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西方，政治冲突思想缘起于古希腊，发展于神权和民主政治时期，勃兴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政治冲突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将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而齐美尔、达伦道夫、科塞、李普塞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亨廷顿、派瑞吉等则是现当代的主要代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政治冲突的基本要义和范畴，包括：政治冲突的条件和根源；政治冲突的本质和命题；政治冲突的类型和模式；政治冲突的方式和途径；政治冲突的作用和功能；政治冲突的控制和治理等；提出了诸如“文明冲突论”、“安全阀论”、“功能冲突论”、“辩证冲突论”等经典论断。

关键词：西方；政治冲突思想；沿革；主要观点

自有政治现象以来，政治冲突问题就一直是中外思想家和统治者们关注的重点领域。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政治冲突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将政治冲突思想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而从20世纪初始，思想家们对政治冲突的系统论述则日渐勃兴，并延续至当下，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分析模型。“在三位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的启发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分析人类不平等、权力、统治和冲突等要素时，运用了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的著作。”［1］160了解并借鉴这些思想，对当下政治冲突的治理，意义尤为凸显。

一、西方政治冲突思想的缘起和发展

1.缘起。“政治冲突”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古老课题。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政治冲突就成了西方社会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柏拉图以《理想国》的图式就如何消解政治冲突建构一个正义和谐的社会进行了预设和憧憬，认为城邦内部发生的政治冲突原因是人们有私有财产和家庭观念，因此，他主张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即实行“共产”和“公妻”制度。亚里士多德则在其名著《政治学》中就政治革命的缘由、方式及其消除途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政治冲突源于贫富差距和人们对名位的争夺，他说“，人间的争端或城邦的内讧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财富的失调，名位或荣誉的不平也常常会引起争端。但名利两途的熙攘，各徇其不同的途径：民众的吵闹都着意于财货的不平，至于有才能的人所憎恨的却是名位的过分‘平等’，他们［一旦受辱或不得其位，就］因荣誉的不平而从事革命活动；这种愤慨的性情恰好表现于诗人的诗句‘：良莠不分兮贤愚同列。’”［2］。因此，主张通过建立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来解决各种矛盾和争端。

2.发展。在神权政治和民主政治时期，诸多的政治思想家们都对政治问题给予了或广泛或深入的关注。卢梭、霍布斯、洛克等社会契约论者直接从利益纷争的入口就如何消解政治冲突，构建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进行了主权和宪政式论述。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恶的角度对政治冲突的根源进行了分析，认为追求财富和权力是人的最基本欲望，但财富和权力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却是无限的，于是就会产生各种各样为争权夺利而发生的政治冲突。而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阶级冲突理论则成为西方近现代政治冲突思想的标杆，阶级斗争和革命也一度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范式。其他的思想家们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关涉着政治冲突问题，虽然他们那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没有正式提出冲突的语词或精确而系统地对其进行分析，但冲突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思想家们的思域和视野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提出的观点对政治冲突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政治秩序的和谐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正如马丁代尔说的“，一旦冲突被当作社会的中心事实，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丰富的知识传统来解释冲突。每一社会都有它的各种的冲突；每个社会都有人必须面对冲突。古典希腊的许多思想家，从赫拉克利特到智者都把冲突视为一个主要的，或许正是主要的社会事实”［3］410-411。

3. 勃兴。20世纪初，尤其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矛盾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政治动荡的加剧，政治冲突再度成为西方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并很快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各分支学科的经验研究中，切入的视角也多种多样，在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种族关系、社会分层、政治行为、群体活动等学科和相关领域出现了大量以冲突概念为框架的论著，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和不同学派也逐步形成。除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冲突思想外，其他学派的政治冲突思想也蔚为大观，其内容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冲突思想则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从学科归属看，主要包括社会学家的政治冲突思想和政治学家的政治冲突思想。从思想内容看，政治冲突思想主要包括辩证冲突论、功能冲突论等，我国学者王浦劬教授把其归纳为“心理对立说、价值对立说、资源争夺说、环境互动说”［4］。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政治冲突现象的系统关注是从社会学家开始的。20 世纪初，美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库利（C. H.Cooley，1864—1929）、斯摩尔（A.W. Small，1854—1926）、罗斯（E. A. Ross，1866—1951）、萨 姆 纳（W.G.Sumner，1840—1910）等人在其理论中开始把冲突作为研究的范畴。1907年，刚刚成立的美国社会学的第一届年会就把“社会冲突”作为它的主要议题，托马斯·卡弗（ThomasN.Carver）则宣读了大会的中心论文《社会冲突的基础》。此后，一些有关的论著陆续出版，较著名的如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等。1930年，在美国社会学第二十六届年会上，社会冲突再次成为主要议题。1931 年，霍德华·奥得姆发表了《一个社会研究问题：民族与地域的冲突》等。20 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冲突研究不断升温，成为“也许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呼声最高的观点”［1］1，一些相关论著也相继问世，如乔治·齐美尔的《论冲突》（1955）、《冲突和群体成员网》（1955），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达伦道夫的《社会冲突理论的探讨》（1958）、《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社会冲突研究中的连续性》（1967），罗宾·威廉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冲突》（1970）。社会学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待政治冲突，即用冲突来解释现代社会现象，这是他们有共同学术特点所在，冲突理论也因此构成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齐美尔、科塞、柯林斯、马克斯、韦伯、达伦道夫等是冲突理论的杰出代表。“19世纪末 20世纪初，德国其他杰出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乔治·齐美尔———在各种各样的冲突社会学的发展中也是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受齐美尔的启发而产生的冲突过程观点，比受马克思的启发更具有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性质。”［1］159

