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要制订本国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各国决策部门必须对中长期的全球发展趋势做出综合判断。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家和国际组织，近年来纷纷发表有关全球趋势、地区趋势、相关行业趋势的预测报告，作为制订战略决策的基础。一些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也加入了综合预测全球未来的行列。
本文将主要着眼点和逻辑起点放在全球社会、经济、政治、技术的发展趋势上，然后综合诸多因素，揭示中国将面临的主要国际挑战和机遇。
未来10-20年的全球发展趋势，可以归纳为“六大失衡现象、三种不确定性、三个层面的治理难题、两个基本稳定”。
六大失衡现象
一、人口发展的失衡
同20世纪70-80年代的“人口爆炸”忧虑相反，现在全球人口生育率下降、老龄化以及国际新移民增加，已成为相互紧密联系的全球人口发展趋势，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世界人口到2025年将达80亿，其中只有16%的人口住在发达国家(1980年这一比例是24%)。世界各地区人口增长很不平衡。日本人口将从2012年3月的1.267亿下降到2025年的1.24亿。俄罗斯人口已经比十年前减少了600万，将从2012年的1.4亿继续下降到2025年的1.3亿以下；欧盟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需要依靠外来移民维持人口数量的基本平衡。发达国家中，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2012年8月，美国人口达到3.14亿。平均每个美国妇女生育2.1个孩子，外来移民数量的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也保证了美国人口以比较理想的速度增加。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大国，预计到2025将赶上中国。整个非洲、中东和高加索地区、南亚，以及拉美部分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快。
世界人口发展的失衡，产生了两大全球性社会问题，一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中国的老龄化；二是人口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青年的高失业率问题，容易因此产生社会动荡和暴力行为。
二、社会发展失衡
世界人口加速从南向北流动，即从人口增长快、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向老龄化国家转移。全球生活在“非本人出生国”的人口(国际迁徙者)的总数到2030年将增加到3亿人。
流入欧盟的人口每年超过100万。大量移民涌入，一方面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保障缺失、失业等问题，甚至引发骚乱和恐怖活动。新移民中有相当大数量的穆斯林、东正教徒和其他少数族群，难以融入欧洲本地文化和社会，造成认同危机。每年流入美国的人口将超过110万，现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超过了1200万。拉美移民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削弱了白人基督教文化的主导地位。俄罗斯一些地区的俄罗斯族人比例大幅度下降，社会治安恶化，助长了当地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导致人才和财富的外流，使其就业人口的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降低，最终阻碍经济发展。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中东、非洲等地的动乱，使世界难民问题重新突出起来。全球目前总共有4250万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寻求庇护者。人口大规模的跨国流动使恶性传染病不断蔓延。按照目前的防治水平，到2025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攀升至5000万。
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至2015年，世界上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将达26个，聚集着世界城市总人口的10%以上，其中18个在亚洲，而没有一个在欧洲。城市化进程加快，加剧了住房、能源、供水、交通、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治安、生态环境、垃圾处理等诸方面的城市治理问题。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城市化的速度越快，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趋向于分散，即人口从大都市向外围和中小城市移动。
三、水、粮食、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供需关系失衡
由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居民生活用水都在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约90%的污水和70%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河道，威胁到饮用水安全及生活用水的供给。全世界有十亿多人口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全球500条主要河流中至少有一半严重枯竭或被污染。世界上跨越国界的河流的流域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生活在这些流域的人口至少占世界人口的40%。各国在跨国河流和地下蓄水层开发利用上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国际冲突的导火索。
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明显低于粮食需求量的增长，水资源短缺、耕地减少、生物燃料消费增加都形成对粮食生产的制约。近年来的粮食价格危机曾经引发30多个国家出现暴乱。严重的自然灾害未来可能频繁发生，将世界范围的农产品带入一个价格不断上涨、市场信心不断下滑的恶性循环之中。海洋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和海洋污染日趋严重，正在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后果。
全球能源需求从2012年到2030年预计将增长39%，其中发达国家能源消费仅增加4%，其他需求均来自发展中国家。预计到2030年化石燃料将占全球能源需求的81%，较目前水平下降6%。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将有超过8%的增长，远超其他能源的增长速度。
从长期看，化石燃料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价格上涨的必然性，其中石油价格上涨幅度超过煤炭和天然气。非能源矿产品需求增长的三分之二来自发展中国家。需求猛增与有限储量和开采量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未来10-20年世界各国对矿产资源的竞争趋于激烈。
四、地球生态环境失衡
