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将，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新中国第一支海军部队的创建者；我军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的前线司令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

同时，他又是一个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人物。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带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而儿子张胜对他的评价确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

作为一本党史人物传记，张胜给父亲张爱萍所作的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自出版以来，赢得了党史研究者和学术界以及普通读者的好评，并成为本报2008年度20本推荐好书之一。这种情况在同类著作中极其罕见。而这本儿子写父亲的著作，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故事，以及复杂的感情纠葛……

近日，《从战争中走来》精装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入选本报2008年度推荐20本书。作为一本诞生后深受各方赞誉的传记，本书将张爱萍传奇性的一生，他个性分明、“好犯上”的性格，以及不计个人名利，为追求自己理想奋斗一生的经历表现得极其充分。日前，记者采访了本书作者、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胜。

1 探寻他，走入他的心灵

新京报：你写这本书跟你父亲的沟通情况和具体过程，书中交代很简单，能再详细说说吗？

张胜：1990年，我在部队没事干，每天学习搞清查。这时，我父亲已经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退休了，我后来就请假，想给父亲录些东西，写一个回忆录。我们坐在什刹海边那所居住了近40年的四合院里，听他回溯往事。最后整整讲了一年，录了上百盒磁带，整理出来有好几百万字。

最后又整理出40多万字的稿子，一看根本不行，就是流水账。父亲在纸上写了几个大字：“不要瞎吹！”这时，我就觉得这本传记我弄不出来了，加上我当时下海经商很忙，然后就给搁下来了。

新京报：那本书的定稿是怎样形成的呢？

张胜：一直到2000年我突然领悟，自己的创作思路有问题。实际上是我在写我自己，不是写他。这个角度必须调换———我就是他，我得沿着他的人生轨迹走一遍才行。我觉得这书能写了，就从我自己寻访、探寻他，走入他的心灵，这样去写。我真正动笔是在2003年他去世的时候，到2006年8月份写出了第一稿，审查到2007年11月，总算通过出版了。（图片：四岁时的张胜与父亲张爱萍的合影。照片由张胜提供）

2 访实地，展现多角度的史实

新京报：书中写到亲自走过你父亲走过的地方，这种实地考察对于你写作起到了什么作用？

张胜：他战斗过的地方我基本上都走遍了。我在写作上把自己放进去，用我的眼光来看问题，这本书在空间上是一致的，但在时间上有差距，我回到皖东北和我父亲在皖东北中间差了半个世纪，但都是在皖东北，两层叠加在一起能把事情很真实地展现出来，我父亲怎么说都是粗线条，我怎么看是我的事情。比如写我父亲在监狱里关押的时候，他在监狱里想什么，我们在外面想什么，最后叠加在一起，使得人物更加立体，很多东西需要区别。

新京报：你的书把你父亲的性格特征，人物风貌展现得很充分，很形象。在动笔之前，你是否有意要做这种尝试？

张胜：我这本书，就是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具体化。比如延安整风等问题，都涉及这一点。在写作中，我不回避矛盾，力求把它真实地反映出来。把现实的矛盾放在时代背景中来看，有很多问题就好理解。

3 不回避，耿介性格的真实体现

新京报：书中涉及的内部矛盾比较多，一方面可能在你和父亲交谈中已经考虑清楚了，另一方面可能是你父亲实事求是的风格铸成的，对以往的事件不回避。你在这点上是否和父亲达到了一致？

张胜：我父亲的个性就是从来不回避问题。我在成书时尽量保留下来。我觉得他很多话不是针对某些人讲，是对相当一部分人讲。

新京报：很多战将在回忆的时候喜欢讲自己怎么闯五关斩六将，对于自己走麦城是尽量不说的，但你父亲要求你一定要写他失败。这也是他的一个天性吗？

张胜：他回顾他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回顾挫折。我在书中写到的一些事情并不是有其他目的，主要是为了突出我父亲的个性，所以你不能不涉及到很多问题，但并不是针对什么人。

新京报：你父亲的个性是非常耿介的，你在书中多次写到他“犯上”，对于某些事情不平则鸣，顶撞上级。有时候可能就为一句话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被边缘化。这是个性使然呢，还是别的因素造成的？

