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单的史家胡同，藏龙卧虎，不少保存完好的明清老宅子里都住着响当当的人物。我的父亲荣毅仁生前居住的四合院在胡同中间位置，灰白墙，铁皮门，院子里种满了父亲生前最爱的月季花。院内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就是父亲平时宴请贵宾的饭厅。在这个房间里，他宴请过包括基辛格在内的众多访华政要。父亲把他们请到家里头，是因为他认为谈事情最重要的是以诚相见，而不在于你请人的地方。
我父亲马上接受了陈老总的要求，很快组织上海的工商界复工
1949年对于我和我父亲而言，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年。因为我们决定留在中国。我祖父荣德生没有离开过祖国，他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没做过任何非法之事，没做过亏心事，我用不着跑到外面去。我父亲说，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事情多了，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再坏的。
解放前，我父亲经营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占差不多全国一半左右。当时军队的军饷就是在我父亲厂里订的。我父亲交出去的都是白面粉，但前线吃到的却是黑硬的馒头。反过来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我父亲身上。我父亲想：我交的是白面，怎么变成了黑的？肯定是层层贪污。当时又要出钱摆平这个事。我父亲很伤心，他看到了很多国民党腐败的事情，认为共产党不会比国民党再坏了，所以决定留在中国。我们那时候还小，已经在香港，他就到香港把我们接回来，在解放前夕我们就都回来了。解放前夕，国民党兵就是一路敲诈勒索，说不给大洋就要冲进来，所以一串串大洋不停地送出去，把一群群流寇弄走。到1949年上海解放那一天，我们也很害怕。但是晚上解放军打进来，清晨一看，马路上的那些兵困了，就一个一个地靠在我们家墙外睡觉。那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得非常好，所以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兵给比下去了，这一下我们全家的心里头就安定了下来。但那时候我们还不敢出去，成天呆在家里。
没有几天，突然接到个电话，说陈毅司令要到我们家来吃晚饭。这一下全家都比较紧张。一个野战军司令到我家吃晚饭，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
菜是他们带来，厨师是我们的。我记得自己被关在黑房间里等着。我那个年纪还挺调皮的，时间长了我就跑出去，偷偷从阳台上往下看，看到陈老总和我父亲一起坐在阳台上，花园里满地是兵。当时我很紧张，不过听到下面谈笑风生。
后来我父亲说他觉得陈毅总理非常风雅，谈吐完全不像一个野战军司令，就像个文人一样来跟你讲党的政策和国家大局，目的就是一个，希望我父亲能够带头带领工厂在上海开工。一个城市里要是工厂全停了该怎么办？我父亲马上接受了陈老总的要求，很快组织上海的工商界开始复工。
陈毅让我父亲在心里头树立了对共产党的第一印象。那时候他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就讲为了维持老百姓的生计，厂要开起来。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当时我们家的资金已经掏空了。因为家族到国外一定是把资金尽量地抽调出去。所以家里的厂实际上是个空厂，资金非常短缺，原料也没有。所以我想，父亲在那时候是由国家来支持进行资金周转的。
第二个就是原材料，都是由国家来保证供给。后来我父亲提出一个建议，就是统购统销。我父亲这条建议是从工商业者的角度提出的。有了资金、原材料，有了经营，但是最要紧还是市场。提出统购统销的问题后，厂就活起来，重新恢复了生气。
在这个基础上，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就是那时候共产党提出来的赎买政策。而从公私合营以后，我想这也是我父亲一生比较大的转折，就是从一个“红色资本家”，到1957年做上了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到了北京，在纺织工业部做副部长。
我父亲满身流血，体无完肤……还说，你要坚强一点，要相信国家，相信党
1957年，我父亲做了上海市副市长，家里的生活还是以前生活的延续。但是搬到北京以后，住在北太平庄4号，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是照国家干部的标准来过日子。开始时我父亲和母亲是很不习惯的。
以后就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那时候在东北工作，从东北回到家里知道家里受了冲击。当时红卫兵已经斗得很厉害了，我父亲剃了头，被鞭打，满身流血，体无完肤，我母亲已经昏迷。就在那个时候，周总理发出指示，由纺织工业部派出自己的红卫兵，把我父母抢救过来。