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功能继续遭到严重破坏，这一趋势看不到得到逆转的可能。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废物质污染及转移、森林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海洋污染、核污染、噪音污染等等，使人类的生存状况恶化，而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危害远远大于发达国家。2002-2011年这十年间，全球共发生4130次自然灾害，造成一百多万人丧生，经济损失至少在1.195万亿美元。环境恶化是全球很多国家和社会应对灾害风险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今重大国际政治问题。气候变化引起的北极航道、北极水下资源、跨国河流水资源等问题有可能激化国际争端。
五、金融和经济发展失衡
欧美国家以财政赤字、金融部门衍生化、居民负债、高福利为支撑，造成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新兴大国和资源输出国则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居民消费不足，积累了过多的外部盈余。伴随着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和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种全球失衡还将持续十年以上。
全球经济增长的重点正在向“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迅速扩大。制造业、资本、技术、工作机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新兴经济体的实力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总量、市场规模、外贸、制造业、自然资源开发等方面，但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高端人才资源、商业品牌、金融产品和信誉等方面，发达国家仍然遥遥领先。服务业的全球化同制造业的全球化同步发展，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将保持明显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将大大增加中产阶级人口数量，为世界提供巨大的服务业市场，刺激发达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投入。某些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经济衰退、社会溃败、政治失控将会持续，从而在世界经济中被更加边缘化。
六、财富分配失衡
2008年爆发的西方金融危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矛盾。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财富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矛盾和动荡更加突出。在发展中大国和俄罗斯，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尤为突出。许多权威国际机构的调研报告显示，全球范围的财富分配日益悬殊，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依赖国家养老，但政府债台高筑，入不敷出。在人口年轻化的发展中国家，高失业率令年轻人感觉前途渺茫。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2012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2011年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等事件表明，财富分配不公加剧所带来的冲击可能影响全球化进程。该报告认为，未来十年，全球发展的最大风险是长期财政失衡和严重收入差距。在全球面临金融动荡和粮食与水资源潜在危机的背景下，这两大风险很可能触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三个层面的治理难题
以上的全球六大失衡现象相互交织，互为因果，对未来的人类发展形成巨大冲击。穿越传统国家界限来观察世界趋势，可以看到三个层面的治理难题。
一、个人层面和社交网络治理难题
全球化潮流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经济民族主义等阻力而受到阻挡。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全球信息流通将更为便捷。2010年，全球三分之二(50亿)的人拥有手机，四分之一(17亿)的人可以上网。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不但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全球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革命性的影响。个人自由、个人权利、思想多元、文化多元的观念深入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随着互联网和其他传播技术的发展，个人和小团体得以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意见领袖”的影响往往大于政府权威官员。网络社交平台已成为人们表达观点的重要工具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信息的自主流通可以用于扬善抑恶，普及知识，促进社会进步；但社交媒体也会透露政治、军事、商业机密信息，迅速传播煽动性言论和谣言，泄露个人隐私，成为个人攻讦、非法交易和诈骗的工具。对社会不满的不负责任的个人情绪宣泄，宗教极端主义、民粹主义或排外民族主义的诉求，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迅速传播，成为暴力恐怖活动、扰乱社会治安行为、国家政局突变以及国际冲突的推手。
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是个人和小团体作为世界政治参与者力量上升的反面典型。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发生的街头骚乱、中东若干国家的社会动荡，都是通过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迅速进行串联而发动的。一个小群体制造的“维基解密”事件，给许多国家的政府带来了很大麻烦。一个美籍犹太人编导的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的影片，激起全世界穆斯林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以致反美暴力事件发生。然而在如何有效地管理和监督当下盛行的社交网络方面，目前国际社会尚无法取得共识。
二、社会层面的跨国治理难题
在绝大多数国家，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的成长，正在超越着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家权力界限。国家之外的社会认同，如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以及出于对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的担忧所形成的观念认同和利益认同，都呈上升趋势。
目前世界各地频发的族群、宗教、教派冲突，在未来10-20年内将呈现局部加剧的趋势。宗教势力在发展中国家和俄罗斯呈扩张趋势。在“宗教自由”、“人权保护”、“反抗暴政”、“人道主义干预”等旗号之下，若干族群社会将从现有主权国家分离出来，有的会加入本族群占据主导地位的邻国。宗教因素与特定民族因素相联系，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的根源和触媒。在世界各地，宗教组织同国家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竞争；各个宗教之间、主要宗教的内部教派(如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看不到相互融合的趋势。在一些中东和非洲国家，民众对自己所属教派或部族的忠诚度高于对国家的忠诚度。