张胜：我觉得是多重的，他首先是个军人，他军人的气质血性都在，但他又不是像巴顿那样的军人，他是有政治理想和信念的人，不仅仅是武夫和军人。他向往美好社会，信念质朴。同时，他身上又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色，就是讲究气节，有风骨，就是人格不能受屈辱，因此，表现出来的人格非常刚强，不低头。

新京报：另一方面，你写到的你父亲，多次对于个人利益、职务任命毫不在意，有时一些难以接受的安排他也泰然处之，你怎么看父亲的这种品质？

张胜：我觉得他思想同时受老庄思想影响影响很深，很超脱，对功名很淡薄。同时又有墨家的苦行僧主义，不喜欢很奢华的生活，平常自己喜欢写字读书，不和别人打牌瞎扯，不太合群，有几个朋友都不是官场上的朋友，都是老同学。

另外，我父亲有独立人格。他虽然很有个性，但是党性很强，能够不计个人荣辱、职务升迁，服从整体的利益需要。1949年，他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创建、组织起了我军的第一支海军部队。他在海军干得很辉煌时被调到浙江军区搞民兵训练，他并没有说什么。他跟我们讲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时，他说自己有想法，但是不能向党和人民去要职务，连想都是错的。

4 重感情，和几位女性的情感纠葛

新京报：书中对你父母亲的恋爱和婚姻状况，我觉得这段描写非常清晰坦率，现在回头看您怎么看父母亲的爱情和婚姻？

张胜：父亲跟我讲到了他和孙力第一次恋爱，后来李克农告诉他孙力是托派，他就跟她分手了，他跟我讲的时候快90岁了，回忆起来还很痛苦。他说这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党的纪律。另外，我在书中讲到了父亲后来遇到的两个女性，一个是杨纯，她后来干得很辉煌，我母亲在资历能力上不亚于杨纯，她一参加革命就崭露头角，马上得到赏识，但是她们后来命运不一样，杨纯和我父亲分开了，很典型的一句话就是：“我还没有做好为他牺牲的准备。”表现了一个女性独立追求人生价值。

我母亲也是很有追求的，但她面临这种情况很无奈，她在大连的时候很痛苦甚至想放弃，自己找工作，受伤的丈夫又不能理解她，脾气暴躁，因为人的脑部受伤，性格会发生很大变化，但最后她把命运都交给了自己的丈夫，以致自己发展前途丧失，很难评价每个人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但是我很敬佩我的母亲，她甚至付出了自己的一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女性，杨纯有她自己辉煌的个性，我母亲也体现了。

新京报：后来你父亲遇难的时候感受到你母亲的好了，我觉得这段也很真实，看了很有感触。

张胜：我爸就是平常凶点，党员标准要求，他倒霉了就觉得对不起我们了。属于这种人。我挺欣赏他这点的，男人就应该这样，平常很粗线条，到时候他还是很重感情的。

5 父子情，两代军人的差异

新京报：在本书中，我觉得你和你父亲的关系很微妙，比如，你住房狭窄，他也不管不问。

张胜：我和父亲的关系的确微妙，我甚至怀疑过他是不是我父亲。他从小对我们要求非常严，家里的东西我几乎碰都不碰，所以长大后我一难过就参军，从中学起在部队干了30年。结婚后我就从家里搬走了。那么，我对他的感情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在书中列举了父亲的老部下周立仁的例子，他去世前叮嘱家人每年都给我父亲送螃蟹。周很景仰他，主要是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征服，我对他的情感，完全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公而忘私的人，让人景仰的人，我觉得这才是英雄。

新京报：作为两代军人，你跟你父亲在解读历史和对未来的理解上有争议吗？

张胜：有。比如到底是体制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他跟我讲的角度不太一样，我还是从理论上讲根本问题是体制不变人不变，他从另外的角度，认为不能把坏事都推到体制上，所以书中很多事情谈到这个。我有时候也有意识地逗他。

新京报：大部分读者都很肯定这本书，但有人也评论说，你对父亲有很多由衷的赞美和敬佩，少有对父亲性格的冷静分析，有的地方流露出的感情色彩过浓，多少削弱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算是白璧微瑕。是不是很难克服这一点？

