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少年时立志用科学拯救中华，青年时远涉贡洋，寻救科学真理；归国后致力于科学在他的祖国生根，在科学和教育园地辛勤耕耘，培育了众多科学精英，开创了科学基业；为着民族的解放。他舍生忘死，投身抗战救国。他一生不求名利，惟有奉献。然而，历史在他身上表现得如此“公正”：他年愈古稀，却惨遭凌辱，备受折磨，含冤去世，而且身后数年，九泉之下，也未能洗清所蒙受的不白之冤。

今天，沉冤终于得到昭雪，蒙在他英名上的灰尘已经被掸除，我们终于可以在此忠实地记下他一生的贡献与不幸。

一、他的理想是科学救国

叶企孙，原名叶鸿眷，号企孙，1898年7月16日诞生于上海。叶家是书香门弟，又是官宦之家，企孙的祖父谈人公是清朝的五品官吏，为清政府办理过海运， 因而家中比较富有。企孙出生时，叶家仍不失为殷实人家，境况远较一般家庭优越。

叶企孙的父亲叶景坛（字醴文，号云水，1856--1936） 是上海县邑一位博学的举人，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精研国学，对经史子集涉猎颇广，本世纪初曾受清政府派遣，和黄炎培、沈恩俘等一起赴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创办新式学校，致力于现代教育，先后在几个学校担任教师、校长职务。

叶企孙七岁时， 母亲顾氏（1856--1905） 病逝。兄弟姐妹七人中，企孙最小。丧妻之痛使醴文公身染重病。病中他立下遗嘱，以作后代的“修身” 指南。遗嘱要求子孙：‘慎择友、静学广才、行已俭、待人恕、勿吸鸦片、勿奸淫、勿赌博、勿嗜酒、勿贪财。这份遗嘱被叶企孙视之为父亲留给他的最宝贵遗产，他一直精心珍藏，伴随他度过一生。考察叶企孙一生走过的足迹， 遗嘱所言，可谓是他品格与情操的真实写照。

醴文公于1936年去世，这份遗嘱显然是立得太早了，不过却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在企孙身上贯彻自己的思想。叶企孙兄弟三人中，长兄大企孙十多岁，在北洋军阀时代进入政界。然而叶景醴对长子的成就并不满意。次子智力很差，很难有所作为。企孙自幼聪颖，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又因从小失去母爱，父亲对他的成长更是倾注了满腔心血。自五岁起，父亲在家中教他识方块字，稍大，被送入一家私塾读论语。1790年，叶企孙进上海县立敬业学校读书。敬业学校是我国早期引进西方教育的现代学校之一，叶景醴为该校创办人。叶企孙在敬业学习三年，受到比较正规的教育，开始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知识。

1911年初， 清政府将原来负责派遣留学生的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并开始招收学生，未及十三岁的叶企孙，在敬业学校尚未毕业，便在父亲鼓励下，毅然报名投考，并一举考中，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同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在北京学习了半年的叶企孙只得返回上海避乱。

1912年春，在家人安排下，叶企孙人上海兵工中学读书。该校偏重于自然科学教育， 著名实业家吴蕴初当时就任教于此，曾为叶企孙的化学老师。叶企孙在兵工中学的同班同学有后来成为地质学家的谢家荣、朱庭枯等。

1913年夏，叶企孙重新报考清华。这次报考不太顺利。身体检查时，大夫说他心律不齐，不能报考。但细心的叶企孙抓住体检表上不贴照片的漏洞，以号企孙为名，重新报考，并请同学帮忙，代验身体，顺利过关，获准参加考试。清华是又一次考取了，不过叶鸿眷从此便成为叶企孙了。一向以诚待人的叶企孙，对于这次蒙骗过关，心中总觉不安，这可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弄虚作假。直到晚年，每忆至此，仍深深自责。

这时的清华已从辛亥革命前的清华学堂改为革命后的清华学校了，但仍然是用美国“退还”的庚款办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学制八年，分中等和高等两科，高等科的后两年相当于大学本科的前两年。高等科的毕业生，全部放洋留美。与上次不同，叶企孙这次考取的是清华高等科。人清华不久，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座右铭：“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游、戒烟酒”。

在学习上，他一如既往，异常的勤奋刻苦，学习成绩在同级学生中通常是名列前茅。不过，也许是性格使然，这时的叶企孙仍然是喜静不爱动，清华园虽有良好的体育设施，却没有激起他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但在人清华一年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对此略有省悟。清华学校一向要求学生全面发展，1914年夏，叶企孙因体育不及格留了一级，以致使他延迟到1918年毕业，高等科四年他却读了五年。

