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真是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经济减速已经开始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许多企业，不仅仅是民营企业，也包括不少国有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严重下滑，相当多的企业出现亏损；各地税收部门难以完成税收任务，加强了征稽的力度，也使企业承担着更大压力；反映到民众生活上，今年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一些人收入降低，不得不减少支出。
如果说，2008年面临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外生性原因引起的话，这一次，则主要是内生性原因。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原有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可能再靠牺牲环境和依赖廉价劳动力来推动经济增长了。应对新一轮经济减速，依靠投资拉动，也行不通了。在世界经济形势整体低迷的环境下，出口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有大的增长。而依靠结构转型与创新驱动，也不是短期内能见成效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使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能够摆脱困境，必须是，也只能是，在制度上进行大的突破或调整。考察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这个经济体的身上，仿佛束缚着千万条绳索，每解开一些绳索，中国经济就能获得新的增长活力。由于中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人们有理由期待，通过政府职能转变给经济活动主体松绑，从而释放更多的改革红利，可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当前，中国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政资分开和政企分开还没有改革到位。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直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严重扭曲了市场价格和市场秩序，特别是，这种行政性垄断往往同经济垄断融为一体，其影响和危害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垄断。由于行业垄断现象的存在，加上权力直接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权贵经济”庞大，部分企业迅速聚敛了大量财富，一些人借此过着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生活；大多数企业经营者难以正常管控经营风险，缺乏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在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更是只能苦苦支撑。
同时，中国政府部门仍然大量通过项目审批、市场准入、价格管制等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政府职能过多过大不仅造成政府规模越来越大，行政成本不断增加，而且导致社会交易成本增大，社会资源不能优化配置。近年来，一些需要政府审批的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而走上了市场化轨道的行业并没有出现这一问题。这表明，由行政审批进行资源配置还不如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并且，行政审批程序过于复杂、时间过于漫长，使经营者无法跟上市场快速变化的步伐而经常错失机遇，遏制了市场活动主体的活力。此外，任何一个项目，政府忙着“设租”，企业就忙着“寻租”，也导致腐败完全社会化、公开化和制度化，使之难以消解和根除。
可以说，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与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向之间显得非常不协调，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不仅严重制约着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而且约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前，经济增长的困境使得政府职能转变显得非常迫切，也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实现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从管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很不彻底，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进行行政机构改革，改革的重点正是转变政府职能。在此过程中，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扩大政府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力度，并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这样，才有利于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才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
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塑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政府要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健全和完善宏观管理，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政府活动的领域应从直接生产经营活动领域转向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领域，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重点在于塑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一方面，要塑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并制定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支持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事业的发展，为全体公民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优化宏观经济环境。
要通过政府职能转变，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应进一步退出市场的直接经营活动，进一步减少对市场的直接管理行为，政府与企业都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减少或下放一些投资项目审批权，切实落实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给予地方和经济活动主体更多自主权。要通过大规模和大幅度的简政放权，为经济活动主体松绑，从而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总之，中国政府职能要转变到公共服务、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上来，并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与管理行为，为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我们期待中国政府通过职能转变，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使中国经济迅速摆脱困境，并进一步推进中国市场化的进程。
（本文发表于《证券时报》2013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