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的文化启蒙
1962年暑假里的一天，我中学的教导主任对我说：“江蓝生，你吉星高照，考上北大中文系了！”其实，我原本是想考新闻系，将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但那时候北大不设新闻系，人民大学新闻系那一年又不招生，我这才把北大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的。
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读书，没有人指导，就抓到什么读什么。小学时爱看小人书，一些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我最初都是通过小人书读到的。小学五年级暑期我从上海来到北京，记得那时一放学我就钻进小人书铺里看书（看一本一分钱），临走时租几本带回家去看（租一本二分钱），看完了再来选换几本，如此循环，完成了我的文学启蒙。上中学后，我开始读这些书的原著。同时又喜欢上唐诗、宋词，有时也尝试着写几首自以为是诗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爱读《古文观止》里的经典散文，印象最深的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李密《陈情表》、骆宾王《代徐敬业讨武曌檄》、刘禹锡《陋室铭》、欧阳修《醉翁亭记》等，读到精彩处，不觉吟诵出声，竟陶醉其中了。高中阶段，我开始读《史记》里的一些列传，还读了一些世界名著，高尔基、契可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巴尔扎克、莫泊桑等大作家的著作都读过一些（似懂非懂），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是在考上大学那年暑假为补课而读的。
除了读书以外，我初中时还接触到了民间的戏曲曲艺。我家附近的白塔寺每月都有几次庙会，有卖花鸟鱼虫的，有卖北京风味小吃的，还有表演杂技、耍把式的，但我每次都钻进一个大帐篷搭成的小戏园子里听戏。所演的戏目现在有印象的是《三娘教子》《苏三起解》《武家坡》《甘露寺》《三不愿意》等，有京戏也有评戏。台上生旦净末丑的穿着打扮，唱念做打，插科打诨让我觉得十分新奇、有趣。每演完一段，戏班子的伙计就端着笸箩到观众跟前打钱（即收钱），一出戏中间要打好几次钱。我读书的中学离西单很近，那时西单商场二楼有一个表演曲艺的场所，放学后，我经常溜到哪里听相声、大鼓、梆子、坠子等地方曲艺，也是听上一段收一次钱。我对此类曲艺节目谈不上喜欢，但不知为什么也不愿离开，家里给的零花钱大都花在这上面了。高中时我开始迷上了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是表演艺术家舒绣文的粉丝，有一次还和两个女同学冒昧地闯入她家拜访。现在想起来，我的兴趣和知识底子在中学阶段已经基本养成了。沿着这个路子，按说我应该成为一个文学青年，从事文艺创作、文学研究或搞新闻报道之类的工作的，事实不然，命运让我走上了另外一条我原本毫无思想准备的学术之路。
二、两次人生选择
1962年9月，我带着对人生的无限憧憬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系从一年级就分文学、语言、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因此我们刚入校门不久就面临选择专业的“终身大事”。我和绝大多数考入中文系的同学一样，满脑子做的是文学梦，很少有人主动选报语言专业。系里为此派朱德熙先生给我们新生做动员。朱先生知识渊博，口才又极好，他把语言学介绍得十分生动有趣。其他的话，今天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朱先生说，学了语言学，你们就能知道孔夫子是怎样讲话的（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学了音韵学、汉语语音史能了解上古的音韵系统）。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打动了。在考虑了自己的客观条件之后——我觉得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似乎要强于形象思维，另外对语言比较敏感，俄语成绩好，于是就报了语言专业。回想起来，朱先生的一席话固然促使我选择了语言学——好像出于偶然；但再深想一下，朱先生的话之所以能打动我，我之所以经过思考选择了语言学专业，其实还是内因起了作用，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
北大中文系名师荟萃，光是语言专业就有王力、朱德熙、高明凯、周祖谟、袁家骅等一批顶级教授。到我们62级时，王力先生等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已经基本不授课了，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一班风华正茂的中青年老师，如唐作藩（音韵学）、郭锡良（汉语史）、石安石（语言学概论）、裘锡圭（文字学）、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王福堂（方言学）、王理嘉（现代汉语语音）、陈绍鹏（古代汉语）、符淮青（写作）等，现在除了陈绍鹏老师早年病逝外，其他几位老师早已是各有专攻的国内外知名语言学家了。大学时代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充满理想的青年人。不过，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社会实践很多，上到大四，又开始了十年动乱，因此我们在学业上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满打满算只读了不到两年半的书，说是“入宝山而空归”并不为过，对此我一直耿耿于怀，至今仍很感痛惜。
