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内陆地缘政治的区域比较
1.黄河流域
黄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是中国第二长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到宋元以前，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自宋元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但黄河流域仍是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当然也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中国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北方的地理形势。其中，具有高位优势的蒙古高原，当是中国地缘政治，当然也是本文破题的关键。
蒙古高原蒙古高原为东亚内陆高原。东界大兴安岭，西界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南界阴山山脉，包括蒙古全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部分地区。高原大部为古老台地，仅西北部多山地，东南部为广阔的戈壁，中部和东部为大片丘陵。高原面平均海拔1580米，地势自西向东逐渐降低。这是从地理学的视角划分，若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蒙古高原”大概还要包含黄土高原，乃至新疆盆地部分。后二者往往是前者的政治作用的辐射地带。这是一个地势相对平缓且为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占据并对华北平原政治形成居高临下的战略高压的半月形开阔地带。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王朝更迭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使得聚集在北方大漠和西部高原的部族力量得以“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由此“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南下则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历来是中原政治转换的“命门”地带。中国学者程广中所著《地缘战略论》一书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
在陆地疆域中惟有内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西麓至新疆盆地的东部平原，形成一个半月形开阔地势，其中大部为沙漠、草原，易攻难守。边界线形状易于敌中间突破、两翼卷击，是中国陆地防御的重点。
这是从进攻的角度说，若从防御的角度进一步深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半月形”地带中的河套及其两翼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程广中认为：
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关键地带。西端的关键地带是从波罗的海沿岸直到黑海两海峡的东欧条形地带，这是一门户地带。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在公元4世纪和8世纪两次在匈牙利被打败而遭到制止，阿拉伯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入侵被阻止于黑海海峡附近。蒙古在第二次西征中在维也纳附近被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所败，其西进势头受到遏制。
在欧亚大陆东端从朝鲜半岛、蒙古高原至新疆的广大条形地区，也是一门户地带。中国两汉王朝、唐朝和清朝都曾把这一地区部分或全部控制在手，元朝本身就兴起于蒙古高原。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境内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主要发生于这一地区。近代以来的中俄日美诸大国的冲突也多发生于这里。朝鲜半岛则是海上势力与陆上势力冲突的关键。
笔者同意程广中的见解。在东方如果以黄河南北分，以武汉东西分，我们只要粗略阅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就会发现，北方蒙古高原是影响全国政局的关键地带。“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蒙古之于中原，居高而临下。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衰落多从北方蒙古河套一带向南破局。只要我们粗阅一下中国西汉、三国、隋朝和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图，就会发现，其中蒙古地区对中国政治的“破局”作用表现得都比较典型。
蒙古高原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规律性的对中原政治的“破局”作用：塞北铁骑西可从大同、太原等盆地低口、东可从山海关口以最近距离直抵中国政治中心北京并对中原政治施以绝大的压力。1927年日本田中首相在他拟定的侵略计划中将“满蒙”列入“为东方打开新局面”的关键区域：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之危险。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关键也。
民国成立虽倡五族共和，对于西藏、新疆、蒙古、满洲等，无不为特殊区域，又特准王公旧制存在，则其满、蒙领土权，确乎在王公之手。我国此后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
这个侵略计划以“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为开篇，至“对内外蒙古之积极政策”为结束，“满蒙”成了贯穿日本侵华政策的总基调。1931年，日本陆军步兵大佐板垣征四郎在步兵学校所作的《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田中奏折》中关于“满蒙”的论点，他说：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大体上指东四省的范围）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因此，从古以来占据此地的北方民族，在这个易守难攻的边境之地，利用天险，退而培养国力、整顿兵马，一旦时机成熟，就猛然奋起，越过天险，侵入中原，以统治汉民族。这种例子，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辽是这样的，金是这样的，清又是这样的。最近以东三省为根据地的张作霖，虽然在关内曾屡遭失败，现在俨然不失为北方之雄，这虽有各种原因，但是主要因素是依靠满蒙在地形上的有利地位。
俄国人对蒙古高原的战略地位的认识要比日本人早。俄国所谓“西藏问题专家”巴德马耶夫，早在1893年就向有“西伯利亚大铁路之父”之称的维特提出了一份备忘录，他分析了俄国在远东的历史使命，认为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还应该修一条通过中国甘肃省省会兰州的铁路，在那里，在中国的“后院”，俄国应该秘密地促使西藏人、蒙古人和中国伊斯兰教徒普遍起来叛离满清朝廷。巴德马耶夫的计划“终于得到了必要的沙皇批准”。并“准备作为一项长远的和逐步实现的计划来进行”。
斯大林是运用地缘政治的高手，他对蒙古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位势更是了然于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他向罗斯福开出并以《雅尔塔协定》确定下来的出兵远东的条件中的第一条，就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问斯大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大概是受到1939年俄日间发生的诺门坎战役的剌激——回答得很干脆，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其实，斯大林在这里的回答看似有理，实则荒谬。因为这样的逻辑在中俄关系史中没有任何经验支撑。在中俄交往史中从来还没有中国从蒙古一带“切断”俄国的先例。反之，如果将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那就相当于在中国“胸膛”上开了一个可直插中国左右“两肺”并直抵“心脏”的切口，由此就可对中国长期保持最有效的战略压力。清朝重臣左宗棠对俄国人有较深的了解，1877年他从收复新疆的经验中建言：
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矣！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保。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也。
左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经验的。中国历史上结束春秋时代、开启战国大混战的“三家分晋”事件就是由这一区域开始的；东汉未年出现的三国乱局也是由北方曹魏平息并收为一统；西晋之后，由“关陇”和“北方六镇”自北向南又挤压出十六国与北南东晋并存的局面，此乱局最终也是由西魏、北周形成的“关陇集团”及由这个集团中诞生出的领袖人物建立隋唐两朝而定为一统的。唐时称阴山、河套地带为“国之北门”并驻以重兵。公元415年（神瑞二年）北魏曾拟迁都邺城，崔浩极力反对，其理由之一就是，北魏的统治中心放在平城，一旦中原有事，可以随时轻骑南下，此乃“威制诸夏之长策。”此后的元、清两朝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由北而南奠定了统一的全国政权。
