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3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此行不仅要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而且还要出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以及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
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三次出访。今年“两会”结束以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出访亚非拉和欧洲、北美各大洲,涵盖大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待数十个国家领导人来访。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一届领导人取得了良好的外交开局。
国务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篪在8月16日发表的《新形势下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长文中,归纳了五大成果:(一)提出中国梦重要思想并赋予其深刻的内涵,增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二)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同时努力推动与各大国关系的发展。(三)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四)提出加强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策略运筹和底线思维,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五)提出加强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以确保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当前,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已经由实现良好开局、谋篇布局进入到全面展开、深入推进阶段。深入解读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创新或许有助于我们把握这艘巨轮未来的外交航向。
实现“中国梦”的六大“外交支柱”
《国际先驱导报》:作为外交创新的重要方面,“中国梦”对于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产生了什么影响?
曲星:“中国梦”的核心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涉及到外交领域,“中国梦”的实现有六大支柱。
实现“中国梦”,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需要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所以,第一大需要就是要处理好大国关系。这当中,最受考验的是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了过去那种后起的大国和守陈的既有大国之间无法和平相处的老路,强调两国合作为主。
其二,要处理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周边外交的核心一点是,要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则在于维权维稳。主权权利我们绝不会让步,但我们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我们寻求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搁置争议,同时在搁置争议过程中推动合作。这就是处理周边外交的思路:怎么样搁置争议、维权维稳,寻求共赢。
其三,积极发展多边外交。中国怎样参与全球治理?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全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几近一个“地球村”。大家都要参与“地球村”的治理,面临很多共同的挑战。中国现在参与联合国事务,推动联合国向更适合目前世界现状的方向改革。参与二十国集团,推动G20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其四,处理好和新兴国家的关系、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新兴国家代表世界新兴力量。中国和新兴国家打交道的平台中,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国和处于中国西北部的新兴国家合作友好的象征。而在非洲和拉美地区,也是发展中国家云集的地区。为什么习近平主席上任非常短的时间后就访问了非洲和拉美?目的就在于巩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基础,中国要和发展中国家寻求共同发展。
其五,重视公共外交。信息化的发展,使民众对政府的认知增加,同时对政府决策、外交影响力加大。
最后,加强对中国海外公民和公司权益的保护。换句话说就是领事保护问题。因为大量的中国公民和公司走向海外,他们或发展业务,或留学、旅游,碰到问题的几率随着“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而增加。
我们要从这六个“支柱”、六个方面,来努力推动“中国梦”的规划。
维稳不损害权益,维权不引发冲突
Q: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既强调维权,也强调维稳,如何把握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A:维稳不能以损害主权权利为代价,维权不能使中国和周边陷入冲突状态。
比如钓鱼岛问题,去年我们进行了非常有力的反制措施,打破了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又不使整个场面失控。日本不听中国警告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中国立即宣布领海基线并将此提交到联合国,随后派遣公务船到钓鱼岛海域进行巡视。这些措施很好地捍卫了中国的利益,但不会引发战争。
黄岩岛问题上,菲律宾先采取用军舰对付中国渔民的方式,侵犯了中国的权利。中国为维护权利,海监船立刻救出中国渔民,并有效控制了黄岩岛。可以说,经过斗争,中国终结了菲律宾在黄岩岛非法骚扰、非法查扣中国渔民渔船的历史,并且没有引发在这一区域的军事冲突。
再比如,越南去年进行所谓的“海洋立法”,把中国南沙、西沙作为管辖海域进行相关规定。那么中国随即成立三沙市,从法律上予以回击。同时,中国大规模的巡航在这一地区开始进行。我们进一步推进在海洋断续线内的大规模海洋石油招标项目。
从这三个具体例子上,维权维稳的辩证关系体现得比较明显。
既要讲“利”也要讲“义”
Q:“义”与“利”也是辩证关系。在加强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中,我们是不是应该以“义利兼得”为目标?但“义”“利”又能否兼得?
A:“义利”观主要指中国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时既要讲“利”也要讲“义”。一个国家只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时代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必须寻求共赢:既追求自己的利益,也追求别人的利益,共同把蛋糕做大。从这个角度出发,追求利益时必须考虑基本的国际道义、人民友好。有时候看起来是吃了眼前亏,是“让利”,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借此巩固了和他国关系,在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其实是获利的。所谓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就是这个道理。“义利观”其实是如何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底线思维”让外交更有余地
Q: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障碍在哪里?如何克服障碍?
