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 著 吴万伟 译
摘要：美国主流媒体有关财政悬崖危机等孤立议题的辩论，是一种转移公众注意力的干扰性话语政治学，它旨在强化去政治化和威权主义的新模式，割裂人们对个体困境与公共利益考虑之间的联系。在民主共和两党尤其是共和党极端主义对福利国家、公共利益和责任政府的大肆攻击之下，美国已经变成精神上的威权国家，市场极端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甚嚣尘上，想象力、能动性和希望被窒息。在此情况下，批判教育学成为正义、社会责任和民主意义的核心，帮助人们争取集体夺回民主斗争的胜利。
关键词：紧缩时代；新极端主义；干扰政治；批判教育学
华盛顿和主流媒体有关紧缩措施的辩论、所谓的财政悬崖和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不仅起到了把反民主的压力消弭于无形的作用，而且产生了已故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提到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政治”[1]18。对米尔斯来说，威权政治的发展部分是靠掩盖权力运作、同时依靠所谓的割裂政治编织一个由谎言和欺骗组成的大网。这是一种把焦点集中在孤立议题上的政治，旨在切断它们与其他内容的更广泛联系并抹杀赋予它们意义的历史背景。这些孤立议题变成文化和政治话语中的引火点，不仅掩盖了权力运作，而且掩盖了令民主陷入危险中的威权意识形态、管理模式、政策和社会构成的复兴[1]18。去背景化的观点和议题加上新电子媒体产生的信息泛滥，让人们更难创造出一种不仅描述议题的历史背景而且考察其相关联系和未来后果的叙述方式，观点的碎片化和信息泛滥使去政治化和威权主义的新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2]35。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议题被淹没在可被称为孤立的、人为炮制的危机迷雾中，若这些议题拥有了合法性，就将有利于富人，但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个人和家庭带来伤害。杰拉尔德•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正确指出，有关财政悬崖的辩论是奥巴马政府的大溃败，无论对进步人士还是对工人阶级及其家庭都是如此，这是真正的灾难。我们不应该坐在这里空谈这个问题；本来应该讨论该做些什么对付就业悬崖或气候变化悬崖，可我们却在讨论人为炮制的财政悬崖危机[3]。
之所以说财政悬崖是人造危机，是因为它首先不是真正的危机（除了对穷人和中产阶级产生影响之外），其次是它充当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紧迫的问题如大批民众失业、贫困蔓延、住房危机和学生贷款危机等转移开来的挡箭牌。而且，财政悬崖的说法破坏了人们对这些问题与宗教和市场极端主义者的批评之间在意识形态和结构上联系的认识，这些批评者对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大肆攻击。
这种干扰性话语的政治学影响力范围在萎缩，如此一来，个体困境与公共利益考虑就被割裂开来，从而破坏了把社会经济文化利益与作为时代特征的众多议题和问题汇合起来的更广泛认识。比如，有关枪支管制的辩论很少谈到象征性暴力和结构性暴力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培育了美国人对枪支和暴力场景的痴迷和吸引。类似的，主流媒体在辩论向富人征税的问题时拒绝分析问题背后的更广泛社会背景，因为从结构上说，此种社会注定要制造出收入和财富的极端不平等并由此造成众多痛苦和困难。
在这种赤裸裸的政治学观点中，事实与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联系以及政治学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消失了，正如个体困境与更大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被掩盖一样。在此情况下，政治学得以净化，一切极端主义元素都遭到清除，知情的异议者不仅被边缘化而且实际上遭到打压，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联邦调查局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的监督和警察残酷镇压全国各地校园的学生抗议者。
威权时代盲目的公众