因为文革，我们62级学生直到1968年暑期才分配工作，推迟了一年。除了个别同学外，我们都被分配到远离北京的边疆和基层。我被分到山西省孝义县兑镇中学当老师，兑镇地处吕梁山区的山沟沟里，因附近有煤矿，所以竟有铁路可达。我抱着“是一块煤，在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信念，决心在这里好好工作。学生都是方圆十几里内的农村孩子，朴实、真诚、刻苦，我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我不仅教高中语文，还要教化学，于是就旋复习旋教学。我努力学习当地的方言，几个月后，我就硬着头皮用孝义话讲课。有一次县教育局来听课的干部问别人：“她是哪个村的？”我知道后很为自己居然能以假乱真而高兴。周末和假期我有时到学生们的家里做家访，亲眼看到有的农民家里几乎一贫如洗的状况，这无疑拉近了我和他们的情感距离。1969年冬天，我生下女儿50多天就从北京赶回兑镇。为了不耽误带学生出外劳动，我给女儿找了一个当地的奶妈。两周后，当我看到孩子躺在她家炕上，内衣缝里有虱子、虮子时，心疼得忍不住落泪。我的表现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被选为孝义县党代表大会代表，到县里开会。会议结束后，县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说是县里要提拔我当县妇女主任，我想也没想就说：“不，我不合适。”他劝说了一番，我还是没有点头。他让我当晚住在县招待所考虑考虑，第二天再说。我在屋里踱步，心想步入仕途，也许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遇，但这却不是我想要的，我宁愿在小镇上当一个教师——在那里有时间读书，可以过比较平静的读书人的生活。想到这里，我决定不辞而别，趁着月色踏上返回兑镇的路途。从县城到兑镇约有四十多里山路，我一个人在黑地里沿着铁轨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两边是陡峭的山壁，我怕得心砰砰砰地跳个不住：要是遇见坏人怎么办？要是遇见野兽怎么办？要不等明天再走吧？但是我的双脚还是在心的指引下不停地向前走着，终于历经四五个小时后回到了镇上。这是我人生的又一次选择。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我有机会调回北京，在北大附中教书。虽然那时生活比较安定，工作也很顺利，但我并不甘心终此一生，心里总在期待着什么，1976年十月打倒“四人帮”后，这种期待就更加热切了。1977年秋，我带着学生在颐和园义务劳动，忽然听见高音喇叭里广播说国家将恢复研究生教育，将于1978年春举行全国统一考试。我的心一下子跳起来，兴奋，激动，多少年来，我在冥冥之中等的、盼的就是这一天啊！我要把从大学时代到十年动乱前后流失的岁月寻找回来。
三、年逾而立初入门
1978年9月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古汉语专业，那时我已年近35岁，女儿刚上小学三年级。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出于对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的景仰和对知之甚少的近代汉语专业的好奇，就冒昧地给语言所和吕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转而学习近代汉语的愿望，没想到我的请求被吕先生和所里同意了，就这样我得以十分幸运地师从吕叔湘先生和刘坚老师学习近代汉语专业。
所谓近代汉语是相对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汉语史的一个分期，一般指从唐五代到清初这一时期的古代白话。白话是跟文言相对的书面语，较多地反映了口语的实际面貌。上古的书面语跟口语之间的差别较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口语不断变化，而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却沿袭先秦文献几乎固定不变，文言文跟历代实际口语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言文分家的局面。这种言文分家的畸形现象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受到根本的冲击，从那时起，以现代口语为基础的白话文（即语体文）才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人普遍使用的书面语。反映口语的白话文在古代文献中，特别是有唐以来，唐诗、禅宗语录、敦煌变文、宋词、宋儒语录、宋元话本、元明戏曲、明清拟话本、小说等都有反映。显然，研究汉语发展史应该以上述反映历代口语的白话文为资料才是科学的。最早提出“近代语”与“近代汉语”这个学术概念的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先生（1890-1978）。1928年，黎先生在《新晨报副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的文章，揭开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序幕。对黎先生的主张积极响应、并身体力行者是吕叔湘先生，他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投入对近代语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材料翔实、观点新颖的近代汉语专题语法研究论文，后来收在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中。可以说，黎锦熙先生是“近代语、近代汉语”这个汉语史分期术语的首发明者，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首倡者，而吕叔湘先生则是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能跟着吕先生攻读近代汉语真是三生有幸啊！
