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同志是今年四月十六日逝世的，我接到消息已经是十七日了。那时我正忙着要在两天后去美国，第二天又有一个会，因此没有时间去吊唁。只好给他的夫人钱家楣同志打了一个电话，家楣又不在，是他的女儿琍琍接的电话。我说了几句表示哀悼与安慰的话，就匆匆远行，到今天正好半年了。半年来每当想到他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对几十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殓不凭其棺，葬不临其穴”，而有一种愧疚。幸而，济泽的一些故交现在计划在他逝世周年的时候出一本纪念文集，刚好给了我一个补过的机会。
我曾说过自己是末代延安人，更确切地说，是末代清凉山人。我是一九四六年九月才离开上海，中经南京、北平撤回延安的。到十一月就被分配到在清凉山的新华通讯社。见过社长廖承志以后，他就叫行政处来给我们夫妇分配了一孔窑洞。刚住进去，打开行李，济泽就给我们背来了一篓烧火盆用的木炭。他那时三十多岁，是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把一篓几十斤重的木炭从山下背到山上是很吃力的。我心里很感激他，请教他的尊姓大名，他说，“我叫温济泽，三个字都带三点水”。我一想果然，从此就再也忘不了了。
有桩说来有点好笑的事情。我和我的爱人，虽然谊属同学，而且在大学毕业后就已确定了关系，但是还没有结婚，而且当时为了革命的需要，南北相隔已将一年，我去上海，好去了张家口，当时并不知道彼此的下落，甚至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再见。在延安重聚，纯属偶然。一起分配到新华社以前，我住在党校二部招待所，好住在大砭沟。相去遥远，并不能常常相见。所以会把我们分配到一个窑洞，完全是由于对“爱人”一词的理解不同所致。本来，从民国年间发明或引进了“爱人”这个词儿以来，它的意思一直是指关系密切，已到了可以论婚嫁地步的男女青年，就跟今天专门为此而制造出来的“恋人”或“情人”一样。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在解放区，“爱人”两个字的意义已转变为明确的“丈夫”或“妻子”。因为这个无知，我们两人在组织部发的干部登记表上，在“爱人”这一栏中都明明白白地埴上了彼此的姓名。而廖承志就据此认为我们已经结婚了，给我们一孔窑洞，我们也不好分说，就此进入洞房，开始了现在已有五十三年的夫妻生活。当时延安的婚礼是十分简单的，补称为花生米婚礼，我们则连花生米也没有吃。此中情由，很少人知道。温济泽也不知道，因此我常说我们的婚姻 “非法婚姻”。一定要算的话，廖承志可以算我们的主婚人，温济泽还有林朗同志（他给我们窑洞挑了一担水）就可以算我们的证婚人了。
次年二月，胡宗南进犯延安。新华社是较早撤退的一个单位。正是在行军路上，温济泽与我逐渐熟悉了起来，我发现他果真是人如其姓，中国古圣人的遗训“温良恭俭让”，他哪一个字都做到了，真是“君子人 ？君子人也！”
现在还留在我印象里的是，行军过了黄河到了山西的三交以后，有一小段休整的时间，生活倒是颇为闲适，有一次聊天中，我问他，此行一路经过陕西和山西的山村看见许多婆姨，甚至七八岁的女娃娃都还裹着小脚，共产党来到这地方也十来年了，为什么不禁止这种陋俗呢？他给我讲了一句列宁的话，然后说人民中间根深柢固的习俗，只能以示范的方式，由群众自己觉悟自己改，强迫命令是行不得的。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员还信天主教，党也并不强迫他们改变原来的宗教信仰。这些话，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尤其他说话的神情就像他平素一样，轻声细语，和顔悦色，使我感到他这个人的心地和他说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话从此就印入我的心中，到后来搞公社化、食堂化，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一再从记忆里浮现出来，引起我的思索：“不是说要等群众自己觉悟吗？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力量来运动群众，迫人就范呢？”
进城以后，我继续留在新华社工作，温济泽则因为他所领导的口语广播部独立扩大成为广播事业局而离开了新华社，后来又成为广播局的副局长。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不过同属宣传部门，因此还不时有见面的机会。一直到我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为止。这段时期给我留下的一个问题是，到那时为止，同志们见面都叫他“小温”，就像廖承志一直被唤作“小廖”一样。在我那些同时代的朋友中，他年龄最大，入党最早，身材长相、行为举止又都给人以老成持重的感觉。我小他九岁，从当学生到现在，人家都叫我老李，为什么大家都叫他“小温”呢？廖承志叫“小廖”，是被长他一辈的周恩来这些人叫出来的，这好理解，但是“小温”又是怎么叫出来的呢？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参加革命时才十五岁，比周围的同志都要小，因此而被叫做“小温”，实际上同廖承志的情况是一样的。