20世纪40～50年代，斯大林为了保持对中国形势的长期影响力，即使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与毛泽东的谈判中，他不惜违背国际共产主义原则执意要将外蒙古从中国境内分裂出去。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就是在中蒙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对中国形成很大的战略压力。与此相应，内蒙古自治区管理的范围也随中苏关系的好坏而发生伸缩变化。1969年7月5日，鉴于“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高度紧张，中央政府先从内蒙古封口，将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分别划归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分别划归宁夏和甘肃。这样就使内蒙由北而南从一个北宽南窄的开阔地收缩成北窄南宽易进难出的“布袋”阵，如遇北敌南犯，可以东从呼伦贝尔高原、西从阿拉善高原两翼向中部反卷包抄，将敌人迅速封在“布袋”之内围而歼之。直到1979年中苏关系平稳下来后，中央又于5月30日将上述地区又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关中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如果说蒙古高原在中国国内以制陆权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处于影响全局的一级位势，那么，蒙古高原两侧的黄土高原和东北平原则处于二级位势。关中盆地乃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据此可自足以四塞之内保存实力，居高临下，时机成熟时则可迅速东出中原。田肯曾向刘邦分析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蒙古以东是一马平川的东北平原，由此进则通过山海关可长入华北平原，退则有广阔的东北平原进行战略迂回。因此，关中盆地与东北三省的政治稳定对华北平原的政治生态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据有华北平原，就基本控制了中国政治的核心地带。而据有关中盆地，则占据了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带并由此会对华北平原——至少在唐朝之前——产生较之东北平原更大的影响力。司马迁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规律。他说：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代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通过楚霸王因失关中而失天下的教训强化了他的上述观点。范曾以“关中阻山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的理由建议项羽定都关中以取天下，但“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对此，司马迁借说客的口对项羽评价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
司马迁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地缘政治分析结论到清朝顾祖禹那里就有了更多的历史经验支撑，顾祖禹在《读史方舆记要》中总结说：
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战国以八千里之赵、魏、齐、楚、韩、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夫沛公起自徒步，入关而王汉中，乃遂收巴、蜀，定三秦，五年而成帝业。李唐入长安，举秦、凉，遂执箠而笞郑、夏矣。盖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死，而或不死者，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
作为学者，司马迁和顾祖禹更多地从进攻的角度论述西北的地缘政治意义，而明清两朝国势日下，其政治家则多从防御的角度看待中国西北的地缘政治的作用。朱元璋在分析明朝安全环境时将“胡戎”视为防御的重点，然其口吻已少有汉唐时代的攻势。他训诫后代：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隋唐之际，中原王朝跨过山海关，大幅向东北平原北推，这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的生产，从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东北诸部的崛起。此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位势隆起并对中原政权形成日益严重的压力。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起至宋，东北辽金已成势力。与此相应，中原王朝的国都也从西部陕西长安，经河南洛阳东移至北京；中国地缘政治的中心也相应从“中原”移至“华北”。
平原，尤其是低地平原，多为四战之地，既是进攻的首选地形，又是防御的脆弱地带；这种脆弱性在中国又因三面环山一面接海而——特别是近代西方列强来到东海后——愈显突出。华北平原是中国除东北平原之外的第二大平原，是唐朝以后的中国政治中心所在地。进入或占据华北平原，也就基本搞乱——比如“五胡乱华”——或搞定了中国。中国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中原处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势。中原四通八达之地，为四方联系的枢纽。由中原趋周围地域、由周围地域趋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势与周围地域息息相关。中原有事，必波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响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纷乱之初，因为中原四面皆可受敌，四方分崩的离心足以撕裂中原形势，而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动荡的洪流足以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进取天下，中原为必取之地；安定天上，中原为控御中枢。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制御八方的形势。
控制华北平原的关键地带是控制河北与山东，而控制河北的关键则在山西。饶胜文认为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统一北方外，其它全国性政权都是以北方统一南方。一个政权能否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统一北方。在北方的统一进程中，居枢纽地位的是山西。控制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侧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侧翼的安全。
山东物博地广，处华北平原之腰位。其东与辽东半岛南北呼应，威加黄海；其西则横截杭京大运河和华北平原之中腰。清人顾祖禹认为：
山东之于京师，犬牙相错也。语其形胜则不及雍、梁之险阻，语其封域则不及荆、扬之旷衍，然而能为京师患者，莫如山东。何者？积贮天下之大命也。山东界两都之中，北走景沧，南达徐邳，东出辽海，西驰梁、宋，为辐辏之道。山东者，驭之得其道，则吾唇齿之助也；失其理，则肘腋之患也。吾尝俯仰古今知能为幽、燕患者，必于山东。
唐人杜牧分析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中原形势时说：
高齐荒荡，宇文取得，隋文因以灭陈，五百年间，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敌也，是宋不得山东，隋得山东，故隋为王，宋为霸。由此言之，山东者，王者不得，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
至于山东地理特点，顾祖禹说的很辩证，认为山东“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铙胜文解释说：“山东地形的封闭性不如其他边角之地，三面均可能受敌，不易固守；且山东低山丘陵方圆不过几百里，缺乏纵深，几处险要一被突破，全境即可能被击穿。”
