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成功改革是商鞅变法和邓小平改革，成功的改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大于成功的革命。成功的改革要建立基于绩效而非身份的激励机制，增加社会总产出让有人受益无人受损，从而最大程度降低改革阻力。相反自上而下的修补性改革（王安石式的顶层设计）蛋糕做不大，只是利益再分配。

在今天不仅仅是企业界、学界、商界乃至于政界，都有一些迷失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最近跑了一些地方，地方政府就问，到底现在应该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

之所以迷失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忘掉了历史。我最近越来越多地读一些历史，希望从历史中能找到一些方向感。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成功与失败的改革。

中国最早的一次著名改革是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发生在公元前365年和公元前350年，是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变法。

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在商鞅变法之后，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改革，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大家一提起来一塌糊涂，这是一个篡权、心怀叵测的小人，不仅篡夺了刘氏的政权，而且还把天下搞得大乱，自己最后也丧命于战乱之中。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西汉的历史，王莽实际上是一位非常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君王，看到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他想挽救、改变这一危局，于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改制，这个人是志大才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后世儒家就痛骂他。

在王莽的变法改革失败之后，到了公元490年和499年这个期间，在中国的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这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我们在寻找资料的时候，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北魏孝文帝和祖母冯太后所推动的汉化改革、所建立的很多制度，被后来的隋唐所继承。

再往后比较知名的变法或者改革，就是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年代大约是1069年到1085年的十几年间。在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是明朝张居正的变法，但是史学家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居正不能够称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变法，他只不过是在朝廷的政策上，特别是财政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希望提高明帝国的财政效率，这个观点我本人倾向赞同。他对于改革研究的意义，是比不上王安石变法的。

在明朝张居正之后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清末光绪帝所推动的戊戌变法，在1898年，这个变法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被慈禧太后结束掉了，通过戊戌政变，软禁光绪帝，杀害了六君子，戊戌变法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都宣告失败。

我想分析看一看为什么成功的改革成功了，为什么失败的变法失败了。

这一头一尾成功的改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上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由商鞅变法促进所完成的。邓小平的改革拉开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序幕。

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意义深远，远远超过历史上那些绘声绘色所记载的波澜壮阔的革命。反而我们看革命，没有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新东西、没有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什么促进，革命只不过是改朝换代，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新的制度，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而只是统治阶层换了一家人。

改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革命，实际上从字面、词意上来讲，都是如此，因为革命(Revolve)在英文里的词根是轮回的意思，而改革(Reform)在英文里是重建、重塑的意思。当然本人没有任何贬低革命的意思。

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中，我又把它分成两类，成功的改革我把它叫做突破型的变法或者说突破型的改革。正因为这个变法和改革，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所以它成功了。另一类改革就是失败的改革，所有失败改革的目的都不是突破现有体制，而是对现有体制进行修补，来提高现有体制的运行效率，结果它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突破型变法为什么成功？因为它采取了增量改革的办法，突破现有体制来产生和扶持新兴力量，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克服改革的阻力，这是突破型变法的一个指导思想。这个变法要改变的是制度。

制度的作用是什么？作用一：降低交易成本；作用二：调整激励机制。

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除了土地以外就是人力，人的激励机制不对头，社会的生产效率、治理效率、政府的行政效率都会大大降低，所以成功的改革突破了制度，进行变法。新法的目的是在于建立基于绩效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基于身份的激励机制。

变法通过改变激励机制，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实现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先把蛋糕做大，只要这个蛋糕做大了，就有可能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改革就会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才能够长期地存在下去，改革才可以说是成功了。

如果改革有人收益、有人受损，它最后一定会转化为政治斗争，因为受损的这些人不会接受新制度，改革的命运就取决于政治斗争最后的结果，一旦改革变成了纯粹的政治斗争，改革失败的命运无法逃脱。

对比成功型的改革，修补式的变法为什么失败？为了维持现有体系，通过技术性的变化调整来提高现有体制的效率，这样的变法通常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完全依赖官僚体系来推进变法。

自上而下就是“顶层设计”，王安石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顶层设计”，但是王安石的设计非常之周密，他在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设计，但不管他怎么周密设计最后还是不灵，所以单靠顶层设计是不行的。

因为顶层设计的结果都是用政府取代市场，从王莽开始，就是用政府取代市场，王安石更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计划经济者，用政府全面地取代市场，因此这样的顶层设计不具备可操作性，这样的顶层设计产生的激励机制是伤害效率的。结果是不能做大蛋糕，而把变法从一个做大蛋糕的博弈，变成了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的游戏。

当这个变法变成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受损者一定会反对新法，而在中国古代，受损者主要是官员和豪富阶层，所以在推行新法的过程当中阻力重重。

另外一方面蛋糕没有做大，民众也没有得到实惠。因此民众怨声载道，皇帝也罢、宰相也罢（变法者），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既得利益在朝廷中的代表，另外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抱怨。因为新法没有给他们带来实惠。

结果变法就转变为政治斗争，注定失败，最后的结果是人亡政息变法失败。推行新法的官员一旦去职，或者说支持新法的皇帝一旦去世，新法就结束了。比如王安石罢相之后，他的新法还执行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宋神宗还在，他还是相信和坚定地执行新法，到宋神宗一去世，宋哲宗即位的时候，就全面地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

我们做一下小结，王安石和商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王安石和邓小平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王安石和商鞅、邓小平这些改革家，在人品上、能力上、权威上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有足够的权威来推动改革。

王安石自己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得到了宋神宗的长期支持，商鞅得到的是秦孝公的支持，所以他们在权威、能力上都不相上下，人品上也不相上下。

王安石是一个非常廉洁的人。北宋的改革派和守旧派的争端，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领头人在人品上全都无可挑剔，所以当时的士大夫说，这两个人叫争理不争利，知道这两个人相争，争的是礼而不是利，就说明这两个人品没有什么大毛病。

但是区别在哪里呢？王安石、商鞅和邓小平的区别在哪里？一个是修补式改革，一个是突破式改革，一个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另外一个依靠新生力量，商鞅依靠的是贫民和农民，邓小平依靠的是农民和城镇企业家以及城镇职工。

在改革的推行上，王安石是顶层的整体设计，商鞅和邓小平是顶层放开加基层创新。我想补充一句的就是商鞅变法的很多办法，并不是商鞅自己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秦国或者说在其他国家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只不过由商鞅拿到秦国做全面推广，像郡县制不是商鞅的发明，废井田、开阡陌也不是商鞅的发明，军功爵位制同样不是商鞅的发明，但是商鞅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拿过来在全国推广。

这是商鞅做的事，这同样也是邓小平做的事，中国的农业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是小岗村的农民干出来的，中国的城镇经济改革也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傻子瓜子那样的民营企业家干出来的。

邓小平的功绩就在于，把基层的创新变成政策、变成法律。而且不是整体设计一个完美宏图，这一块儿能干的就先干了。

前不久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中国的成功就是边缘革命”。这也就是说是在边缘上一点一点地渐进式来推动制度变革，而不是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个月要开会了，给出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

来源: 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