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对世界稳定造成了威胁。不过，暴力恐怖事件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所造成的震荡是有限的，世界金融市场和大国外交政策正在逐渐适应局部暴力事件的冲击。全球反恐形势依然严峻，但并非像某些媒体所宣扬的那样是“越反越恐”。
三、全球层面的治理难题
目前的全球治理机制仍然带有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强烈印记，在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时，将凸显功能不足、意见纷争、行动迟缓、议而不决的弱点。联合国改革困难重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扩大和大国否决权问题，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可能性不大。
G20在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G20机制的生命力正在经受考验。它可能作为一个突出金融、经济议题的论坛得以维持，但难以发展为一个包括政治议题的、有一定权威的常设机构。国际汇率协商机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制衡机制、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机制、美元的主导地位、主权财富基金的前景、欧元区债务风波、东亚金融合作的前景等等全球和地区治理问题，均难以预料。
国际安全机制正面临巨大压力。联合国维和机制因其合法性和权威仍不可替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特别是核技术、核材料、核武器、弹道导弹(或其技术)向某些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未来可能变本加厉。一些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将进一步深化。各国加大对太空、极地、网络等新领域的关注，“战略新边疆”的争夺日趋激烈。新的、革命性的武器系统(如激光武器)可能出现并投入使用。
三种不确定性
一、技术创新领域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存在不确定性
上一轮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电脑、电子通讯和互联网的推广居功甚伟。当前世界正处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各国都在加快探寻新的、具有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点，以推动相关产业升级。世界经济结构中与人类健康、信息通讯、旅行、教育等相关的服务业比重将会上升，创新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份额将会扩大。但是，新的技术突破和经济增长点将出现在哪些领域，尚不确定。清洁能源、低碳技术、智能电网、超高速互联网、生物技术、制药等方面的技术突破及其商业用途，最为引人注目。新的经济增长点同国家政府的扶植与投入密切相关。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教育基础好、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密集、研发投入大，取得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潜力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二、各国政治发展进程和模式存在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后，采用多党普选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占绝大多数。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继续得到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全球化进程中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社会公正公平缺失、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等现象表示强烈不满。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诉求、形式各异。发展中国家采用多党普选制度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正，而是在其进程中会不断发生贿选、腐败、暴力冲突、政治对立等等乱象。法治建设与责任制政府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政治进程。在短时间内，有些国家从模仿西方民主，回归到更为熟悉的强人政治，而另一些国家则从专制走向多元政体。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观、信仰体系、发展模式相互竞争和相互渗透，进行着“试错”的努力。
三、大国力量对比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两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未来大国力量格局的可塑性。人们习惯于从今天大国力量消长的惯性去推断未来，但这种习惯往往带来预测的失误。
在大国实力消长方面，相对比较确定的是，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在未来五至十年内，经济至多能做到缓慢增长，其结果是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下降，欧洲和日本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也很难扩大。
不过，断言美国已经或者即将衰落则根据不足。以美国的自然禀赋、人口结构、经济基础、科技水平，如果不犯类似于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样方向性的战略错误，同时能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力复苏是有希望的。由于新兴大国经济发展迅速，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会缓慢下降。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所谓“转轨国家”。这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比如，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油气能源的高价格为基础，一旦世界能源价格下跌，俄罗斯的财政就会亏损。巴西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相当丰富，但低储蓄率造成投资不足，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当落后，且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引进外资手续繁琐。投资环境差使得印度吸引外资相当困难，制造业发展缓慢。原本竞争力较强的印度软件外包业，在西方经济疲软时期受到严重打击，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无法扮演主角。由于受到内部治理环境的制约，南非经济发展速度迟缓。“金砖国家”虽然登上了世界经济舞台前沿，但还没有担任主角的能力。如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兴经济体很难取得全球治理中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两个基本稳定