二十一世纪初叶，“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在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在清华求学的叶企孙无疑也深受其影响。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西方列强欺凌， 叶企孙时常为此而忧愤。当他看到“欧美洋货倾销中国市场，而国人仍在轩睡，毫无自振之精神”， 他犹感痛心。他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实业不振，而实业不振是由于科学在中国之不发达。中国科学落后的现状，父亲的中体西用观，这一切都促使他立志去西方学习自然科学，然后用科学来振兴祖国。他的选择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和支持。在清华求学的五年里，叶企孙通过系统而正规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培养起浓厚的科学兴趣。课余，他广泛阅读科学书籍，自觉培养作为科学工作者所具有的基本技能。1915年，我国的第一个科学社团一一中国科学社成立，消息传来，叶企孙立即仿效，他和同学刘树墉等人一起筹办了清华学生科学社。他在拟定的科学社草章中指出：“本社宗旨在集合同学籍课余之暇研究实用科学”，并要求社员做到：“ 一、不谈宗教；二、不谈政治；三、宗旨忌远；四、议论忌商；五、切实求学；六、切实做事”。他献身科学的决心从中可窥一斑。在他们的努力下，学生科学社在清华园内非常活跃，以后延续多年。早期清华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在选择专业时都受到了科学社的影响。

1915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著名教育家梅贻琦（1889—1962）应聘到清华任教， 讲授叶企孙所在年级的物理课程，两人由此结识，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友谊。在清华读书期间，叶企孙受梅贻琦的影响颇深，他对这位年轻师长的品德、为人、才干和抱负都非常敬重。叶企孙毕业时之所以选择物理学为奋斗方向，可以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梅贻琦的影响。

早期的清华学校颇似一所美国学校，只不过是建在中国土地上，“洋化”得很厉害，就是一般工友也必须会讲几句洋文才能胜任工作，国学被冷落在一旁。但叶企孙受家庭环境熏陶，一直保持着对国学的兴趣。他入清华的第二年，醴文公也应聘来清华担任国文教员，指导学生阅读古文书籍。叶企孙在父亲的指导下，五年时间里，阅读了《左传》《礼记》《诗经》《苟子》《国语》《史记》《通鉴记事本末》《文献通考》等大量中国古代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底。他的这一在国学上的优势，又使他不知不觉地对中国古代科学史产生了偏爱。1915—1916年间，他比较系统地研读了中国古代算学名著，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鸟算经》《夏候阳算经》《算法统宗》《梦溪笔谈》《畴人传》《益古演段》等等，还涉猎不少西方科学史著作，这为他晚年从事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指导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当时，他主要深人研究了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研究成果发表在《清华学报》和《清华月刊》上。尤其他在1917年发表的《中国算学史略》是我国第一篇用现代方法系统研究我国数学史的通史性文献。该文给出了我国数学发展的历史轮廓，其中许多观点，颇具见地，与今天我国数学史学界的看法基本吻合。

应该说，清华学校的五年，叶企孙所得到的收获，除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之外，还有深深植根干他头脑中的强烈的民主意识。当时的清华，每届学生不过六、七十人，每级都有一个级会，级会的组织形式和会议程序等一切都模拟西方议会，意在给学生灌输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叶企孙积极参加级会的活动，曾多次被推选为级会领导人。早期的这种训练和尔后五年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归国前赴欧洲大陆的考察访间，使科学精神、民主意识和儒家的人伦道德观念在他身上并行不悖，而且相得益彰。归国后，他担任教育行政和科研组织的领导工作时，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深受同仁的拥护和爱戴，这与他在求学期间所受到的中西文化训练不无关系。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无痛心地指出，他晚年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他所坚持的科学精神和对思想自由， 学术独立的执著追求所造成。

二、实验物理学家

在清华园的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18 年夏，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被派往美国留学。10月，他乘坐轮船，渡过浩瀚的太平洋，抵达新大陆，进人位于美国中北部的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人学不久，他写信回国向“父亲大人” 报告了他到美后的第一印象：“美国学生早上上课，手拿面包，边吃边赶，匆匆忙忙，分秒必争，做事爽快，不见拖拉疲塌景象。”叶企孙有刻苦求学之志，很快就适应了校内的紧张气氛。

一次大战后， 美国在实验物理学方面有了长足进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是当时美国的物理学研究中心之一，素有重实验的传统，在她的鼎盛时代，曾有三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此授课，他们是：A.A.Miehelson 、R.A.Millikan和A.H.comPton。他们注重物理实验的态度，形成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基调。受环境的影响，叶企孙走上了实验物理学的道路，而实验物理似乎与实业救国有切近之处，符合他的初衷。1920年6月，叶企孙从芝加哥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当时留美学生在求学过程中，一般要换一两次学校，其一想增进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其二想更广泛地接触美国学者，多熟悉一些学术机关。叶企孙也不例外。1920年9月，他转至美国东部，进人哈佛大学研究院， 从师著名物理学家W.Duane和P.W.Bridgman进行实验研究。叶企孙所从事的第一项物理研究工作是和Duane及H.H.Palmer合作用x 射线短波极限法（sw L 法）测定普朗克常数h。自从1915年Duane 一Hunt定律发现后，许多人用SWL法测定了h， 而叶企孙及合作者的测量，由于作了许多改进，成为早期普朗克常数测量中比较精确的一次。他们的测定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多年，A.1.ComPton 1935 年在他出版的名著《X-Rays in Theory and ExPeriment》一书中称其“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的最为可靠的测定”，还有E.R.Cohen的《The Fundamental Constants of physics》等书中对叶企孙他们的这项工作也有记载。

