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此前，中央高层频频释放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号，暗示局部改革时代行将结束，整体改革时代即将来临。一个涵盖当今中国几乎所有发展层面的“五位一体”的大改革蓝图呼之欲出。
空前的大改革呼唤空前的大外交。这么大的改革动作，需要一个极为宽松和谐的国际环境。很难想象，没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能够顺利地开展全方位改革。
正如习近平主席日前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那样，“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国内大局就是‘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际大局就是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外部条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外交，你准备好了吗？
中国外交能否为实现“中国梦”争取和创造良好外部条件，取决于是否能准确地把握当今和未来10年国际局势的发展；能否准确把握当今和未来国际局势的发展，取决于是否能准确地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影响中国改革大业的外部因素做出正确的判断；而能否做出这种判断，又取决于是否能清楚地梳理和把握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状况和利益诉求，从而找到与它们的利益契合点和战略交汇点，以双赢的心态来争取中国及其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最大公约数，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放眼望去，在当今世界上唯一有实力能从外部“颠覆性”地影响中国大改革势头的国家只有一个，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困难重重，国力渐衰，内斗不断，负债累累，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和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它庞大的军事能力和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使它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保持着全球军事投放能力的国家；世界上70%以上的金融资产和80%以上大宗商品的买卖都依然以美元计价这一事实，意味着美元的世界主导货币地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动摇。
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韩澳军事同盟，美国将世界上90%以上的先进工业国家紧紧地和它的安全利益绑在一起。军事渗透和控制已经深入全球。换句话来说，美国是中国外交在未来10年打造良好外部环境时甩不掉和绕不开的能量巨大的火焰山。和美国关系处理得好，“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外部环境会好得多；反之，则会困难重重，险象丛生。因此，设定未来10年与美国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中国最终崛起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
事实上，过去30多年来，中国每次在大改革和大变局时，中美关系都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背景。比如当年邓小平复出后，先搞定中美关系，迫使苏联从中国北部边疆撤军和越南放弃称霸印度支那的野心，这一大手笔至少为中国换来了20年和平发展的外部空间；江朱时代，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不入世便不能与全球市场有机接轨的关键时刻，毅然以极大的勇气和代价，排除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干扰，坚定推动和美国的入世谈判，为胡温时代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新领导人提出的“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更需要“力度空前”大外交，通过搞定美国这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全方位改革的成功。
然而，此一时的美国，已不是彼一时的美国。华盛顿变得忧心忡忡了，合作精神渐渐被防范心态所取代。更为不利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日益上升，美国的防范心态正向敌意转化，这个势态是中国国际环境恶化的重要特征。
种种迹象表明，在美国的首都，相信经济现代化一定会将中国变成西方社会一员的人越来越少。不仅如此，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挑战。高效率发展经济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对非西方国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强，这一点深深地撼动了他们中许多人的“体制自信”。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安似乎正在加速“冷战”思维的复活，只不过这次主要是针对崛起的中国罢了。如果说当年东西方冷战的“铁幕”是由斯大林和杜鲁门同时落下的话，那么这次只是奥巴马政府的独角戏了。事实上，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美国离彻底落下遏制中国的“铁幕”实际上只有半步之遥。
美国患上了“中国崛起反应症”