得山东是得天下的关键。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拿下山东后就可直取金陵。山东以南进入淮甸地带，其战略地位关乎长江中下游的控制权。顾祖禹引前人云：“三国鼎立，南北瓜分之际，两淮间常为天下战场。”就陆路而言，其间的徐州地处南北过渡地带，为北国锁钥，南国门户，向来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素有“五省通衢”之称。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视察徐州时说：“徐州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战略地位很重要。据统计，徐州籍的皇帝有十人之多。”但取得徐州的前提是取得济南，诚如顾祖禹引言：“齐州当四达之冲，南不得齐州则无以问河、济，北不得齐州则不敢窥淮、泗，西不得齐州则无从得志于临淄，东不得齐州则无以争衡于阿、鄄，是故山东有难，齐州当为战守之冲。”1949年共产党获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便是以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的胜利为条件的。济南战役胜利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序幕。
2.淮河流域
从水路上说，徐州西南的淮河是北方力量越过长江进入江南的第一道门坎。顾祖禹说，“南直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长江之险者，屯兵据要，虽在江南，而挫敌取胜，多在江北”。他赞同前人见解认为：“自古天下裂为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明朝朱元璋北伐取天下，是以突破江淮、夺下山东为前提，而朱棣南下轻取南京，更是冒险绕过山东，径直突破淮河防线、强渡淮河的结果。顾祖禹总结说：“浙江之形势在江、淮，江、淮不立，浙江未可一日保也。”他赞同前人观点认为：“建康自古用武之地，然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甸为藩篱。”故而“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国之唇，江南者国之齿。”
由此而论，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互为里表；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矣。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前拒绝常遇春的直取大都（今北京）的方案，主张“先取山东”。他说：“元建国百年，守备必固，悬军深入，餽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1949年蒋介石“划江而治”的败局表面上定格于长江失守，实则始于淮海一役后徐州易手。1948年底国共两党开展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就是以争夺徐州为中心的。国民党作战的具体方针是，“固守一点，四面增援”，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蒋介石也声称：徐州会战是政权为“存亡最大之关键”。为此，蒋介石几乎投入了其全部嫡系部队。蒋介石的布置与南宋辛弃疾抗金方案出如一辙。辛弃疾在奏书中说：
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况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术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它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为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是为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吾能出彼之地。然而百备寡力专则不能也。
可惜的是，辛蒋二人的守淮方案虽好，然宋蒋两朝大势去矣，策略的对错已不重要。平津、淮海两大战役后，华北平原易手共产党，美国学者费正清评价说，淮海战役的结束“不仅标志着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有效抵抗的结束，而且也标志着多年来已成为国民党作战特征的军事失误、管理失当和叛逃已达顶峰”。此后的长江，对北面的共产党军队来说，已旦夕可图。
京杭大运河当然，中国江南被纳入以“中原”继而“华北”为重心的中国地缘政治视野，并成为中国北方政治不可或缺的战略支撑地带，其首功可归于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一样，是改善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环境的大事。它的开通大致分为三期：第一期即运河的萌芽时期。春秋吴王夫差十年（公元前486）开凿邗沟{从江都（今扬州市）邗口至山阳（今淮安市，淮安末口），以通江淮。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第二期主要指隋代的运河系统。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于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直接沟通黄河与淮河的交通。并改造邗沟和江南运河。大业三年（607年）又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连同公元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形成多枝形运河系统。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此为第三期。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京杭运河自北而南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和冀、鲁、苏、浙4省，贯通中国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一系列湖泊，全长1794公里。运河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地形平坦，河湖交织，极大地改善中国南北之间的联系。中国淮河以南地区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国主要粮、棉、油、蚕桑、麻产区。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农业出产率高，生产潜力大。大运河的修通，使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江南的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和保障，从而使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区域得以大大北移。学者袁刚认为：
隋时，已有两大基本经济区，这与秦汉时期只有北方黄河流域得到充分开发不同，南方长江流域已是经济发达区域，是财赋的重要来源。近些年对洛阳含嘉仓城及洛口、回洛城考古发现，所储主要是南方来的租米。南方经济区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在全国经济中心经六朝开发逐渐南移后，政治中心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随之南移，隋统一后如何把这两个分离两百多年的经济区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更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以南方的经济来支撑北方的政治，是统一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隋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重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
毛泽东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如果说“外族进攻”凝聚起中华民族的人心的话，那么，长江和黄河及围绕它们的治水活动，则强化了中国内地的政治联系，加强国家统一。
统一的中国最初是由治水联系在一起，最终也是由治水来完成的。大禹是治水的祖宗，他领导的治水活动并不全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同时它更是一项事关国家统一的政治工程。治水中形成的不仅仅是大禹的威望，更是各部落赋予他的独断权力。当时在浙江召开的一次治水会议上，防风氏因迟到而被大禹杀了，可以说，距今四千余年且时间长达十多年的大禹治水活动，同时也是打通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活动，因而它不能不是高度政治化的活动。可以说，大禹治水造成了中国内部交通的统一联系，奠定了中国统一版图的雏形，这对未来中国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第二次造成中国内部统一交通联系的是秦始皇的“车同轨”政策。这项政策造成中国北方以关中与关东东西两域联为一体，这为西汉的强盛奠定了地缘政治前提。由秦到汉，中国从五个方向逐步完成了以关中为中心的贯通全国的交通网络。第一是京师长安向西，经陇西逾河而北，此为“丝绸之路”的开端。第二是为防御匈奴而筑的国防线。一条是从关中向正北直达塞外九原，一条是从蒲津渡河，经平阳、晋阳以通云中。“这两条干线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的，‘堑山堙谷’笔直地修到北部边境，其工程规模之大与人力财力耗费之多，不亚于修筑同样长的一段长城。”第三是由京师西南向，循褒伴斜栈道，经汉中、广汉以通成都。第四是由京师东南向，出武关，经南阳以达于江陵。第五由京师而东，出函关，经洛阳，复循济渎抵定陶，以达临淄。这几条干线将中国内地联为一体，而东方干线横贯关中和华北平原，更是将当时两个最主要的经济区，联接起来，为后来北方经济政治整合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三次统一交通联系的举动与大禹一样，还是从治水入手。