硕士三年，我充满了求知的欲望，终日都在读书补课，主要是读古代白话文献，也间或读一些语言学理论著作。古代白话资料数量巨大，光是吕先生专著后列出的参考书目就有200余种，我带着紧迫感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地读，边读边做笔记，边读边做卡片，每天都沉浸在书海之中，感受着求知、探索的愉悦。那时我下功夫较多的是敦煌俗文学作品，不仅细读了王重民等先生辑校的《敦煌变文集》（上、下）、任二北先生的《敦煌曲校录》等有关著作，还尽可能地到北京图书馆利用阅读机阅读了一些敦煌写卷的缩微胶片。刘坚老师建议我对两种同名敦煌俗赋《燕子赋》加以校注，以此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这两种俗赋各自的写本众多，故事内容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口语程度很高，其中的方言口语词汇丰富，释读起来难度较大，做起来要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多门专业知识，很适宜对硕士生进行全面的训练。我翻了很多韵书、字书、类书，借鉴了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前贤的有关研究成果，也注意到现代汉语方言中去挖掘材料，寻求答案，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还很少有对敦煌变文等俗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校注的成果，这篇论文算是较早实践的一篇。吕叔湘先生、刘坚老师仔细阅读了论文草稿，提出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吕先生当时已年届76
岁高龄，他批改得很仔细，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最让我难忘的是，论文中有一条书证是从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转引的，没想到吕先生亲自查找到了原始出处，并将原文用红笔抄在稿子旁边，我看后顿时羞愧难当，仿佛听到先生无言的批评：为什么不用第一手资料？做学问怎么能偷懒取巧！从此我将此事引为教训，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使用第二手材料。参加我硕士论文答辩会的老师中有大名鼎鼎的文史专家王利器先生，《红楼梦》语言专家周定一先生，他们出于对后学的提携、关爱都褒扬有加，其实他们哪能看不出文中的瑕疵和软肋？王先生会后递给我一页纸，上面写着几条具体意见，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这就叫“大家风范”啊！今天实事求是地讲，论文中确有不少新见确诂，但也有一些待质甚至明显有误的地方，只要跟后来项楚先生、张涌泉、黄征先生的敦煌变文校注相比就可知一斑。硕士论文的撰写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是让我接受了一次正规的专业训练，让我尝试了做学问的过程、方法，引领我站到了学术研究的起点。
硕士毕业后我留在语言所近代汉语室工作。最初三年多是给吕先生做助手，帮助他整理补充早年未完成的书稿《近代汉语指代词》，这使我得以继续在先生门下学习，进一步体会到先生是如何搜集材料，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的。这三年中我每两周到先生家一次，听先生论学和谈论时事，也因此对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悟，这对我此后做人和做学问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吕先生教导我做学问要处理好通和专的关系，他说语言学研究的几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是有机联系的，不可有所偏废。1982年初，他对我说：“你研究生时期主要学习词汇，这是可以的；但从今后长远来看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应该搞一些语法、语音问题，要了解整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纵的、横的都要有较全面的认识，当然自己的研究要有重点。现在有些人把自己划在一个小圈子里，这种现象很不健康。”在吕先生的提醒下，我又补读了一些唐以前的文献，例如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和东汉以后的汉译佛经等，使自己的阅读范围从纵横两方面都有所延伸，1988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作的。吕先生是个循循善诱的老师，记得在我开始语法史研究之前，吕先生对我说：“我给你出一个题目——‘研究历史语法的方法’，一万字左右。写这种文章有实践更好，但你把别人的文章总结一下，借写这篇文章做一番整理工作，找出一些规律来，可以推动自己的学习。”他让我着重从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中册、他自己的《汉语语法论文集》、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以及丁声树先生的几篇古汉语论文中体会研究方法。我按吕先生的指点，细心揣摸上述各家论著的精髓，一个月后把文章交给他。他看后对我说：“该说的你都说到了，但是这篇文章不要发表，等你自己以后有了切身体会再说。”古人有诗云：“鸳鸯绣罢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吕先生不仅把“金针”递给我，还让我通过揣摸、体悟，自己掌握针法，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从此以后，我的研究重点就转到汉语历史语法上来了。
