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选自Policy Analysis NO. 725。作者拉津·萨利（Razeen Sally）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访问助理教授，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兼职学者, 以及布鲁塞尔国际政治经济欧洲中心的主任。他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8年。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张琨。

一、概要

全球金融危机向我们表明这个世界正在“向东移”——移向亚洲。市场自由化带来了空前扩张的经济自由，这已成为现代亚洲发展的核心。不过，这个区域的经济自由仍旧受到很大程度的压抑。

当下，有三个重要的政策影响到了亚洲经济自由的扩张。首先是开放金融市场，现在的亚洲金融市场仍旧相对落后，并被中央管制经济所控制着。其次是继续贸易和外来投资的自由化，这一自由化进程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经济危机以来就停滞不前。第三便是开放能源市场，政府在这个领域的干涉与控制比金融市场还要严格。

亚洲对化石燃料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意味着碳排放量也会成上升趋势。由于碳排放量的降低存在减缓发展速度的潜在可能，倡导减排的活动在亚洲主流社会遭到了质疑。更好的办法是通过以市场效率为基准的措施，应对全球变暖。

亚洲那些落后的经济体应该着重于“在最基本的方面上做对”，这样才能“赶上”大部队。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实施涉及宏观经济稳定与市场自由化的“第一阶段”改革。对于亚洲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它们则需要关注于更复杂的与结构和体制相关的“第二阶段”改革，鼓励竞争与创新。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可以实现追赶式的发展上。但是独裁政治并不能够推动以生产力增长为目标的第二代改革。因为第二代改革对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有更严格的要求。

亚洲奇迹并不是技术高超的聪明官僚们把工业政策调和在一起的产物。自由和繁荣可以在亚洲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是因为政府干预的减少，以及市场的开放。经典自由主义的观点正在亚洲得到应验，这才是亚洲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二、简介

从最开始的“亚洲奇迹”到之后的“亚洲纪元。”现如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向我们表明这个世界正在“向东移”——移向亚洲。

西方社会正在经历金融危机，居民、公司以及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都存在漏洞。尽管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出台了免责条款，西方仍旧是复苏乏力。相反的，除了俄罗斯以外的新兴市场在被卷入这场危机时都有着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它们的危机没有那么严重，经济反弹地也更快。即使现在全球的发展速度都在减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旧预测中国2013的经济增长率会在8.2%左右、印度为5.9%，其它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则徘徊于7.1%附近，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1.4%。2007至2012年之间，先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了2%，中国增长了56%，印度增长了43%，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为50%（均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测算）。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两个信息。第一，这场危机在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引起了经济增长的巨大分歧。从长远来看，这种短期的差异会加速新兴市场——尤其是亚洲——与西方经济之间的收敛。

枯燥的数据下是亚洲当下发展的核心——空前扩张的经济自由。亚当·斯密所说的“天赋自由权”——个人有能力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做选择——正在“亚洲全球化”中起到应验（在这里，我指东南亚，不包括欠全球化的西亚与中亚）。科技创新促成了这种转变，但更重要的促进因素是国内外贸易自由化，这些贸易包括产品与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国内外投。这些“负面”因素——移除了抑制经济活动的限制条件——释放了普通百姓身上的活力。现在，人们有了动力去行使他们的“天赋自由权”；充满热情地加入到世界转变的进程中。这实在是整个大陆的一次巨大觉醒。

不过大部分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国家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亚洲集中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经济自由的确在扩大，但也在很多地区受到限制。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下，让我们来看看亚洲国家政策和制度上的主要挑战。不过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些历史的事件。

三、历史的教训

亚洲的崛起是以它的历史为基础的，包括它自古以来与西方的联系。因此，为了了解亚洲的现在与未来，回顾它的过去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是一些正面和负面的经验。

首先，过去的几千年来，亚洲的国家机器都是具有掠夺性的，它们压抑了个人自由与个人创业。这些国家缺乏市场支持的体制，压抑创新与批判性的思想，并且对外界漠不关心。这种现象在中国、印度、日本及伊斯兰世界都很普遍。也使得西欧国家得以赶超亚洲，亚洲在西方国家的掠夺与征服面前不堪一击。回想一下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牌照制度”，以及苏加诺总统（Sukarno）管理下的印度尼西亚，20世纪的亚洲也是同样的一蹶不振。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其次，亚洲应该学习西方在过去一千年的上升期中做的好的方面：友好地对待商人、企业家和有创意的个人，通过加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合同法规的完善来鼓励个人主义者，培育多样的市场机制来支持竞争与创业，通过国际商贸来扩大市场。这些都是成功的农业、商业、工业改革所必需的要素。正是“贸易和普罗米修斯”——开放的国际贸易与科技进步的互动——使得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之后快速发展，并把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身后。