近年来一连串的事件，不得不让人产生美国正在试图遏制中国的印象。战略上，它高调重返亚洲，推行所谓的“再平衡”；战术上，它鼓励东南亚南海主权声索国与中国顶牛抗衡；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华盛顿继续坚持强硬立场，拒不对平壤让步，使北京左右为难，无法重启其精心打造的“六方会谈”；在航天技术领域，美国处处设障，不仅拒绝了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工程请求国际太空站提供太空通讯网络支持的申请，而且还在加速对中国实行太空科技信息封锁。日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禁止中国籍科学家参加它举办的太空探索学术研讨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更令人想起“冷战”思维的是，奥巴马政府当下重塑世界贸易体制的所作所为。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不惜拆除自己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自由贸易秩序。第二任期一开始，奥巴马便极力推动“跨两大洋贸易战略”，这个战略实际上是对现存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说白了，就是另起炉灶，再搞一套将中国排斥在外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制，重新规范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发力，来势凶猛，东西夹击，大有迫使中国接受美国世界贸易新规则制定领导权之势。
我们应如何看待美国的这种无视全球化趋势，无视中美为全球化事实上的最大赢家这一现实的近乎非理性的所作所为？华盛顿也不想一想，一个没有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世界上所有先进工业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参加的全球贸易体系能行得通吗？把中国排斥在重塑的世界贸易体制之外，意味着逆全球化趋势而动，意味着美国的国债的1/10将失去它的债主，意味着美国3.5亿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将不可避免地至少下降1/10，意味着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美国经济将遭受重重的一击，意味着美国企业失去每年上万亿美元的中国红利，意味着美国人民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
明显的，奥巴马政府的思维出了问题。
美国的问题是患上了“中国崛起反应症”。同世界上其它大国如俄罗斯和欧洲诸强相比，美国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应中国的崛起。这个“反应症”的主要症状就是失望、焦虑、担忧和害怕。在当代大国中，没有适应中国崛起的可能就剩下美国和日本了。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进一步扩大了美日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和共同的政治语言。
因此，北京不应低估一个行将被超越的世界头号强权在最后几年中的冲动和反弹。如果中国政府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能够得到实现，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10年超越美国不仅只是数字上的游戏，而且将是国际政治中活生生的现实。可以想象，接受这一全球实力转移的大趋势并主动去适应它，对一个主导了世界政治100多年的超级大国来讲是多么的艰难，更何况这个超级大国是美国，一个对自己的政治制度、文明素质、创新能力、生活品质和道德操守充满优越感并习惯了领导世界的美国。
美国在被中国超越之前最后几年出现过度冲动和反弹应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只是我们也很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失去理性。未来的10年之所以是中国崛起关键的10年，不是因为中国有望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而是因为被它超越的超级大国可能会出现非理性反弹从而影响中国的最终崛起。因此，仔细分析和观察患上了“中国崛起反应症”的美国的各种动态和走向，在战略上对症下药，才是最理性的选择。正如习近平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
“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
那么中国有哪些大势可谋，哪些战略可讲呢？理论上，北京有两个战略可以选择：“回归冷战”或“去冷战化”。北京学者阎学通先生最近出版的力作《历史的惯性》提出，2023年即未来10年，中美形成世界政治的两极，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组建联盟和美国对抗，以公平、正义、文明取代美国鼓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虽然该书作者否认全球化条件下的两极格局孕育着巨大的冷战风险，但组建以中国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和美日韩澳军事同盟，在逻辑上必将世界政治分解为有组织的两大对抗阵营。即使两极也可搞缓和，但对抗是两极格局赖以生存的机理，而对抗的表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是热战的话，便是冷战。
作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最大受益者，中国理应促进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整合，而不应刻意组建同盟形成两大对抗的阵营，回归冷战。如果真是这样一个结局，那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灾难。
笔者认为，如果真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的话，“去冷战化”应是最理性的选择。所谓“去冷战化”就是去掉冷战遗留下来的政治军事体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日韩澳军事同盟就是这个冷战遗物的典型代表。事实上，这两个军事同盟体制，也是美国到目前为止能称霸全球的体制基础。遵循“釜底抽薪”的逻辑，想方设法“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找到分化瓦解这两个体制的方法。从这个意义讲，“去冷战化”战略的最大逻辑是，以非对抗、非军事的手段，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以潜移默化的效果来动摇美国称霸全球的冷战基础。
