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一开篇就告诉我们，宇宙曾经完全是“空虚混沌的”。而今年8月，中东地区似乎回到了这种太古的状态中：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叙利亚冲突的战火已经蔓延至黎巴嫩，国际社会纷纷指责叙利亚发生的化学武器事件；此外，随着埃及军方打压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和街头示威者纵火焚烧教堂，埃及内战一触即发。曾被视为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在中东最亲密伙伴的土耳其总理指责了埃及国内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而几乎所有其他方面都认为美国应对此局面承担责任。

奥巴马政府拥有宏大的中东政策。这一政策方向明确、制定周密并且实施有序。

不过很不幸，美国的中东政策终究还是失败了。

美国的中东政策简单明了：美国希望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 Party)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温和伊斯兰党派进行合作，使中东走向民主化。这样的策略具有一石三鸟的效果。首先，通过与这样的政党结盟，奥巴马政府能够缩小穆斯林世界的“温和中间派”与美国之间的距离。第二，通过向穆斯林展示追求和平、理念温和的政党才能获得胜利，恐怖分子和激进分子能够受到孤立，这将使他们在伊斯兰世界中进一步被边缘化。最后，这些得到美国支持的政党可以给更多的中东国家带来民主，进而改善那里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并逐渐消除那些促使一些人加入狂热恐怖组织的负面诱因。

奥巴马总统（我在2008年把选票投给了他）及其团队希望这一新的宏大中东政策的成功能够一劳永逸地向世人证明自由派民主党人是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行家里手。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任期内给公众留下的糟糕印象就此将最终得以洗刷；鉴于公众仍然对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外交政策带来的麻烦心怀不满，民主党人在长期内仍将享有优势，因为选民相信，民主党更能在恶劣的局势下领导美国。

目前预测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最终命运尚且为时过早；这位总统的任期还有41个月，另外，中东整体局势再次发生剧变的几率很大。然而，为了使中东外交政策取得更好的效果，奥巴马必须对他的策略进行调整。

通过对历史的审视，现在看来白宫在中东问题上做出了五大误判。白宫错误地解读了其所支持的伊斯兰政党的政治成熟度和能力；它错误地解读了埃及的政治局势；它错误地解读了自身的中东政策对美国与它最重要的两个中东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关系的影响；它未能把握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最新动向；它还低估了不对叙利亚采取行动的代价。

美国过去几年的中东政策建立在下面这一信条的基础之上，即中东地区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政治运动具备有效运作政府的政治成熟度和行政能力。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状况来看，这个信条被证明是正误参半的：直到不久以前，土耳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不管他曾经犯过怎样的错误──似乎一直都在以相当有效及民主的方式管理着土耳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埃尔多安政府逮捕记者，支持针对政治对手的可疑指控，对敌对媒体进行威胁并残酷地镇压抗议者。正义与发展党领导层的核心成员看起来越来越狂热了，他们甚至指责犹太人、念力以及其他神秘力量是其面临的麻烦日益增多的原因。

埃尔多安曾被奥巴马总统视为他在全球领导人中最好的五位朋友之一，奥巴马还曾赞誉他是“一位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的杰出伙伴和朋友”。时过境迁，由于埃尔多安声称以色列是导致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med Morsi)下台的“幕后黑手”，因此埃尔多安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谴责，美国政府指责他的反犹言论“令人反感”。

不过，和穆尔西相比，埃尔多安则是代表了有效管理和明智政策的俾斯麦(Bismarck)式的人物。显而易见，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并没有为全盛时代做好准备；他们未能理解自身权力的界限，无力应对处于困境中的经济，他们对国家的管理既不适当也不系统，以至于数千万名埃及民众对推翻穆尔西政权的暴力政变纷纷拍手称快。

执着于阴谋论的妄想狂和无能笨蛋构成了美国宏大中东政策的薄弱基础。我们本可以用几乎其他任何方式与土耳其和埃及的领导人打交道，但是与他们结盟看起来是并不明智的。

白宫以及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很多其他方面在中东问题上还犯了另一个关键性错误：他们从根本上误读了埃及政治变局的本质。就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将法国大革命误读为一次类似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自由民主运动一样，华盛顿方面也曾经以为埃及局势是“向民主转型”的表现。不过，事情绝非如此。