当今华盛顿政治中主流辩论所缺乏的是，承认利害攸关的真正议题既不是债务上限也不是经济状况（虽然它们也很重要）而是十分强大和危险的威权主义形式，它会对民主概念本身以及培养民主的机构组织、公众价值观、形成性文化和公共空间造成重大威胁[1]201。美国正处于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极端主义势力不仅越来越强大，而且正处于将治理模式、意识形态和政策统统革命化的过程中，割裂性政治是旨在掩盖威权政治的更深秩序的一系列战略之一。在沉溺于一波又一波的历史和社会遗忘的社会里，政治学和共同体的语言更容易被盗用，或被当作武器一样，将民主、自由、正义、社会国家等美好词汇的任何可靠意义都掏空。阿伦达哈蒂•罗伊（Arundhati Roy）在下面富有深刻见解的评论中抓住了该过程的反民主本质。她写道：
这种语言盗用，这种篡夺词汇含义并像武器一样使用和用它们掩盖其与这些词的传统含义正好相反的真实意图的技巧已经成为新分配大王所取得的最精彩的战略胜利。该战略有助于他们把叛徒边缘化，剥夺异议者表达批评声音的语言，并指控他们“反进步”、“反发展”、“反改革”、甚至是“反国家利益”的家伙，反正是最大的坏蛋。要重新获得这些被盗用的词汇就需向世人解释清楚，但是这些解释在注意力分散，耐心缺乏的时代往往过于单调乏味，在言论自由已经成为穷人的奢侈品之时又显得过于昂贵。这种语言抢劫或许成为我们毁灭的要点。[4]
罗伊提到的这种民主破坏和为取代它而制造出来的反面乌托邦社会，可以从当前公共价值观屈服于商业价值观的现实中看出，民主已经堕落为可以被称为掠夺式赌场资本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生命极其廉价，一切都可以买卖。更具体地说，每况愈下的民主肌体上，不仅出现了对民主管理发起的激烈政治攻击，而且产生了一种语言和文化威权主义，它已经无需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因为它已经获得了被视为常态的基本信仰[5]；也就是说，美国人已经被浸淫在文化威权主义的教学法之中，其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实践和社会构成都不容质疑，因为它们代表了新自由主义金融秩序并为其合理性辩护。这是掠夺式的赌场资本主义，却披上了不容置疑的普遍社会形态外衣，一种居住在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确定性圈子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的文化实践是把公民等同于消费者，换句话说，掠夺式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学，它消除了所有政治差异、其他经济形式和对世界的反面解读，人们似乎只能眼睁睁看着世界沦为服务于金融界和企业界精英的野蛮的经济达尔文主义丛林。
我们从当今的干扰机制及其隐蔽的政治秩序中领略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的含义。他宣称有关财政悬崖的辩论，不仅应该涉及不平等之类更广泛的议题，而且必须质疑和讨论一些关键的政治问题，如权力和财富为何越来越集中在上层少数人手中，穷人和中产阶级所得份额越来越少[6]。我们也在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的观点中看到这个意思，他坚持认为主流媒体有关华盛顿陷入瘫痪的连篇累牍的辩论根本就是没有说到点子上。里奇认为除了媒体说两党都应该为当今困局负责的愚蠢论证之外，还有共和党的战略考虑，即让联邦政府看起来随时都会陷入瘫痪，这样就可说服更多美国公民相信政府应该被拆解，把公共服务变成营利性的私人利益。事实上，最近一些批评家相信当今共和党的极端主义本质成为任何可靠管理形式的最大障碍。托马斯•曼（Thomas E.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J. Ornstein）两位最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最近已经指出温和派不仅被挤出共和党，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基本消失”。他们甚至更进一步指出：
我们在从前的文章中批评了共和民主两党，因为我们相信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承认问题的核心在于共和党。该党已经变成美国政治中“谋反的局外人”（insurgent outlier）。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采取极端立场，嘲笑妥协；罔顾对事实、证据和科学的传统理解；对政治对手的合法性不屑一顾。当一个党如此偏激远离主流时，要让政治体制建设性地应对国家的挑战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7]
