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国家安全与长远经济发展，赶超战略是必需的。
中国如果不搞赶超战略，就得可能被新的技术革命再次甩到后面。
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的辩论，至迟自本世纪初就已在拉丁美洲的学术界展开，我们今天的辩论双方提出的所有理论、逻辑、理由，在当时就都被反复提出过①。时至今日，辩论了100年，而且将两种战略实践了100年的那些国家还在辩论，并未得出结论，这种现象很可能还会持续100年。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两点：第一，在两种战略之间作出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第二，另一方面却并不存在这么简单的结论：只要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就一定能保证经济成功，反过来也一样。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分析、评价双方的得失是十分有益的，而把一方的逻辑推向极端，完全否定另一方，则是十分危险的。它使一个民族在作生死攸关的选择时，丧失掉极为重要的视点。比较优势论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或曰中国的主要危险，即在于赶超战略在中国仍有强大的社会基础。笔者则认为，这种判断对于五六十年代，或许有一定道理，而在今天，不是赶超战略，而是比较优势战略的逻辑在被推向极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这样。这同样是危险的：这将使中国把自己的命运交在他人手中，允许自己经济前途、国家安全取决于别国的战略利益。因此，有必要重申一下赶超战略的理由。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的论据与论点提出几点质疑，以使我们的民族在作出选择时，能从多个视点进行考虑。
国际环境的判断
比较优势逻辑的一个必要的理论假设是：国界只对于劳动力才存在，而对于货物来说，国界是不存在的——而且是永远不存在。如果在现实中，这个假设是打折扣的，那么，比较优势的逻辑也必须打折扣。因此，比较优势的逻辑能够在现实中被推行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对国际环境的判断。
对于国际环境的判断，现在是一个字：好。对此笔者没有异议，特别是相对于五六十年代那种立足于打世界大战的判断——它确实使我们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推向极端，付出了过大的代价——这无疑是更加正确、更加反映这个时代的特征的，然而，比较优势逻辑所要求的国际环境决不是这样—个好字而已。就现实的国际环境而言，一方面世界大战的危险决不是迫在眉睫之事，再现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国的全面封锁的可能性也不是非常大；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现实存在着技术禁运与贸易制裁，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
只要存在着对于货物的国界，比较优势的逻辑就不能被推到极端。况且，冷战后的世界并非如人们当初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地球村，新的一轮冲突在世界各地爆发，过度的乐观主义情绪在西方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被现实击破（只有中国是例外，中国的学术界始终对于国际局势抱有极端的乐观主义看法）。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国家安全的概念尚未过时。这里要说明的是，国家安全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概念，而且是一个经济概念。在经济上长期受制于人，最终会如军事失败一样，危及国家安全与民族生存。在现代产业技术中，恰恰是可以做这样的分类的：一类产业技术是可以控制他人，使他人依赖于自己的，而另一类产业技术却恰恰相反，是依赖于他人，受他人控制的（另外，还有有发展潜力、无发展潜力的产业技术之分；日本人用生产率增长速度和“关联性”两项指标来衡量一个产业部门的潜力，并决定其产业政策，便是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只掌握受制于他人的产业技术，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最终都受制于他人。熟知鸦片战争的中国人却很少知道，1840年左右的中国，就产量而言，仍旧占有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在决定性的产业技术方面，中国落后了：“欧洲因为拥有先进的技术——包括蒸汽机和工作母机等——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②正是因为在决定性的产业技术方面落后了，中国才首先是遭受军事失败，随后是经济上的一落千丈，沦为不发达国家。这充分说明，国家安全与经济潜力并不仅仅体现在一时的数量上，它更主要的是植根于质量，即你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产业技术结构。而从长远看，质量和数量又将统一起来。美国著名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曾说过：“利益相一致的假设，在这个社会与政治四分五裂的世界上几乎不再成立……专业化和由此而产生的依存关系，更增加了其遇难则乱的脆弱性。……因此，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崇尚自由，也不会允许市场力量充分地、一无节制地发展。……各个国家均在加强自己的独立性，而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③他明确指出：由于现实的客观条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不打折扣地实行比较优势逻辑。因为仅仅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自己的经济，一个国家很可能发现自己将处于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受制于他人的地位，特别是后进国家尤其如此。比较优势论者常常列举一大堆数字和案例，作为他们的观点的佐证，但他们常常忘记一个最典型的案例，这就是古巴。古巴并不见得有意选择了比较优势战略，是客观条件将其推到了比较优势逻辑的极端，完全专业化生产糖，结果是其生存完全取决于大国的政治需要。应该说，只要国界还存在，比较优势的逻辑就不能被推到极端。
考虑到国际环境，考虑到国家安全与长远经济发展，赶超战略是必需的。为此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由于产品和要素价格将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市场而带来的当下的经济效益上的损失。然而，当我们谈论赶超战略的巨大代价时，我们不应忘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一个大国为了其长远的生存与繁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曰长期投资。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那么，我们将在其他方面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自1840年开始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支付这种代价。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为赶超战略无限制地支付代价。应该承认，我们在建国后为赶超战略支付的代价当中，有一部分是基于对国际局势过于悲观的估计，是由于急于求成而脱离了现实条件。支付的代价过大，当然也会危及国家的长远生存。从这个角度讲，比较优势论者的批判是有道理的。更进一步说，由于现实国际局势的缓和，我们今天确实已经有可能更多地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但我们不应忘记，这很可能部分来自赶超战略所赐，我们现在正在回收当时的投资。