测定普朗克常数的工作完成以后， 叶企孙在其导师、后来的美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以在高压物理领域内的研究知名于国际物理学界的P.W.Bridgman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压力对铁磁物质磁导率的影响的研究。这项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The Effeet Of Hydrostatic Presure On The Magnetie Permeability Of Iron Cobal And Nickel”，发表于1925年。

压力对磁导率的影响这一课题，在叶企孙之前，己有人做过一些工作，并发现一些实验现象。最早是1883年，Tomhnson 做过一次尝试，没有成功。尔后1898年日本人长岗和本田对铁、镍进行了实验，所用最大压强仅为300kg/cm2，1905年Frishie女士也研究过压力对铁的磁导率的影响，所用最大压强为1000kg/cm2。但他们所得结果有很大不同，而且他们采用的压强范围也较窄，所取磁场范围也较小。因此，综合他们的实验数据不足以就压力对磁化的影响这一问题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概括性的结论。叶企孙的实验试图消除前人试验结果的矛盾，给“压虽对磁化现象的影响”这一课题一个全面的、淮确的描述。当然，他选择这一课题的另一重要理由是，从当时情况看，能够将该项研究深人一步的条件已具备。首先Bridgman长期从事高压物理研究，他的工作已使可控制的压强范围拓宽到0—12000kg/cm2；其次，材料上已经有了突破，能够获得高纯度的铁磁金属样品。

叶企孙使用的是Bridgman设计的压力装置。他在样品形状、实验设置等方面都有合理改进，尽量排除干扰，提高实验精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使他发现了Frishi的错误，其原因在于Frishie在实验过程中未对所用样品完全退磁。他应用热力学理论，推导出磁化引起的体积变化公式， 将体积变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与磁化压强系数相联系，在弱场中很重要；另一部分叩使磁化压强系数为零时也仍然出现，与弹性系数和总磁场H 相联系，在强场中变得很重要。当磁化达到饱和后，后一部分引起的体积变化仍继续增加，而且二者可能在相反方向上起作用。他的实验结果与此定性符合。

客观地说，叶企孙的这项研究并非开创了一个新领域，而且也没有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一点在他的研究开始前就基本注定。然而，规律性现象是每一个物理理论的基础，从而发现这些现象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巧妙、漂亮地完成一个复杂、困难而又有实际意义的物理实验，无疑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追求。由于这项工作，叶企孙瓜为我国从事现代磁学研究的第一人。叶企孙获博士学位后，原计划再留美一年，做一些实验研究，但因父亲年事已高，盼他早日归国。于是他放弃原来打算，于1923年10月告别美洲大陆，取道欧洲回国。

在欧洲，他游历了英、法、德、荷兰和比利时五国，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博物馆、美术馆和一些高等学校的物理研究所，拜会了这些国家的物理学界同行，于1 924年3月回到上海。在美国留学五年，叶企孙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实验物理学家，而且在美的经历和对欧洲的考察，在他头脑中牢固树立了学术独立和学术白主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随后的若干年内顽固地左右着他的思想和行动。

三、教育家

1923 年3月，叶企孙应聘执教于南京东南大学物理系，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在南京东南大学，他任教三个学期，觉得只是“对教育工作的初次尝试”。他先后讲授了力学、电子论和近代物理，自我感觉良好，看来教育工作很合他的口味。然而，不久东大发生赶校长风波，叶企孙不愿介入，适逢北京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1925年9月，他离开东大，应聘前往清华任教。

然而当时的清华一也并非一块净土，叶企孙回母校任教的前几年， 正赶上清华园内风波迭起。早期的几任清华校长多出身于官僚政客，他们对清华实行封建家长式的专制统治。清华“三孙” —叶企孙、陈岱孙、金龙孙（即金岳霖），还有钱端升、张奚若、张子高等一批年轻教授。他们留学国外，呼吸惯了学术自主的空气，对如何办好教育基本观点一致，自然形成了一股抗拒封建专权的力量。而且正值他们年富力强，对事业极富进取心，不满足清华的落后状态，他们团结一致，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主张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要求实行教授治校。他们很快在反抗清华的保守势力，纠正清华的种种弊端，发展教育事业方面显杀出了力量。他们取得的第一块阵地是“ 清华教授会”， 该会成立于1928年，叶企孙、吴之椿、金岳霖、陈岱孙等教授被选进教授评议会，清华的教授治校始见开端。