1986年底至1987年底，我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参加了时任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的太田辰夫先生主持的读书会。太田先生精选了一些中古译经，让与会者边读边讨论，这种读书活动在日本很流行，读书的效果非常好，我在会上也讲读了几次。太田先生的汉学功底很深，治学十分严谨，很注意对传世文献的版本流变和文字异同加以考辨。他精于中国白话史研究，由于年轻时曾在北京东城分司厅胡同居住过几年，因此对晚清文献和老北京话都相当了解。能够跟学问渊博又和蔼慈祥的太田先生读书学习，真是此生难得的经历。回国后，我和同事白维国陆续翻译出版了包括太田先生在内的三位日本学者的重要语法史和词汇史著作，意在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介绍给国内同行。
四、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正当我享受着专心读书、写作的幸福生活之时，所里、院里的行政工作找上门来。从1988年开始，我先后担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十年后，1998年至2006年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此外还有许多学术的和社会的兼职工作，常年过着双肩挑的繁忙而紧张的生活。
记得1998年9月当我得知自己被作为副院长人选时心情很纠结，并不情愿。李铁映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我院院长、党组书记）找我谈话，我谈了自己的兴趣和研究规划，表示自己的能力、性格以及语言学学科背景都不是社科院副院长的合适人选。铁映同志听后对我说：“在延安时，毛主席让李先念同志搞经济工作，先念同志说我不懂经济，经济学考试才得了17分。毛主席说，让孔祥熙当好不好？先念同志说：那还不如我当。”铁映同志还举了其他一些事例耐心地给我做工作，最后，他用不容分辩的语气说：“我看你能当，以后不要再谈你的美好蓝图了，好好抓工作。”（引自1998年9月23日的日记）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想，毕竟还在学术机构工作，自己是作为学者的代表进入领导岗位的，就更应该把学问做好，力争学术、行政两不误。我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答应了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不会因为做学问而敷衍工作；我又是一个钟情于学术的人，不愿放弃学业和学者的身份。双肩挑压力很大，但我始终把压力当动力，一直在两者之间求平衡。“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此言正是我学术生涯的写照。
时间好像海绵中的水，只要挤，总是能挤出来的。我科学安排时间，见缝插针，化整为零，不放过一刻钟、半小时的时间，节假日也大都用在写作上；我不搞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尽量不让繁重的行政和社会工作过多地影响自己的学业。其实，行政工作虽然花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但它也历练了我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开阔了我的政治视野和学术眼界，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精神境界，谁能说这些对学术研究没有帮助呢？我分管科研工作，重点联系文史哲各所，分管过图书馆、杂志社、出版社、网络中心等。作为院领导经常要出席各所、各学科、高校乃至国务院和中央等单位的会议，经常要致词、讲话、发言等。每当这时我都尽量自己起草讲话稿或发言提纲，为此去查阅有关专业的书籍、资料等，几年下来，我的文史政经知识增加了不少，看问题的视角也得以扩展。我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评审组组长十几年，每年都要吸收评审组专家和业内同志的意见修订“学科指南”，这类工作有利于培养宏观思维能力和学术战略眼光。一年一度的评审工作也扩大了我的语言学知识面，较全面地了解本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行政管理和做学问在掌握实情、抓住主要矛盾、实事求是地分析综合以及妥善加以解决上是完全相通，可以相互增益的。世界上的事情有得就有失，有失也必有得，关键在于自己能否善于化失为得。即以大学三年级时到湖北省江陵县搞四清、四年级又到北京郊区延庆县搞四清而言，除了让我了解了国情，锻炼了工作能力，领略了江南、塞北截然不同的自然风光和民俗而外，还让我初步了解了这两处的方言特点；分到山西工作，又让我熟悉了晋中方言，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大有助益。人生的每一个经历都是一笔财富，此言不虚！
五、追本溯源著述勤
我对语言现象很敏感、很好奇，头脑中总是充满了各种问题，好奇心和问题意识引导我总要去探个究竟。我有一个专门记录各种语言现象和问题的笔记本，随时把看到、想到的有关问题和材料记进去，等到某一专题的材料差不多了，有了较清晰的想法后便开始写作。30多年来，我勤奋学习，笔耕不辍，研究的课题日渐深化，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拓宽。