与社会学家相比，政治学家对政治冲突问题的系统关注略显逊色“，并不是所有的冲突、侵略或者暴力都是在政治的语境中来研究的，仅有一小部分的研究受到了政治学家的关注”。并且“事实上，许多关于政治冲突及其控制的理论构思和推测都源自于生物学、心理学及其知识，政治学家对其研究很多都得益于此”［5］2。因此，政治学者系统地论述政治冲突问题的论著还不是很多，其理论和观点也主要散见于各个流派及相关的著作之中，这也形成了政治冲突思想在政治科学中略显空白的主要原因。20世纪中后期，政治学者对政治冲突的关注开始增加，一般学科教材都列出专门的章节来论述。亨廷顿、李普塞特、丹尼尔·贝尔、哈贝马斯是主要代表，其代表性著作有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1978），李普塞特的《一致与冲突》，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6），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此外，马里兰大学教授丹尼斯·派瑞吉的《政治冲突的控制》（1976）一书，结合发展中国家实际，较为系统地对政治冲突进行了论述。此外，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一些政治学者，如，杰简哈根、考特索基斯、盖尔、狄龙、达文波特等，基于控制论、系统论和心理学知识，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政治冲突治理分析模型。与政治冲突研究有关的学术刊物主要有：《冲突解决杂志》；《冲突管理与和平科学》；《政治科学季刊》）；《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和平研究杂志》；《调停季刊》；《谈判杂志》；《外交事务》；《社会心理学杂志》等。这些刊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近现代，尤其是当代西方政治学者在政治冲突问题研究上的学术成果。

二、西方政治冲突思想的主要观点

1. 政治冲突的条件和根源

达伦道夫认为“，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6］3在他看来，仅仅有利益的差异还不足以引起团体之间的冲突，只有当这些团体具备了一定的目标、结构、人事和沟通纽带等条件的时候，冲突才有可能爆发。达伦道夫认为，社会组织是强制性协调联合体，那些占据权威位置的人被期望控制从属的人，他们支配别人是因为周围人们的期望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心理特性。因为权威是合法化的，所以不服从者要受到惩罚，但权威又不是持久不变的，在一个团体中居从属位置的人，在另一个团体中却可以居支配位置，在一个场合有权威的人，在另一个场合有可能处于被支配地位，社会就是由许多个这样团体或场合的单元组成的，达伦道夫称这些单元为“强制性合作社团”。这种不平等权威的分布，使社会分化为统治和被统治两大彼此对立的准群体，支配者要求维持现状，而被支配者则要重新分配权威。因此“，现代的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6］3。“这也总是提出要求的群体和得到了满足的群体之间的一种冲突，尽管近来一个广大的多数阶级的产生使局面变得错综复杂、纷繁异常。同样，政治纷争的基础变得不明朗了，犹如冲突将在其中得到解决的政党结构变得不明朗一样。”［6］3-4