这就是隋时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此举可谓开天辟地，将北方政治的触角大辐伸向南方，中国江南由此也被纳入北方政治的主轨道并很快成为中国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必须澄清的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的京杭大运河工程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炀帝“喜在东南”的轻率之举，与此相反，与经历过战乱之苦的秦始皇知道国家统一的重要价值一样，经过长期分裂战乱的杨广也意识到国家统一的战略意义，而开凿大运河则是他从其在当晋王时的军事经验中提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重大举措。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被父亲文帝杨坚“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负责北御当时已是“亚洲霸主”，同时也是隋王朝周边安全的最大威胁的突厥南犯。公元582年，突厥两次大举南下犯隋，隋军溃败，突厥近逼长安。但当时只有“杨广统领的并州因早有准备，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公元583年，突厥再次南犯，隋文帝派晋王及其佐僚杨爽分八道分兵抵抗，大获全胜，此后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隋北方安全环境大为缓和，其对突厥的直接打击的政策也转为以分化离间为主的政策。可以说，杨广在这一时期的戍边战功受惠于秦时开辟的“北路干线”和“河东干线”，这也让杨广从其生死存亡的经验中对秦“车同轨”政策的深远意义有了切实的体会。
北方问题缓和使得隋文帝将目光迅速移向与国家尚处分裂状态的江南陈朝。公元586年杨广入朝被任命为雍州牧、内史令，两年后（公元588年），隋于寿春（今安微寿县）设淮南行台省，晋王杨广被任命为行台尚书令，总领征伐陈朝的军事行动，为国家统一行动的最高统帅。次年（公元589年），平陈成功，时年杨广20岁。这一年杨广均在江淮前线，这一时期的前线物资调度困难使他认识到顺畅的交通线对于“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意义并激发他有了“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将秦皇车同轨的事业进一步推向江南的使命感。公元605年，炀帝继位，为了克服关中长安离河北、山东“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的问题，逐决定迁都洛阳，并随之开展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工作。在利用秦汉以来贯通的东西交通的基础上，再打通长江南北，改善南北调兵运粮的交通条件。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是来自实践经验又返回实践因而是“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的先苦后甜的利国利民工程。
与中国长城的意义一样，京杭大运河亦是人工改善中国地缘政治条件的杰作。如果说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铁骑而在北方无障碍大平原上人工设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运河则是为加强中国内地的物流而铺就的通途。两者的意义不仅相辅相成，而且相得益彰。前者围城设塞以御外，后者修渠通水以均内。大运河可谓是自长城以后又一“大型国防工程”。正如苏伊士运河的开辟大大改善东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一样，中国京杭大运河的出现也大大地改善了中国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隋朝之后，中国国势陡然上升，至使隋前各朝，除汉朝外，其繁荣程度均难以与唐、宋、元、明、清中任何一朝相并列。由汉至唐凡824年，而由唐至清凡1026年，其间中国连续出现唐、宋、元、明、清等繁荣程度远高于西汉的王朝，除了气候总体偏暖的因素外，还不能不说是隋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中央政府可以更加便利地大规模获得南方财源支持的结果。自唐以后，由于大运河开通并为后代持续完善，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富饶的南方提供的滚滚财源，全国出现了“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物流格局，全国物资人力通过大运河得以及时南北调动，这大大降低了因江河阻隔而导致中国区域分裂的机率。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再开辟的从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此举更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北—山海关一线的控制，这对于明之后应对来自东北方向的安全压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京杭大运河及由此开辟的顺畅的南北物流水道，由元至清各朝立都于北京是不可想象的，而比较以前的长安和洛阳而言，建都于北京对于保障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方向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全，无疑具有重大的地缘战略意义。《隋炀帝传》的作者袁刚对京杭大运河的战略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
由于中国的自然河流都是自西而东，没有一条南北向的自然河流，大运河的开凿解决了古代南北大宗货运的大难题。在隋炀帝初即位的短短短6年时间，一条南起余杭，北至涿郡，贯通5大水系，全长4000多华里的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终于开凿完成。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了统一帝国的需要而凿通的，修成后遂成为南北交通大动脉，对隋、唐、宋、元、明、清历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隋炀帝开凿的南北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加上隋文帝修凿的西通长安大兴城的广通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运河网，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等自然河流一起，构成了沟通全国水上交通的完整体系，在隋朝之时已是“商旅往还，船乘不绝”，其运输效益是巨大的。虽然隋炀帝以前许多王朝都开凿了运河，隋南北大运许多河段都是循已有故旧水道加以修整，但是，完成纵贯南北的大运河，把全国水网合成完整的水系，隋炀帝是第一人。在隋炀帝之前谁也没有做，也不敢做，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对于一些史家对炀帝开凿大运河举措的卡通式的曲解，袁刚作了既负责任也相当有说服力的解释，尽管有些长，但值得在此备案。他写道：
我们认为隋炀帝兴建的东都、堑道、长城、运河、龙舟等每一项大工程在当时都有其一定理由，都不是单纯为了享乐、游玩，可以说没有一件不是利在治国，而且实际上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隋炀帝可谓对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从主观上看，隋炀帝的用心可以说都是好的，而且干好事的心很大，很迫切，不是有如北齐后主高纬、北周天元宇文赟那样不负责任地瞎胡闹。营东都、凿运河、巡江都等大役都不是一时心血来湖，随心所欲之举，而是经过通盘考虑精心策划的“大业”，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营造东都、开凿运河、巡游江都之前数月，隋炀帝发布了诏书，事先诏告天下。我们可以推测，从仁寿四年（604）十一月癸丑（二十一）诏发，至大业元年（605）三月丁未（初五）正式启动营东都工程，辛亥（二十一）启动运河工程，其间炀帝君臣对诸大工役是进行了详细论证的。隋炀帝志向非凡，试图追秦皇、汉武，成不世之功，这没有什么不好，像隋炀帝这样雄心勃勃想干大事业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多。况且所干的每一件大业都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适应了当时统一后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别人想干不敢干，甚至连想也不敢想，隋炀帝狠狠心，一下子全都付诸实施，确实表现了隋炀帝是一位有为的君主，是具有远见卓识有魄力的地主阶级杰出政治家。这是他与高纬、宇文赟、陈叔宝等亡国昏君的根本区别。如果说要为隋炀帝翻案，我赞成先摘掉昏君的帽子，他不但不昏庸，而且有才有能，敢作敢为，是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
诚哉斯言！京杭大运河工程，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是极其深远和巨大的，它使原来只有东西水路联系的中国，有了南北联系的水路交通保证。与陆路相比，水路是最难设障因而也是最难改变的交通航线。从此，中国统一及及大一统观念有了更有力的现实基础。唐人皮日休作《汴河怀古》，认为炀帝此举堪与大禹治水相媲美，诗曰：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3.长江流域
