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对安徒生最好的纪念，应该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继承安徒生童话的神髓，沿着当年安徒生思考的方向，对当前中国的童年状态进行深入的反思。
我认为，对安徒生的中国受众而言，今天需要对安徒生进行“再发现”。安徒生是一位冰山型的作家，其作品深处，蕴涵着他对人性和人生问题深邃而独到的思想。安徒生既属于孩子，也属于成人。不论是对个体生命的各阶段，还是对群体社会的各时代，安徒生可以常读常新。
撰写《欧洲意识的危机》的波尔·阿扎尔曾在其儿童文学理论的经典著作《书·儿童·成人》中说，儿童书籍就像一个个翻山越海去寻求异国友情的使者，最终缔结起了一个儿童的世界联邦。丹麦作家安徒生就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使者。他走遍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对于那里的儿童来说，安徒生的到来，就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安徒生改变了全世界儿童的命运。他像阿拉丁一样，手举着神灯，让每一个读到他的童话的儿童梦想成真。
今年4月2日，是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纪念日，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在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童话诗人。这显示出安徒生童话至今依然是人类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资源。作为儿童文学研究者，我想从思想文化这一视角，思考安徒生在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安徒生的发现
安徒生一到中国，就得到了隆重的礼遇。中国思想文化先驱者们对安徒生的发现，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安徒生童话对于新文学、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是“儿童”的发现。“儿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自古以来，就有生物意义上的儿童，但是，他们却并不一定被作为“儿童”来看待。在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中，儿童乃不祥之物。在现代社会之前，即使成人社会跳出阴阳五行说的怪圈来看待儿童，也基本上是如周作人所说，“不是将他看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在西方，真正发现儿童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卢梭于1762年出版的著名教育著作《爱弥尔》，堪称儿童的福音书。这部人类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著作，为童年概念的革命提供了两大贡献。第一，卢梭明确指出，儿童是与成人完全不同的独自存在。儿童时代决不只是成人的预备，而是具有自身的价值。儿童代表着人的潜力的最完美的形式。第二，卢梭提出了自然人的教育思想。《爱弥尔》开篇即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们手里，就全变坏了……”卢梭以此开始了对将作为自然人的儿童异化成理性的人的社会和文明的批判。
勃兰兑斯说：“安徒生是丹麦发现儿童的人。”安徒生在他的自传中也曾说过：“我的童话故事刚刚出现时，人们并不欢迎，只是到了后来，才得到应有的承认。……人们认为这样的作品没有价值；事实上，我在前面也提到过，人们甚至对此表示遗憾，认为我刚刚在《即兴诗人》中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现在不该又退回原位，写出像童话故事这样幼稚的作品。”安徒生不久就以他的童话改变了丹麦落后的成人本位的儿童观——人们终于知道：儿童是与成人不同的人，有着特殊的文学需求；给儿童的文学（童话）并不是幼稚的作品。
相比之下，在中国，儿童的发现则又要晚得多。而中国的儿童的发现又是与对安徒生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让我们沿着历史的河流，上溯至安徒生在中国的最早的泊靠岸。
据胡从经的介绍，最早将安徒生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刘半农。他在1914年7月1日出版的《中华小说界》第七期上翻译了“滑稽小说”《洋迷小影》（即《皇帝的新装》）。不过，单纯从介绍作品来认定，似乎也可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周作人视为翻译安徒生的第一人。因为，较刘半农提前一年，周作人在《若社丛刊》第1期（1913年12月）上发表了《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文中将《没有画的画册》中的“第十四夜”翻译了出来，是以特殊的形式翻译介绍了安徒生的作品。
正如郑振铎所言，“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的认识的是周作人先生”。周作人虽然早在1913年就发表了上述介绍、研究安徒生的文章，但是，以《若社丛刊》这样的小杂志，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当时也没有形成接受安徒生的土壤。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变革需要新思想，《新青年》应运而生。这时，周作人于1918年译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的《卖火柴的女儿》才为大家所特别注意。周作人还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1918年），发表了《随感录二十四》（即《安德森的十之九》），批判陈家麟、陈大镫的译本《十之九》在翻译安徒生童话时，“用古文来讲大道理”。另外，在群益书局于1920年重印《域外小说集》时，周作人加译了《皇帝之新衣》，并写了作家介绍。此后，安徒生为人们广泛注意，被翻译的作品渐成规模。