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更进一步把共和党及其“以企业界为中心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成员’（PACs）称为叛徒”，他指出美国人“现在处于堕入传统的寡头政治的自由落体过程中，道德败坏，偷窃成性，专横跋扈”，若考虑到自镀金时代以来最偏向企业界的最高法院的角色以及它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中解除对企业资金介入政治选举限制的裁决，我们可以说“在美国的民主中，有钱人的声音最大，穷人则都是哑巴”[8]。
更加激进的批评家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克里斯•海基斯（Chris Hedges）、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斯坦利•阿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罗伯特•希尔（Robert Scheer）、杰夫里•克莱尔（Jeffrey St. Clair）、马特•泰比（Matt Taibbi）、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大卫•西奥•古登堡（David Theo Goldberg）等人早已认识到美国的转型，它已经从虚弱的民主国家变为精神上的威权国家。所有这些理论家都谴责了永久战争的经济、公民自由的削弱、企业国家的强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破产、企业对媒体的控制、海外的侵略战争罪行、惩罚性国家的兴起以及日常生活越来越明显的军事化倾向。
在针对女性、移民、年轻人、福利国家、投票权和各种民权发起攻击方面，共和党已经变得越来越极端主义，但这并不暗示民主党就占据了值得推崇的自由主义立场。相反，美国的政策现在恰恰是民主党塑造而成的，在过去30年里民主党变得越来越保守，共和党现在不过是代表了试图抓住华盛顿权力的最极端政党而已。虽然共和党已经落入激进的极端主义者之手，但两党都“支持把危机的成本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都支持政府救助银行、大公司和股票市场”[9]，两党都支持救助富人，都在执行企业游说者的指令。而且，两党都抛弃了把民主视为集体的公共空间活动和无条件代表个人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观念。奥巴马总统及其华尔街顾问或许坚持某种虚弱的社会契约观，但在欣然接受企业性福利国家的军事物理学之时他们远非自由主义者。
正如克里斯•海基斯、保罗•斯特里特（Paul Street）、诺姆•乔姆斯基 、萨尔瓦多•巴伯尼斯（Salvatore Babones）一再指出的，称共和党为极端主义者并不因此就掩盖奥巴马政府越来越明显的威权主义倾向。比如，奥巴马总统驱逐的移民已经比前任乔治•布什还多。他还主张将公立学校私有化，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管理模式，削减很多重要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他已经推行消除公共选择的医疗保健项目，该项目与保险公司和大型医药公司合作。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仍然没有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为无正当理由的窃听辩护；加大了采用无人机攻击的频率，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伤亡；支持无限期关押和批准一种“非常规引渡”（extraordinary rendition），即把潜在的恐怖分子绑架和运送到国外受刑 。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已经严重右倾，从前被认为不可思议的极端主义思想如今竟然习以为常。正如格林•格林瓦尔德（Glenn Greenwald）指出的，从前被广泛谴责为“对美国核心自由造成威胁”的东西如爱国者法案、国家支持的虐囚、暗杀、追杀名单和监督工程等已经“变成了政治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人们已经把扭曲视为常态”[10]。虽然两党都已经放弃了民主政治的神龛，但共和党的目标范围更极端，更激烈地尝试摧毁那些管理模式和公共领域，这些是充满活力和批判性的公民生活、教育、能动性和民主的条件。
共和党极端主义及其对民主的破坏
当今共和党极端主义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很多方面，但是最危险、最具惩罚性的表现是对福利国家、公共利益和责任政府的大肆攻击。如果民主党在推动福利国家的时候破坏了基本的公民自由，共和党则创造了一种对政治的新理解，即公司和金融资本向各种管理和政策提供模板。这种政治模式下的管理是公司权力与金融福利的结合，同时伴随着包括法院、军队和警察在内的惩罚性统治，如果说共和党呼吁取消管制、私有化和自由贸易以及对富人和公司减税等是显而易见地屈服于企业和金融国家的话，在呼吁将堕胎、流浪、欠债和学生抗议等社会行为视为犯罪的喧嚣中,惩罚性国家的统治就更加一目了然了。