与传统政治冲突观点不同，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导致政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对人性的压抑。他认为，当代工业社会利用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强人，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没有否定性、批判性：一是政治对立派的同化。“传统的骚乱点正被清除或孤立，混乱因素受到控制。……在政治领域，这种趋向在对立面的明显同一或统一中表现出来。”［7］16二是个体反抗者的同化。“在学术机构以外，我们整个思维习惯中的‘深刻’变化更为严重。它用来把概念、目标与当前制度所急需的东西协调起来，把它们封闭于该制度中，排斥那些与该制度不协调的思想、观念及目标。”［7］12然而，这样一个看似无对立、无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其实是个极权的社会，隐藏着深刻的内在冲突，即形式上的自由与实质上的不自由，本质上“，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7］28，而且“证实关于这个社会及其决定性发展的批判理论的事实都摆在那里：社会整体不断增长的反理性；生产力的限制和浪费；侵略扩张的需要，永久的战争威胁；强化了的剥削，人性的丧失”［7］216。因此，人们最终还是会选择冲突来改变自己的现状，因为“人的现实便是它的历史，而在历史中，矛盾并不自决和缓和的成就这两方面的冲突可以变得明显地超出任何可能的否认，但它也完全可以持续地是易于处理的、甚至生产性的冲突。”［7］216

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一样都看到了科技发展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而且还敏锐地看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危机，而这正是政治冲突的根源所在。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管制和技术统治变成了社会治理的中心，社会变成了一个富足的社会，也形成了极权社会，社团、政党等专门宰制人们的第三领域也由此产生。这个领域“不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出发，它都无法归于公共领域或者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下。……公众只是偶尔被纳入这一权力的循环运动之中，而且目的只是为了附和”［8］201。人们因而开始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虽然这种介入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上的危机，但全面的社会危机依然不可避免。“我认为有四种危机倾向：（1）发源于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2）发源于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3）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8］63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生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社会危机已经从经济系统转移到了政治、文化等领域，表现为一种全面的、普遍的合法性危机，而文化系统的危机是整个危机的中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又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认定为文化危机。

亨廷顿认为导致国内政治冲突的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现代性。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既可能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冲突和衰败，“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9］38。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当是。据此，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冲突公式：“社会动员/ 经济发展 = 社会颓丧；社会颓丧 / 流动机会 =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 / 政治制度化 =政治动乱。”［9］51具体表现在两方面：（1）政治参与有效供给不足；（2）城乡和贫富差距。二是文化差异。亨廷顿认为，政治冲突的产生与文化的差异息息相关“，‘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并且“文明内部也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内部”。但与国内政治冲突的多因素相比，文化的差异在国际政治冲突中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10］7他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10］133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核心所在。

2. 政治冲突的本质和命题

齐美尔认为，政治冲突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之一。他认为，个人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化了的个人和社会总是保持着一种双重关系：他既生活在社会中又和社会相对立，既为社会而存在也为自己而存在，既是社会里的人又是社会外的人，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自主生活的产物，既是社会的环节又是自己本身，既决定自己又为社会所决定。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结合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既允许又阻止个性的发展，个人和社会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所以社会是一个包含着协调和冲突、吸引和排斥、爱和恨的统一体，政治冲突就是其中的一种社会交往形式。“冲突被认为导致和改变了利益集团、联合、组织……如果人们之间的每一种互动都是一种交往，那么，冲突———它毕竟是最具活力的互动之一，而且独自一人是不能作为冲突的———必定被视为一种交往。”［3］412齐美尔还认为冲突不仅是利益对立的反映，而且是敌对本能的反映，即植根于人类社会有机体各单位之间一种先天的敌对冲动，是一种先天生物因素，这种本能会因利益冲突刺激而发展，同时又受到和谐的关系和爱的本能的制约。

科塞在《社会冲突的功能》前言中把冲突定义为：“可以权且将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以至伤害对方。”以此为出发点，科塞以齐美尔冲突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关于政治冲突的解释体系，它们由16 个命题组成，涵盖冲突的起因、激烈性、持续性、功能等具体变量：命题 1：冲突对群体聚合的功能。命题 2：冲突的群体保护功能与安全阀制度的重要性。命题3：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命题 4：冲突和敌对冲动。命题 5：紧密社会关系中的敌意。命题 6：关系越紧密，冲突越剧烈。命题7：群体结构中冲突的影响与功能。命题 8：作为关系稳定的指标冲突。命题 9：与外群体的冲突会增加内部的团聚力。命题10：与其他群体的冲突限定群体结构及随之发生的对内部冲突的反映。命题 11：寻找敌人。命题 12：意识形态与冲突。命题 13：冲突使对抗者结合。命题14：敌人统一的益处。命题 15：冲突建立并保持权力的平衡。命题 16：冲突创造了联合和联盟［11］。