（一）研究生毕业之初的那几年，我继续进行白话词汇的研究，先是从一些词汇的个案考证入手，继而进入专书词汇研究，写了一些专书语言介绍或考证的文章，如《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重读<刘知远诸宫调>》《<游仙窟>漫笔》《<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等；再后来对断代语言做综合研究，对整个近代汉语词汇进行纵的梳理。为了总结上世纪70-90年代国内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成果，我约请刘坚先生与我共同主编了《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包括唐五代卷、宋代卷、元代卷），并与曹广顺一起编撰了其中的《唐五代语言词典》。这套词典收词时不仅贯彻词汇史的观点，同时也很注意贯彻语法史的观点，为系统研究汉语词汇史和语法史做了有益的基础工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开始注意总结自己和他人对近代汉语白话词语进行探索的经验，有意识地探讨词义演变规律与词语考释方法。在《相关词语的类同引申》一文中，讨论在聚合关系中相关词语如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或义类相关的词语之间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类同方向的引申（平行虚化）。这篇文章不仅是对此前已有的“同步引申说”、“相因生义”说的进一步阐发，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见解。比如文中指出，有些多义词，只要其中一个义项相同，就能够以这个义项为基础发生类同引申；词义的类同引申不同于词义的沾染；有些近义词不仅能发生类同引申，而且还能互相通借；反义词（包括意义相对的词）发生类同引申时，有的引申义相同，有的引申义仍旧相反。文章的新见在于从理论上说明义类相关的词也能发生类同引申，进一步论证了词汇的系统性。《演绎法与近代汉语词语考释》一文是我多年从事词语考释的方法总结。文中指出当归纳法不能奏效时，可以尝试用演绎的方法，即用语言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来寻求解决特殊问题的途径；说明演绎法的使用是以对汉语发展史上许多语言事实和普遍演变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和前提的，掌握的语言事实和普遍规律越丰富，运用演绎法的空间就越广阔。演绎法不仅能突破归纳法的局限，还可以使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文中特别强调用演绎法推出的观点一定要经过严密的论证，贯彻合理推测，小心求证的原则，否则推论仍不过是一种假设。
（二）在汉语语法史研究方面，我研究的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虚词源流与语法化问题，二是语言接触问题。我觉得做汉语语法史研究，对历史上的语言现象进行细致地描写固然重要，也必不可少，但追本溯源，搞清语言现象的来龙去脉更为重要。这往往比较困难，也更具挑战性，而这正是我的学术兴趣所在。我撰写了不少考证虚词来源的论文，力求材料扎实，论证严谨，不仅要细致、准确地描写语言事实，而且还着力对这些语言事实给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解释，例如《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被动关系词“吃”的来源初探》《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说“麽”与“们”同源》《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等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述特点。
我不仅从语义、句法的视角研究词语的语法化，而且还注意探讨音变与语法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在《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一文中，我通过对个案的考察从理论上总结道：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伴随着语法化而产生的音变现象也是一个连续的渐变过程；实词由实变虚后往往还会持续虚化，与此相应，音变也不会戛然而止，它随着虚化程度的加深而继续变化，总的趋势是不断简化，离本字的读音越来越远，直至演变为零形式。这种持续不断的音变受到词义虚化程度加深和句法结构的凝固性两方面的推动，音变不是在语音层面孤立地发生的，它与语义层面和句法层面紧密相关。
进入21世纪后，我把语法化研究的对象扩大到短语和句式的语法化。例如在《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一文中，我提出了“跨层非短语结构”的概念，利用新资料考证出“的话”的词汇化是在话语层面的两种句法位置上实现的，“话”的泛化指代性以及由此形成的“话”与修饰语的同一性是“的话”词汇化的诱因，而省略与移位是“的话”词汇化的特殊机制。关于句式的语法化，我写了《“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和《同谓双小句的省缩与句法创新》等文章，后文以现代汉语方言中重叠式正反问句和北京话里的“爱谁谁、爱怎怎、爱吃不吃”等短语为例，说明语言经济原则驱动下的省略和紧缩是汉语构式语法化的一种推力和机制；这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句法创新模式，可以合理地解释汉语语法史上的某些反复问句及相关问句的产生。在《概念叠加与构式整合——肯定否定不对称的解释》一文中，我从语义、句法、语用乃至逻辑等各个层面，对诸如“差点儿摔倒”与“差点儿没摔倒”为什么都表示没摔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基本上解决了这一类此前许多学者未能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难题，获得同行学者的认可。