经济适应性的考虑
即使是从纯经济的理由考虑，赶超战略亦有其合理性。这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赶超战略与动态比较优势原则是相一致的。比较优势论者往往把世界上经济成功的范例，如日本、韩国等都说成是比较优势战略的实践者和得益者。事实远非如此。日本推行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存在的本身就是说不打算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韩国在六七十年代大力发展汽车、造船、电子工业，应该说都是一种赶超战略。这里需要澄清一个概念错误，即出口多的国家就是选择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出口多，要看出口什么，怎么出口多的。赶超战略作为比较优势战略的替代物，应该是指国家出于某种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可以是军事的，也可以是经济的，例如扩大在较高技术水平上的出口）的考虑，不惜付出包括扭曲产品与要素价格、当前的经济效益等一定的代价，运用行政干预，保护和优先发展那些单凭市场力量——亦即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尚且无法大规模发展的工业部门。对于日本与韩国的发展模式，当时就存在着“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指责，它们的经济学家的回答是：我们遵循的是动态比较优势的原则（保罗•肯尼迪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模式称为“混合战略”④，这可能更恰当一点）。但这种回答不外乎是说：从长远看我们是适合于发财的。因为除了少数资源禀赋特别优越的国家，可以依靠出卖资源致富之外，任何国家要跨入富国的行列，就都必须参加处于技术水平尖端的工业部门——亦即赶超战略所瞄准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竞争，并取得优势。事实上并不存在无论我们分工干什么，只要发挥了比较优势，都可致富这样的国际分工。如果说我们在赶超战略所瞄准的那些工业部门（几十年过去了，应瞄准的部门有些变化，但一个基本准则未变，这就是处于技术水平的高端，这也是“赶超”二字的基本涵义）连动态比较优势也没有，那么，不如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天生不适合于经济发达。
在这里必须澄清比较优势论者的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即工业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比初级产品下降很快，因此不用抢占处于产业技术水平高端的部门亦可实现经济发达。诚然，越是处于技术水平高端的部门，因其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其产品价格下降得反而越快。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计算机产业：60年代控制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庞大而昂贵的计算机系统的性能还抵不过今日的一台386个人电脑，后者仅值几千元人民币。另一方面，农矿产品，乃至纺织、服装行业，你绝看不到如此富有戏剧性的降价。但是，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一个部门有没有前途，并不取决于其产品的单件相对价格，而是取决于其在整个产出的附加价值中所占的份额（附加价值是一个比利润更能反映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经济价值的指标。如计算机行业，因竞争过烈，常常全行业亏损，但其创造的附加价值则很高，故而各国、各公司置亏损于不顾，竞相发展。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就这个问题作更多的说明），以及有多少人有可能参与分享这一份额。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饼有多大，有多少人吃”的问题：当然是饼越大，吃的人越少，则每人吃到的越多。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则初级产品的前途就不那么光明了。首先，初级产品在整个产出中所占的份额日渐萎缩，这是百年以来不变的趋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资源型初级产品，有可能在下一个世纪从现在的劣势地位转而处于优势。然而，中国在人均资源方面没有比较优势。同时，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产品在下一个世纪很可能比今天还不值钱）⑤；其次，能够参与简单技术部门的附加价值分配的，是全世界的全部人口（而有权参与处于技术水平高端的产业部门的附加价值分配的，则仅仅是发达国家和敢于放弃传统的比较优势、跨入高新技术竞争领域的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饼小而人多，人均不可能太高。就我国的比较优势而言，占的恰恰是饼小而人多的这一块；过去从封闭到开放，这一块一下子膨胀了起来，形势喜人，然而，目前已面临生产能力庞大，但需求弹性小、附加价值低的窘境⑥。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抱着现有的比较优势不放的话，已经走不了多远了。
其次，对于经济、技术水平低的国家来说，赶超战略所瞄准的部门多是原本该国没有或不发达的部门。这就是与赶超战略相配合的一句话“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实原来并没有“赶超战略”的说法，倒是这个说法常挂在嘴边）的含义。“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具有不言自明的国家安全的考虑之外，其经济意义也是存在的，这就是以经济多样性来加强经济适应性。一国经济如果仅仅专业化于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单一领域，那么，可以想象，如果由于市场的变化，例如某项新的技术突破，这一领域萎缩了，它会面临什么？很可能是致命的打击。中国如果不搞赶超战略，就很可能被新的技术革命再次甩到后面（不幸的是，可以预见，今天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东南亚的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很难逃脱这一悲惨命运），这次很可能比19世纪更惨。一个大公司会选择经济多样性以加强其经济适应性，一个大国就更应该，也更有能力这样做。当然，这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但从长远看，付出一定代价，预做适应各种变化的准备，是值得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加强经济适应性所需的代价比小国小得多。因此，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仍应是中国的长远目标。