第三，亚洲可以重新联系它曾经的商贸黄金时代——中国的宋代、印度的孔雀王长、蒙古和平时代的丝绸之路等等。而我觉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殖民主义之前，印度洋与东南亚的贸易。

阿拉伯商人顺着季风在印度洋的各个港口做生意，在八世纪时最远到达过中国。如《一千零一夜》里面描述的那样，巴格达商人辛巴达历经艰险，从巴格达一直航行到中国广东，沿海停靠各种商贸口岸。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入侵以前，印度洋一直是一个公海，不被任何权力阶级所控制，可以自由地开展商贸活动。印度海的海岸线上点缀着各种“港口政体”（port-polities），例如亚丁、霍尔木兹、坎贝（艾哈迈达巴德，现在的古吉拉特邦）；马拉巴尔海岸附近的果阿邦，坎努尔和卡利卡特；以及香料群岛里的孟加锡。这些独立的城镇因越洋贸易而变得繁荣。市场与政府合理分离，监管力度很轻。贸易关税适度——在马六甲海峡，进口货物有3-6%的关税，而出口是零关税的。马六甲有一个关于贸易的法律架构，为后来英国的普通法（common law）提供了借鉴。根据A Splendid Exchange一书的作者William Bernstein所述，“这是热带的中世纪eBay，好的条例吸引好的商人，好的商人促进好的条例。”

本质上来说，惯性发展的经济竞争通常与去中心化、灵活的政治制度相配合。不连贯的地理环境和相互竞争的整体结合在一起就会推动经济的自由、发展和繁荣——就像中世纪及早期的欧洲那样。此外，这些高度世界性的区域在当时是被宗教所容忍接受的。

第四，近几十年来的东亚奇迹告诉我们要“在最基本的方面上做对”：谨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有竞争力的汇率、低程度的国内干扰率（例如价格控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开放国际贸易，和对教育及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横向的”经济系统政策为更高级的储蓄、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提供了合适的环境。

但是“修正主义者”并不同意。Robert Wade, Alice Amsden, Ha-Joon Chang和其他人提出是“发展型国家”的产业政策让情况有了重大的转变。选择性干预的“纵向”政策鼓励被选定的工业行业、限制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引导金融系统把低息贷款给予偏爱的产业。根据修正主义的观点，这些政策在日本、韩国、台湾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些政策是灵活的，有时间限制的，以绩效为基础的，并且由强有力的官僚机构执行它们，避开了短期的政治压力。

然而，产业政策能够起作用并不是一个确凿的证据——只能说是一个论断。充其量，它们只是改变了出口与进口的产业结构，而没有严重损害到发展。但它们并没有对被选中产业的生产率以及集聚增长起到可辨别的有利影响——即使是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在很多东南亚国家，以及之后的中国和越南，产业政策都出现过巨大的失败。九十年代及之后的时间里，产业政策因为建立了裙带资本主义关系网络、寡头垄断，阻碍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造成不少麻烦。

所以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经济“奇迹”告诉我们政府需要保持经济稳定、扩大经济自由、面向世界经济——而不是用国家干预的政策来“引导市场”。

起初，亚洲在1945年之后开始的全球化中获益匪浅。这从东北和东南的亚洲老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开始。1980年之后，当中国和印度开始开放并加入到全球一体化之后，这种利益明显地翻倍了。就像19世纪的情况一样，贸易自由化和直接的海外投资对于刺激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至关重要。随着制造业商品的出口，交易比例和FDI与GDP的比率都显著地上升了，东亚已成为了全球制造产业链中的生产中心。根据亚洲发展银行的数据，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率在1990至2009年间增长了7.5倍，人均GDP在同期每年增长6%，并且在1990到2005年间有8.5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