长江自西而东横贯中国中部，干流流经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百条支流延伸至贵州、甘肃、陕西、河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8个省、自治区的部分地区，总计19个省级行政区。其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淮河大部分水量也通过京杭大运河汇入长江。从地形上看，它包括四川盆地、西南山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蒙古高原、关中平原、华北平原比较，长江流域诸区域处于中国国内地缘政治的三级位势。一般说来，政治控制力退至此线时政权多处衰落期，如果再继续失去长江，则国家就进入了要么换代要么分裂的前夕，比如中国历史上的东晋、南宋、南明，清时的太平天国乃至1949年初的蒋家王朝等，都是这样。南宋时辛弃疾虽不完全赞同“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说法，但也认为这是一规律性的现象。他说：“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足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下面我们还是由西而东，分段论述长江流域的地缘政治的功能和意义。
四川盆地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地缘政治有相似的特点，黄河和长江都在大约东径110o的地方出现向东转折，在转折西面均留下富饶且有险可据的盆地，主要有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等。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富甲天下且依险易守。李白诗《蜀道难》就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四川盆地为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所合围，这大幅抵消了外敌进犯的力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特别看好川西成都的地理形势，认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立都于成都退可东据汉中、西扼剑阁，确保自存；进可由汉中北上陇西以进长安。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在蜀地重庆和成都之间，川东重庆的战略位置亦不可小觑，它是从四川东出的桥头堡。控制重庆其退可固守。蒙古入蜀成败的经验值得注意。蒙军数次入蜀的目的是从西面打通东出三峡并与荆湖地区的蒙军汇合，而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是拿下重庆。然而恰恰在这关键点上，蒙军均遭失败。公元1239年8月，蒙军再度入蜀并夺成都，但在重庆受阻且被迫撤军。公元1258年，蒙哥挟西征欧亚凯旋的威势，兵分三路再次伐宋，入蜀蒙军轻取成都后随即困于重庆，久攻不克并致使蒙军统帅蒙哥陨命于合川城东5公里的钓鱼城，蒙军因此再度被迫北撤，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重庆万州地区濒临长江三峡，扼川江咽喉，有“川东门户”之称，水路上距重庆市区327公里，下距湖北省宜昌市321公里，为川东水陆要冲，境内山峦起伏，由此出三峡可直取宜昌并进逼荆州，取荆州北可进南阳盆地进逼洛阳，东可进武汉直逼南京。与成都相比，重庆依险为固，易守难攻，为久攻而难见其利的天险之地。鉴于这些历史经验，20世纪初，四川军阀经营四川时亦将省政府和兵器重心放在重庆而不是成都，1937年底蒋介石国民政府为了持久抗日决定从南京迁都四川，但陪都的地址并没有象诸葛亮那样选在成都而是放在重庆，并使“重庆成为后方兵器工业中心”。
但是，西南的四川与东南的江浙一样，其地缘政治的意义对于全国的影响毕竟是局部性的。关于东南江浙，宋代李纲也认为：
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
至于西南四川，清人顾祖禹在《四川方舆要叙》开篇处说得更明白：
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以天下之大，仅存一蜀，蜀其不能逃于釜中矣。
顾祖禹还补充说：四川之地“得其人则可守，非其人亦易失也”，言据此仅守成遑论成事已属非常不易之事。唐人李白有诗《蜀道难》，开篇直呼“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四川盆地进难出更难：其处于低地、四面环山，周边居高临下的其他力量的牵制使之只可就近守成却不可远行出击。“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诸葛亮数次北伐屡战屡败，刘备伐吴受阻于宜昌城下，非兵不勇也，此乃路途险困，天路不助其仰攻，故而力所不逮也。
四川北面的汉中是蜀汉北伐的桥头堡，亦是蜀国军事重心所在。军事地理学者饶胜文认为：
但以秦岭之高峻，每条谷道都曲折回旋，幽深险峻，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运动，尤其不利于粮草补给的运输。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对于南方的意义比起对于北方的意义来要重大些。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南方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是秦岭之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双方以秦岭为界，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尽管如此，汉中对南北攻防双方的意义还是不同的。李宗仁曾任国民政府行营主任，他在回忆录中说：“汉中一带是一片沃野，秦岭在其北，嵩山山脉在其东，汉水横贯其中，地形险要，物产丰盛。我国自秦、汉以降，历朝都以汉中为屯兵之地。”汉中北面的秦岭东西绵延1500公里，南北宽达100至150公里，其海拔多为1500至2500米。从北面攻防的角度看，汉中易于攻取，但若要占领，后勤补给则要翻越秦岭，路途艰险会使占领成本巨增；若占领失败需要退出，同样要翻越秦岭。秦岭高险攻南会势如破竹，退北则会将自己置于孤悬绝境。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公元219年，刘备在定军山斩曹守将夏侯渊，曹操领兵西援，“其粮草给养从关中乃至中原内地运来，经过数百里，上千里的跋涉，对于国家和民众来说都是极为沉重的负担，象南阳等地甚至因此激起了民变。而刘备方面则可凭险固守，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后来魏明帝曹睿（公元204～239年）欲攻汉中，魏重臣孙资劝阻道：“今若进军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扩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三倍。”明帝由此止步。军事地理学者宋杰在其专著《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中评价说：
曹操深知汉中战略地位的重要，又痛感大军在此地驻防殊为不易，所以把该地形象地称为“鸡肋”。在国力并不十分强大，中原残破，百废待举，又要兼顾东线战事的情况下，死守汉中对曹魏来说，代价太大，有些得不偿失。不如把它抛给蜀汉。因此他最终还是采取了放弃汉中的做法，将对蜀作战的正面防线收缩至关中，把秦岭难以通行运输的困难抛给蜀汉一方。利用“五百里石穴”的天险来阻碍对手。并迁徙百姓，将汉中变成空旷无人的荒野，使蜀军在北伐时无法在沿途获得补给。自己则通过防守不战来休养生息，恢复和增强国力，为将来的统一战争作好物质准备。
从南面攻防的角度看，由四川盆地入汉中只需翻越其险峻程度远不如秦岭的巴山，路途险而不远；依托四川盆地丰富的资源供给，据险固守，相对北方由秦岭南下的势力要容易许多。刘备认识到这一点，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成都），进逼秦陇，曹操意识到关中所受的威胁，即于次年西征，打鲁张鲁，控制汉中。当时刘备预言：“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公元215年，曹操轻取汉中，而刘备终不与之交锋，公元219年，曹“积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刘备）遂有汉中。”蜀军的防御因后勤供给充分而产生的时间优势消蚀了曹军进攻因居高而产生的空间优势。
当然，曹操放弃汉中的大前提在于汉中不是曹魏统一全国战略的重心，曹操定都洛阳而非长安，这说明他的战略重心和方向在南面江淮流域：他是要打蛇七寸，从蜀吴联手最薄弱的中间地带突破，对其实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被曹操视为“鸡肋”的汉中地区，自然不会让曹操在此投入太多的军事资源。曹操后将部队撤至长安、陈仓（今宝鸡东）一线并长期固守，曹魏从战线收缩中节省了大量的军事资源，使其可专注于东南方向；另一方面，作为其连带效果，它也可诱使刘备汉荆北东两防并由此消耗其更多的资源。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思路后来成为曹魏国家统一战略的基线。学者宋杰认为：