埃及变局的起因是：埃及军方认为年事已高的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企图传位于自己的儿子，把埃及从军方主导的共和国变成君主制国家。埃及军方对此进行了反击；当埃及出现动荡后，军方并未对穆巴拉克政府的倒台采取干预举措。实力远远超过聒噪的自由派和拙劣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军方，现在已经为恢复埃及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践行的政体采取了行动。现在，大多数自由派似乎已经明白，只有军方能够保护他们不受伊斯兰主义者的攻击，伊斯兰主义者也已经明白，军方仍然掌控着局面。当这些事件发生时，欧美国家全情投入，并试图推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一种民主转型。

下一个问题是，奥巴马政府误读了它选择的中东政策可能将对美国与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关系的影响──奥巴马政府还低估了在这两个国家心怀不满的情况下，美国在中东的命运将会变得多么悲惨。

与以色列关系的破裂来得较早。在初期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也就是奥巴马总统被媒体盛赞为当代林肯(Lincoln)和罗斯福(Roosevelt)的时候，白宫相信它能够敦促以色列宣布完全停止定居点建设，以重启巴以和谈。这一提议遭到拒绝是奥巴马总统在外交政策上的首次重大并且公开的失败。并且，其他失败还将接踵而至。（在过去的两年中，奥巴马政府一直在努力修复美以关系；这一努力获得了一定成效，本可以在2009年启动的巴以和谈目前终于得以展开。）

与沙特阿拉伯关系的破裂在时间上稍晚，并且这似乎也在白宫的意料以外。通过与土耳其和穆尔西领导的埃及的结盟，白宫淡化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沙特政策，并支持了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争夺外交影响力的尝试。

很多美国人并不了解沙特阿拉伯是有多么反感穆斯林兄弟会和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并不是所有的伊斯兰主义者都能一概而论；沙特阿拉伯一直都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逊尼派世界中的危险敌人。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重现奥斯曼往日辉煌的雄心（当时逊尼派的中心在伊斯坦布尔）是对沙特阿拉伯地位的直接威胁。卡塔尔及其喉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积极向土耳其人和埃及人提供金钱、外交以及宣传方面支持的做法令沙特阿拉伯越来越气恼。鉴于美国对上述轴心国的支持──以及美国并未在意沙特阿拉伯有关伊朗和叙利亚问题的警告──利雅得希望抵制而不是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沙特阿拉伯与埃及军方联手反对穆尔西的疲弱政府，为沙特阿拉伯提供了打击卡塔尔、穆斯林兄弟会、土耳其和美国的绝佳机会。

第四个问题是：奥巴马政府似乎低估了松散的恐怖活动和恐怖组织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击毙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是一次重大胜利，但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核心基地组织(al Qaeda)的有效清剿绝对称不上是对基地组织的致命打击。如今，卷土重来的恐怖活动在利比亚-马里战场、尼日利亚北部、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其他地方都进行着猖獗的活动。对恐怖分子来讲，8月份美国关闭20个外交机构是一次重大的精神胜利，这显示出他们仍然有能力对美国的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与奥巴马总统曾经的设想相反的是，我们的敌人招募成员更加简单、斗志更加昂扬，获得资助也更加容易了。

最后，出于对叙利亚进行干预所需成本的合理担忧，奥巴马政府未能尽早预计出置身事外可能令美国付出的代价。随着战争越拖越久，人道主义代价已经达到了非同小可的水平（即使利比亚未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那里的情况也会比这里好得多。），民众以及宗教派系间的仇恨已经达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以至于更多的流血事件、种族和宗教清洗运动几乎注定将会发生，此外，动荡的局势已经从叙利亚蔓延至伊拉克、黎巴嫩，甚至土耳其。所有这些问题都将随着战争的延续愈演愈烈，但是美国出兵干预叙利亚的难度和成本几乎每天都在增加。