一九五七年我忽然被划为右派。我痛切地做了检查，也算是口服心服了。但是，批判完以后，我心底里实际上还是不断有“斗争”。我把右派划分成很多类，暗暗自己同他们比较。比如说，有些人先前是政客，反党是自然的；有些人本来是出身资产阶级，当然要反社会主义；有些人是留洋学生，资产阶级思想深入骨髓；有些人品质恶劣，有些人秉性狂悖……总之别人划右派都有理由，惟独我划右派实在没有理由。这些今天看起来十分可笑的想法，当时却真是挥之不去，时时咬啮我的心。大概一年之后，我才听说小温也划了右派，这对我是一个震动，因为在我的朋友中。他不但资格最老，而且对党的感情最深，为了革命，三次被捕，坐过五年国民党的大牢，而且从来都听党的话，这样一个正道直行，中规中矩的人，都划了右派，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说实在的，我的第二次觉悟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开始的，当时农村饿死的人实在太多了，城里浮肿的人也实在太多了。我已经比较了解毛主席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动机与效果了。他是要通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群众中的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好超英赶美，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而我则向毛主席提出“还政于民”、“要搞议会民主”、“要开放新闻自由”这一套。我当初自以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现在铁的事实证明，我的思想与毛主席的思想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别的右派大都并没有我的这样成套的思想，我不当右派，谁当？
思想一通，也就心安理得了。小温在促进我的觉悟方面，也是起了作用的。
睽违将近二十年，再见到小温，已是一九七三年了。林彪死后，气氛已有缓和，是许多从干校回来的人纷纷打听、访问老朋友成风的时候。我打听到了小温就住在麻花胡同的一所大杂院里。这所院子还是我在一九四九年初进城时接管下来以后划归广播局的。大是真大，大概住了几十户人家。本来是旧宅子，又经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雨，更显得破旧了，小温一家三口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陋室里。我忽然觉得他那时已经是六十来岁的人，再叫“小温”实在不合适了，就叫他老温，以后什么时候改称“温公”“温老”，就记不清了。
老温虽然老了二十年，然而丰标如昨，还是那样的温雅，而且气色也很好。他跟我说到当黑帮也有好处，如果他不是黑帮，可能我们已经见不了面了。原来他在“文革”初期的一次批斗会以后，忽然心脏病发作，躺在地上有一个钟头，压根儿没有人理他。因为他是黑五类，革命小将外加革命群众都掉头不顾而去。后来，他说这倒是好事，因为心脏病人最怕在这种时候七手八脚，又扶又抱又抬，最容易出问题，从此一瞑不起。这话应该是合理的，就在几个月前，跟我在干校一起回京的一位同事心脏病突然发作，他的妻子不懂，又拉又抱，结果当场就过去了。
然后又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再得到消息是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转辗找人给我捎话，叫我赶快申请甄别平反。他说，乔木同志那年元月在社科院召见了他，他还没有恢复党籍以前就被任命为社科院的科研局副局长。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但是我并没有回应，理由很简单，虽然当时领导层和社会上反对给右派平反的压力还占优势，但是我觉得党要前进不平反冤假错案是不可能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后来才知道，他提出要求甄别以后，得到胡乔木以下中央好几位同志的支持，最后是组织部长胡耀邦亲自批准，把他的右派案子作为错案“纠正”的。他成了全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分子。组织部的文是五月二十六日下的，老温是一接到消息就通知我。这种同志之谊是我不能忘记的。