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曹操放弃汉中、对蜀采取守势的战略，在其死后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数十年中，只有曹真、曹爽对汉中的两次短暂进攻），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蜀国夺取汉中后，由于秦岭的阻隔，诸葛亮和姜维的北伐多次因乏粮而被迫撤兵，在领土扩张方面，数十年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说明曹操的上述决定是明智的，他对汉中的战略地位与军事价值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判断，眼光长远，为魏国将来的强盛与灭蜀统一奠定了基础。
与曹魏不同，汉中对蜀汉而言，是其命脉所在，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汉中这种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是蜀汉东面荆州之外的另一战略重心和主要攻防方向。与刘备更看重东面荆州的战略地位不同，诸葛亮定都于成都是出于汉中攻防的考虑，将汉中作为统一战略的突破口。正因此，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始，诸葛亮率领大军北驻汉中，“在七年之内从该地六次兴师伐魏。在此期间，汉中集结了蜀军的主力”。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控制四川，元代蒙古军占据汉中后，为了让四川“无险可守”，就在行政设置上一反行政区域划分与自然区域划分相一致的原则，撤消了汉中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治所的地位，将其并入以关中地区为治所的行政单位，由此切断汉中与成都的联系。此后，汉中开始隶属于陕西省。
当时蜀国另一战略重心是东面的荆州。比较在荆州问题上与东吴不依不饶的刘备，曹操在汉中舍取策略上表现出的“得陇不复望蜀”的战略智慧在三国政治家中确高一筹，这一策略不能不说对后来不同时代的政治家有所启示并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研究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策略，就会发现其中兼融着先前不久曹操封拜败将汉中王张鲁为列侯和“镇南将军”的智慧；1962年毛泽东对印自卫反击战的结束方式更与曹操取舍汉中的策略相暗合。
然而，当汉中北防优势要转入北攻，则因秦岭的高峻深险反而会逆转为更大的劣势。诸葛亮定都成都且集中屯兵于汉中，这在政治上考虑是有道理的：这样远离东吴、可让东吴放心以确保与蜀国的政治联盟。后来吴蜀联盟因荆州之争而破裂的后果说明，吴蜀联盟是蜀国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然而后来的诸葛亮多次从汉中北伐失败的事实也说明，诸葛亮的选择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然在实践上却是考虑不周或曰不可行的，因为在这条线路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自然阻力——这种阻力如此巨大竟致诸葛亮“穷则思变”亲自动手发明“木牛流马”技术以增其运力。大概是意识到诸葛亮北伐路线存在的这一内在悖论，刘备力主东出三峡取荆州并由此沿汉水北入南阳盆地直逼洛阳的路线。此路线比诸葛亮的北线方案实际，它最大的优点是靠近中原，其不足之处是容易加剧与东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吴蜀联盟的破裂。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顺势东进与孟达配合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同年7月，关羽——合理的解释是他很可能得到刘备的指示——乘势北上伐魏，攻下樊城，与汉中蜀军在上述三郡形成犄角，其威势直逼洛阳，统一大业已有气象，以至曹操感到威胁要迁都躲避。但是。行百里而半九十，刘备开创的大好局面最后因激化了与东吴的矛盾，却成了蜀国衰落的序曲。关羽北伐胜利却使东吴与曹魏走近并密谋由吴兵从后面阴取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兵败被害，随之而来的是孟达“惧罪”，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降魏。蜀从汉中向东与江陵形成呼应的犄角由此折断，这样“留给诸葛亮的只须北出秦川的一条路线了”。刘备假借为兄弟报仇之名，急做弥补，结果又兵败夷陵。由此蜀汉和东吴双双衰败。史家吕思勉先生的评论至为中肯：
关羽的败，是刘备方面的一个致命伤。因为失去荆州，就只剩得从益州攻关中的一路，而没有从荆州向南阳攻洛阳的一路了。从汉中向关中，道路是艰难的；魏国防守之力，亦得以专于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屡出而无成，未必不由于此。所以说这是刘备方面的致命伤。
刘备取得上庸，打通了汉中与江陵的联系，是实现其问鼎中原战略目标的关键。但又引起东吴的警觉，由此导致吴魏联手阴取荆州。诸葛亮维持了与东吴的长远的战略盟友关系，却因自我边缘于中原并因此在北伐上却没有多少实功。比较其后期率兵数次北伐，其功效远不如刘备十分之一。诸葛亮立都于成都致使战线过长且二分兵力而兵败猇亭，而刘备则集中兵力尽量贴近中原：公元219年，刘备夺取汉中后再取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已有问鼎中原的气象。刘备虽兵败夷陵，然和诸葛亮北伐失败后又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之秀举又赋予诸葛亮以悲剧英雄的色彩，这让人忽视了他在战略上所犯的“张国焘逃跑主义”的缺点。
现在看来，刘备东进夺取荆州，目的是为了北上再次贯通与汉中的联系，恢复问鼎洛阳的犄角之态，并非是为了东进犯吴，于情于理均说得通，而孙权愉袭荆州，背义于反曹盟约，此乃小家子气，为战略家不齿之举。孙权因量小而失全局，诸葛因不明而自陷边地，唯曹魏居天下之中，制长江以二分，今每读史及此，莫不令人唏嘘扼腕。
我们研究历史的兴趣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如果我们将三国蜀吴交恶而双双败落的经验应用于当前中国东部海权斗争，就会发现，今天的黄海可比作三国时的“汉中”，南海可比作“荆州”，而东海则是“上庸”。刘备夺荆而失利，诸葛亮数出岐山而无功，均因汉中与荆州不能形成相互呼应。再则，吴蜀联盟，唇亡齿寒，吴蜀因荆州交恶而为曹魏各个击破。今南海国家与中国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它们与中国有领土矛盾，这些当属战术层面上的矛盾，但与其背后的美国及其随从日本的矛盾则属战略层面的矛盾。与曹魏之于蜀吴一样，今天第三世界国家在南海的矛盾若为“荆州”而激化，当年的蜀吴荆州之争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成都、汉中、重庆是镇守蜀国的三大重地，其防御的功能均大于进攻，除刘邦时特殊的楚汉之争、天下未定的形势外，中国历史上偏居四川的政权有长时段的，但没有一个能——即使是蒋介石政权——成功统一全国的。饶胜文认为：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诸葛亮《隆中对》中“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想似有年轻人的浪漫。因为这种战略的前提是
对川蜀东北上庸一带的控制，而达此目的的最理想的途径是将立国重心放在离这一地区不远的重庆地区。但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川西边陲因而远离上庸和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且削弱了对上庸和荆州的控制力，而失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并由此使《隆中对》提出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为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比较明成祖建都于北京——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对“诸葛亮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之说的另种表述。审势之要在于布势，布势的要义在于围绕战略目标抓住全局中最关键的节点。如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为大势，蜀国全局中的节点即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当不在汉中，也不在荆州，而在位于两地之间的西城（魏兴）上庸、房陵（新城）三地，其中的关键是上庸。有了上庸，南面的荆州和西北面的汉中就能互为呼应并对洛阳构成问鼎之势。鉴于汉中、安康一带地势艰险，保住上庸的关键在于保住荆州。而保荆就必须将蜀国的政治重心放在贴近中原的重庆，而不是放在使蜀国更加边缘化的成都。
重庆不仅是控制四川的重镇，而且是扼控川蜀的东大门。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凭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涪江、乌江、嘉陵江组成水上运输网络，内通四川各处，外可东通荆襄，南达云贵，西可达川内大部，北接汉中，又有大巴山和三峡天险为屏障。顾祖禹说：“‘天生重庆，铁打庐州’言其难犯也。”重庆其守也易，然攻较成都则更利于进入中原。诸葛亮一生誓言“北定中原”，可其战略布局——与后来的张国焘“向南”“向成都打”的方案相似——却与中原越来越远。比较曹操弃汉中而就淮甸的权衡，就可理解赵藩对诸葛亮“不审势”批评所包含的深意。