新旧势力在清华园又经过几次激烈的交锋之后，终于在1929年2月成立了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院长组成。至此，一个新的校务领导体制在清华建成。在这一体制中，校长的权力受到限制，而教授们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人们称此为“教授治校体制”。叶企孙对这个体制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1930—1931 年，清华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正式校长，而由叶企孙、翁文颧、冯友兰等人先后主持校务委员会，裁决校务，学校工作仍能顺利进展。教授治校体制在清华这块教育园地牢牢扎根，以致后来反对这种体制的校长，便在清华无法立脚。而且在军阀混战时期，叶企孙等正是依靠这一体制，团结清华师生，避免了军阀恶势力染指清华的企图。

1931 年秋，叶企孙从欧洲进修归来，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同时接替翁文濒主持清华校务。但考虑到清华久无校长，对学校发展诸多不利，于是屡电坚辞。10月，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清华史前期的留美生辛，1930年被派赴美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在此之前，历任清华教员、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长等职，“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为人谦和，公正廉明，没有任何政治色彩，因此在清华园深孚众望。作为梅贻琦的学生，叶企孙回清华后又和梅一起共事， 深知老师能负起此项重任，给清华带来新发展。因此，任命一下达，他立即发函给身处太平洋彼岸的梅贻琦：“月涵师定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吾师需日夜兼程返校，迟恐生变....”梅贻琦接任校长后，结束了清华的长期不稳定局面，清华的教授治校体制也得以巩固下来，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期间，叶企孙是梅贻琦的得力助手。俩人在教育思想，办学方针上颇为一致；加上二人情趣相近，如言语不多，不尚空谈，淡泊名利，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感，还有他们之间的师生情谊，这都使他们的配合极为默契。他们风雨同舟，度过了近二十个春秋。叶企孙全力支持梅贻琦的工作 使他免除许多后顾之忧；而梅贻琦亦非常尊重、信任叶企孙。学校的大政方针，重要的人事安排也多征求他的意见。梅贻琦遇事离校，多由叶企孙代理校务。梅贻琦经常为学校的一些问题组织专门的委员会来解决，委员会成员由校一长聘任，重要的委员会名单中总少不了叶企孙的名字。在学校的经费分配问题上，他也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在旧清华，个别对梅贻琦和叶企孙有不满情绪的人，背后称他们二人为“狼狈”， 虽系侮辱之词，不过亦可从中看出叶、梅之间的关系。

在梅贻琦掌校期间，叶企孙主持下的清华物理系、理学院获得很大发展，对清华大学迅速跃居国内前列，成为国内外知名的优等学府贡献颇大，略举数点如下：

1.建立了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1926年清华物理系成立，叶企孙担任系主任。1923年理学院成立，他兼任院长，他始终把聘任第一流学者来校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任系主任后的短短两年间，他先后向颜任光、温毓庆、方先析、佘青松、桂质廷等物理学家发出聘书和邀请，虽然未果，但他毫不放松努力。到抗战爆发前他为物理系、理学院先后直接聘请或建议聘请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李继侗、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等一批有名的科学家到清华任教。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教授阵容已属国内前列。就物理系而言，1928年吴有训、萨本栋到校，标志着她度过了草创阶段，开始走向兴旺发达。从此之后，“我国物理学之栋梁多出于清华大学”。到三十年代中期，清华物理系已是精英荟萃，集中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时，清华大学的会员人数最多，约有二十余人，说明当时的清华物理系具备了当时国内最强的师资研究力量。

2. 重视实验室建设，开创国内高等院校进行科学研究的先河。二十年代中国的科学教育，包括几所有声望的大学在内，尚未有开展实验研究的。叶企孙认识到，要改变我国科学的落后状态，就必须重视实验研究。他主张，高等院校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此，他非常重视实验室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以他创办的清华物理系为例，可说是国内第一家在物理学教育方面正式走上研究轨道的。自创办之日到1 931年，不过几年时间，“实验室和研究所已具相当规模，建成普通实验室七所”“另有金工、木工场各一所，为修理及制造仪器之用”。就实验设施而言，三十年代国内各大学的理科院系能与清华物理系相比者确系少见。早期清华物理系的教授们多是从国外学成归来，叶企孙鼓励他们在教课的同时继续进行研究，并千方百计为他们的研究创造条件，如他曾通过在法留学的施士元向居里夫人购买放射源，委托去美人员在美国订购研制电子管的设备，聘请技术精湛的德国技师帮助制造实验仪器等。抗战前，系中教授基本上每人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和方向，并取得不少成果，有些达到较高水平，如吴有训的用X 射线研究合金结构、赵忠尧的高频γ射线的吸收和散射的研究、周培源的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的研究、霍秉权在国内最早制成威尔逊云室等。实际上这种浓厚的科研气氛不仅物理系所独有，在清华理学院，科研水平较高的还有算学系、生物系，“当时的清华化学系曾被称为全国化学研究的三个中心之一” 。