据赵景深的资料整理，至1922年3月，安徒生的童话中译至少有28种（含篇）；据郑振铎的资料整理，至1925年8月，安徒生的童话至少已经有43种（含篇）被译介过来。
不仅是童话作品的翻译，而且，撰写文章对安徒生进行研究的人也为数不少。主要人物就有周作人、孙毓修、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沈泽民、焦菊隐、徐调孚等。
至20世纪20年代的中期，中国确实出现了一场译介安徒生童话热。还有一件事也很有说服力。那就是在安徒生诞辰120周年的1925年，文学研究会的机关杂志《小说月报》以该刊第十六卷第八期和第九期出了“安徒生专号”（上、下）。对于热衷于“儿童文学运动”的文学研究会而言，重视安徒生这位童话大师，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以两期杂志来做专号，就应该还有时代的风潮在其中推波助澜了。
看到以上在译介安徒生童话中发挥作用的这些人物的名字，大家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那就是，安徒生一到中国，就得到了隆重的礼遇。中国思想文化先驱者们对安徒生的发现，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安徒生童话对于新文学、新文化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二、儿童的发现
安徒生童话走进中国，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这近百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和在起落消长中发展的历史。经过“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精英思想、知识阶层的启蒙，以及后来长期不断的研究、翻译，特别是教科书的传播，如今在中国，安徒生和他的作品应该是家喻户晓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失儿童文学视野的现代文学研究，所看到的新文学景观必然是不完整的。比如，在周作人这里，其新文学理念的宣言性文章《人的文学》，就明确指出了“要发见‘人’，去‘辟人荒’”。在他看来，首先要解放“人”，继而解放“女子小儿”，从而达到“思想革命”的目的。
在周作人建设新文学思想和理念时，“儿童”成为他的重要资源和有效方法。“儿童的发现”是新文学、新文化的必经之路。他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收获之一。遗憾的是，对“儿童”十分忽视的中国思想界，并没有对周作人的这一贡献给予应有的注意和重视。
安徒生走进周作人的视野，并非偶然。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鲁迅与安徒生——儿童的发现及其思想史的意义》一文中，将“安徒生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视为同质，令人赞同。对现代化属于“外源型”国家的中国，“儿童的发现”同样也是“外源型”的。周作人就如实交代过自己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理解过程：“我们初读外国文时，大抵先遇见Grimm兄弟同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话。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后来涉猎Folk－lore一类的书，才知道Grimm童话集的价值：他们兄弟是学者，采录民间传说，毫无增减，可以供学术上的研究。至于Andersen的价值，到见了诺威Boyesen丹麦Brandes英国Gosse诸家评传，方才明白：他是个诗人，又是个老孩子（即Henry James所说Perpetualboy），所以他能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言语，写出原人——文明国的小人，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的思想。”安徒生的发现，是周作人达到儿童的发现的路径之一，而这一路径，周作人是通过西方的启蒙而寻找到的。
安徒生的童话是如何被“五四”新文学的作家们转化为新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的资源的呢？这个问题依然可以在周作人身上看得很清楚。
文学是不讲教训的，这是周作人“五四”前的文学主张。在安徒生的接受问题上，周作人敏锐地发现教训主义的文学观，并加以抵制。191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了由陈家麟、陈大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中译名为《十之九》。周作人读后，马上在《新青年》发表《随感录二十四》，一一列举译者以教训儿童的目的对原作进行的篡改，批判其“全是用古文来讲大道理”。
周作人还特别重视安徒生童话的文体意义和价值。他称赞“安兑尔然老而犹童，故能体物写意，得天然之妙”。他肯定“其词句简易如小儿”的安徒生童话为“纯粹艺术”。在《随感录二十四》中，周作人指出：“这用‘说话一样的’言语著书，就是他第一特色。”批评《十之九》的译者将原作“一个兵沿大路走来——一，二！一，二！”的“小儿的言语”，译成“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经过。步法整齐”这种“大家的古文”。在新文学倡导白话文的语言革命中，这种对“说话一样的”安徒生的文体的卫护和张扬，具有十分特别的意味。
安徒生童话同时也在催生中国的作为独立文学样式的儿童文学上功绩卓著。它既帮助中国儿童文学的启蒙者们比如周作人、鲁迅、叶圣陶、郑振铎、赵景深等开启了眼界，建立了对儿童文学的自信和自尊，也为后来的创作者提供了艺术的范本。
安徒生童话走进中国，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这近百年的历史，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诞生和在起落消长中发展的历史。经过“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精英思想、知识阶层的启蒙，以及后来长期不断的研究、翻译，特别是教科书的传播，如今在中国，安徒生和他的作品应该是家喻户晓了。