不久，我也被乔木同志调到社会科学院，与温老在一个大单位，只是他在研究生院当院长，我在美国研究所当所长，还是不常见面。不过，我知道他工作之勤奋，全然不像快七十岁的人，比如给研究院找地皮盖房子就花了不知多少力气。社科院头几期的研究生在今天已经崭露头角，被称为“黄埔一期”，这与温老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上面已经提到温老对党的感情是特别深的，他编《中化英烈》杂志，编《革命烈士传》，致力于为王实味和其他许多人平反，为瞿秋白恢复名誉，亲自编出了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这些都是世人看得到的业绩。鲁迅说：“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企图给他流布的。”温老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悲的是，这样血性、这样厚道的人，在中国已越来越少了。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也是人们的认识不断发展的二十年。温老的特点是他的思想不断“与童冠而俱迈，作时世之前驱”。八十年代中期，我忽然听说温老是我们社科院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我先是一惊，还有点为他担心。但是，后来听说原因就因为他到美国去参观了一趟，回来做报告，说美国真干净，从西部到东部，走了一个月，皮鞋都不用擦。这样就成了“美化美帝国主义”了。当时我也已去过美国，也有同样的体验，虽然没有做报告，难保没有对人说起过同样的观感。这样的罪名实在有点吃不消。
我当时的思想状况，一方面是心有余悸，一方面是解放不够。后来想，“自由化”本来是正常的，中国在没有“民主化”以前，不可能也不应该没有一个“自由化”的阶段。自由化与其说是对温老的一种贬责，不如说是对他的一种褒奖。
乔木同志是我们共同的老上级，从四十年代起就是毛主席手下的理论权威，他对温老的器重与爱护，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温老也称之为恩师，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乔木同志本来就有的思想上的与褊狭不断发展，常常发表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然而温老的思想却始终保持开放、进步，从来没有退转过，以至于他在纪念乔木同志的文章中说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样的话，真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可以永远为后为师法的。
九十年代开始，我们都退休了。我也有几次去看过他。他总是坐在书桌前工作。八十上下的为了还如此勤奋，真叫我佩服。他不断写文章，我每去看他，他常有新书相赠，不是他写的，就是他编的。与他相比，我虽然也有时弄弄笔头。但是到今天还不够出一本书的，勤惰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一九八九年秋天，苏联瓦解以后，院部有一天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传达中央关于苏联剧变的形势通报。传达完了以后，他照列艰难地随我走到就在会议室对面的我的办公室，然后坐下来问我：“你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你给我说说苏联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就跨了呢？我说：“苏联从头就搞极权专制，拖了七十四年，已经够长了。”他又问：“如果戈尔巴乔夫聪明一点，是不是还可以挽回？”我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得活’。没救。”他停了一会儿，说：“老李，我可是六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啊！”这时，他一滴早在眼睛里涌动的眼泪终于顺着眼角滚了下来。
我太残酷了！
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因中风住进了协和医院。不久以后，温老也因为有病而住了进来，我们相距也不过就是六七年房间。我是每天上下午都必须绕楼步行，作体能锻炼，每经过他的病房时，都要进去坐一坐，说几句话。因此，这段时期我们相识半个世纪之后第二次交流最多的时期。前后近两个月，谈过许多心里话。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话，我们不说谁说？还是要说啊！”
温老这句话，大概是深印在我脑子里的最后一句话了。他是实践了自己诺言的，虽然他要说的话也还没有完。我也算是努力追随他的榜样的，虽然我知道今天的、明天的青年人未必会看重我们的话。但是它总是代表了中国传统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一点精神。沧桑变易，这点精神总是不会磨灭的。
据家楣同志说：温老在去世前一天，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结论，说自己“是一个好党员”。温老可能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已经十分驳杂混乱了，哪怕是“好党员”也罢。我倒宁愿说：温济泽同志是一个有七十年党龄的“老派共产党员”。虽然这样的党员已经凋零殆尽，然而他们那经过历史考验的形象是长留天地间而不会变易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五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