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规定的有关性侵幼女的犯罪有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由于法律上认定幼女不具有性的自决权，因此，即使幼女出于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原因同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也按“虽和同强”认定对方构成强奸罪。我国设立的嫖宿幼女罪则违反了这一法律认定和公众共识，因而饱受法律界的诟病。这一存在明显问题的罪名何以产生并存续至今？有必要追溯其立法的过程。
一、废除嫖宿幼女罪，正确处理性侵幼女事件
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规定嫖宿幼女罪，首次对嫖宿幼女行为予以规定的是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该条例将嫖宿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论处。1997年3月1日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秘书处印发的刑法修正草案，嫖宿幼女的仍按强奸罪的规定处罚，而1997年3月13日大会主席团通过的草案却将嫖宿幼女行为单独定罪，且将该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章中，由侵犯幼女人身安全的犯罪转变为侵犯社会良俗风化的“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中的一个犯罪，其立法过程是处于怎样的一个考虑，笔者一直在思考。
从罪状的规定看，刑法第360条规定的嫖宿幼女罪是指男子或女子经幼女同意并以支付财物等利益为手段，对幼女实施性交或性交以外的猥亵行为，它与犯罪主体只能是男子、实行行为只能是强制性交的强奸罪有明显区别，也与犯罪对象可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或幼男、实行行为只能是强制猥亵而非性交的猥亵儿童罪相区别。这能否就说明嫖宿幼女行为具有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呢？笔者认为是否定的，理由是：
（一）嫖宿幼女罪是否违反法律值得商榷
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嫖宿幼女罪将幼女分为卖淫和非卖淫幼女并在刑法上予以区别对待，直接违反了以上宪法原则。根据调查，卖淫幼女多为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或离异再婚家庭，她们缺少父母的爱护和保护，极易在生存的压力和财货的诱惑下“自愿”成为恶人们的玩物，卖淫幼女是不幸的，但她们和其他更幸福的幼女一样具有的平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不应被剥夺。
与幼女发生性行为“虽和同强”，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法律采纳的法律原则，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也采取此原则，对奸淫幼女的，即使获得幼女的同意，也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是因为，幼女心理尚未成熟，社会为了保护幼女的身心健康，在法律上不承认其具有性的自决和同意性行为的权利，对以幼女“同意”为由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人按强奸罪处罚，也正是不承认幼女“同意”的法律效力。嫖宿幼女罪却以卖淫幼女同意为理由，承认幼女的性决定权，不仅违反了前述法律原则，也与强奸罪的规定相矛盾。
我国参加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应为一切儿童和少年采取特殊的保护和协助措施，不得因出身或其他条件而有任何歧视，《儿童权利公约》也规定了儿童优先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嫖宿幼女罪的规定则违反了上述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有违儿童最大利益和平等保护的原则。
此外，幼女社会阅历浅，自我保护能力弱，受侵害的可能性很大，从社会各方面权利平衡的立场看，对幼女的保护力度应更大，近年来不断出现幼女被性侵的事件说明了对幼女的法律保护不是过大而是不足。嫖宿幼女罪与强化对幼女的法律保护的道路背道而驰，不利于严惩豪强恶霸依仗权钱欺凌幼女的恶行。
（二）该罪的罪名归类及法定刑设置还需要斟酌
强奸罪、强制猥亵儿童罪和嫖宿幼女罪都严重侵害幼女的身心健康，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刑法将前二者罪归类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一章，而将嫖宿幼女罪归类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按照法律的规定，嫖宿幼女和普通的嫖娼行为虽然都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但后者不构成犯罪，可见嫖宿幼女罪设立的初衷是为保护幼女，但保护的是什么权利呢？我们认为，当然应是保护幼女的人身权利，应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一章中，可见该罪的类属划分不合理。
嫖宿幼女罪的最低法定刑为5年有期徒刑，比强奸罪和其他暴力性犯罪的起刑点都高，体现了法律对嫖宿幼女行为从严打击的态度，但是，最高法定刑却为15年有期徒刑，与强奸罪重罪最高可处死刑相比显得过轻。在发生以性交为内容的嫖宿幼女多人或致使被嫖宿幼女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它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之社会危害性无异，而二者的法律后果却迥然不同。可见，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整体太轻。
由于以上立法缺陷，司法实践中对以支付金钱等利益为手段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如何定性的问题也存在诸多争议，在罪名适用上不统一。例如，有主张认为以重罪定罪处罚，即，具有刑法第236条第3款规定的加重情节的，应构成强奸罪，不具有该情形的则构成嫖宿幼女罪。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无视性侵幼女行为的法律性质，是错误的。以性交为内容的嫖宿幼女罪完全符合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规定，以猥亵为内容的嫖宿幼女罪完全符合猥亵儿童罪的规定，嫖宿幼女罪既无必要，反而有害，应予废除。嫖宿幼女罪理应废除，迟早会废除，当前情况下可以先在司法系统中统一认识，确认嫖宿幼女的行为分述强奸或猥亵儿童行为，避免因适用嫖宿幼女罪损害法律的公正和造成公众对法治的不信任。
二、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制度的构建
前述立法修改和司法适用都属于事后的处罚措施的补救，更重要和必要同时也是效果最好的保护方法是事前的预防，没有全面的有效的事前预防保护制度，只可能惩罚类似的“万宁案”中的万一，而不能防止其发生和保护其余绝大多数受害儿童，原因是，此类案件多发生于幼儿园、小学、旅店等封闭性场所，而未成年人在以上场所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寻求帮助的能力严重不足，即性侵幼女犯罪的黑数极大，有必要全面构建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制度。
（一）制定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状况公开制度
幼儿园、小学等教育机构作为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和活动的主要场所，承担着保障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法律责任，因而对外界相对封闭，但是，正由于未成年人处于相对封闭的场所，才极易发生场所内侵犯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靠对传统的师道的信任，还必须建立封闭性教育场所内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记录与公开制度。我们应借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儿童权利监督制度、挪威的儿童监察使制度等，规定对封闭性教育场所内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状况进行记录和事后备查，禁止儿童在不受监护人及其委托人的保护情况下离开教育场所。该制度能有效预防和发现封闭性教育场所内包括性侵幼女在内的各类侵犯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建立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制度
旅馆等相对封闭的经营机构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不法分子实施犯罪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海南万宁案即是实例。我国应建立封闭性经营场所内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保护制度，规定封闭性经营机构应对未成年人独自或者由其他人带入旅店、酒吧等封闭性场所进行警示、拒绝服务或者报告。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令禁止未成年人进入不适宜其活动的场所，并有法规明确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但是，没有规定其他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如酒吧、夜总会等，更没有关注封闭性经营场所内极可能发生侵犯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危险。我们认为，应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封闭性经营机构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法律责任。
（三）强化未成年人保护义务人的法律责任
未成年人保护义务人对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目前无论是在幼儿园、小学或者家庭中，未成年人保护义务人所做的未超过一般的看管，远不足以满足当前社会环境下保护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需要。我们应借鉴台湾《性侵害防治法》、美国《家庭安全法》等，强化未成年人的生理和防性侵教育，提高未成年幼女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学校与家长间的沟通机制，强化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监护责任，不断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
皮勇，单位为新疆大学法学院。杨淼鑫，单位为武汉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