三、安徒生的“再发现”与童年生态的守护
由于社会、学校、家庭中普遍奉行的功利主义（包括科学至上主义、知识至上主义、物质至上主义），孩子们的生命的蓝天，却竟然被几本教科书给遮黑了，“儿童”几乎没有成为当代思想文化界的精神资源。
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对安徒生最好的纪念，应该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继承安徒生童话的神髓，沿着当年安徒生思考的方向，对当前中国的童年状态进行深入的反思。
我认为，对安徒生的中国受众而言，今天需要对安徒生进行“再发现”。安徒生是一位冰山型的作家，其作品深处，蕴涵着他对人性和人生问题深邃而独到的思想。安徒生既属于孩子，也属于成人。不论是对个体生命的各阶段，还是对群体社会的各时代，安徒生可以常读常新。
说到今天这个时代，我在《童年的诺亚方舟谁来负责打造——对童年生态危机的思考》一文中曾说：“我们的被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迷雾遮住双眼的文化大船出现了生命‘存在’的精神迷失，它正在现代的核动力的推动下，迅速地远离荷尔德林所吟咏的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大地’。作为历史概念而始终被成人社会假设的儿童和童年，处在今天的依然是成人本位的社会之中，更是命中注定地被这条精神迷失的快船拖向了危机四伏的海域。”
从儿童文化以及童年生态的层面和角度看，中国社会正在为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以童年生态的被破坏作为牺牲。一个孩子，一个生气勃勃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本来是为了享受自由、快乐的生命，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由于社会、学校、家庭中普遍奉行的功利主义（包括科学至上主义、知识至上主义、物质至上主义），孩子们的生命的蓝天，却竟然被几本教科书给遮黑了。不是为了“存在”而学习，而是为了学习而“活着”，学习不是为了给生命带来精神充实和快乐，而是将生命变成了学习的机器，这难道不是生态遭到破坏的童年的生存状态吗？
不能不遗憾地说，“儿童”几乎没有成为当代思想文化界的精神资源，而且，今天的思想界面对童年生态面临的危机，既迟钝、麻木，又缺乏责任感。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有的教育专家甚至会说，对儿童来说，读儒家经典比唱颂儿歌更能变得优秀，因为“小耗子，上灯台”一类儿歌里什么价值都没有；有的被人褒义地称为“思想的狂徒”的学者会武断地把由于成人社会的责任所造成的儿童的厌学、离家出走、沉溺网吧甚至犯罪等儿童问题，反过来归咎为是孩子自身本能欲望的膨胀而导致的道德沦丧造成的，进而反对“解放孩子”、“尊重孩子”，说“这种说法虽然表面上没错，却非常不明事理”；也有的学者，采取文学和教育二元论的立场，一方面主张儿童文学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却对强制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大开绿灯；还有的学者，用自己童年时代物质匮乏的痛苦来遮蔽、否定今天的孩子精神上无路、彷徨的更深重的痛苦。
四、安徒生的当下意义
如果我们要对童年负责的话，就要抵抗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对童年生态的破坏，就要建立以童年为本位的童年生态学，倡导整体论的生态人生观。毫无疑问，在这一“儿童的再发现”的过程中，安徒生童话就是一种方法和哲学。
在这样一个童年生态被破坏的时代，“安徒生的再发现”就变得尤为有意义。那么，安徒生在中国当下的特殊意义是什么呢？
勃兰兑斯在他那篇著名的《童话诗人安徒生》的论文中，这样阐释了安徒生成为天才的社会条件：“对孩子的同情不过是十九世纪对一切纯真事物表示同情的一种现象。……在社会上，在科学、诗和艺术中大自然和孩子已经变成崇敬的对象。”安徒生显然与浪漫派诗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安徒生的价值就在于勃兰兑斯所说的“举世公认的”“童心”。这样的童心使“安徒生看待生活的方式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任心灵的支配，这种特点是真正的丹麦式的。这个思考方法本身充满感情，所以，它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赞颂情感的美和重要性。它超越意志（亚麻的命运在全部的生活过程中都来自于外界），与纯粹理性批判进行抗争，像是与某种顽固的东西对抗——魔鬼的邪恶、巫师的妖镜，它以其最令人称道而又诙谐的旁敲侧击（如《钟声》、《天上落下的一片叶子》）取代了自以为是的科学……”
安徒生是社会与人性的洞察者，是为人类社会忽略、忘却“自然”这一倾向担忧的思想者。也正如班马所指出的：“安徒生童话的根本精神是传递了一种‘自然人’而非‘社会人’的情感；也体现出了一种‘审美’而非‘实利’的注意力。无疑，它是‘梦境’而非‘纪实’。它是‘原生性’的而非‘异化’。”
如果我们要对童年负责的话，就要抵抗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对童年生态的破坏，就要建立以童年为本位的童年生态学，倡导整体论的生态人生观。毫无疑问，在这一“儿童的再发现”的过程中，安徒生童话就是一种方法和哲学。
朱自强，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是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多所大学的访问学者或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儿童文化、语文教育研究。出版《儿童文学的本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小学语文文学教育》、《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等多部学术著作；用中文、日文发表论文、评论一百多篇；出版译著六种；主编多种大型儿童文学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