虽然针对工人和民权人士使用武力在美国有悠久的历史，但如果考虑到金融资本对实质民主产生的威胁，其统治不仅是新鲜事而且有了新的紧迫性。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认为资本统治已经把美国从虚弱民主转变为“美元民主——不是民主而是钱主——这是特别的美国式富豪统治，如今它已经如此强势和普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作为常态来接受”[11]。迈克尔•哈德森（Michael Hudson）更进一步描述了新极端主义的一个元素，一种不仅打击福利国家而且打击在历史上争取扩大政治、经济和个人权利的所有群体的金融斗争形式：
金融已经控制了整体经济，工业和煤矿、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私有化）、现在甚至包括了教育体制。（美国学生贷款债务超过一万亿美元，在2012年已经超过了信用卡债务）金融战争的这种武器就是让经济体（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和家庭）都陷入债务困境中，抽干其收入用来还债，等到债务人没有办法还债时就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债务缠身的政府给债权人处理土地、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的其他财产的手段。债务缠身的公司则让债权人攫取雇员的退休金积蓄，债务缠身的工人意味着雇主根本用不着雇人攻击工会组织者和罢工者了。与一个世纪前培养中产阶级的民主改革前景相反，我们现在见证的是特权世界的回归，人们必须依靠继承下来的财富才能摆脱债务负担和就业依赖。[12]
新极端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是持续进行的商业化和对民主公共空间的破坏。后者指的是持续进行的私有化、商业化和对民主公共空间的攻击，正是这种公共领域为批评性思考、知情的对话、深思熟虑提供了空间，确认了非商品化的常态和无条件地保护社会权利。民主文化机构如学校、艺术界、工会、媒体和其他探讨公共价值观和重要社会议题而且为培养知情的公民提供条件的公共空间现在都遭到蔑视，因为它们接受的批评性推理模式和集体道德观与反民主的市场价值观格格不入。
共和党不仅仅陷入恶性的反智主义泥潭，它还嘲笑理性概念本身，把无知作为共同体的基础。这不仅体现在拒绝把科学、证据和理性作为知情的共同体的基础，而且体现在迎合极端主义者的立场，把无知作为让异议者闭嘴的基础，动员支持者企图把美国教育改造为企业，改造为年轻人进入世界前的训练场，在这个世界，企业、金融和军队的精英决定了年轻人的需要、欲望和未来。
新极端主义的第三个特征，集中在对社会契约、福利国家和使之成为可能的观念和机构的大肆攻击。新极端主义者承认公共空间和公民素质的观点一样重要，他们想确认美国公众找到和居住在这些公共空间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人们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讲解和学习公共利益、公共生活和社会正义等话语，形成基本公共空间辩护的语言。共和党论述赤字和紧缩的话语实际上是一种拆除福利国家和为其提供社会支持的尝试。对共和党极端主义者来说，预算赤字成为迫使政府减少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福利开支的主要武器，这些与市场驱动下的价值观、拆除管制和私有化逻辑格格不入。
这种攻击福利国家和社会契约的后果，是出现了将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琐碎化的市场极端主义，与此同时，这种市场极端主义将极端个人主义神圣化，将接受一切的利润追求合理化，鼓吹把不幸视为软弱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以此取代残存的共同责任或关爱他人。如果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开启的保守主义革命将社会民主权利的回归作为目标，那么现在控制共和党的反革命走得更远。也就是说，他们对福利国家的利益回归不感兴趣，他们要消除政府支持下的福利补贴、工会权利和其他社会经济权利，该话语的敌人是平等和实质性社会权利。
在这种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形式中，新专制主义把不受约束和管辖的市场作为偶像和迷信，鼓吹金融资本统治作为更大工程的一部分，该工程导致冷酷无情的企业主导下的政治经济模式。它也鼓吹反公共的道德，其中，个人的唯一责任就是自己，“不对其他人的利益或幸福承担任何责任”[13]。否则，如何解释两大政党为何都拒绝讨论年轻人面对的众多危机？危机体现在下面与贫困有关的数据：18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人现在是全国无家可归的人口中的新面孔；在美国，超过一百万公立学校学生无家可归；57%的孩子处于被视为低收入或贫困家庭，一半的美国孩子在18岁之前至少曾经依靠食品券为生[14]。