A: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认为后起的大国会打乱原有的国际关系秩序,打乱利益格局,伤及别人利益,继而引发冲突。我们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目标之所以不会一帆风顺,一是因为原有的传统理念并没有完全从人们头脑中消失;二是它确实涉及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处理。能不能打破旧有大国关系魔咒?取决于双方。不仅取决于守陈的大国,也取决于新兴大国,简单说取决于中国自己。
首先,守陈大国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其次,新兴大国也需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因为新兴大国高速发展时能力会迅速提升,其中也包括军事能力。当新兴大国感觉自己军事能力上升时,就容易出现“不行就动武”的心态。所以中国反复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
Q:那么,当旧有利益格局的获益者不断试探中国底线的时候,中国应当如何面对?如何理解中央领导人强调外交要有“底线思维”?
A:用一句话总结“底线思维”: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同时应对最坏局面。
从钓鱼岛的问题来看,中国希望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之前搁置争议。但是日本方面一意拒绝,中国就要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
我们的海监船一开进钓鱼岛海域,日本方面就有各种反应了。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如果日本还想动武的话,中国就一定会坚决捍卫,用武力还击。在南海问题上,道理也是一样。
那么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过去对朝鲜的反应考虑得非常多,表态时往往顾忌他们的反应,有些话并没有说透。但现在中国再三表示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中国外交官表示,不允许任何人在中国家门口生事,不允许任何人为了一己私利搞乱整个地区。实际上,话说得很透彻。国际社会理解中国这话是说给某些国家听的,某些国家可能因此不高兴。但中国就要有“底线思维”。
Q:“底线思维”代表中国更强硬吗?
A:“底线思维”考虑了最不好的、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并对此有所准备。这样一来,我们的余地就宽了。
其实关于中国外交的软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若干老百姓觉得中国外交太“软”时,国外普遍觉得中国外交太“硬”。其实中国外交整体上应该说是“软硬相济”:该“硬”的地方中国绝不退让,比如钓鱼岛问题、黄岩岛问题等。我们愿意谈判、愿意协商、愿意搁置,但是你不愿意的话,我们就按照你不愿意的方式处理,中国都是得分的。杨洁篪担任外交部长时说过:捍卫我们的主权,不存在强不强硬的问题,每个国家都要坚决捍卫。
那么,老百姓觉得“软”,主要在于中国领导人的话不像西方领导人那么强硬。但是这恰恰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和”字为先,总是不愿意把话讲到极端,讲究比较中庸的文化,希望和平解决问题。所以,有些涉及国家关系的言论,听起来不是那么慷慨激昂、回肠荡气。
但我感觉,中国外交是软硬相济的。我认为中国外交刚柔相济掌握的还是比较恰当的,维稳不损害权益,维权不引发冲突。
“顶层设计”,领导人的特色考虑
Q: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从“顶层设计”角度对中长期对外工作作出战略规划。这体现在哪些方面?
A:“顶层设计”是中国新领导人在处理外交时非常有特色的考虑。出访的安排、发展对外关系时从大的支柱和抓手上考虑。
比如,要突出大国因素。习近平主席就职后首先访问俄罗斯,李克强总理访问欧洲。接着中国接待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又和美国方面共同安排中美两国领导人庄园会晤。从大的角度看,这体现了中国对俄、对美、对欧的关系考虑。
随后,习主席又去了非洲、拉美访问,突出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习主席访问非洲实际上只访问了3个国家,出席了一个峰会,但是他见了1/3的非洲元首。在拉美时,他也会见了8个拉美国家的元首。这当中就有“设计”的因素。接下来,博鳌论坛来华12个外国领导人,其中7位是周边国家领导人。之后中国又接待了韩国领导人、朝鲜特使访华。李克强总理访问了印度、巴基斯坦;杨洁篪委员访问蒙古;王毅部长访问东南亚国家……周边外交的体现明显。
同时,“设计”时也突出了中国领导人对出席多边会议的重视。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不仅是出席会议,更在于见了什么人,提出了什么新的理念。比如德班的金砖峰会上,习主席提出建立金砖储备货币库、加强智库交流、人文交流等很多新内容。
这些“顶层设计”都是国家领导人从外交大局角度亲自提出去安排的,不只是单纯考虑国与国双边关系。
Q:中央领导人强调要搞好“策略运筹”,顺势而为,根据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处理对外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策略运筹”如何体现?
A:以叙利亚局势为例。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一直主张和平谈判、政治解决。突然化武问题出现,中国首先有一个鲜明的态度:坚决反对使用化武。但化武问题如何解决?中国认为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来解决问题。中国不同意在这一问题上随便使用武力。这就是中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的体现。
Q:当前,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已经由实现良好开局、谋篇布局进入到全面展开、深入推进阶段。在您看来,接下来一段时期我外交的侧重点是什么?
A:继续沿着“中国梦”的外交布局,夯实大国外交、多边外交等六根外交“支柱”。比如大国关系,如何进一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比如公共外交方面,如何更多地向世界介绍中国?每一个支柱、每一个领域的工作都需要继续落到实处。(记者 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