3. 政治冲突的类型和模式

科塞将政治冲突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群体性冲突，包括群体内冲突和群体间冲突。科塞认为，群体内冲突的强度主要取决于成员投入的多少及其关系的类型，而群体间冲突的激烈程度也会对群体内部意见分歧的反应产生影响，即群体间冲突激烈程度越强，对群体内异端分子的容忍度就越低。第二，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现实性的冲突是由于现实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形成的冲突，非现实性冲突是由冲突一方宣泄敌对情绪和缓解紧张压抑心理引起的。“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标的冲突的区别中蕴含了区别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的标准。那些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以及由于对于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可以叫做现实性冲突。”［11］35科塞认为绝大多数冲突都可看作是现实性的，尤其是以组织形态出现的社会冲突基本上都属于这类。因为人们不过是想经过一场斗争来促进对话或谈判，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从而求得问题的解决［12］。第三，作为集体代表参与的，以集体的目标为动机的意识形态下的冲突［13］184。科塞认为，这种冲突类型要比单纯为个人原因而进行的冲突更激进、更冷酷无情。第四，紧密关系中的冲突。这种冲突通常不易爆发，因为参与者的全部投入使得他们担心感情的发泄会对他们的关系构成威胁，因而会倾向于或选择压抑冲突。

李普塞特也将政治冲突分为四种（其所称的四条主要的分裂线）：一是国家建设的中心文化与边缘省份的芸芸大众在种族、语言和宗教上日益增长的敌视之间的冲突；二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和实施动员的民族国家与教会拥有的在历史上承袭下来的一些特权之间的冲突；三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和新兴工业企业家之间的冲突；四是以所有者和雇主为一方和以承租人、劳动者及工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14］150。李普塞特认为，这四种冲突的直接结果是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前面两种冲突是民族革命的直接产物，后面两种冲突则是工业革命产物。李普塞特认为，19

世纪初以来的欧洲史大部分可以按照这两种革命性的变化过程的相互作用来加以描述，民族革命产生于法国，工业革命源于英国。“两种革命都给自己的国家造成了分裂的结构，法国大革命更是造成了最深、最痛苦的对立。”［14］151不仅如此，两种革命还对世界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它们与俄国式革命一起共同构成了世界政治冲突的三种基本模式。李普塞特认为“：一场具体的冲突极少完全是地域性的，也极少完全是功能性的，它往往是由地域和功能两个方面的紧张造成的。”［14］156因此，根据冲突的对抗性，还可以把冲突分为对抗性冲突和非对抗性冲突。前者是基于对抗性利益基础之上的冲突，一般发生于具有完全不同而又相互排斥的利益的社会群体之间，具有组织程度高、内聚性强、频率低、强度高等特点；后者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因具体利益的差异和矛盾而引起的冲突，一般发生于具有相同根本利益的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具有组织程度低、内聚性低、频率高、强度低等特点。

4. 政治冲突的方式和途径

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单面社会”和“全面异化”的社会中，冲突的方式就是革命，但他又认为这种革命方式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已经过时。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大拒绝”式的新革命理论。（1）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各种形式的异化，争取最高形式的自由，追求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实现。（2）革命的力量。马尔库塞认为，由于工人阶级已经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变成了“肯定力量”，因此，应当从“单向度社会”这个大染缸之外的社会势力中去寻找革命力量，他们就是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新左派”。马尔库塞强调，新左派运动本质上是知识分子运动，他在《自由和历史使命》一文中说“，劳动阶级已经不再是革命的潜力了”，革命“有赖于一个新的主体的出现……那就是担负着生产过程中愈来愈显得属于要害任务的社会阶级。即技术和科学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转过来使传统工人阶级的意识活跃化，而学校和大学生中的那些未被同化的知识青年，则是这个发展中的催化剂”［15］51。（3）革命的战略。马尔库塞不主张暴力革命，也反对改良主义走议会道路。他主张用一种“非暴力的反抗”即“大拒绝”的方式来取代暴力革命和议会斗争。在马尔库塞看来，大拒绝的战略不仅要拒绝资产阶级用科学技术来奴役人民而且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统统加以拒绝。这种“大拒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获得成功，而是一种持久的行动，是一种以解放爱欲、解放艺术、解放自然为革命目标的乌托邦设计。所以，马尔库塞又把这种革命方式称为“穿越机构或体制的长征”。