这里重要的是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称为通过众多政策而形成的社会和公共价值观的从属性地位[15]974-987，这些政策包括“抹掉福利”——撤销对劳工的社会保护；“福利私有化”——把公共拥有的资源转向营利性利益团体；“征服福利”——让社会需要和政策屈服于经济竞争和资本积累的要求；“驯化福利”——将提供集体补贴、安全和照顾家人的负担加在家庭上；“窄化福利”——缩小福利范围使之“更吝啬、更低劣、或失去其他方面的配合” [16]。在这种新市场极端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下，很少有兴趣去防止不平等失控，这种野蛮的意识形态很好地滋养了一些观念，如国家的福利保障与公共利益和社会生存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慈善事业[17]。福利从属性的核心是需要创造新的能动性和主观性主张，其中“个人用经济术语思考自己，作为有创业精神，会算计的自我，其世界是基于契约或准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15]977，这导致了新极端主义的下一个因素。
新极端主义的第四个特征，是它使用媒体和其他文化机构来鼓吹新自由主义形式的公共教学法，并从事贬损任何社会性身份、欲望和价值观生产的反政治活动，因为这种社会性观念支持共同利益、公共价值和共同责任。新极端主义推崇消费者公民的极端个人主义，“其行动大部分反映了自我的物质利益算计”[18]。这是一种反政治，一种“威权乌托邦，简直就是对从工会和工业城市到家庭和小国家的‘所有集体性的大破坏工程’”[19]，这种新专制主义下遭受攻击的是让个人、家庭和社会运动能够抗拒从公民转向消费者的社会纽带和共同体团结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的缺失才造成了经济生活的犯罪化、政治腐败、贫困和不平等急剧恶化，残酷文化和惩罚性国家的出现。
新极端主义释放了残酷的自我专注的所有力量，加深和扩张了残酷性的结构和持续进行的私有化。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已经削弱了集体目标意识，正如美国人痴迷于极端个人主义和财富一样，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已经成为美国伦理和集体贫困的症状[20]。正如鲍曼指出的，“消费生活现在过的是超级‘表现自主性的生活’，不留任何空间给“承诺、献身和责任”的活动[2]129。该话语中的社会生活和民主与培养它的构成性文化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公共价值观受到蔑视，公共利益观念和公民想象力消失，人们不仅仅拱手让出公民素质，而且连人本身都被视为可抛弃的废物，在这个不仅扔掉消费品的社会，人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可抛弃的东西。如今控制美国社会的极端主义的新特点，不仅是公共价值观的衰落而且是它们变得对现有新自由主义秩序可有可无，这削弱了社会团结的基础，创造了反对民主原则本身的身份认同、价值和欲望等，同时破坏了作为民主工程的政治的可能性。
想象力、能动性和希望的窒息
针对社会契约、福利国家、民主政治、平等和正义观念的战争的攻击目标，不仅是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同工同酬法案等，而且是“确保美国人拥有体面生活的集体责任的基础”[21]，它也是对构成性文化和个人及集体能动性的巨大打击，这些能动性为民主政治、经济、社会和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合理性。这种新极端主义及其威权政治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严肃的社会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现实结构性和意识形态条件上转移开来。笼罩在威权主义阴影下的是“在开放的民主文化中造成信念丧失、信仰丧失并产生怀疑和逃离公共空间的意识的破坏性尝试”[22]，在私有空间成为相信希望、快乐和可能性的唯一空间的意义上，公民素质已经遭到扭曲，远离了平等、社会公平正义和公民责任等议题。托尼•朱特（Tony Judt）正确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历史关键节点，政治已经失去其形状，也失去了吸引人的力量和抗衡当今美国社会的反民主压力的能力[22]。