张胜：我写的时候也希望能克服这一点，所以我总放在客观环境里看待这些问题，可能读者们还认为没有做到，我自己感觉我对他的赞美还远远不够。

众人评说《从战争中走来》

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是近年看到的难得众口称赞的一本书，除了专家学者的肯定外，在网络上搜索，网友们的评价也是一致赞扬，几乎没有说其不好的评价，对于这样一本好书，自出版以来却少有得到媒体应有的关注和评价，本版编选一些专家学者的评说和网友们的看法分享。（《从战争中走来》张胜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

胡德平（统战部前副部长）

作者处理史实很公正

张胜花六年时间写的这本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首先是写得很饱满，他思想中和现在的有些政策不一致的，也能够写出来，作者处理得很公正，没有溢美。我觉得历史你可以改写，但是历史的史实不能来改造。历史史实可以多角度，多方面来写，观点可以有好多种，事实只有一个。有人说张将军是一位没有道德欠账的人，起码这一点，我说就写得很清楚。

很多事我们都经历过，愿意思考的人和不愿意思考的人水平就是不同，愿意动笔和不愿意动笔的人认识程度也会不同，愿意印证考察历史事件始末的人和一览而过的人，思想高度、深度就是不同，你多思考、多研究，你的历史存在的价值就越大。我觉得这个也应形成我们历史学界的一个共识。

潘维明（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

始终保持天真很珍贵

张爱萍将军这一代革命者，年轻的时候怀着解放天下劳苦群众、推翻压迫制度的理想投身革命，那时候全部是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他不天真就不会走到这一步。问题是到了中年你还是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吗？

而张胜写出了张爱萍将军终其93年的生命历程，始终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多么珍贵啊！我觉得这才是共产党人能够给历史留下来的好东西，而且会变成神话，不光是中国的神话，也是世界神话的一部分，因此张胜写出张爱萍将军的天真共产主义者的形象是极其珍贵的。当然张胜还不可能把张将军的一生写完嘛，我觉得张将军最华彩的生命乐章又是一本大书。

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耿介之士的命运

没有看这本书之前，我对这本书的价值还是很有些怀疑的。因为写传记，特别是自己写父辈的传记，我一直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为尊者讳”的观念，子女写父辈更是难免虚饰曲笔，更有一味地拔高溢美者。这些年来，在我们历史学界，特别是在党史学界，弥漫着一种神鬼史观，老是把一些人物给搞成不是神就是鬼，简单化和脸谱化，缺乏对人性的深刻解读能力。所以我们出的传记作品，其客观性都很值得质疑，没有很成功的。张胜这本书，以两代军人对话的形式，打破了这个传统窠臼，写父亲写出了嶙峋，写出了情怀，写得生龙活虎，写得发人深省。

或许，这本书最大的存史价值就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诚的不无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一生追求的全过程，包括他晚年的困惑。史书上常说，耿介之士，命运多舛。耿介之士的命运，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时代的道德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书中的张爱萍将军的命运，也是耿介之士的命运，从中也反映出了一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无曲折的道德谱系。

章立凡（学者）

为党史写作提供了一个范例

我只是纯粹从人物研究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感受。作为亲属写传记和学者写传记，各有各的难处。亲属写，为尊者讳，有很多感情上的东西难以避免，不能客观地来表述。学者写的传记，可能对传主没有直接接触，纯粹凭史料，信息是间接的，写的东西隔着一层，导致写得不到位。作者以史学研究的客观视角，采用直接与传主对话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以往传记写作中的这个难题。

关于文与史的关系，铺陈太多，文采出来了，但可能削弱了史学价值；史学的材料引用得过于琐碎，可读性就差了。这本书解决了文采和史学的矛盾，取得了一个比较和谐的效果。

这么多年来，党史写作形成了一种套路，使大量的党史人物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但张胜把张将军的独特性格写出来了，是以往我所见到的党史人物传记没法相比的，丹青难写是精神，为打破这种陈腐的套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厚重而不失激情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该作都堪当“厚重”，但不失激情、传神，感人泪下。

