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行的中国前总理朱镕基演讲集，让人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他上世纪90年代常常饱受争议的大胆改革，包括约束国有企业和清理银行系统。

当年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和现任决策层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具有相似之处，更不用说他们在经济转型方面的共同承诺。基于此，这一转变可能意味着对结构性改革的支持。但真的如此相似吗？

与20世纪90年代类似，如今的中国面临着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债务不断升高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以及下降的中央政府收入。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如今中国的局面与二十年前有着根本性不同。

20年前政府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财政集中化失败的烂摊子。此前各部门之间逐一进行的财政改革，给了地方政府与国企形成勾结的空间，地方机构因此获得了补贴，并可以截留中央政府的收入。这导致了国家公共债务高企，反过来迫使中央银行过度发行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加速。

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的改革目标主要是重新建立可靠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而不是提高GDP增长率。事实上，改革是碎片化的，本可以轻松地带来两位数的GDP增长，但决策层认识到，由于持续的通胀和宏观经济不稳，如此高速增长可能弊大于利。

批评者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目前的房地产泡沫，因为改革让地方政府通过出售土地提高收入。但用分税制代替收入分配制稳定了中国经济，并扭转了中央政府收入的相对下降，这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通过破坏地方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勾结，分税制推动了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此外，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将地方国企（以及房地产和某些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改革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如今，中国国有经济虚肿的情况轻了许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容问题也更少了，中国财政状况较为健康，宏观经济也一直呈现相对稳定之势。

当前决策层必须专注于不同的挑战，必须确保仍以巨大增长潜力自豪的中国经济不会陷于沉寂并跌落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否则，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支持增长的外部条件尚未改变时过早出现减速，工资继续上升，并导致相对低收入经济体的竞争力下降，但增长模式还不能支持其在高技能产业的竞争，从而导致经济停滞。

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决策层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模式以适应当前环境，包括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的日益激烈，允许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城市化放缓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产生于全球金融危机、以西方GDP增长停滞和出口下降为特征的“新常态”，使得改革更加迫切。

笔者认为，当前改革应从对来自高生产率的沿海地区的产业资本进行再分配开始。这将立刻提振欠发达地区的增长，增加总体生产率。但是，由于全球供应链竞争前所未有的激烈，要想进入高收入行列，中国需要的不止是资本转移，还需要鼓励和指导技术及产业升级的政策和机制。

在过去十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收紧对产业政策的掌控，同时增强国务院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相反，新一届政府似乎倾向于将权力还给地方政府和市场，将纵向控制转变为水平协调。因此，决策者没有试图通过中央指令控制技术和产业升级，而是给予地方政府和市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空间。

与二十年前相比，两届政府确实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中国发展面临关键点时上任的。但是，二十年前中央政府需要和地方官员角力以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收入，从而稳定经济，释放中国的潜力；而当前一届政府必须与地方政府协调，以创造在各个层面培养和保护创新及经济活力新源泉的制度。正如二十年前的改革奠定了今日增长的基础，当前改革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轨迹。

张军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