四、政策上的三个挑战

现在，我来谈谈当代政策的主要方面：1.金融市场和发展不平衡，2.贸易与投资，3.能源与环境。它们显示出了亚洲在经济自由扩张的道路上走了多远，以及还有多少经济自由被限制着。这种限制是亚洲今天所面临的主要经济挑战。

(一) 金融市场和发展不平衡

与西方国家、拉丁美洲和东欧相比，亚洲的金融市场仍旧相对落后。它也同样落后于亚洲经济体的动态部分，尤其是出口指向型的制造业。亚洲的贸易和FDI自由化、全球一体化比它的金融自由化要发展地快得多。

世俗观点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政府控制使得亚洲金融市场避免了灾难性的全球风险，特别是西方银行的不良资产。一定程度上这是没有错的，这种观点在反对突如其来的自由化。但它既不能解决政府控制带来的巨大成本，也无法从根本上完善地处理中长期的金融自由化。简明来说，现在对于金融自由的限制才是最大的威胁；减少或是去除这样的限制才会扩大金融自由。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自由了很多，但在其核心还是保持计划经济的银行体系。中国的“四大”银行均是国有的，在国内外有着巨额投资的也是两大“政策性银行”。这些银行的CEO们由政府指定，并在政府系统中拥有副部级的职称。银行借款是高度政治化的，并且鲜明地偏向于国有企业（SOEs）。此外还有通过政府控制利率产生的“金融压制”：存户的收益率被压得很低，这样银行就可以在为SOEs提供低价资金的同时，仍旧通过高额放款利率获取巨大的利益。印度的金融市场更自由些，但国有银行仍旧控制着80%的居民存款，并且对资本账户交易有所限制。

由于SOEs多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产业，这样的扭曲现状导致很多的资本被低效的SOEs浪费了。在中国，SOEs占据了非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50%，却只聘用了全国13%的劳动力。同时，那些更高效的私人部门却因为缺少资本而挣扎着。这种现象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中尤其明显。金融上的限制也导致了对银行借款的过度依赖，束缚了债券市场和产权投资市场。其实，政府引导下的金融体系是在拖生产率的后腿，以及整个经济的后腿。它阻碍了从以扩大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为基础的追赶发展阶段转型到以提高生产率为基础的更先进持久的发展阶段。

要转型到一个更繁荣复杂的经济体需要更大程度的金融自由。这意味着打开市场，引进激烈的竞争来刺激高生产率。专门的推动自由化的措施包括：取消利率的控制、不限制新进人口，包括外籍人员、拓展债券与产权投资市场、最终开放资本账户。

从政治上来说，金融自由化比物资或是其他服务的自由化更有难度。金融市场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中枢——是政府与党派和银行、SOEs、出身名门的私人部门、商行交汇碰面的地方。他们是裙带社会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中心。更进一步的讲，中国这种政府引导型的金融系统是其“发展不平衡”的核心。它在导致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的同时，阻碍了私人消费、实际收入和就业机会的增长。储蓄和投资已经增长到了GDP的50%，然而需求却跌倒了GDP的35%。企业存款——绝大多数的SOEs从政府保护市场中获得收益——占据全国存款的一半。简单来说，SOEs的收益是以中国工人与家庭可得到的工作，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为代价的。

亚洲的其它国家情况有所不同。印度的储蓄与投资率目前来讲正以发展中经济体正常的速度在增长，不过它需求所占的GDP比率比中国高得多。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私人投资显著下降。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投资和需求在东亚南亚国家都有所增长。

中国的发展在一个以投资为动力的跑步机上。这对于一个追赶式的发展来说是正常的；之前东亚老虎在它们的追赶式发展时期也是一样的情况。但是，投资引导型经济的利益趋减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就表现为国有银行和SOEs对于资本的大量浪费。因此，中国的经济需要“再平衡”。储蓄和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率需要降低，投资效率需要提高。私人消费需求尤其需要增加。如果继续现有的发展模式，必将导致严重的增长缓慢甚至是瘫痪。从另一方面来说，以生产率和消费需求为引导的高速发展是更合理与稳定的。经济再平衡需要更多的国内资源，以及减少对出口的依赖。