晋人陈寿评价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评价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这与司马懿对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的评价大体一致。1959年6月，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时也认为：“刘备同孙权、袁绍一样，都有多谋寡断的缺点，不如曹操多谋善断。”与刘备一样，诸葛亮也是多谋有余，善断不足。但这都是“宽严”之类的技术性比较，反映不出政治人物的本质。研究政治人物，重在“审势”。研究诸葛亮，不仅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文字——他比刘备更会作文，更要注意他一生留下的足迹。二人比较，刘备更具经营中原的大视野，都在汉川，刘备想法设法向东发展，而诸葛亮则东辕西向，复汉在刘备那里不仅是说辞更多的还是冒死的实践，而在诸葛亮这里除了日益高亢的誓词，我们见到的却是日益远离中原却又貌似攻势的逃遁。宋人苏洵也看出诸葛亮《隆中对》的不切实际。他在《权书？项籍》中对此批评得比较中肯：
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
毛泽东在读苏洵的上述分析时进一步补充道：“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其实，两分兵力也是在关羽失去荆州、进而上庸并由此造成汉中与荆州联系缺环后不得已的事。不驻重兵于汉中，谁能保证不会重蹈商纣王因用力东征而被周武王由西乘虚颠覆的复辙。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说的“千里之遥”这四个字，正是由于诸葛亮立都于成都，才造成已被两分的兵力因战线太长而更难收拢，以至难以迅速弥补关羽失去荆州出现的战略缺环。
蒋介石大概注意到这一教训。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迁入四川，这样关内已事实上出现了“三分”天下的局面：一是走在抗日最前线陕北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是迁入四川的领导全国抗战的国民政府，三是盘踞日占区的汪精卫傀儡政权。值得研究的是，1938年，蒋介石进入四川后选择接近荆州的重庆而不是像诸葛亮选择川西的成都为陪都，此举使蒋介石比较容易对进入中原的咽喉长江三峡的牢牢控制，并为他在全国抗战的胜利后迅速东出进入中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大概毛泽东在早年阅读三国史时也注意到这一教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川康的方案，而主张北上接近中原的陕甘地区。也是出于同样的地缘政治理由，1949年10月1日，即建国的当天，重庆被列入首批中央直辖市；1964年毛泽东更是提出“三线建设”，其中将重庆而不是成都做为布局的重心。
退一步说，若从中国大历史比如五胡十六国时占据成都的成国、五代十国时的前后蜀政权，再说开一些还有清朝盘踞西南的“平西王”吴三桂等经验看，当时即使诸葛集中用兵一处，仅依其一隅之力，西南四川境内上述易守难攻和难进难出的地缘政治特点也使蜀国难以实现统一全国的目标。中国历史上多有从北面和东面进入西南而鲜见由西南东出或北上一统中国的案例。进入四川的——如果不是正在收拾统一残局的新朝的话——多是从东或北进入西南的败旅，如三国中的刘备、唐安史之乱中逃到四川的唐玄宗，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四川和解放战争后期又以大西南为“大后方”的蒋介石等。
在同一规律作用下，历史呈现出的故事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35年，在蒋介石追赶下，共产党从四川进入陕北，这暗合诸葛亮《隆中对》说的“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的设计；1945年，蒋介石又从重庆东出三峡，这暗合了诸葛亮同文中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设计。结果是由重庆东出的蒋介石国民党收复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由陕北高原出来的共产党来到西柏坡并迅速统一天下。所有这些更是暗合了司马迁所作的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诚哉斯言！
中国近现代新旧民主革命均兴于东南，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将红军从东南赶向西南，又从西南追至西北，这反为中国革命煅造出可以完成历史使命的队伍并将这支队伍送上必将“卒并天下”的道路。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决择。今天回头看，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人谋”的因素也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份。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
回顾1935年中央红军关于长征方向的争论及其双方的理由，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尤其是理解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缘政治是有帮助的。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军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针对毛泽东北上陕甘的计划，张国焘提出自己的分析：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张国焘对北上新疆的计划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他继续说：
我首先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在昆仑山阿尔泰一带飘扬。
在对新疆方向的判断上，为了不与中央北上方针相违背，张国焘也说：“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的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的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在对新疆地理形势的优劣分析上，张国焘与毛泽东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当时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但张国焘说这些的目的却与毛泽东大相径庭，毛泽东的目的是进军陕北，而张国焘则是在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法敷衍中央北上方针，并由此再将部队引向比成都更靠西的川康一带。他在讨论后又返回川康方案说：
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马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张国焘也不是不知道中国陕甘宁地区具有“问鼎中原”的战略价值，他也明白“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的地缘政治特点，但由于对红军力量及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有利方面估计不足，或还有其他不便说明的自私原因，他不顾毛泽东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的危险，固执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线。
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抵制。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前往懋功途中给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电报中指出了川西地理不利于“北出机动”的困难，电报说：
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26日。毛泽东在懋功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张国焘提出近似刘备诸葛亮入川时的“向南”“向成都打”的方案，从战略上分析了红军不能久留四川、必须北上的原因。他说：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
7月10日，毛泽东联名朱德、周恩来电令“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责令张国焘：“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9月8日，毛泽东在发给张国焘《左路军应改道北上》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变远胜西康地区。
次日（9日），张国焘即向中央表示反对北上，其南下理由主要是：
1.向东突出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反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张氏谦称——引者）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6天行程。沿途有2000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6000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张国焘的回电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熟思明告”是对8日中央电报中“熟思审虑”的反唇相讥，而最后一句“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
