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许多人有很高的期盼，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中国要在政治方面做出大的改革，比在经济方面进行大的改革，阻力要大得多。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相比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显得更为谨慎，也相对滞后；并且，政治改革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当前，中国政治改革仍然面临许多方面的阻力。

第一，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极“左”思潮的阻碍。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在思想上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过程。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很多错误之处，在于扭曲马克思主义并封建主义化。例如，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绝对真理，将它视之为可以照抄照搬到一切场合、用以衡量一切问题、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有的东西，都是坏的、不好的，社会主义都不能搞。任何东西只要一贴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事实上就是被“污名化”了。

极“左”思潮曾经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直到今天，它在中国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以各种方式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极“左”思潮的主要表现有：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上，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甚至是完全扭曲了的认识上；以“唯一正确”的面貌出现，压制不同观点和意见，用政治大帽子污蔑人、吓唬人、整治人；不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政策，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把搞改革开放视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中国政治改革的阻力。可以说，没有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的浪潮，就不可能深入推进政治改革。

第二，传统政治体制的惯性作用形成的阻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是集独裁制、终身制、世袭制于一体的君主专制统治。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发展并得到加强，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典型的臣民政治文化特征，使中国极度缺少民主意识和民主政治的传统。一旦一种制度形态转变为一种文化形态，它往往就变得根深蒂固，难以铲除。1949年后，中国政治体制仍然逐步形成为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改革的难度非常之大。其结果导致政治改革长期处于徘徊局面，集权体制的固有弊端难以有效清除，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中国政治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整体性和深刻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使得政治改革难以寻找到有效的突破口，从而增加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邓小平曾经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中国的改革本质上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不是简简单单的修修补补就可以达到目标的，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种体制和制度，以适应时代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改革，都与其他制度密切相联，这就大大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和风险。

第三，既得利益者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在改革开放之初，改革是在做“加法”，每一社会群体，或者说绝大多数的社会群体，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后来，随着改革的向前推进，有的受益大，有的受益少，甚至有些社会群体为改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前，中国贫富悬殊已经非常严重，权力集中在少数部门或者少数人手中，这样，改革就不可能都是做“加法”了，要进行利益调整和权力再分配，必然是有“加法”、有“减法”，改革的难度就大了。一段时间以来，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造就了一批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障碍。如果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有些人就会消极对待改革，甚至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来阻碍改革。

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改革的过程就是对利益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国的政治改革是政治制度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必须正确认识和调整好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要使改革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赢得广泛持久的社会支持，就要谨慎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根深蒂固，改革涉及到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个方面的利益，其难度之大、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只有认真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才能顺利推进政治改革的进程。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推进利益关系协调，对某些利益受损者做出合理补偿，但也要有决心消除不合理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