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社会变革的途径来看，政治变革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渐进型和激进型。尽管很难对这两种类型的优劣做出一般性判断，但是，就中国特殊国情而言，渐进改革仍然是中国政改的最优选择。渐进改革可以使改革过程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从而降低风险，减少失误，最大限度地维持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这一改革路径的特点是，在局部试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而改革的成果则要通过制度化途径进行巩固，其表现形式就是制度创新。政治改革形成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的深化。制度创新在中国政治改革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渐进型改革；激进型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人对党的十八大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1]这既表明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也表明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当前，深化政治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执政党有很高的权威可以推进改革，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积累了重要的改革成果和改革经验，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正是有利时机；同时，中国社会面临着许多重大问题，腐败呈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社会不公非常严重，经济发展又面临许多制度上的瓶颈和障碍，这也对政治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存在风险，但是，不改革，只会使风险更高。进行渐进改革，不是说不改革。政治改革必须下决心推进，并且选择恰当的路径有效推进。

一、政治变革的两种类型

从变革的途径来看，政治变革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渐进型和激进型。渐进型变革意味着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政治体制，而不改变原有基本政治制度，也就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改革其不合理的成分从而不断完善原有制度；而激进型变革也称之为“休克疗法”，它与渐进型变革的改革路径完全不同，这一方式意味着完全推翻或者打破原有基本制度框架，建立全新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

渐进型变革的典型形态是政治改革，这种改革以传统体制中的薄弱环节为突破口，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在改革过程中，一般一开始并不触及原有体制中的最核心问题，并不损害原有利益群体的利益，也并不完全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这样，通过改革，相当多数人可以得到实惠，一般也不削减原有利益群体的利益，从而可以保证改革能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减少改革的阻力，降低改革的风险。同时，改革的推动者也大致能够控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能够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并校正自己的行为方式，为改革的不断深入积累经验、创造条件，使改革能够得以持续稳步推进。

但是，渐进型改革也会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有时还需要付出较大的成本和代价。渐进型改革的阻力会随着改革深层次的推进而逐步加大；在小范围内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不一定在大范围内能带来同样的效果；在经过相对平稳和快速推进的改革初期阶段之后，政府强制性推进改革的动力会减弱；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新的社会不公或者其他新的社会问题，一些利益群体就开始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因此，渐进型改革并不一定就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一定时期改革的阻力和负面效应可能会增大，从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使改革可能还是需要采用较为激烈的手段才能推进，甚至在某些领域会出现类似激进型的政治变革。

激进型变革的典型形态是通过政治革命或者政治运动以图迅速达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标。激进型变革中的制度变迁是跳跃性的，往往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大规模的整体性制度变革。从发展中国家政治变革的情况来看，激进型变革的主要表现就是要跨越威权政治的发展阶段，直接实现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激进型变革的典型例子就是苏联东欧曾经发生的剧变。激进主义者通常主张通过彻底变革的方式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颠覆性的改造，希望一蹴而就，达到或者实现某种全新的目标。

主张激进型变革的学者为它找到了许多依据，如迅速的变革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新制度的迅速确立可以避免双轨制并行所造成的寻租活动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真正运作的基本前提，局部、零碎的改革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等等。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激进主义者想像的那样，激进的政治变革往往并不能一蹴而就，相反，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经济停滞和政治失控。王跃生认为，激进改革无论是实施成本还是摩擦成本都比较大，这同它的剧烈变革、更多的强制性及更少的盈利性不可分。但是，社会对这种成本的承受能力也较强，激进改革中出现的社会摩擦可能不会对改革过程产生特别强大的破坏。这从原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在矛盾百出、摇摇晃晃中坚持下来并日渐稳定中可以看出来。[2]

从现有历史经验看，很难对渐进型变革和激进型变革的优劣做出评判。一个国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采取哪种形式来实现变革比较有利或者妥当，可能更重要地取决于这个国家特定时期可能对变革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和其他各种因素。

二、渐进改革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优选择

当前，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有三种：一是不改革，二是渐进改革，三是激进改革。可以肯定地说，渐进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优选择，不改革和激进改革只能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的渐进改革就是要稳中求变，即在稳定中进行改革，并求得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对中国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首要任务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必须要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同时，政治稳定也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希望国家安宁、社会团结、政治稳定。