反对当今残忍的威权主义形式，要求我们拥有新语言，接受社会，定义公民参与，重新思考能动性和政治的意义，谈论社会责任。重新思考社会，意味着部分接受国家在限制企业权力和金融服务业权力的管理作用，也意味着重新确立权力的本质，以便把资本主义的主要结构性机构置于法治、民主价值观和正义、平等等观念之下。国家不仅仅是管理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场所：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让位于有组织的负责任，伦理不能被私有化，也不能与经济考虑脱节，法治不能被用来造成合法的违法行为，政治学成为宣称正义、平等和自由的整体形式。这暗示组织社会运动的必要性，为各级政府的最高权力而斗争，其中是民众而不是金钱或公司影响政治的本质、政策和文化机构，正是这些机构提供了培育公民素质和民主本身的公共价值观。
批判教育学的作用和集体夺回民主的斗争
这里重要的不仅是呼吁改革，而且是呼吁一种革命理想，它能让人们抓住权力，参与管理过程，并创造一种有能力把私人问题和议题变成公共问题的真正的公共空间。这是一场革命，不仅要求结构变革而且要求改变创造主观性、制造欲望的方式。在这场革命中，能动性本身成为任何可靠的自由观的关键。重新思考常常被各种政治倾向的进步人士所忽略的政治有教学法的重要意义，那就是让教学法本身成为政治学意义的中心。在这里，仅仅要求让人们拥有参与管理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在各方面教育民众明白在民主社会生活意味着什么。这至少意味着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它不仅向民众传授基本的公民技能知识，而且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鼓励个人学会自我反省，养成对公共价值观的热爱，愿意扩展和捍卫把个人观点提升为公众关心话题的公共空间。
法国哲学家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蒂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坚持认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旨在创造多样公共空间的政治任务，这个空间能够让人人都适于参加社会管理，愿意推动公共利益，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理论场景下参与社会活动，它不限于经济利益的优先选择，也不是市场驱动下的社会秩序的无休止商品化过程[23]。政治要求知情的公民，这只能通过公共空间的存在集体产生，因为公共空间赋予争取正义、经济权利和人格尊严的斗争以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反对新极端主义的任何可靠的斗争，或许开始于卡斯托里亚蒂斯坚持任何可靠的政治形式都开始于创造一个构成性文化和公共空间，其中最广泛意义上的批判教育成为正义、社会责任和民主意义的核心。
对卡斯托里亚蒂斯来说，位于这种构成性文化核心的是公共教学法的操作形式，创造这样的公民——“能质疑现有机构的批判性思想家”，才能养成和维持民主[24]。作为道德和政治实践，教学法有助于培养特定社会中产生的知识、价值和身份认同等内容。同样的，它还变成创造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愿意质疑自身并为理想而斗争，正是这些赋予民主以意义和实质。
在促成新极端主义的反乌托邦背景下，教师、工人、艺术家、学生、年轻人和学者等有必要创造一种批判的、挑衅的、可行性的语言。这是认同部分作为教学法实践的政治的公民参与的话语，是笔者以前所说的受教育者的希望。受教育者的希望使“个体政治”工具更加锋利，并在“伦理想象力与政治想象力结合的根源处运行”[25]。受教育者的希望发出了将公民教育和民主行动合并的信号，这是让年轻人和其他人批判性地分析和改造当今社会和政治的更广泛尝试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分析其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市场驱动下的政治运作，一方面还要用行动打碎这个造成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福利死亡的日益庞大的政治机器。这就暗示着创造一种新语言和象征性关系的秩序以便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力学。
教育者、进步人士、公民意识强烈的公民需要在成本利益分析的文化中找到让正义回归的语言，拒绝赌场资本主义极端分子创造的公民思想真空。我们也需要一种充满活力的语言，不仅产生民主社会的身份认同而且否认社会能动性的形式。那些关心正义和民主命运的人也需要重新考虑政治秩序,以便创造出能够把越来越多分散的政治控制在手中的权力关系，这种政治是地方性的，是以国家为基础的，但若从权力的实施来看，现在具有了不受民族国家的政治限制的全球性特征。如今的情况是权力具有全球性，但政治则有地方性。这意味着全球化已经让经济和军事权力挣脱民族国家推行的传统政治的枷锁，不受阻碍地在全球横行。权力和政治的传统合流已经遭到破坏，正如鲍曼指出的，“我们或许说权力已经从历史演变的机构中飞走了，这些机构曾经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使用和滥用发挥了民主控制作用。当今的全球化意味着民族国家的越来越明显地失去权力，而且到现在为止，似乎缺乏任何有效的替代品”[26]。