再平衡并不会随着宏观经济的“微调”而自然发生。诺贝尔奖得主Friedrich Hayek曾指出，政策制定者们披着社会工程师的外衣就可以操纵宏观经济总量来取得预期目标只是一个狂妄的幻想。然而，真正的再平衡需要困难的微观经济——也就是市场——改革。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开放了它主要的产品市场，但仍旧对其要素市场保持着严格的控制。因为政府扭曲的政策，比如利率控制、压制的汇率、能源价格的上限、给予SOEs的廉价资本和土地，要素投入——土地和资源、劳动力、资本——的价值被低估了。这是一个价值等同于总GDP10%的津贴。它偏好于出口商、投资者、制造商、房地产、建筑业、国有银行、SOEs和沿海省市，却损害了消费者、服务行业和内陆省市。开放要素市场——不仅仅是金融产业的改革——会巨大地伤害到政党国家的核心既得利益。这就是这种结构改革难以实现的原因。

尽管要素改革需要在全亚洲实行，但中国是规模最大且最需要进行要素市场改革的国家。开放要素市场可以释放发展所需的国内及区域化资源——尤其是在如今西方遭受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商品的需求大大减低的情况下。但是，令人怯步的政治障碍挡在了改革之路上。

(二) 贸易与投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到处是贸易和FDI 自由化，但是自由化的进程至此之后就减慢了，有些国家甚至停止了改革。不过，不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亚洲经济危机，还是现在的全球金融危机，自由化的逆转并没有在亚洲发生。2008年以来，非关税保护主义开始在亚洲缓慢地发展，不过目前它只影响到小部分的国际贸易。面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紧缩，保护主义并没有卷土重来，证明了经济全球化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球供应链仍旧保持反弹的能力。全球供应链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拒绝它所要付出的成本，是阻止保护主义反弹的最强力量。

但是，保护主义仍旧以不同的变化形式在亚洲存在着。南亚比东亚有着更强的保护主义思想。香港和新加坡的自由港口是全世界贸易自由度最大的地方。日本、韩国和台湾也相当地开放，其次是那些先进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再次是存在一定保护主义色彩的中国、越南和印度，以及那些坚持着保护主义的贫穷南亚、东南亚国家。

关税壁垒仍旧是很多国家的问题所在，不过非关税壁垒对贸易和FDI的阻碍更大。这一类壁垒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各种国内政策法规中。与西方国家相比，亚洲国家的国内繁文缛节——财产权、合同、特许安排、纳税、注册和注销公司、劳动法以及海关手续——扼杀了这些地区的商业气氛。世界银行的Doing Business索引目录反映了这一情况。前10位中有8位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新加坡和香港排在第一第二；OECD成员韩国排在第三）。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在前20中。而中国排在第19位，印度第132位，印度尼西亚第128位，菲律宾第138位。同时，在索引贸易成本代理的“跨国贸易”这项类别中，排名有很大的变化。新加坡和香港仍旧居于榜首，韩国第3，马来西亚第11，泰国第17，日本第19，台湾第23，印度尼西亚第37，菲律宾第53，中国第68，印度第127。

这一情形表明大部分亚洲国家还没有从“第一阶段”的华盛顿共识型改革，比如贸易和FDI的边境自由化，转型到“第二阶段”的结构型改革——更加复杂的，有一定政治敏感度的国内规章制度改革，开放竞争、提高生产率。这也包括之前提到的要素市场的改革。

中国的市场改革在过去六年中呈现停滞状态，同时利于国有SOEs的产业干预政策数量增加。出口限制、中国特有的技术标准、补贴、高科技和网络限制、服务和FDI壁垒、政府采购与知识产权的限制都混合在这些干预政策中。这使得中国与美国及欧盟产生贸易摩擦。中国2009年强有力的财政与货币刺激政策相当于其一半的GDP，并且主要有利于SOEs；它们可以从国有银行获得巨大的贷款。这样的行为加强了公共产业的力量，但却是以削弱国内私有部门和跨国企业的力量为代价。

印度要做的更多。农业除了遭受高额对外贸易壁垒以外，还面临着较高的国内贸易限制、津贴补助、价格控制、财产权缺失和糟糕的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问题。制造业则面对着严厉的劳工法。拥有超过10-20个员工的公司如果要解雇一位员工，需要向自己省市的劳工部门申请——“Inspector Raj”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例子。这就是为什么大型的印度制造商更愿意投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市场，而不愿意关注劳力密集型的产品。和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相比，印度在劳力密集型商品出口方面表现差劲，至今都没有经历工业革命。最后，虽然印度在信息服务产业出口方面表现出色，由于国内的限制条件与低生产率，印度大部分的国内服务业处于未改革的状态。