李普塞特认为，在政治冲突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党，他说“：‘政党’指在一个政治实体中的分裂、冲突和对立。”［14］136“政党对社会学家来说有着两方面的迷惑力。它们有助于使利益冲突、潜在的紧张以及现存的社会结构的悬殊差别一目了然，而且还迫使芸芸众生从不同阵营走到一起，确立自己承担义务的轻重缓急并为体系内的统治阶级或自己期望中的角色效力。”［14］138简单地说，政党在政治冲突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起冲突。政党能充分将那些有着共同志向和意愿的人组织和动员起来，形成对抗执政者或某个权力群体的聚合力量，这点在极权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二是政治整合。“无论政体结构如何，政党有助于把一些地方社团整合到一个国家之中，因而总被视作是进行动员的基本力量，或者整合到一个更广泛的联邦之中。”［14］137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这种整合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政党都建立了跨地区的沟通网络，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正是它的竞争性帮助建立了超越任何小团体和帮派之上的全国性政府体系”［14］137。

5. 政治冲突的作用和功能

齐美尔肯定政治冲突的积极功能，最早提出了“安全阀”学说。他认为，完全和谐的社会和群体是不存在的，相反，个人和群体不满情绪的发泄，对社会具有安全阀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安全阀，很多社会关系就不可能持久，因此，对引起冲突的因素不能一概否定。齐美尔认为，虽然政治冲突可能会使群体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感到痛苦，但相互间的冲突又把他们联结在社会网络中，不但能加强已有的关系，还有助于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联系，有以下几种情况：（1）群体间敌对越激烈，同时群体中冲突越频繁，群体界线就越不可能消失。（2）冲突越激烈，而且群体越不整合，冲突群体专制的集权化就越有可能。（3）冲突越是激烈，冲突群体内部的团结也就越紧密。（4）在某一系统中，具有不同权力程度的群体之间的冲突越不激烈，冲突对社会整体的整合影响就越有可能发生［1］166。

科塞冲突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对冲突功能的分析。他认为，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冲突功能的性质取决于冲突的问题及其产生的社会结构，科塞主要关注冲突的正功能，因此科塞的冲突论又常被称为“功能冲突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群体内的冲突有助于群体和社会的协调、稳定。一定程度上的冲突有助于消除成员间的敌对关系和分歧，使其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致与稳固。第二，群体间的冲突，有助于群体内部团结。科塞认为，当群体成员面临外部冲突时，敌意的共享会对群体内部产生聚合功能，使他们意识到相互之间的一致性和依赖性，愿意为打败外部敌人而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由此增加了群体的内部团结。第三，冲突对群体、社会具有一种安全阀保护功能。科塞吸取了齐美尔关于“安全阀”的观点并进一步完善，主张将安全阀机制制度化。科塞认为，冲突的“社会安全阀”功能类似于锅炉上的“安全阀”功能，通过它可以使不满心理、敌对情绪得到发泄，不至于破坏社会结构。第四，冲突有利于规则、规范的重新调整、建立、完善。科塞认为，冲突扮演了一个激发器的角色，它激发了新规范、规则和制度的建立，从而充当促使敌对双方社会化的代理人。此外，冲突重新肯定了潜伏着的规范，导致竞争对手们对本已潜伏着的规则和规范有自觉意识，从而强化对社会生活的参与［11］125。第五，冲突有利于新群体的形成。科塞认为，毫无联系的个人或群体在面对共同的对手时，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暂时却相对统一协调的联盟［11］114。第六，冲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平衡机制，是一种通过更改双方权力关系的基础来避免不平衡条件产生的重要途径，因而它有助于对立双方间建立并保持力量的平衡［15］。

达伦道夫认为，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一面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面是变迁、冲突和强制，前者描述一个有秩序的、静止的社会，关注社会的价值整合；后者则描述异议、矛盾会引起社会的变迁，关注权力和利益的问题。社会学不仅需要一种和谐的社会模型，同样需要一种冲突的社会模型，社会的冲突和社会的均衡同样重要，他认为，现实社会始终在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的矛盾二重性中运行。权威的再分配同时也是新的统治和被统治角色的制度化过程。和谐中潜伏着冲突的危机，一旦时机成熟，社会成员就会重新组织起来，进入另一轮争夺权力的冲突。社会现实是冲突与和谐的循环过程，而“权力和抵制的辩证法乃是历史的推动力”。达伦道夫比喻说，共识的一面是美好的，而冲突的一面是丑恶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前一面，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是失真的，我们会陷于乌托邦的幻象之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他的理论也称为“辩证冲突论”。