（三）研究汉语史，尤其是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史，语言接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阅读元明白话文献，发现其中有许多汉语受阿尔泰语影响的痕迹，如在语序方面出现了很多“主语+宾语+动词”的句式、方位词后置充当格助词的句式，于是通过语言类型的历时和共时比较，从语言接触的角度、以现代西北方言为佐证，对元明文献中的特殊语法现象做出了解释。例如《后置词“行”考辨》《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老乞大>语序研究》《也说“汉儿言语”》等。此类文章突破以语言同质说为基础的历史比较法的局限，以语言是非同质系统的理论为指导，从语言接触所发生的互相影响和渗透去分析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并注意总结汉语在接受外族语言影响时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研究中我态度谨慎，力避先入为主，总是从具体语言事实出发，对相关语言现象进行详尽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判断，因而结论比较稳妥可信。这些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对深入探讨汉语语法发展规律具有积极意义。毋庸讳言，我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和他人记录的西北方言材料，如果能亲自到西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相信会有更深入的发现。
（四）在研究方法上，我一方面学习和继承吕叔湘先生把语音、语义、语法结合起来综合考察的路子，另一方面又很注意语用环节对语言变异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注重搜集资料，客观全面地描写语言事实，另一方面又具有把描写与解释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历史文献材料与现代活的方言材料相结合的个人风格。我注重从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两方面吸取营养，既注意汉语的特殊性又努力发掘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共性。这些特点几乎贯穿在每一篇论文中，越是后写的文章，这种特点越是显明。例如《变形重叠与元杂剧中的四字格状态形容词》《说“蹀躞”与“嘚瑟”》《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径和类型》等，都得到同行们的好评，我自己也觉得后期文章的深度增加了，论证也较前更加扎实丰满了。
我前后带了7名博士生（其中2名博士后），他们都各有特点，各有专长，无论他们在读期间还是毕业之后，我们都是学术上最能深谈的朋友，所谓“亦师亦友”，“教学相长”是也。至今学生们每写一文仍常跟我讨论，让我提意见；我何尝不是，往往从文章酝酿之时就跟他们讨论，写好之后请他们挑错。我们都互不客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真诚平等的关系使我们互相获益，师生情谊也不断增进。我之所以是幸运的，不仅是得到吕叔湘先生的亲炙，还因为遇到了几位品学兼优的弟子。
六、殚精竭虑修辞书
2005年下半年开始，应我院语言研究所科研工作需要，我把主要精力转到了辞书的编纂和修订，除了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大词典》外，又先后担任了《新华字典》第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主持人，全面负责修订工作（我把它称之为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 编词典这一行的艰辛，我早有所闻也有一些切身体验。意大利学者J.J.斯卡利格（1540—1609）有一段名言：“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吕叔湘先生也说早年他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因此在接手上述工作时，我是有一定的吃苦受累的思想准备的。
为了保证编写质量，我认真学习总结《现汉》的编写经验，针对《现汉》以往修订中尚未全面系统解决的若干问题拟定了十多个研究专题，由课题组和所内研究人员逐一进行调查研究，我自己也对其中的三个专题进行了研究。在整个修订过程中，我们始终贯彻“植根学术，跟进时代，贯彻规范，系统稳妥”的方针， 着力在提高词典的科学性、时代性、规范性和实用性上下功夫。在七年中，我用尽了心力，除了跟其他同志承担相同量的编写、修订、校对工作以外，还要负责审读每一位同志的修订稿，处理各种遗留问题和疑难问题。长期超负荷的脑力劳动使我经常失眠，有几次因用脑过度而晕厥。《新华字典》11版和《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出版后不少业内专家给予了很正面的评价，连我们在许多细微处所用的心思他们都察觉到了，我有一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欣慰。能把品牌辞书的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能得到专家和读者的认可，此前的一切付出（视力下降、失眠、腰背酸痛等）都是值得的。辞书编修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在苦中也尝到了“甘”，那就是得到了一次把书本知识和专业研究的经验综合运用到辞书编纂实践中去的机会。我们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主张学以致用，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字无补”。能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我感到自己的专业知识有用，学术研究有社会价值，这或许就是我追求的读书人的幸福和快乐吧。