当然，比较优势论者并未反对发展赶超战略所瞄准的部门，亦未反对用长远的、动态的观点看问题⑦，他们只是认为，这应该由市场的力量决定，由企业去判断。但这样一来，问题就又回到了国家应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更进一步说，后进国家单靠市场能否突破发展壁垒，这样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传统辩论上去了，比较优势论者突出强调的战略选择问题便失去了大部分意义。
几个神话
比较优势论者喜欢使用的一个论据是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在19世纪末与德国相差无几，历经了一个世纪之后，经济仍旧发展不上去，似乎拉丁美洲国家是因为搞赶超战略所以经济落后了，而德国搞比较优势战略经济就成功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对于历史的曲解了。历史事实是，拉丁美洲国家自立国以来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其经济的主要特征一直是专业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农矿出口外向型经济，然而，这却使得这些国家一直摆脱不了贫穷、落后、两极分化的局面；失败之余，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特别是1929年的危机给了一个机会，它们才开始谋求“内向型发展”的工业化；但其大规模推行，乃是朝鲜战争之后的事了。当然，拉丁美洲国家的“赶超战略”诚如比较优势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仍是失败的，这只能说明拉丁美洲经济的不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拉丁美洲的历史经验，乃至拉丁美洲为什么会盛行“依附理论”，本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借鉴的，因为拉丁美洲的经验比起亚洲“四小龙”来，历史长得多，规模大得多。把拉丁美洲归结为“赶超战略”的牺牲品，把亚洲“四小龙”的局部成功放大成比较优势战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无疑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德国，还有美国，恰恰是“赶超战略”构想的鼻祖。早在1791年（比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更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关于制造商问题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一国的独立与安全系于制造业，因此，不管比较利益原则指向哪个方向，必须优先发展制造业⑧。德国19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思想，开了后来所谓“产业政策”的先河（其思想形成于美国⑨）。他明确地反对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指出这只不过是发达的英国妄图永远维持其霸主地位的一种宣传⑩。正如萨缪尔森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与美国当时的这种经济思想，与它们当时处于相对不发达的地位有关。不同的经济思想，反映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处于不同经济地位的国家自然应当有不同的经济战略，而恰恰是不发达的国家，需要对比较利益的原则打折扣，集中国力，施行赶超战略。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是这样，20世纪的日本是这样，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
比较优势论者喜用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与日本在60年代国内总产值相差无几，而1980年只占日本的四分之一，并把这归结为赶超战略的失败。对此，我不想做过多的讨论，只想提出两点疑问：第一，影响中国在60与70年代发展的主要原因究竟是政治运动还是赶超战略；第二，上述数字所根据的官方汇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现实，中、日两国在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方法上的差异考虑进去没有，中国现在与过去在计算方法上的差异考虑进去没有。评价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作比较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简单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在这些问题上，以讹传讹的神话太多了。
结束语
不应把本文误解为反对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理。自由贸易对于世界各国总体上是有利的，对于中国自然也是重要的；中国自然也要根据现时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第一，现时的自由贸易是不完全的、没有保障的，中国不能让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别国给不给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中国有这个能力，因为中国是大国；第二；中国要富强，就有必要集中力量发展一些今天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以期明天具有在这些部门的比较优势。中国过去这样做过，今天还应这样做，只是应当做得更好。中国这样做要付一些代价，这是应付的代价，只有付出这些代价，明天才会少付代价，因此，不应把比较优势的逻辑推向极端。
①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
②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③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④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作准备》。
⑤关于这一趋势的数据多处可见，因其已是人所共知的定论。为方便起见，读者可参阅杨志的《产业经济学》或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
⑥王健、胡春力、王岳平：“面对21世纪的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2期。
⑦林毅夫、蔡欧、李周：“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
⑧王小东：“国际政治经济学”，《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2期。
⑨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
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