过去十年里，自由贸易协议（FTAs）已经在亚洲扩散开，但这些协议都是“trade light”的。较强一些的完全消除了关税，但它们的歧视性条款包含了多重复杂的“原始地规则”，增加了商业成本和延迟。同时，这些FTAs几乎不处理非关税和政策上的壁垒。亚洲也有区域经济一体化，但它比那些双边的FTAs还要trade-light。即使是最强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经济共同体在非关税和政策壁垒上也没有取得有价值的进展。

现实情况是，亚洲的大多数贸易和FDI自由化产生了单边的和非歧视的潮流。政府开放自治区——我称之为耐克战略（“Just do it!”）——互相复制，而不是通过繁重的、官僚间国际谈判来达到自由化。通过这种方式，东亚国家吸引了信息沟通产业（ICT）的对内投资，全球供应链中的区域生产网络因此蔓延。

相反，南亚是全世界最不具一体化的区域：区域内贸易只占总贸易额的4%，区域GDP的2%。南亚在亚洲总贸易额中只占5%的比重，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只占1.5%的比重。除了少数例外，南亚没有加入东亚制造业的工业链。

从上至下的贸易协商不太可能完成所有任务；单边自由化应成为东亚及南亚新贸易、FDI以及国内结构改革的推进器。FTAs、区域主创性和世贸（WTO）协议最多只能作为辅助。

总结来说，开放贸易和FDI对于在亚洲扩大经济自由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存的壁垒仍旧在阻碍经济自由。Fraser 协会的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索引目录中只有两个亚洲国家在前20——香港和新加坡，其它的都远远排在后面。亚洲的经济体系——公共管理、财产权执行、国内法规机构——仍旧相对薄弱，导致商业贸易成本居高不下，并抑制了创业、创新和消费需求。

(三) 能源与环境

世界上一半的“能源贫困户”居住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其中极大一部分是农村贫困人口。他们缺乏电力，用传统的生物质能（柴火、粪便、农作物燃料）来做饭。另一个极端则是那些“能源富豪”——对能源有着巨大需求的繁华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国际能源署预计亚洲发展中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将在未来二十年内翻倍。这意味着对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和煤——更多的需求。对石油额外需求中的五分之三会来自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因为客用车辆和航空业的发展会带来交通运输的改革。到203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石油用量的五分之四将依靠进口，对天然气进口的依赖也会增加。几乎对于煤的所有额外需求都将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虽然亚洲的产煤国，特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可以满足部分需求，但是必须进口亚洲以外的煤炭资源才可能满足亚洲不断增长的煤炭需求。大规模的水电项目很有可能会支配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能源的利用也会相应增加。

比起金融业，亚洲能源市场中政府、SOEs的干预性节流情况更严重。价格控制、补贴、出口限制和对内投资限制随处可见。WTO规则几乎没有覆盖能源这一块。中国和印度试图通过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工具来保障它们的能源供应——派出得到高额津贴补助的国有石油公司、和国外政府签署长效的合同以及为石油提供压制贷款等。这些措施使得能源市场昂贵且不稳定，它们不能长远的保证能源的供应，同时还加剧了地理政治上的紧张局面。

更多的能源自由将会提高需、进一步保障和稳定能源供应及其成本效益，并且创建一个和平的国际关系。这需要更多的私人部门投资——国内投资加上FDI——和更自由的跨国界能源贸易。国内外市场需要进行共同的改革：移除价格控制和津贴补助；开放私有化；独立开能源产业中生产、运输、分配的环节；放开国际贸易和FDI(最好是由WTO规则支持的)。

亚洲需要借鉴美国的能源经验。美国现在处于能源革命的早期阶段，页岩油、天然气甚至是原油的国内生产都大量增加。这是美国的教训，它曾过度依赖于动荡的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用低进口成本来刺激高附加值的国内制造业。

这种转型不是偶然的；它是以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自由企业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相对比，欧洲缺失了这种转型，因为环境条例不允许对于页岩沉积进行开采。中国也是一样，尽管其所拥有的页岩沉积储量很可能超过美国。管理定价、SOEs、对内投资限制以及没有保障的财产权是中国能源市场的特色。如果亚洲国家愿意开放它们的能源市场，它们就可以和美国一起享受这种开放带来的福利。包括减少对于中东石油天然气供应的依赖和较低的碳排放量（页岩气比石油和天然气更低碳）。

