预防恐怖主义。起码因为有斯诺登的事件，我们现在大家都开始思考隐私和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工作，美国和其他人都必须对彼此更加坦诚，对自己的人民要更加坦诚，来告诉他们我们到底要监视的是什么。如果你又想要安全，又想要隐私，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不可能再单打独斗了，因为这是一个不现实的世界了，因为现在有这样一种辩论使我们更加坦诚了。
王波明：下面的这个问题是和美国外交政策和对话政策有关的，几年前希拉里，您的国务卿启动了“重返亚洲”的战略，那些中国的邻国其实都比较激动，他们对中国的立场比如说日本，比如越南。请您能评论一下这个“重返亚洲”的战略吗？
比尔-克林顿总统：首先和我交谈的哪些人，他们都认为他们很高兴，美国其实并没有逃离中国，逃离亚洲，因为他们都很高兴，美国仍然和亚洲共繁荣，共进退，因为美国在亚洲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有很长的历史了。明年中国会举办APEC，亚太国家的领导都会来，APEC的会议是20年前我启动的。所以，我认为在媒体的报道的形象和媒体对它的偏见，就好象是说我们想压制中国，这是不对的。我们认为亚洲不仅仅是世界的一部分，它使经济和全球进行融合，同时它的经济也会是全球最大的那一部分。美国有很多来自亚洲国家的人们，他们都应该共同努力保护亚洲了安全，我们和亚洲进行紧密的合作，比如在朝鲜核问题上进行紧密的合作。我们相信这些争端，也许比如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岛屿争端，比如湄公河，中国建水坝是不是会影响下游的国家，影响比如中南亚的国家，或者是在中国南海的资源问题，这些都应该是和平的解决，通过外交来解决，然后要以全球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我并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矛盾。
我认为美国军事上撤出亚洲是不矛盾的，我认为在中国和日本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如果我是中国，我会很高兴美国最近刚刚和日本重新签订了他们的安全协议，因为能够让你们看到有美国的加入，我们会尽量避免在未来发生冲突。如果日本重启经济，虽然现在还不太明朗，但是我比较赞同安倍首相的经济政策。如果日本的经济能够再次腾飞，能够使日本女性参加工作，那么日本的经济就会持续增长20年，日本的GDP也会大幅度的增长。当然了，他们没有像中国的这些政策，但是未来20年日本可能依赖的是移民政策。同时，我们的未来都是共享的，我们不希望中国和日本之间出现矛盾，我们希望这些矛盾要埋在过去，不要在未来出现，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帮你们一把。希拉里的确推动了“重返亚洲”的战略，但是他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希望在亚洲共同建立一个共享的未来。在这个共享的未来中，我们大家都是赢家，不要有一部分是赢家，有一部分是输家，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分享繁荣。
王波明：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李亦非女士问的，她想问您是不是想说一说在未来您会不会成为美国第一郎君？
比尔-克林顿总统：我知道答案我也不会说，我诚实的跟大家说，我真的不知道。我认真的回答您吧。如果我太太想去选总统，我会支持她。我认为她是我共事过的最能干的公务员，我当时跟她求婚的时候说，她不应该嫁给我，她说这样的话我说愿意嫁给你，那不就没有说服力了吗？但是，我跟她说，我爱你，我想娶你，但是你不应该嫁给我，因为你的能力比我强，你应该回伊利诺伊州竞选职位，她说大家都不会为我投票，因为我只是一个脾气坏的女人，这是42年前，这是我当时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对我说了两次“不”，我必须向她求婚三次才可以。所以，如果她想竞选总统我会支持她，但是如果因为一些原因，不想竞选我也会支持她。对我来说有意思，因为我们还感觉到自己很年轻，很有活力。其实并不是我们说有什么野心，因为我们已经有下一代了，她想当一名好总统，可能因为她现在所谓的抱负比35年前低了一些，现在她关心的是我们能为世界做出什么，我希望在我一生中能够看到美国出一个女性总统，对世界来说，对美国来说这都是一个好事，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不是要竞选。在政治中没有确定事，有人会赢，有人会输，大家都不知道确切的事情，但是她是我共事过的最能干的人。我仍然相信，1971年我见她的时候我就这样相信，到今天我还这样相信。王波明：谢谢今天的演讲，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比尔-克林顿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