陈锦华那时候是纺织工业部一个办公厅主任，就是他带领一些人弄了红卫兵的袖章，假扮成是红卫兵，把我父亲抢救过来。实际上那时候我回来看到我父母亲头发被剃光了，体无完肤，是很想不通的。但是我父亲在那样的情况下还跟我说，你要坚强一点，要相信国家，相信党，不会永久这样下去的，眼睛要往前看。他的这番话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教育吧。
我父亲把那些钱全拿出来了，才创办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经济引进了中国。那时候我父亲听到了“改革开放”，提了两点：一个是按经济规律来办事，一个就是按价值观念来办事。首先打开中国的门户，走出去看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的经济为什么会增长这么快，同时把外国先进的科技、先进的管理，包括资金等等引到中国来。像美国政界、商界，父亲不但会和他们有官场上的访问，私底下有些人来中国访问，父亲都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同样的，我父亲去美国，他们就请父亲到家里，向他介绍美国的一些政界、商界、传媒人士认识等等。在家里，十几个人在一起，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我父亲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意愿带到了外边，也把外边对中国的看法带回来。所以，“中信”是在国内外的配合之下才发展起来的。
我父亲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是他也认为，中日的友谊一定要建立起来。父亲也交了很多日本政界和商界的朋友，他大概每年都去日本，父亲在日本的朋友们也每年都来，大家相互交换看法。
首先，发行债券在当时并不容易，因为那时候一直认为，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这样一个国家才是值得自豪的。但我父亲认为，借债对于发展国家经济并不是一件坏事，就是怎么举债、怎么还债、怎么用这个钱，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我父亲首先在日本发行了债券，当然后来还有跟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中信”也由此成为中国的第一个窗口。
但是，办“中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开始虽然有人批了要到哪儿去取多少钱，但是那时候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谁能理解你？你突然来借一笔钱，要来开这个公司，那时候不像今天，大概就是几百万块钱，但没有人理解，虽然有领导批了，但那些人会说，为什么要我给呀，也没有这个计划等等。
所以一开始，我父亲把那些钱全拿出来了，才创办了中国信托投资公司。我记得那时候这笔钱是托王军(“中信”创办时的重要成员，1995年至今任中信公司董事长)拿到公司里的。一开始在和平饭店的一个办公室，我父亲搭起了个小班子，请来一些上海老的工商业者，北京方面就是王军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这样开始了“中信”的创办。
可以说，虽然我父亲以前是红色资本家，经营工厂，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经营管理和资金运作已经有了越来越大的改变。因为社会在发展，你不能够把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再跟上世纪50年代经济发展比较，所以当时他成功的关键就是怎么样去学习认识真理，积极掌握这些东西。他是靠他的诚信、他的正直，才赢得了国外很多企业愿意跟“中信”合作，愿意跟“中信”做事。
我从来没跟我父亲亲过脸……但父亲刚过世的时候，我亲了父亲的脸
从小父亲对我就是严父，我妈妈是慈母。我父亲对女儿很客气，对儿子呢，从来没有好脸色给我看的。不听话打打屁股，关关黑房间是经常有的。可以这样讲，我从来没跟父亲亲过脸，拉拉手是最多的了。但是我父亲刚过世的时候，我亲了父亲的脸……
小时候我父亲很忙，我只知道他成天在外面做事，我在学校念书。晚上偶然碰上他回来了，就跟我下下围棋、象棋，但最多下半个钟头，不管下完没下完都收了。他一直都是忙忙碌碌。1959年，我去天津大学念书，接触很少。我跟他相处最多就是1972年到1978年，那段时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1978年，我又到了香港。以后，我在香港时间多，我父亲在北京时间多。真正父子之情是越老越体会。我父亲是不太爱说，不太爱多讲的，在我心目中他是严父，也是慈父。
父亲的生活一直是比较俭朴的。虽然他出国时衣服都非常讲究，是出了名的衣冠楚楚的形象。但他退休以后在家里非常朴素，非常随便，毛衣、棉毛裤、棉毛衫都是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补了又补。比如，我为父亲着想，在香港、上海的家里都修了电梯。但他看了很不以为然，说自己的房子就两三层，还造电梯干什么。后来他体会到了，没有这电梯他上不去啊。
来源: 《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