这几年的实践使我对词典编修工作有以下几点切身体会：
（1）词典的科学性强，既要全面准确记录现代汉语的词汇系统，又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贯彻和引导规范。“典”者，典范也，原则上是容不得有错误有硬伤的，这一点跟学术著作的性质很不同，因此编修者的责任重大，每一步都不能松心。
（2）词典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涉及的知识面广，要求编写者具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语文素养，纵贯古今，横跨百科。语文类词典不仅要求编纂者具备文字、音韵、训诂等传统语言学的学养，还要通晓现代语言学的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各方面的知识。因此，编修辞典的过程就是不断补课学习的过程。
（3）词典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有科学的定位、合理的框架、严密的体例；在收词和释义上要做到词典内部自成系统，互相照应，严丝合缝。因此，词典编修者脑中要有一盘棋，做到“眼观六路，心有全局”。
（4）编词典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复杂、细致、琐碎。词典内部的环节多、符号多，注音、标点等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允许出错。要善于以简驭繁，用最少的篇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还要为读者着想，做到易查检、便于使用。
（5）编词典是一个永无止境、永远有遗憾的工作。从语言的本质属性上说，语言变异是绝对的，而稳定则是相对的，词典纪录的语言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再加上人的知识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总难免有需要纠正和完善的地方，所以需要不断修订更新。
《英语词典》主编约翰森（Samuel Johnson）谈到自己编纂词典的体会时说：“追求十全十美，就像阿卡狄亚（Arcadia）的原始居民逐日一样，当他们追到似乎是太阳栖息的山顶时，却发现太阳依旧遥不可及。”
他把编写辞书比喻作追逐太阳，永远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真是绝妙无伦的比喻啊！但我想，通过努力做得比前人更好一些还是可能的。
我们团队身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两座，最后一座最大最难啃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只完成了初稿，离正式出版还有很大距离，吾辈仍需努力。
七、立足当代，服务社会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不可能只专注于汉语史的研究而无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语言文字问题，不得不研究当今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政策和实践。为此，我一面学习，一面针对社会需要撰写有关的文章和书籍。1995年为了应对两年后香港回归祖国，港人学习简体字的需要，我和陆尊梧应香港商务印书馆之约编 写出版了《繁简体字用法字典》，在这部工具书中，我刻意介绍简化字的来源，说明2200多个简化字绝大多数都是历史上已经用过或通行过的。截止到2008年，此书前后印行了11次。前几年社会上颇有一些人主张恢复繁体字，我借助我院文史哲学部“国学论坛”的平台组织专家讲述汉字源流和汉字简化的时代背景与重大意义，发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
为了引导规范，1997年我发表了《当前广播电视应用中的几个问题》一文，还到一些高校就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进行演讲。2009年我应邀到台湾政治大学讲学，特别安排了半天向该校中文系师生介绍祖国大陆的语文规范化工作。
2000年我担任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委员、历史与文学艺术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与张国宪同志共同主编了《汉语语言文字基本知识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向各级领导干部介绍国家语言文字政策和相关知识。
在2012年“推普周”活动15周年之际，我撰文提出了“推广普通话与保存方言并行不悖”的观点。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提醒有关部门注意一些语言学家特别是方言学家所担心的方言的生存危机。普通話的推广不仅使某些方言迅速变异，而且使有些次方言处于濒危境地。我认为推普和保存方言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推普不是禁止使用方言，更不是要遏制或消灭方言。过去我们在工作中是否或多或少存在着忽视方言的倾向？我们对方言的文化价值的认识是否到位？方言是特定地区历史文化的载体，它以独特的语音、语法和词汇记录着这一地区人们的生命历程，演绎着别具风味的人情风俗、道德观念。方言是维系家国乡情的精神纽带，是祖国文化的很宝贵的资源，我们必须格外加以爱护、保存。如果因为推广普通话而加速了方言的衰退和消亡，那绝对有违科学发展观，有违推普的初衷。我个人认为，在今后的推普工作中，要处理好推普与保存方言的关系，提倡双语生活，鼓励孩子们既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又能运用自如地讲流利的方言母语。各级推普机构和人员应该在推进语言的共同化进程中注意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使二者并行不悖，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我的这一观点很多同行学者赞同，但目前还没被有关部门完全认可，我相信时间会做出结论。应当强调的是，我们主张方言与普通话“并存并用”绝不意味着可以放松推普工作，更不能理解为可以用方言干扰或抵制推普工作。
