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12年的时间里打了两场战争后，美国军队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美国人民也是如此。武装部队必须重新考虑他们的任务。虽然美国已经进入财政受限的时代，虽然奥巴马总统上周实际上宣布，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全球反恐战争”已经结束，但军方仍决意拉大美国与任何潜在对手之间的作战能力的差距。但我们军队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外国敌人，而是美国人民与其武装部队之间日益疏远的关系。

近几十年来的三大转变让这种鸿沟更大了。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转变，是美国在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时做出的决定——背离公民士兵的传统，结束强制征兵制度，并转而建立了一支庞大、志愿的职业化武装部队，维护起我们自二战以来所做出的全球性承诺。1776年，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做出警告，这种安排本身存在危险：“尽管常备军有时可能非常必要，但对于人民的自由来说，这种军队始终是危险的。士兵们倾向于将自己视作不同于其他公民的人。”

在差不多两代人的时间里，没有美国人被迫参军，而且参军的人也不多。 目前在武装部队服役的人不足总人口的0.5%，而二战期间有超过12%的人服兵役。有权有势的人参军的更少。1975年，70%的国会议员都有过一些服役经历，而如今，只有20%的议员曾在军队服役，他们的孩子中，只有少数人穿上了军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太多军人的子女在服役，以至于他们会既骄傲自豪又焦虑不安地谈论，战争是“家族事业”。这样就会产生一个自我延续的军人阶层：与广大社会明显分离，从弱势群体中招募的士兵多得超出了比例。历史表明，这种情况不会有好结果。

第二个转变，科技发展加剧了民众与军队的隔阂。二战消耗了美国将近一半的经济产出。但近几十年来，信息和导航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单兵火力，使军队规模缩小，耗费也更低。如今，国防部的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列不足5%，在联邦预算中所占比例少于20%，而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其预算占联邦支出的45%。对科技的依赖能够催生对武力使用的冷漠、自鸣得意的态度。遥控无人机的出现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依靠无人机作战节省了人力和财力，但就如奥巴马上周承认的那样，将无人机行动的控制权从中央情报局(CIA)转移至军方手中充满了复杂的道德及法律问题。

第三个，或许也是最令人不安的转变是，军队的任务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战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除了作战任务，指挥官们精心安排了基础设施项目、推广法治，提高妇女权利等“国家建设”措施。网络上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或许会使军方的任务更加模糊不清，毕竟军方和平民在网络上开展合作十分关键。

这些转变共同促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新情况：美国的军队极为强大，但民众参与和理解的程度极低。科技发展和流行文化相互交织，带来了不利影响。越南战争通过电视向民众展示了战争的残酷现实，而今天的战争充分利用电脑和遥控设备，明显给了部分民众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十分痛苦和恐怖的战争场景都成了过去的事情。媒体展示了无人机操作员的形象，他们在距离战场几千英里远的地方，冷静、安全地解决掉电子屏幕上准星瞄准的敌人。好莱坞影片则讲述特种作战部队的超人团队冷静、准确消灭对手的故事。

自美国从1973年采用志愿兵役制40年以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记录了144次军事部署，而在二战结束后实行选征兵役制的27年间，共有19次军事部署，对武力的依赖性增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疏远关系，这种关系使民众远离军队。现代部队让总统们面临道德危险，使他们更容易诉诸武力，而不考虑经济后果和政治责任。与此同时，美国人很乐意感谢那些促使他们不必服役的志愿兵，并认为如果事情不妙就批评武装部队的做法有点不爱国。

这只完全由志愿兵组成的部队或许是历史上最致命、最专业的部队，但它却嘲讽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这句名言：“我们承担起士兵的责任时，也不应放弃公民的义务。”不管怎样，士兵和公民必须要再一次肩并肩站在一起。

我们可以先从征兵抽签开始。美国人既不需要也不希望建立一支巨大的征兵部队，不过通过抽签来提供部分兵源，能够重新引入服役是一种公民义务的观念。如果志愿参军人数不足，即可启动抽签过程，并通过设置权重，选择受教育最多、技能最熟练的美国人，这样就能让我们当中处境最好的那些人，对军队事务给予更大的关注。五角大楼也可以恢复所谓的“全员部队原则”(Total Force Doctrine)，这一原则影响了纯志愿部队的初期阶段，但后来却被废除了。这一原则要求在任何大型、长期的军事部署开始时，要大规模征召预备役(Reserves)和国民警卫队(National Guard)。因为这些待命部队中通常会包含年龄较大的人，且由于这些人都植根于社区之中，动员他们可能会干扰本地社区（即使是在后期较小规模地征召预备役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也干扰了本地的社区），所以对他们的动员就可以在走向战争时起到刹车作用，如果只派遣常备军就没有这种效果。

国会必须在决定交战时扮演更大的角色，国会上一次正式宣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现在亟需重新考虑2008年跨党派机构国家战争权力委员会(National War Powers Commission)提出的建议，即替换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案》(War Powers Act)。该法案规定总统在下令采取军事行动后，需向国会通报。新法案则规定总统在诉诸武力前应与国会磋商。新法案将制约总统的权力，但却会给军事干预赋予更大的合法性，也使得总统在战局艰难时不必承担全部的骂名。

国会还需要坚持作战费用都需要实时支付。通过加征特殊税收，而非借款，来为用于作战的特别拨款提供资金。这样一来就能迫使国家背负财政负担，鼓励公民将交战视为他们参与其中的政治选择，而非他们必须接受的既成事实。

其他增强公民与军队接触的举措包括，减少在非作战任务上对分包商的依赖，这样部队的真实规模就会更透明；将退伍军人和平民的医院及康复机构整合起来，这样就能让平民亲眼见到战争的创伤；此外还要缩减国内军事基地中，自成一体的居民社区，这样更多的服役人员就可以与同胞们一同祷告、娱乐、教育孩子了。学校、媒体和流行文化机构也有义务帮助提高公民的警觉性。

平民与军人的分隔侵蚀了责任感，而这不利于我们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健康，在这个国家里，公民才是最重要的角色。在武装部队面向未来进行调整的同时，公民也不能只是充当旁观者。就像亚当斯针对武装力量所说的：“一个明智审慎的民族，总要对它投以警觉、怀疑的眼光。”（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