3. 创办学术出版物。为及时报道理学院的科研成果，清华理学院于1931年创办了《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分甲、乙、丙三种， 分别是Mathematioal and Physical  seienees（吴有训主编） Biologieal Seienees and Psyeology（李继侗主编）和Geology and Meteorology。到1936年共出了四卷十六期，收载了院内研究人员的许多科研成果。这一刊物引起国内外科学界的注意。

4. 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院内、系内教授利用休假机会，轮流出国游学，达到进修和交流的目的。叶企孙、吴有训、萨本栋等先后到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考察、进修。不仅如此，三十年代，理学院还先后邀请了N.Wiener 、Jaeques Hadamart、P.Langevin、P.A.Dira。等国际著名学者来清华作长期或短期讲学，丹麦著名物理学大师N.Bohr也曾应邀到清华发表演讲。叶企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除上面谈到的几点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弓计。

1932年，叶企孙在《清华暑期周刊》上介绍物理系概况时说：“本系之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力矫现时高调及虚空之弊”。可以看出，实事求是是叶企孙办教育的最大特点。他主张办学要先明确其教育方针。清华物理系成立后，他多次强凋“本系教学事业在（一）培植物理学之专门研究者；（二）训练中学大学之物理教师；（三）供给其他各系学主所需之物理知识。”建立理学院，公开申明，目的在于“除造就致用人材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他主持清华物理系、理学院一直坚持重质不重量的培养方针。在物理系他强调，“科目之分配，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谊量。每班专修物理者，其人数务求限制之，使不超过十四人， 其用意在于不使青年人徒废其尤阴于彼所不能学者”。这一强调质量的方针，“数年来，颇著成效”。三十年代，整个理学院每年毕业生三十到五十人，物理系每年不过七八人左右，然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后来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仅以清华物理系为例，抗战前九届毕业生五十余人中出了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恒武、张宗隧、胡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家周同庆、王大布、龚祖同；晶体学家陆学善：固体物理学家葛庭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翁文波、傅承义；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还有冯秉锉、周长宁、王遵明、于光远、刘庆龄、秦馨菱、戴振铎、李正武等一大批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和学行。解放后，中国科学院第一届数理化学部委员中，清华的毕业生占二分之一多，其中大邦分毕业于理学院，这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早期清华理学院所取得的成就和她对我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多年来，无论教学行政工作多忙，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主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课颇有研究性质，注意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他的学生王大珩所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特点：“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在这点上，他所有的学生大概没有不推崇他的”。叶企孙很有发展教育的战略眼光，他一向关心中小学教育。

早在1929年，他有感于我国当时中学物理教育缺少实验课的不正常情况，编写并自费出饭了《初等物理实验》讲义，设计了四十个供中学生做的物理实验。他说：“中学教育如开物理一科，必开实验课，若否，还不如暂缺此科为愈”。三十年代他把一部分清华物理系毕业生推荐到江苏省各省立高中任教，以发展中学教育。在清华园，他还长期担任清华子弟学校的董事长。他不仅重视学生的课内教育，对课外教育也同样关注； 他不仅关注一个清华园，对校外教育亦表现出极大热忱。可以说，只要是对教育有利、有益之事，凡是力所能及，他无不热心支持、参加。

抗战期间，叶企孙任教于西南联大，和饶毓泰、吴有训等一起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学人才，创造了战时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他执教北京大学物理系，其主要贡献是造就了一大批磁学人才。

四、科学活动的组织者、倡导者

早在1917 年，叶企孙就报名加人了中国科学社。归国以后，他更是积极地投身于国内科学社团的活动。中国科学社召开年会，他几乎次次必到。他长期担任科学社理事并兼任科学社月刊《科学》杂志的编辑。1933年，他加入中国天文学会，并担任学会理事，1941年他参与组织了到甘肃观测日全食的工作。

三十年代，中国物理学研究队伍初具规模，一些物理学界老前辈商议成立专门学会。1931年法国物理学家Langevin 来华，更让我国物理学界看到了组织物理学会的必要性。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正式成立，规定谋物理学乙进步及其普及为学会宗旨。叶企孙为学会发起人之一， 在学会成立大会上， 他报告了学会的发起及筹备经过，并在第一届年会上当选为副会长，以后又多次出任会长、理事长、评议员或理事职务。

作为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为学会的建设和发展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对学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他认真负责落实，使学会的组织机构迅速得以健全，如设立学报委员会、物理名词委员会和物理教学委员会、创办《中国物理学报》等，抗战胜利后，他担任学会理事长，又设立了应用物理汇刊委员会。其次，他积极参加学会的各项活动，如年会论文的评审，出席历届年会，担任会议主席，参与物理学名词的翻泽审订 ， 还关心高中物理实验仪器的制造。第三，组织对外学术交流。