2012年8月，有人对《现代汉语词典》附录中收录239条字母词提出质疑，认为这损害了汉语汉字的纯洁性。我一面在媒体上应对，一面撰文阐明字母词产生的必然性和汉化规律；认为中西合璧式字母词（如“阿Q、卡拉OK、AA制、T恤衫”）是汉语词汇系统中特殊的一类，它的广泛使用是汉语词语书写形式的一次革新。文中介绍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字母词的规范处理，并针对某些人在字母词问题上的观点阐述了不同意见；主张树立科学的语言文字规范观，科学地引导字母词有序、规范地使用。文中还指出语文辞书有选择地收录字母词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查找的方便，这是工具书的性质所决定的。
我担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多年，多次参与“规范汉字表”和普通话审音工作的讨论，建言献策，尽自己的一份力。关注和参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是老一辈语言学家如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的优良传统，从事语言学研究而对现实的语言文字问题漠不关心是不可思议也是极不应当的。
八、生命不止，探索不已
岁月不饶人，一晃我就要进入古稀之年了。但我的好奇心未减，我对语言学探索的兴趣未减。学术要进步，离不开创新，学者的学术生命是在不断探索、创新中延续的。最近几年中我陆续写了几篇自认为在理论和方法上较前有进步的学术论文，其中发表于2012年的《汉语连-介词的来源以及语法化的路径与类型》一文（2.7万字）很得同行肯定，可以算作我的代表作。这篇文章有不少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提出了“连-介词”这一语法范畴，揭示了这一范畴的类型学意义。
（2）根据实词的源头义，把伴随动词划分为“偕同”（无主从之别）与“跟从”（有主从之别）两类，得出“偕同”义动词（如“与、及、和”等）无须经过伴随介词环节就可以直接语法化为并列连词的结论，纠正了语法界以往“伴随义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单一语法化路线的主流意见。
（3）论证了源自使役义动词“唤、教”、给与义动词“给”和数量词“两个”的连-介词各自语法化的句法语义条件和语法化的过程，揭示了它们通过改变各自源结构式中的组合关系从而使自己在新构式中获得连-介词的核心义素，因此能异源同归的道理。这些观点的提出和具体的论证具有首创性。
（4）论证了“唤”读“和hàn”的音变理据，坐实了老北京话和台湾地区的连-介词“和hàn”源自动词“唤”的假设。
（5）用数量结构“两个”由并列连词—→伴随介词的事实对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提出了质疑。
这篇文章从起意到搜集材料、构思及至成文，历时四年多，涉及的文献材料上自先秦下及当今，书面调查的方言遍及东南西北，初稿出来后向所内外同行多所请教，还在几次研讨会上征求意见，最后才改定发表。
今后若干年我的主要精力将放在提高《现代汉语大词典》初稿的质量上，为使它能以较高的起点推出，我努力在学术思想和整体设计的创新上进行探索，主要想法有：
增强该词典的描写性和学术性，要把近百年的现代汉语看作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力求在共时时段中反映历时的变化，动态地、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系统发展变化的真实面貌，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该词典收词量要大，释义要比中型语文词典详细，配例要恰到好处地反映词义和用法。要扩大信息量，加强实用性，为此要设立知识提示、同义词辨析、插图等项内容，还要对方言词标示通用地域。
该词典的编写要建立在科学雄厚的资料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各大型语料库和本所口语语料库、新词新义搜索系统；利用了已出版的各类有关辞书。此外还要动手从书报杂志影视广播等多渠道搜集词语，弥补语料库的不足。为了加强民国时期资料的搜集，在现已手工勾乙了50多部著作的基础上，再增加几十部，使民国词语的收录和解释成为全典的学术增长点。
总之，我们志在编写出一部具有原创性的大型现代汉语词典，使它有比较厚重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为达此目的，我和团队同志们还得艰苦奋斗若干年。我的身体和精力肯定大不如前，但我会活到老，做到老，生命不止，探索不已。
2012年10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某栏目采访时记者问我：“这一生您最遗憾的是什么？”我回答：“最遗憾的是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耽误了：入宝山而空归。如果我能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循序渐进地读书，有许多留学和学术交流的机会，我会比现在走得更远，更高。”
江蓝生
写于2013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