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8月1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京召开题为“增长?转型?改革”改革形势分析会。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林兆木，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院长主持。

会议重点就当前经济形势、经济转型相关问题及改革的重点任务等进行了讨论。以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的发言实录：

关于增长、转型、改革我简要讲三句话：

第一，增长应重在质量效益。不能一谈增长就分析GDP增长百分之几，似乎今后10年、20年平均达到7~8%就乐观，7%以下就悲观。能不能把分析重点放到质量效益上来？投资效益怎么样？资源约束怎么样？能源效率怎么样，生态环境怎么样？GDP增长后财富分配又怎么样？经济学讲投入产出，不能只分析产出，投入再大在所不惜。低效益、重污染的高增长率究竟有多大意义？10%也好，14%也好，如果增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低效益、高能耗、重污染以及大量过剩产能堆积出来的，值得那么骄傲吗？欠账终究是要还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30年前人均200美元时物质财富极度贫乏的问题，那时提出GDP翻番，社会各界都赞成，GDP增长压倒一切好像顺理成章。30年后，必须正视高速发展付出的过高成本，到了发展方式必须转型的阶段了。新阶段评价增长，应当把质量效益放在第一位，不应再把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

一些同志很担心提出7%的保底后，各地又有了加大投资的理由。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最近媒体报道，有的市县以今年保底为政治动员，开展招商引资“百日竞赛”、“百日冲刺”、“百日攻坚”行动，四大班子确保三分之一以上时间、经济部门确保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用来招商引资，并将招商引资指标分解下达，与干部政绩考核挂钩。这些地方保的底不一定是7%，有的是12%，有的是14%。这是在复制前阶段的增长模式，重蹈覆辙。前些年说8%的增长速度才能保就业，现在降了一个百分点，说7%才能保就业。我多次写文章论证这不是什么经济规律，只是我国近20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写，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们实际选择了一条就业弹性极低的发展方式。中央提出的“十二五”时期的工作主线恰恰是要转变这种发展方式，不能拿过去的经验数据来推导未来。

第二，转型要坚持市场导向。转型的关键是调整结构，包括城乡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内贸外贸结构等等。转型还要求我们从低劳动力成本竞争逐步转向科技创新发展。这些重大的结构调整都要遵循市场法则，当然也要有政府的监管和调控。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在经济方面，尤其在微观经济领域干预过多了。前些天我到中部一个县，县里看煤炭销售不好，决定每个煤矿企业至少投资几千万办陶瓷厂。我问民营企业家，你们也要转型办陶瓷厂吗？回答是治安、卫生、消防、税务等都在政府手里，不听不行。这样靠行政命令调整产业结构也许当年效益还可以，但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吗？何况还有刚才说的，层层分解投资指标、招商引资指标，党政工团甚至民主党派齐动员落实各类经济指标，根本不可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审批是必要的，要严格把住生态环境关、能源消耗关，其他的可以放开一些，给市场一个自我调整的空间。钢铁至少调控了10年，行政审批管住了吗？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都没审批住。为了保自己的GDP，地方政府很愿意有大项目投入而不愿意有落后产能退出，一些污染企业就是当地的 “一把手”工程，环保局长不敢过问。

从低劳动力成本竞争转向科技创新发展，也不是政府可以包办的。政府应当引导，但始终要明确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在市场第一线，企业家必须高度关注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是否合理。我们现在许多政策不是引导企业创新，而是引导企业去寻找所谓“政策洼地”。五花八门的各类大小区域规划都在打造“政策洼地”。审计署去年审计54个县，53个违规出台了招商引资政策，让利近30亿元。全国2000多个县情况如何？在这种政策环境中，企业家与其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在平等竞争中获胜，还不如靠“政策洼地”获取额外利润来得更便捷。

所以谈转型，要坚持市场导向，要转变政府职能。尤其是多年来形成的地方政府GDP竞争，到了根本转变的时候。不扭转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转变发展方式”可能就是写在中央文件中的6个字。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补充一句，正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所说，地方政府普遍出现公司化倾向，中央政府是负有主要责任的。

第三，改革须触动利益格局。社会各界对改革的议论很多，有的观点大相径庭，但利益格局不同，改革难以推进是大家公认的。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首当其冲。调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中央与地方利益格局，财税改革无法回避，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职能如何确定？有学者提出地方政府多年来已经形成了政府与公司兼顾的特殊利益，而这种利益驱动带来的地方GDP竞争为经济超速发展做出了贡献，要从正面肯定这一利益格局，形成中央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维市场经济体制”。一些大牌经济学家说这是理论创新，我思考再三，认为还不如说这是违反常识。现有的地方利益格局大大加剧了产能过剩，加剧了生态破坏，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权钱交易空间，制度性腐败越演越烈。现阶段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不能像改革初期那样简单向地方放权，搞不好，地方扩了权，更有利于他们盲目上项目，增加过剩产能。首先要划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社会、企业各自的职能。政府要把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企业。今年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行业自律，使其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主体，并逐步改变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真正落实这一方案难度不小，但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格局调整的前提之一。

再一个需要触动的是行政性垄断行业既得利益格局。2012年，国企上缴红利只占税后利润的11%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还返还了。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约为税后利润的30~40%，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的盈利普遍高于一般上市公司，英国国有企业上缴70~80%。我们当年“放水养鱼”很有道理，但不能搞成尾大不掉，让国企，特别是国有行政性垄断行业食利自肥，他们的职工工资福利远高于竞争性企业，他们的高管比照华尔街私人老板拿年薪，兼有实际上难以约束的职务消费。这个问题提出来至少15年了，结果行业差距、高管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反而越来越大，是道理讲不明白吗？是利益格局固化阻碍改革。还有养老保险双轨制，我1996年开始写文章分析双轨制的弊端，提出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总算明确要并轨了，但何时并轨、如何并轨仍无路线图、时间表。国外有现成的并轨经验，国内多年两会调查双轨制被列为群众第一不满意的问题，居然两个八年抗战解决不了，是道理讲不明白吗？也是利益格局固化阻碍改革。现阶段，不以壮士断腕的雷霆手段调整利益格局，我担心深化改革也就是写在文件上的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