长期以来，叶企孙在中国物理学界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国物理学界的爱戴。三十年代他和饶毓泰、吴有训、严济慈一起被人称为我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抗战前的几年可说是解放前我国物理学的“ 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物理学在我国从无到有，走向繁荣，各个方面都有重大进展：科研、教学队伍迅速壮大；一些物理学家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物理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仅中国物理学会召开的前五届年会，累计宣读论文近180 篇。这些就显然应首先归功于以“四大名旦”为代表的我国老一代物理学家们的辛勤耕耘。叶企孙除了物理学之外，对文史、地质、地理、气象等学科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知识面广，看问题富有远见，为我国科学大业的创立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从1929年起，清华大学开始招考公费留美生，叶企孙多次主持招考委员会的工作，他总能做到统观全局，从我国科学事业的整体发展来考虑。仅在物理学方面，他和吴有训、严济慈、王守竞、丁西林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对发展应用物理分支学科有不少考虑。这种考虑一是表现在叶企孙、吴有训一再鼓励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转到应用学科领域；二是深深反映在留美生的考选中，在抗战前的四届招考中，物理学方面设置了下列专业：应用光学（由龚祖同考取，以下括弧内均为考取者姓名），应用地球物理（顾功叙）、钢铁金属学（吴学蔺）、弹道学（熊弯霭）、理论流体学（王竹溪）、高空气象学（赵九章）、无铁合金金属学（王透明）、电声学（马大献）、实用无线电学（王兆振）等。这批人才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为所习学科的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

1941年7月，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叶企孙在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弊的多次邀劝下，受聘出任中央研究院（下称中研院） 总干事。中研院是旧中国的最高学术机关，早在1935年，叶企孙就当选为中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议员。在叶企孙之前，已先后有杨铨、丁文江、朱家骅、任鸿隽、傅斯年担任过总干事职务。总干事直接负责处理全院的行政事务，叶企孙出任总干事时，正年富力强，很希望在这一重要职位上一展宏图，然而，他适应不了中研院的那种官场气氛。此外，经费拮据也限制了他的活力。在任两年，除主持日常事务外，最明显的成就是创办《学术汇刊》。该刊物是综合性学术期刊，汇总国内外学者近年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历史以及科学家生平。该刊的方针和风格，体现了叶企孙在发展科学上的深刻洞悉力。然而，该刊只出了两期便因经费不足而夭折。在此困境下，加上中研院内存在的派系斗争，有人在院内专横拔息，让人难以与之共事。在其位，难谋其政，不如一走了之，1943年7月，他摆脱了总干事职位，回到西南联大，继续他的教书生涯。

在中国科学史研究方面，叶企孙与李约瑟的交往尤值一提。早在四十年代，李约瑟来华办理中英两国间的文化与科学合作事宜，两人由此结识。叶企孙为李氏搜集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资料提供不少帮助，李氏对此深表感谢，他在他的鸿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册的扉页上写道：“此卷谨献给最热心的朋友叶企孙教授，感谢他在昆明和重庆那段艰难时期里给我提供的宝贵帮助”。五十年代以后，李约瑟又多次来华，到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访问，叶企孙热情接待，李氏发表演讲，他亲任翻译。对李氏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叶企孙亦深表赞赏，他曾著文评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前几卷的翻译出版提供不少指导帮助。

叶企孙长期担任《科学史集刊》的编委，发表过物理学史方面的文章，1958年，他主持编写《中国天文学史》一书，但由于是兼职研究， 他把精力集中在培养扶持年轻一代上。他亲自给室里的研究人员讲授《物理学史》《世界天文学史》《墨经》《考工记》等，他具体负责指导天文学史仃面的研究，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史研究工作者。然而， 他本人在这一时期关于白然科学史的研究留下的著述并不多，有人据此认为他在这方面是“述而不作”，似乎不无道理。

五、忠诚的爱国者

叶企孙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家，但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青年时期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 便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白发表现。在以后岁月里，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叶企孙对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面对“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的步步扩大，他竭力主张抗击。1933年热河轻易失守，他十分气愤，和另外四位清华教授一起联名提请召开临时教授会议，给国民政府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遣责不抵抗行径，甚至呼吁严究“蒋委员长”“宋代院长”的责任。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叶企孙起草电文，和梅贻琦、陶孟和、胡适、张溪宕等北平教育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声明“华北民众无脱离中央之意”，揭露日伪汉奸分裂中国的阴谋。1936年绥远抗战，叶企孙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支持学生赴绥远劳军。同年11月和12月，二十九军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两次对抗性军事演习，他和学生一起前去慰间演习将士。半个匡纪后的今天，他的一位学生还记得他当年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你们学物理不能光搞理论，打起伙来，你们也得做些实事，比如提高蒸汽机效率等。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奉命南迁，与北大、南开一起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9月，叶企孙抵达天津，堆备乘船南下，但不幸染病，只得滞留大津住院治疗。幸蒙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清华物理系助教熊大缜的细心照料，病情才较快好转。熊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叶、熊二人，相交甚笃，关系非同一般。叶企孙养病期间，清华大学决定在津设立临时办事处，负责帮功清华的师生员工南下和照管清华在天津的财产。办事处由叶企孙领导，熊大缜协助。就在这时，面对全国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熊大缜毅然决定弃教从戎，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从个人感情和熊大缜本人的前途考虑，叶企孙不同意他前往冀中，然而“ 事关抗日，事关民族救亡，我无法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