6. 政治冲突的控制和治理

李普塞特认为，治理政治冲突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主要途径是进行体制改革，主要有四个切入口：“第一个入口是合法性：是不是所有的抗议者都作为阴谋分子而遭到排斥？是否承认请愿、批评和反对的权利？第二个入口是一体化：是不是所有或大多数运动的支持者被剥夺了参与选择代表的地位？他们是否与自己的对手一样得到了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政治权利？第三个入口是代表制度：新的运动必须加入更大、历史更悠久的运动才能接触代表机关吗？它能否创建自己的代表制度？第四个入口是多数权力：一个体制内部是否具备一种反对多数统治的制衡机制？选举获胜会给予一个党或一个联盟一种能使全国的一些主要机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力量吗？”［14］167

派瑞吉认为，“基层民主是控制政治冲突的一个主要手段”［5］72。因为它有三个优点，首先，民主政治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很明显的一点是，与没有民主选举的机制相比，那些能通过定期选举实质性表达他们政治偏好和要求的人，往往不会选择政治冲突的形式。”［5］72其次，民主政治能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当人们能感受到政府能关注和满足其愿望的时候，他们往往能表现出对政府的无比忠诚。”此时，冲突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和消解，而政府也不必诉诸政治镇压。再次，民主政治能为人们提供更多利益表达和诉求的端口。“通过选举性的政治竞争，选举活动能成为消解潜在破坏性政治冲突的一条重要途径。尽管选举活动有时也不一定是和平的（在不稳定的民主体制下，有时会有成百的人在选举活动中被暗杀），但这些相对于没有选举的体质来说，仅仅是一个碎片而已。”［5］72此外，政治冲突的控制和防御效果如何，还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统治者的权力运用策略。“当权力是聪明的行使，人们根据法律行事，那么严重的政治冲突就很少发生。如果权力的行使缺乏一点的灵活性，社会的凝聚力下降，统治者的统治者合法性和权威性就会受到质疑。”［5］32

哈贝马斯认为治理政治冲突的根本方式是通过重构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来重建政治合法性，即通过公众的意志参与和自由论辩来重建已经被金钱和权力侵蚀的合法性社会基础———公共领域，才能使文化系统重新具备创造“意义”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作为一种交往结构，重建的公共领域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公共领域是社会问题的“传感器”。公共领域首先应该被理解为“那些必须由政治系统来解决问题”的“共振板”，它不仅要捕捉社会问题，而且还要放大问题“，也就是说不仅觉察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声势，使得议会组织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16］445。第二，公共领域不被建制化。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不应该被理解为单纯的程式化组织，它“甚至也不是具有权能分化、角色分化、成员身份规则等等的规范结构”［16］446。第三，公共领域能提供交往的空间。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16］446第四，公共领域是开放的。“政治公共领域要能够履行其察觉全社会问题并把它作为议题提出来的功能，它就必须是在潜在的相关者（poten-tiell Betroffenen）的交往情境中形成的。”［16］451第五，公共领域是批判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目的不在于取消或获取公共权力本身，也不在于控制整个政治系统，而仅仅在于运用交往理性对公共权力进行反思、审视和批判，这样“，商议性政治的塑造和监督，也就是说受专家和反专家（Gegenexperten）之间的公开的意见争论的影响，受公共舆论的监督”［16］436-437。

亨廷顿认为，避免政治冲突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一是树立政府权威。对于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9］7。只有建立强大政治权威和执政合法性，才能充分调动各种执政资源，缓解社会危机，避免政治冲突和动荡。二是建立政党制度。“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9］377，且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当然，政治稳定也不仅仅取决于政党的数量，还取决于政党的力量和适应性。三是扩大政治共享机制。亨廷顿认为：“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9］129只有建立有效的政治成果共享机制，才能够动员和吸收这些新的社会势力和参政集团，以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四是多元文化的和谐相处。亨廷顿认为，文明范式是避免政治冲突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国际间的政治冲突。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在全球层面或者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10］229。由此，亨廷顿认为，保障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是控制和消解政治冲突的根本途径。

总起来说，上述观点对政治冲突理论的发展和政治冲突的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赖克斯、柯林斯、米尔斯、丹尼尔·贝尔，阿尔蒙德、派伊等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冲突观点，如1975年，柯林斯的《冲突社会学：迈向一门说明性科学》一书出版，就标志着冲突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贝尔主要从技术革命的负效应来分析政治冲突，阿尔蒙德和派伊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杰简哈根等学者则提出了政治冲突与生物需求、政治冲突与社会融合、政治冲突与社会发展、政治冲突与政治受挫等分析模型［17］，限于篇幅本文无法一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