提升亚洲对化石燃料的需求激励了工业化的发展，但也增加了碳排放量，这会对世界以及亚洲自己造成巨大的影响。气候研究人员预报了反常天气灾害、中国水资源短缺、中亚与西亚的荒漠化、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暴风、洪水与上升的海平面摧毁海岸线和低洼岛屿，以及其它的自然灾害。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它承诺通过降低“能源密集度”——每单位GDP所用能源——来提高能源利用率，但是碳排放的绝对值仍旧在上升。政府说中国正在慢慢达到它最终的目标。但是，如果亚洲希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全球约定俗成的目标，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需要出台更有约束力和针对性的政策，尽快降低碳的整体排放量。英国的Stern Review倡议到2050将全球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的50-80%。没有中国和印度的重大贡献，这个目标很难达到。这不是简单的能源效益问题；而是严肃的“碳缓和”（“carbon mitigation”）问题，也就是说减少排放量很有可能会减慢工业化进程。这是中国、印度和其它亚洲国家要做的不可避免的取舍。而这对就业前景、减少贫困、扩大中产阶级，以及其它经济发展带来的人类福利，有着极其令人担忧的负面影响。

怀疑主义的存在是可以理解的，和传统世俗认知相比，气候科学还没有“成熟”。碳排放会对全球气候造成如何的影响，长期预报有其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各自持有不同观点。随着“气候门”——著名气候学家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丑闻——被揭露，公共政策中的科学观点已经因为要达到一些杞人忧天的结论而变得政治化。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有自己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也没有做的多好。两个最有名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和政策研究，英国的Stern Review和澳大利亚的Garnaut Review认为气候科学已经“成熟”了。它们的模型，以及从模型中得到的长期气候预报，并没有充分考虑未来的不确定性。它们提交的许多倡议书——关于有约束力的排放目标、赋税、碳配额、补助、以及大量的援助转移——缺乏软性的中央计划。这些计划需要政府在国家、区域及全球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政策干涉。

财政支出和官僚机构的大量介入是令人吃惊的。它触发了“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和援助型企业——的集体汞中毒。而这在欧盟已经成为现实，它的部分成员国有着全世界最完善、最具入侵力的应对全球变暖的条例。措施包括烟尘排放税、限额交易、控制价格、大量补贴、有法律约束效应的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目标，各种详细的标准和要求，并且不受欧盟条例的管辖。这些条例的后果便是高税率及物业账单、贸易保护主义和正在扩大的政治市场，公司和其它特权阶级为了“rents（租值）”而游说政治家和官员。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对经济自由的巨大威胁——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对经济自由最严重的威胁。亚洲不应该重复欧洲的荒唐行为，也不应该完全接受IPCC、Stern和Garnaut报告中的结论。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能源效率措施来应对全球变暖才是可取的，但是对于主流倡导的碳缓和观点也应保持怀疑的态度。这个“主流”威胁到了亚洲的自由和繁荣。

五、总结

“亚洲全球化”——总体来说——就是扩大经济自由。全亚洲正在应验斯密主义天赋自由权的论断。政策、科技和市场已经散发出了活力，尤其是充满渴望、怀有抱负、工作勤奋的年轻一代。到处可以看到他们为教育、工作和自我提升所付出的努力。这是亚洲最振奋人心的景象。和现在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亚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扩大经济自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公共政策的挑战是双重的：在基本方面上做对，并且激励结构上的改革。

在基本方面做对，尤其需要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去除基本的国内干扰，如价格控制和补贴的浪费，开放国际贸易和FDI。结构改革涉及到国内管理组织的构架。需要详细的措施取消繁文缛节的章程，提高商业环境；开放劳工、能源和金融市场；缩减公共部门，开放竞争；把竞争引进到教育、医疗卫生和其它公共服务中。结构改革需要与制度改革相协调：增大对私有财产权和合同的保护；建立更复杂的法律体系来加强真正的——不是虚假的——法治；精简公共管理部门并提高他们的效率；建立透明、干净、能胜任的监管机构。根本的根本，制度改革是国家自身的改革。