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基本稳定
当前的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格局，是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虽然出现了新兴大国崛起、欧盟成立、西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但没有看到相当于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两次世界大战、民族独立浪潮、美苏两大阵营对抗、苏联解体这种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变。换句话说，冷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秩序和规则没有发生质变的迹象。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既继承了二次大战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国际行为准则，又包含了近几十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国际规范，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外层空间安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监管、知识产权保护、人权保护、节能减排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海盗行为和走私贩毒等等。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得到相关国家的普遍遵守。在近年来出现的网络安全、极地开发等问题上，国际社会正在探讨如何制定规范，以维护共同利益，防止冲突。虽然上述国际制度和规范时而遭受破坏，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在国际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但全球秩序处于稳定状态，国际规则处在不断制订与完善之中，是大势所趋，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逆转。
二、大国关系格局基本稳定
各大国与大国集团的主要挑战来自内部，来自上文所描述的全球化的冲击，而非来自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后冷战时期分别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西方对利比亚的武装干涉，以及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的短暂战争。大国在这些战争问题上都有过歧见和矛盾，有时还比较尖锐；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存在军事竞争关系，同英国、美国等也发生过较大的外交纠纷。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过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真正危险。
当今大国关系中，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相对不稳定的两对关系，分别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同中国发生战略对抗，将极大损害美国和日本的长远利益，也会引起其他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不安。因此，在摩擦和竞争中维护住大局稳定，将是中美、中日关系未来的基本走势。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发达国家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看到了不可复得和替代的机遇。在对华交往中，发达国家之间既有相互协调，也存在相互竞争。一旦中国经济陷入困难，发达国家以至整个全球社会将会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仍然是防止大国对抗的“抗震器”、“压舱石”。此外，即使美日等国企图遏制中国，它们也无力结成一个类似冷战时期反苏同盟那样的“包围圈”。它们影响中国内部稳定的能力也是相当低的。
中国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要求“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我们认为，国际环境中的最重要机遇，在于冷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大国关系格局的长期基本稳定，舍此便谈不上战略机遇期。
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牵制、经济摩擦和竞争、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以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抱有警惕、忧虑、嫉妒的心理，是必然的。但是，中国国力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中国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可望继续保持合作大于竞争、机遇大于挑战的局面。
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五至十年，世界经济可望缓慢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技术创新，给我们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国际金融监管不力，许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都对中国构成挑战。
在本文探讨的全球趋势中，有如下一些风险需要注重防范：(1)由于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和外部势力干涉，某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不稳定，地区动荡频繁发生，损害中国的海外权益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2)部分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上升，恐怖活动和极端势力活跃，出现国家分裂趋势，形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3)水资源短缺、粮食供应紧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能源价格不稳，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和能源资源供给。(4)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恶化，加大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5)国际媒体和跨国社交网络日益发达，对中国社会治理构成挑战。(6)某些周边国家可能出现政治动荡，使非法入境者和跨境犯罪增加，危害中国边境安全。
中国对外战略的总目标是维护主权、安全、发展的核心利益，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相对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以及能够继续从中获益的全球经济环境。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才能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