打动读者的作品，源于作者的真诚。“我关起门来，一个人，静静地回忆、思考，写他也写我自己。”“这真是一种享受，虽然我常会写着写着就掉泪。”作者张胜说：我甚至都不想把这本书写完，我的每一天都有意义。

六十年来，以中共开国将军为题的作品，它不是第一部，但却是最有价值的一部。传主对作者说：“你就当故事听吧，搞什么回忆录，书店里有的是，拿下一本，换个名字就行了。”对作者，这是警戒，甚或鞭策。读者有幸，看到的不是一部“换个名字就行了”的“回忆录”。

将“回忆录”打上双引号，是因为这部作品，绝非读者习惯了的回忆录，毋宁说它是引人沉思的故事集，是令人浩叹的警世录，是一代革命者痛定思痛的“忏悔书”。

作为个体，老将军没什么好忏悔的，“事了拂袖去，深藏身与名”，仙风道骨，真名士也。但他是“打天下”的将军，创建中共海军的功臣，三军联合登陆作战前线司令员，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两弹一星”的领军人物，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副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副总理。每一个职位，可看到不同的风景，引发他不一样的思考与反思。他臧否各色人物，一针见血；对所见所历，厌之深入骨髓，批则毫不留情。他年轻时的青云之志，化作老年的大彻大悟，晚年的恨铁不成钢。他的“勿逐名利自蒙羞，要辨真伪羞奴颜！”不啻觉悟者的呐喊，为万世忏悔，空谷足音！

作品从头至尾，朴实而尖锐地揭示了一个久被遗忘的真理：缺乏道义基础的政治，非良政也。战争年代的政治如是，和平时代的政治更是如此。老将军单枪匹马开辟皖北根据地秉持的逻辑，在他看来，无疑也是他参与治国治军的原则。但他因此而遭陷害，坐牢，受尽屈辱，“时代坎坷，生明济灭，悔没有早死”！但他到底是近似铁打的汉子，“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他坚信“是你们变了，是你们丢掉了自己曾追求过的理想，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党当成自己的封建王朝。”进一步地反思，痛彻心腑。

政治有道德底线，古往今来的良政，莫不如此。老将军当然时刻铭记在心。他用一生实践着这一原则，从不妥协。他用这一原则，衡量人的作为，褒贬各项决策。他的姿态，以他位高权重，不再是个人的，毋宁说是以一己之力，警示世人，昭示来者。与顾准一样，他为蒙羞的时代，保存了一抹耀眼的光亮，为何谓政治正义，做了千古证人。

作者张胜，是传主张爱萍将军的儿子，军阶至少将，中年挂杖而去，颇有乃父之风。在张老将军深居简出的晚年，他用10年时间，与父亲对话，“讨论战争，军队，人生的意义和国家的命运。”其情可感。老将军去世后，张胜用三年时间，整理几大箱录音带，反复核对，日夜推敲，全书用笔恣意，故事讲得紧张而传神。惜之老将军不知成作，否则他会以为然否？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史研究所研究员）

写出了真实的张爱萍

一，构思新颖。尤其是在写作方法上，作者跳出了时空的界限，不像以往的一般的传记，按年经事纬，讲传主时从出生讲到死，平铺直叙。在讲重大历史事件时，既有真实历史的记叙，又有传主的回忆，还有作者的评述，可读性很好，读者愿意看，这是它的很突出的优点。

二，作者与传主都对我军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全书充满了许多探索性的哲学思考，这是这部书最大的一个长处，我们作为专家学者来读的话，也很感兴趣。完全录音式的口述，我发现很多事情张胜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讲了，他本身还是参与者，发表了很多理性的思考，发表了很多评论，他不是一般的平铺直叙。

三，写出了传主的个性特点，换一句话说，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张爱萍；一个“好犯上”、“浑身带刺”的张爱萍，一个身上有缺点和不足的张爱萍，一个可信的张爱萍。

四，不回避传主的不足与缺点。从这本书上，读者可以看到张爱萍身上为人处世和性格上的缺点和不足。在书中作为儿子的作者评述了父亲身上的缺点，作为伴侣的妻子指出了丈夫性格上的不足，这是真正的爱，看了使人感到真实可信。

来源: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