渐进型的政治改革道路是中国政治变革的优选之路，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政治改革的发动者能够掌握对改革的领导权，使改革过程处于可控状态之下。渐进型的政治改革往往是由统治者至上而下主动推进的，当然，民众在其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形成至下而上的压力来推进改革；而激进型的政治变革一般是在统治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被动开展的，可能由统治者至上而下推动，也可能由民众至下而上推动。中国的渐进型政治改革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推动的，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和战略性，其变革过程很大程度上能够处于可控状态。而激进型改革方案往往理想化色彩很浓，由于制度变革具有极强的颠覆性，风险极高，从而难以控制，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灾难。

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非常复杂、内外压力十分巨大的国家实施激进型变革，不可控的风险非常之高。改革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启动，想回到原来的起点就不再可能。更何况，中国现在基本上已经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能够在确保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和增强国家实力。只要中国能够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再经过十到二十年的发展，当经济更加发达，人民生活质量更高的时候，推进政治变革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人民的政治权利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因此，中国应当坚持渐进改革的道路，而不应冒然行动，使社会秩序失控。

第二，渐进型改革有利于减轻改革带来的社会震荡，降低政治变革的成本。渐进型改革能够理性选择较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使绝大多数人在改革中受益，从而减轻改革过程中利益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同时，渐进型改革能够让民众产生稳定的、良好的心理预期，从而使改革能够最大限度地在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樊纲认为，体制变革的成本是可以进一步划分的，而不同的改革成本与改革方式、改革的“激进程度”的关系是不同的，若仅从某一种改革成本的角度看，“渐进式改革”总是“次优的”，而若从另一种改革成本，如对改革的“阻力所引起的社会成本看问题，那么”渐进式改革“本身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可能是”最优的“。 [3]

从总体形势看，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政治体系有序运行，社会整体发展保持着比较好态势。但是，中国社会也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其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在国际国内环境十分复杂的条件下，在稳步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转型的过程中，使中国政治变革处于可控状态之下，避免政治危机的发生，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政治改革的过程必须有利于化解社会风险，管控社会危机，防止社会动荡。只有这样，政治稳定和政治改革才能够表现出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政治稳定为推进政治改革创造条件，而政治改革又进一步促进政治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应当认识到，通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积累了解决问题的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源，包括：经济实力、党的有效领导、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改革的经验教训，等等。有了这些资源，中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改革逐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能够通过进一步的改革予以解决。

第三，渐进型改革重视局部试验、实践检验并根据改革效果对改革方案随时加以修正调整，从而可以减少改革的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走的也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这一改革路径的特点是，在局部试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同时，在改革逐步推进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文化的变迁也能与不同阶段改革的方案措施相适应，从而使改革相对容易推进。当前，这种渐进型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必须推进，近年来，中国高层领导者反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但是，改革又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领导体制和政治风险等方面的巨大阻力，从而难以大张旗鼓地快速展开。在这种背景下，激进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似乎只有激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改革，稳妥地渐进推动改革的主张则与不推动改革没有了什么差别。并且，在社会舆论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特别是由于网络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理性的声音往往不被重视，而极端或者偏执的声音很容易主导社会舆论。在这种背景下，对政治改革而言，激进改革的声音往往会获得很多人的支持，而理性的声音更多地会被忽略。因此，应当警惕社会舆论中的偏执和极端倾向，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理性和温和，确保政治改革沿着既定的方向稳步推进。

第四，渐进型改革有利于在优先发展经济和逐步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进中国政治改革。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变革都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更复杂，从而大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中国人羡慕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也是逐步完善起来的。最明显的就是，在选举制度的发展史上，不少国家在选举制度确立的初期，都存在从财产、纳税和种族等方面对选举权的限制。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人们在生活习俗、思想文化、利益要求上都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当前民族矛盾和群体间矛盾非常突出的情况下，推行完全平等，或者如同发达国家一样的选举制度，必然带来很多矛盾和问题；而如果以财产、学历、地域和其他条件对选举权进行限制，则会招致更多的不满。所以，应当承认，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必须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杨光斌认为，”在新中国，按理想的类型划分，如果前30 年主要解决的是国家权力问题，改革开放30 年则是公民的经济权利。而在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优先选择则是以社会保障为主的公民的社会权利。当社会权利基本完成以后，难以回避的问题将主要是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4] 郑永年认为：“从分解式观点看，中国的改革是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再政治改革这样一个过程。”[5] 从他们的观点不难推断，政治变革是需要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的，那就是通过经济改革保障经济权利，通过社会改革保障社会权利，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改革保障政治权利；而不能幻想完全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然，虽然不同类型的变革过程存在一定的次序，但是，它们并非就是绝对的先后之分，也是一个相互糅杂或者相互融合的过程。根据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不仅为政治改革奠定基础和条件，也对中国政治改革提出了强烈要求。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政治诉求来推动中国政治改革，不仅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路径。