不过，除了上述问题，未能及早干预叙利亚局势（当“幕后操纵”很可能成功的时候）相当于将胜利果实拱手送给了恐怖分子和由俄罗斯、伊朗构成的轴心国，并且已经严重损害了奥巴马政府与重要盟友之间的阵线。俄罗斯和伊朗支持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奥巴马呼吁推翻阿萨德，但却未能夙愿得偿。对于中东各国首都冷酷的现实主义者来说，这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美国总统的极度软弱。奥巴马未能抓住俄罗斯和伊朗原本担忧的美国在叙利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机会，这只能归咎于奥巴马的过失。

这很危险。就像在美国猪湾事件失败和不成功的维也纳峰会后，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断定肯尼迪(Kennedy)总统软弱无能，并继而在古巴问题和柏林问题上对这位美国总统发起挑战，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也相信，与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位优柔寡断的美国领导人，并且正在根据这一点调整他们的政策。赫鲁晓夫冤枉了肯尼迪，奥巴马的敌人也同样低估了他，但是在他们改变观点前，这种轻视可能会带来危险局面。

如果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让俄罗斯和伊朗小有斩获的话，那么它对恐怖分子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战事拉长已经让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将自己塑造成为了对抗什叶派的逊尼派领袖。由他们的残暴行径和在伊拉克的惨败给其名誉带来的耻辱已经被雪洗，他们在叙利亚展现出的勇气和理想主义反而提升了他们的形象。在过去十年中基本被切断的、海湾地区富有的资助渠道和 战组织(Jihadi)之间的财务纽带已经重建并恢复了起来。数千名极端分子正在接受训练和教导，他们不久后将带着新技能、新想法和新人脉回到自己的祖国。叙利亚的这种发展看起来比阿富汗原本 战力量的发展还要危险得多；阿富汗位置边远并且（被大多数中东人认为）是蛮荒之地。叙利亚位于中东地区的核心地带， 战活动的扩大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当前局势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当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中东地区遭遇一次又一次挫折的时候，美国三个最重要的昔日盟友──埃及军方、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在与美国政策相悖的时候，每位昔日盟友都令美国折戟沉沙。

结盟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应对目前意见不一的中东盟友可能是奥巴马政府现在收复失地的最佳希望。

在奥巴马政府努力在动荡的中东地区收复失地之际，它必须吸取过去四年半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盟友很关键。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军方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地区盟友的原因是，他们不仅与美国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而且他们在地区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中东小国就没有这样的优势。如果这三大势力能够和你并肩作战的话，那么事情往往都会进展得相当顺利。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位甚至多位试图和你作对，那么痛苦将随之而来。奥巴马政府已经为重建与以色列的关系作出了必要的艰苦努力；它还需增加对埃及军方和沙特阿拉伯王室利益的关注。这样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抛弃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而是意味着认识到美国力量的不足，并在我们孤立无援、无法成功的情况下寻求增加盟友。

第二，反恐战役要比我们预计的艰苦。我们的敌人较以前分布得更广，人数也更多了，并且目前的暴力 战已经改变了其诉求。在阿拉伯世界、部分非洲地区、欧洲和美国，一系列复兴及创新运动目前正在寻求实施破坏的机会。相信通过消除贫困、落后、独裁或引发这一问题的其他“根源”能够使其得到解决的想法可以称得上痴心妄想；我们无法在与中东政策相关的时间框架内消除这些根源。一场恶战正在等待着我们。美国总统必须为长期斗争奠定民意基础，而不应该寄希望于安抚民众使恐怖威胁降至最低。

第三，现在必须把焦点转向伊朗。使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正是对伊朗实力增长的担忧。建立并实施一种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支持的伊朗政策将有助于奥巴马总统重塑美国在中东的地位。这很有可能意味着更强势的对叙利亚政策。在中东设定规则，但是对违反规则的行为不闻不问不会重建外界对白宫的信任。

奥巴马总统目前面临的形势与当年卡特总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时面临的形势类似。塑造奥巴马外交政策关键因素的预设还未得以确定；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因而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奥巴马是一位出色的领袖；他的举动将受到世界的关注。

（本文作者Walter Russell Mead是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国际事务与人文学科教授，他还是《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的特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