因此，抗拒美国的新极端主义必须作为更广泛的全球斗争的一部分，该斗争应该建立在强大的政治和公民承诺和在本质上既有地方性又有国际主义的团结基础上。除了批判之外，任何可靠的挑战必须重新思考雅各•德里达所说的“可能与不可能”的概念[27]。在既定框架之外思考意味着创建新的叙述方式，我们讲述自己未来的故事和即将到来的民主的前景。
批判语言和受教育的希望暗示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斗争，反对那种要求把社会机构与伦理学、社会责任及社会成本割裂开来的愚弄公民的文化。试图让批判性思考无关紧要，让希望变成彻底悲观怀疑的美国社会的新极端主义,必须受到政治和教学法的挑战，它们有能力不仅影响“当权者”而且动员无权者[28]。这种教学法应该“不仅转变人们当前的思考方式，而且潜在地给予他们做不同事情的能力”[28]。一个把批判和希望结合起来的政治，承认虽然美好社会的观点可能遭到削弱，但它决非一个可以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观点。
但是，虽然专制政治文化的控制和干扰政治在美国社会越来越强大，当前民主遭受攻击应该被视为新的历史机会，人们可以进行新的集体斗争并创造新的未来，一个不受在当今美国社会施虐的反面乌托邦力量所控制的未来。在令民众承受巨大苦难和大屠杀的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旧专制主义阴影下拒绝放弃希望，那是发挥能动性、政治和正义的必要条件。他坚持“思考不是对已经存在的东西的智慧再生产。只要思考不中止，它就牢牢地抓住了可能性。思考永不停滞，不会轻易得到满足，它拒绝愚蠢地放弃智慧。开放性的思考往往超越自身的局限性”[29]。他的话非常深刻和发人深省，因为它们指向超越固定模式思考的必要性，在我们当今生活的时代就是超越赌场资本主义鼓吹者宣扬的遭到扭曲和颠倒的希望。
超越自身的思考强化了这个观点，诗人罗特特•哈斯（Robert Hass）认为，公民教育的工作和政治任务是“更新已经在我们的心中死去的正义观点”[30]。理查德•斯威夫特（Richard Swift）在此观点基础上补充说，只要世界上有苦难，个人和社会运动就需要“承担为社会提供前进方向的责任”[31]。
当前有关赤字、债务上限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讨论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只有在把它与更广泛的反民主实践联系起来，把它视为对宗教和经济极端主义者控制下的社会的严肃威胁时才行。在当今政府欺骗、民众放弃的时候，美国公众面临的任务是超越既定模式思考，承认除非改变思考模式，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行动。这里重要的是需要重新确认希望、共同体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要克服当前令人衰弱的悲观主义，关键是要把理性和坚忍不拔的现实主义意识结合起来，保持一种触及内心深处的希望，让我们敢于冒险，超越既定框架的思考。或者正如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所说：“这是显示可能空间如何大于给定空间的问题，其他东西也是可能的，但不是说一切都有可能。”[32]想象不可想象之事让我们有必要询问关键的问题，什么样的知识、能动性和道德秩序是民主运行的必要条件。需要做什么把节点联系起来，开阔我们理解的视野和政治可能性，以便扩展已经进行的总也没有完成的正义、民主和自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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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The New Extremism and Politics of Distraction in the Age of Austerity”by Henry A Giroux http://truth-out.org/opinion/item/13998-the-new-extremism-and-politics-of-distraction-in-the-age-of-austerity
本文曾发表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5卷第3期（2013年6月）第291-298页---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