熊大缜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冀中根据地，先是在冀中军区修械所担任工程师，不久即任军区印刷所长。由于熊精明能干，又有专业知识，1938年6月吕正操（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员）任命他为军区供给部长。熊任职后，办起了冀中军区兵工厂，动员了一批技术人才到冀中参加抗日。还组织起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地雷、雷管和短波通讯工具等。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购买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装备电台的原材料等。他们研制的烈性炸药，成功地炸毁了日军的机车。在熊大缜的领导下，冀中军区的兵工生产一度搞得非常出色，配合部队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吕正操说，“熊大缜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4月初，熊大缜派人到天津与叶企孙联系，请求帮助，希望他为冀中介绍技术人才和购买军用物资，叶企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叶企孙奔波于天津、北平之间，物色技术人才，动员他们前往冀中投身抗日。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门本中（阎裕昌）、胡大佛、顾宗直等多人到熊大镇那里工作，他们中的多数后来成为冀中军区兵工生产的骨干。当冀中出现技术上的困准时，叶企孙本人一度也曾有过去冀中服务的考虑，但由于各种原因终于未去，坚持留在平津，冒着生命危险，为冀中购买军用物资，其中有医药、炸药原料、无线电零件制备忍管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铂丝、电动起爆器等等。购买这些物资所用款项三万多元也由他四处募捐筹集，其中有清华大学基金一万元，清华子弟学校的基金一万八千元，余为私人捐款，他本人手中的积蓄五百元全部拿出。

他在天津英租界内还领导了为冀中制造炸药和装配电台的工作，参加者有林风（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等人。

1938年9月，叶企孙接到梅贻琦来信，通知他前往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另有两项理由也促使他南行。一是，他为冀中筹借的资金已用罄，在日军占领下的平律无法再筹集，购买军用物资事难以继续进行，他决定去南方后继续为抗日筹款，二是，他在天津的活动已受到日本人豹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可能。10月5日，他离开天津，取道香港赴昆明。

叶企孙到后方后，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一度仍保持着联系，他还想办法为冀中筹集资金，购买制造军事装备的物资等。他还著文介绍冀中的抗战情况，高度评价了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不幸的是，在1939年春的锄奸运动中，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派遣特务，被冀中军区锄奸部逮捕。

严刑之下，熊大缜供出了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这就埋下了引发叶企孙晚年悲剧的最直接的动因）。受熊案株连的有几十人，平津去的学生和科技人员全遭逮捕。熊大缜被野蛮处决后，共产党上级组织派人到冀中重新审查此案，认为是除奸扩大化的做法，其余人才被释放。造成熊案的原因主要是国共合作气候的变化和党内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感。熊大缜的死是令人痛心的，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后熊案才获平反！而且新中国成立后， 受熊案牵连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演出了一幕幕令人声泪俱下的悲剧。

六、晚年的悲剧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近清华园，此时的叶企孙依然故我，他一生没参加任何党派，也不追随任何党派。他没有上国民党派来“抢救”教授的飞机，留在清华园， 等待解决，因为他相信共产党也是要办教育、搞科学的。

1949年5月，叶企孙欣然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3月又被教育部任命为改组后的清华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组织上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配合工作，主观上他也想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而且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他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工作方法及办学方针，与党的要求有一定距离。1952年，对于上级下达的院系调整方案，他认为不妥，出于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他自己搞了一个清华大学的调整方案，绪果遭到从上到下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是有抵触情绪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跟上了潮流，而他成了“落伍者”，他被指责为对“思想改造”没有热情，“分不清敌我界限”，比如梅贻琦是上级点名要批判的“敌人”， 而叶企孙竟对他留恋，并为他的一些言行辩护。解放初，国内在对萨本栋的评价上颇有争议，一些名学者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有抵毁萨的言行，叶企孙一生难得撰文，这时却站出来写了澎萨本栋先生事略”一文，高度评价萨本栋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清华物理系的贡献。当然，他这样做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更为激烈的指责和批评。面对现实，他不再作无谓的声辩与反抗，他把别人批评他的话收集整理后，作了两次公开检讨，总算被允许“通行” 。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后，叶企孙被调到北大物理系任教，从清华大学负责人到北大的一个普通教授，职位是下降了，但他十分情愿，因为在他看来，在新形势下，思想不与上级领导合拍，工作很难进行。能以摆脱领导工作而致力于教学和研究， 实在胜过违心的盲从。