这么大的战略，不可一蹴而就，但也绝不是想入非非。须知，北约和美日韩澳军事同盟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倘若美国和北约在土耳其购买中国反导弹系统事件上把安卡拉逼急了，土耳其退出北约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样的，美国在中东长期以来的盟友也开始动摇。沙特阿拉伯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同盟国日前在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后拒绝出任，表面上是批评安理会工作效率低下，实际上是发泄对美国处理叙利亚事件以及美国向伊朗示好的不满。可以想象，美国和伊朗和解之日，便是华盛顿与利雅得分手之时。另外，华盛顿在中东地区的另外一个铁杆友邦埃及在同美国分道扬镳的线路上渐行渐远，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再来看看欧洲。美欧同盟关系一向被双方标榜为牢不可破的价值共同体。可恰恰是这个万年价值共同体内出现裂痕了。10月2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坚信她的手机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愤怒至极，一改平日温柔的气质，深夜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强烈抗议。德国总理新闻发言人的陈述表明，默克尔对奥巴马说了很多难听的重话，教训盟友之间怎能干这种肮脏的事情。她告诫奥巴马，监听是“对信任的严重践踏”、“完全无法接受”。
须知，这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国64年以来美德发生的最激烈外交冲突。以往，如果德国外长召见外国大使提抗议的话，大使们都是来自非友邦国家，经常是所谓“流氓国家”的大使。这次可不同了。默克尔的亲信，德国国防部长哀叹，这次事件后，德美之间的信任，恐怕再也回不去了。
事实上，自美国前特工斯诺登出走香港避难莫斯科事件以来，美欧之间便出现了价值观认同的裂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棱镜门将对未来欧美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主要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双方以共同价值观为纽带的同盟关系的根基因为棱镜门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信息开始发生动摇。
首先，棱镜门事件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得出结论，美国在价值观念上已不是同路人，相信欧洲才是西方传统价值真正捍卫者的欧洲人越来越多，这必将对未来欧美关系的稳定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棱镜门事件深深地震撼了欧洲的政治精英，尤其是德国政治精英，当他们得知德国在美国政府绝密文件中充其量是一个第三流可信任的伙伴时，几乎到了愤怒的边缘。棱镜门应该说是给欧洲人上了一课，这一课的核心内容就是，你最信任的人不一定最信任你。对美国持不信任的欧洲政治家会越来越多，这必将加速欧洲脱离美国控制和影响的进程。
即使政治家会通过公布各种秘密情报合作项目来降低欧洲的愤怒屈辱，但欧洲社会各阶层人士恐怕不会再回到对美国深度信任的时代了。默克尔手机被窃听的曝光坚定了欧洲人同美国人集体切割的决心。欧洲各国首脑已经达成基本共识，暂停同美国的金融信息和银行数据合作，欧洲议会议长甚至要求立即停止同美国正在进行的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的谈判。
历史很可能证明，棱镜门的曝光和美国对默克尔手机的窃听事件的发酵很有可能是欧美政治互信的终结的开始。
亚洲的“去冷战化”
亚洲的“去冷战化”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亚洲冷战的后遗症是美日韩澳军事同盟。这个军事同盟的存在，严重压缩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活动空间,因此必须予以瓦解。亚洲“去冷战化”的关键是消除在亚太地区流行“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悖论。这个战略的最高目标应是建立一种信念，即没有域外势力的存在，亚洲的安全系数更大，亚洲的安全成本更低。行之有效的手段是准确把握和洞察周边国家的真实动机和诉求，与中国的核心利益进行对比以确定最大公约数。用习近平的话来讲，就是“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在亚洲实施“去冷战化”首先就是要动摇日美军事同盟。何处下手呢？中日之间存在着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吗？如果有的话，这个契合点会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东京愿意放弃美日军事结盟吗？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说没有这个可能性。要深入分析当代日本精英的深层次的诉求。战后的日本，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对美国的依赖太深，美日结盟只是日本的唯一战略选择，日本政界精英的噩梦就是美国哪天将日本抛弃。
对于北京来讲，如果确实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的话，有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即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或中国想看见日本朝哪个方向发展？
笔者以为，以对日政策作为亚太地区“去冷战化”的突破口，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选项。我觉得，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亲、诚、惠、容”四个字，也可用在对日外交上。如果能成功地按照习近平倡导的“包容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编织”中日之间的利益契合点，亚太地区和平跨入亚洲人自己主导的后冷战时代是大有希望的。
几年以前，当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脱欧入亚”思想的指导下提出加速打造东亚共同体的时候，敏锐的美国战略家们立刻嗅出了鸠山政权及其代表的政治诉求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集外交威胁、内部劝诱和公开奖励之能事，硬是使鸠山内阁执政不到一年便下台，“去美国化”和“回归亚洲”的政策也随之偃旗息鼓。
北京必须高屋建瓴地给“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这个问题梳理出一个答案。影响日本最好的方法就是积极主动地去塑造它，给它新的战略选择的机会，分化它的社会，鼓励它回归亚洲。只有从这种大战略的角度去设计对日政策，才会有更宽广的胸襟和更广阔的视野。
亚太地区的“去冷战化”如果能以更大的战略韬略来推动的话，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与美国在全球利益上共同寻求契合点？北京和华盛顿如找到一种方式就双方的全球利益和区域诉求达成一个新的战略共识，则会使许多现存的区域性机制或安排变得多余甚至是累赘。（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