三、制度创新在中国政治改革中具有重要作用

应当说，渐进改革仍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优选择。但是，进行渐进改革，不是说不改革，而是改革要先易后难，分轻重缓急，逐步推进。这一改革路径的特点是，在局部试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当前，要下决心积极稳步地推进改革，选择好推进的路径，通过逐步改革，使政治体制更加完善，更加适应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需要。而政治改革的成果要通过制度化途径进行巩固，其表现形式就是制度创新。政治改革形成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的深化。制度创新在中国政治改革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传统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存在不少优秀的成分和因素，但是，也有许多与现代政治发展进程相左的成分和因素。从秦汉时期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发展并得到加强，这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典型的臣民政治文化特征。在二千多年君主政治相对稳定发展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也凝聚成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固着于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心理之中，凭藉着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化渠道，连绵不息地一代代传延下来。[6]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消极的政治文化因素不仅没有清除，甚至有些方面还得到了强化。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出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一元主导与多元性并存等特点，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从非参与性政治文化向参与性政治文化变迁的趋势。然而，应当明确的是，迄今为止，显见的政治文化转型仍然很大程度上仅仅局限于政治文化的表层方面，而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等深层因素依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在借鉴其他国家政治发展的有效经验和具体形式方面，不可能照抄照搬；在对待传统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方面，也必须有继承，有变革，要进行扬弃，这就要求进行制度创新，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

从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条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大大增强。但是，当前中国社会中也存在不少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并且相当多的问题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重。许多人看到，中国社会繁荣的背后是贫困，进步的背后是落后，安全的背后是风险，稳定的背后潜藏着诸多不稳定的因素，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了。例如：贫富悬殊问题、腐败问题、就业压力问题、资源紧缺、环境问题等等，都是当前中国十分紧迫并亟待采取有效加以控制和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较好的处理和解决，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失控从而形成社会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政治改革具有很强的紧迫性，要多层次多角度地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力争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状态中，通过制度创新、政治文化变革、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方式优化，使社会朝着公平、正义、民主的方向不断迈进。中国政治改革特殊的基础和条件决定了改革的价值取向、基本目标、时机选择和战略策略等都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会选择与其它国家不同的路径和方向，从而也对制度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既没有其他国家的既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成熟的具体制度作依托，必然要求进行制度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和革新，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政治实践，只有不断探索，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实现。中国政治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体制不断革新和完善的过程，也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实现。因此，真正坚持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就在于制度创新。邓小平在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进程中，高度重视制度改革、创新与建设。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7]可见，制度建设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建设过程中，与社会主义民主相适应的具体制度创新不足，因而，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政治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充分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人民的民主权利也难以落到实处。从社会制度的理想和本质而言，社会主义要废除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的民主制度，它无疑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其民主也应该比资产阶级民主要好。但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后，理想并没有完全变为现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没有很好地得以行使。相反，干部特权化、官僚主义、独断专行、腐败堕落、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以及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与社会主义理想和本质背道而驰的现象滋生蔓延、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尤其是人民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及具体制度和有关法制法规不健全。说到底，也就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关的具体制度创新不足造成的。[8]因此，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

应当明确的是，中国的根本制度是应当肯定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调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方面。所谓制度创新，绝不是改变这一根本制度，而是就具体体制层面的变革而言的。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具体层面，包括运行机制、操作程序、职责功能、法律法规等，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同时，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其它不少具体制度也需要建立、健全与完善。尤其是实践中大量出现的新问题，更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加以解决。中国政治改革的过程，无疑是中国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是中国政治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

［参考文献］

[1][9]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25．

[2]王跃生．不同改革方式下的改革成本与收益的再讨论[J]．经济研究，1997，（3）：32-39．

[3]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J]．经济研究，1993，（1）：3-15．

[4]杨光斌．社会权利优先的中国政治发展选择[J]．行政论坛[J]．2012，（3）：5-11．

[5]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2．

[6]刘泽华、葛荃、刘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导论[J]．天津社会科学，1989，（2）：12-17．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8]李景治、熊光清 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