到北大后至文革开始这一时期，他的生活还算安稳，没有大的波动。公开场合，他不与人争，以求安宁。甚至在学术会议上他也很少发言，而把精力放在教学和读书上，以求为国家多培养些有用人才。周围的人总的来说对他还是尊重的，有关方面也希望让他的威望和学识发挥一些作用。他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上，他对许多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采取静观态度，然而他的内心是有一杆秤的，对各种社会现象，他都进行严格衡量，时时在私下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看法，他认为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兼容并蓄，自由发展，而不是搞什么“阶级斗争”他对我国在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 的政策颇有意见，认为这对我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许多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书，他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书完全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等基本假设之上的，人们必须先接受这些基本假设才行，大鸣大放时，他有先见之明，认为说了也没用，还可能会带来麻烦，从而没有成为“右派”， 但他对于右派所受到的处理方法坚持认为不妥，在路上碰到右派学生也不避嫌，主动接近，给他们以安慰；“浮夸风” 盛行时，他每日看报旁边必放着纸和笔，对报纸公布的统计数字，一再核对检验，不受欺骗。

那些年里，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但叶企孙因为没有进行正面对抗，平安地度过了十几年，他头脑中绷紧的弦有些放松了，再加上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和正直感，“文革”前险些惹祸上身：1965年《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物理学家贩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有关方面召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科学家开展讨论 绝大部分科学家在当时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说了一些套话，机械地说明唯物辩证法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叶企孙是唯一公开站出来唱反调的人！他觉得那样去理解科学发展和评价著名科学家恐失之于教条。“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分析，给予正确评价”，并提出话难：“科学史上确有些例子，表明一个有唯心观点或形而上学观点的科学家也能做出重要贡献，为什么是这样？”许多人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担心，还算侥幸，文革随后爆发，这件事便被冲淡了。

十年动乱开始时，叶企孙尚未受到冲击，仍在坚守着教学岗位。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6月，国家经委、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翻出熊大镇案批斗吕正操时，前往北大叶企孙家中进行所谓调查，被北大的红卫兵组织获悉，立即贴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而开始了对叶企孙的揪斗、审查，并被关进牛棚。肉体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他精神近乎崩溃，得了幻听症，天天“听”到造反派们在广播里点名批判他并能对他的一切行动做出反应，多么绝望的感觉！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运降临，中央军委办公厅竟将他逮捕，关押时间长达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他后来也绝口不提，说是已答应过要保密。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在里面写过不少交待材料，因为其中一些被装入他的档案；在此期间他患了前列腺肥大症，放出后已两腿肿胀，步履艰难。

叶企孙被送回北大后，学校继续对他的“特务问题”进行审查，工资停发，只发少量生活费，家已被抄，而且住房也已易主，他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除了饱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苦外，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无休止地“交待”“悔过”，人性遭到空前毁灭l 就在如此境况下，他仍以坚韧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从不因委屈而向任何人倾诉，而是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这种“儒”味，这种“达观”，曾让不少人百感交集，心酸难禁！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与另一位物理学老前辈饶毓泰紊作比较，深有感触地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象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象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eity（塑性）。然而，正是这种plastieity对他晚年的悲剧起着相当的深化作用。

1972年5月，有关方面对叶企孙的“C.C. 特务” 问题，做出了“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以示“宽大”。他恢复了教授待遇，住进北大公寓。

这时他的前列腺肥大症已是很重了，行走不便，因小便失禁，无法就床安寝。1973年教授体检，医嘱需动手术治疗，并警告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肾脏随时可能坏死，然而叶企孙认为自己的病状是人体白然衰老现象，他说，“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无需治疗”。在他看来，他一生要做的事已班本做完，即使做手术治疗能延长几年寿命，也无多大意义。何况，几年来，他已尝够了一世态炎凉，一些本来应该帮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帮助他的人，避之犹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讳莫如深，更不必说主动来过问他的病情，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过程”的进展。

1977年新年伊始，中华大地已绽出几丝春的暖意，但在叶企孙的生命历程中，却是最寒冷的冬日，疾病一误再误，生命的活力终于耗尽，1月9日有人发现叶企说话混乱，11日完全昏迷，12日才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因情况危急，马上送到北医三院，但却不让住院，只准在观察室停留，不得已走后门才算弄到了病床，然而为时己晚矣！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带着所谓“历史问题”的尾巴，惨淡地告别了人世。

叶企孙去了，然而以他为主角的悲剧却仍在继续，北京大学有关方面为再次表示“宽大”，根据‘敌我矛盾按多、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办法，于1977年1月19日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从此之后的近十年间，他的名字和事迹很少有人提起，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叶企孙这个人一样。

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做出了为熊大缤平反的决定，至此，叶企孙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化为乌有！这种结果虽然是公正的，但却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某几个人已经死了，而另外几个人还活着！

象生命过程一样，历史的进程也是不可逆的，如果相信未来的历史可以、而且希望它不再出现昨天的悲剧，能更理性地发展，为什么不拾起“历史” 这面镜子了。

来源: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