显然这些改革不可能在一时之间快速完成，也没有一份总结好的改革方案。亚洲不同区域的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改革的优先性——基础改革和结构改革间的平衡——和改革的速度在不同区域会有所不同。所有亚洲国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前进方向：把政府限制在其职能范围，扩大私人领域的经济自由。

亚洲的落后经济体——那些低收入和欠发达地区——应该把精力集中在基础改革。第一阶段，以宏观稳定性和市场自由化为目标的改革。这些为资源的流通——储蓄和投资、劳动力和资金——和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这是“追赶”和“投入导向性”的发展——Paul Krugman称之为“体力劳动”。大部分南亚国家、贫穷的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的贫困地区（内陆省市）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亚洲的中高收入经济体在基本政策上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它们总是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性的问题上挣扎，并且滞留了很多干扰市场的基本因素未解决。但这些经济体需要同时致力于第二阶段的体制改革，来鼓励竞争、创新和提高生产率。这些经济体已经到了追赶发展的末期阶段。因此它们更多的依赖于“产出指向型”增长——Paul Krugman称之为“灵感启发。”这一发展阶段要求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不然的话，这些国家会被困在“中等收入困境”中。

亚洲最富有的国家——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成功从中等收入状态转型到了如今的高收入状态。它们例外地避开了中等收入困境。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在已建立的新全球市场环境下推动专业化、产品分化和创新。相反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因缺少体制改革而陷入了中等收入困境的危机中。同样的危机也发生在中国相对富裕的沿海省市——当然中国在未来十年内会整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靠拢。印度的富裕地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扩大经济自由的经济改革回避了实质性的通过政治改革扩大公民和政治自由的问题。亚洲和其它地区的发展历程说明追赶型发展可以和不同类型的政治体系共存，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拥有多种观念，制约与平衡政策的自由政治体系并不是追赶型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未经改革的独裁政治，对其核心既得利益没有任何制约，要实行结构和制度改革是非常困难的。扩大经济自由，提升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期望，会和直接成型的初始政治环境产生冲突。如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间的连结正在不断加强。

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生动地表现了静态政治体系与市场导向的全球经济间的紧张关系。中国这个国家要如何适应？它是否有能力进行必要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来推动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在另一方面，印度一直以来有一个很弱政府。从独立以来，它的政治体系就以周转不灵、不自由的政府和混乱喧闹的民主为人所知。这种混合状态阻碍了市场的改革——尤其是在目前国会领导政府的情况下。但是印度拥有英国赋予其的自由制度（至少概括来说）和一个开放的社会。这是印度经济的希望：印度某些地方从下至上的市场改革为印度其它地区设立了好的实践榜样。

最后，我给亚洲的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思想的经典自由主义建议。亚洲能够有如今的繁荣和自由，是因为它减少了政府干预，开放了市场。一步步成为“发展型国家，”亚洲奇迹不是聪明的社会工程师的产物——技术高超的聪明官僚们把工业政策调和在一起，通过目标性的干预“领导”市场，并解决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亚洲应该限制其政府——政府要“小而有力，”起到它的核心作用而不是到处干涉——对内开放自由市场，对外开放自由贸易：Joseph Schumpeter称之为“经济自由主义体系。”

香港和新加坡是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接近这种经典自由主义思想的。自由的港口；国外资本市场和移动劳工的开放；精简而高效的职能部门，给它们带来了繁荣。它们有所不同也各有缺点：香港更自由但缺少民主（经济方面自由度正在减少）；新加坡则是另一个方向（政治方面民主进程在加快）。但总体来说，它们都保护了私有财产权和企业的自由，并且向世界开放自己。目前，它们避免了大政府福利国家的惨状。

香港和新加坡也是坎贝、卡利卡特、马六甲和孟家锡这些古老港口政治的继承者。如今，它们不但和遥远的欧洲有所联系，也和中国及印度东部国际化的区域有所联系：中国沿海省市的港口，如上海、厦门和广州；以及印度从塔米尔纳德邦到古吉拉特邦之间最先进的地区。在这些沿海城市，自由化的市场、财产权、新兴中产阶级和其它商业社会特质发展地最快。这些也是政策创新最常出现的地方。它们重新创造了印度洋商贸的辉煌年代。只不过现在复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供应链网络把它们与国际市场连接了起来。它们是如今西方社会之外的自由核心；它们指向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很有信心自由的未来正在移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