7月1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再电张国焘：“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偶、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他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最后，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成功，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
许多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还在为他的“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的方案喋喋辩解，但如果看一下中国历史，沿着这条线有几个成功的，而从陕北起家而成事的又有多少是失败的？鉴于毛泽东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的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可以弃南而北上，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可到20世纪60年代，面临美苏从南到北形成的反华威胁，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将西南做为战略大后方的时候，其考虑的也是如何避免诸葛亮的战略失误，他因此主张“三线建设”，将打通西南通往全国的交通网放在优先的位置。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恿怂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
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那时全国来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七君子”等等，轰轰烈烈，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准备。它以后才逐渐增兵华北，才搞山东、慢得很！一直到1942年，才进攻汤恩伯。武汉不是早就占领了！但它也是到1942年以后，才向湖南长沙一带进攻。一直到这时，它才懂得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
毛泽东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是，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联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的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值得提及的是，在开始三线工程之初，毛泽东开展对印自卫反击战。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启战和于瞬间，毕“七擒”于一役，毛泽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打赢，而是要为未来的大西南根据地及即将开始的“三线建设”打出长期的和平环境。毛泽东善于吸取诸葛亮治蜀成败经验的本领值得我们后人认真学习。对于已失去南宋时那种得以临海偏安的历史条件且又没有建立起足以拒敌以远海的制海权的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毛泽东提出的“三线建设”的战略，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具有重大价值。在抵御外敌入侵时，西南稳定对中国安全而言仍是生死攸关的战略大后方。
东南江浙地区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特点是直接与大海相衔接。大海在历史上对中国安全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古代护卫了又在近代伤害了中国的国防和政治稳定。
长江下游地势平缓，水系交通便利，易于人力物资调度。大部分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农业一年二熟或三熟，水量充沛，农业发达，为全国税赋的主要来源。南京在历史上为六朝古都，它依凭长江天险，北接京杭大运河，可沿大运河北上京畿；南可控制江南富源，由长江水面或东入大海或西抵武汉和重庆。“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以建康（南京）为根本。”顾祖禹说：“盖建康立国，实以东南供亿为之咽喉也。”从战略地位上看，南京“内以大江为控扼，外以淮南为藩篱。”大有虎踞龙盘，震动东南中国的气象，此与长安对中国西北的影响有相似之处，但南京的位势毕竟与长安不可同日而语，历史上“立足东南的政权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清人顾祖禹举例说：“自古及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秦人以关中并韩、魏，汉以关中定三河，苻秦以关中亡慕容燕，宇文周以关中亡高齐。隋之亡也，群雄角逐而唐独以先入长安。卒兼天下。”学者陈彦光说：“定都南京，却似乎是朱明王朝开国皇帝的战略性失误。不久之后，燕王朱棣从侄儿手中夺权之后建都北京，明朝的国势进入稳定时期。”
值得说明的是，在明朝之前，西方的坚船利炮尚未来到中国东南沿海，这时的东海和南海对中国东南地区是一道天然屏障，它使盘踞于这一地区的政治力量没有近代那种后顾之忧，以至此间在南方得以多次出现与北方隔江长期对峙的政权。明朝末期，西方列强由海路来到东海。荷兰殖民者乘明末农民起义和东北满族势力日益强大、明政府处境艰难之时，于1624年侵入台湾，台湾沦为荷兰的殖民地。1661年4月，郑成功以“大明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进军台湾，迫使荷兰在1662年2月1日签约投降，台湾进入郑氏王朝时期。此后，中国东南海域及其诸岛，尤其是其中的台湾岛便与中国的整体安全联系起来，大海也就由此进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者的视野。清初台湾问题与国家统一问题紧密联系。1683年底，施琅在上奏康熙《恭陈台湾弃留疏》，认为：
窃照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隔离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余遥。查明季设水澎标于金门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余遥。
此地原为红毛住处，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黠，所到之处，善能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移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虑。至时复动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见成效。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况昔日郑逆所以得负抗逋诛者，以台湾为老巢，以澎湖为门户，四通八达，任其所之，我之舟师，往来有阻。
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多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被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惟去留之际，利害攸关，恐有知而不言……臣思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围。
清末，英法等海上列强来到东中国海，日本也在明治维新后崛起，台湾位势的战略意义迅速提升。台湾位于东海，东临太平洋，西隔台湾海峡与福建省相望，东北与琉球群岛相接。它与庙岛群岛、舟山群岛、海南岛结成一条海上长城，系我国东南的屏障。它是由南海北上黄海或由黄海南下南海，以及中国大陆东进太平洋并取得西太平洋制海权的枢纽地带。
施琅文中的“红毛”即由南而北入侵台湾的荷兰人，后为由北而南的日本人取而代之。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了一份《征伐清国策》，其中目标就是“吞并盖平（今辽宁盖县）以南的辽东，以及山东的登州、舟山群岛、澎湖列岛、台湾和长江两岸十里以南的地区”。1895年，日本海上打败中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马关条约》第二款，占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占领这些岛屿，日本就控制了“大东亚”的“命门”：有了台湾，日本就有了依次滚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政治的稳固轴心。
清末，俄罗斯和英法列强从北南两向相向压来，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一地已无险可守，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均建都南京，太平天国运祚仅有14年（1851～1864年），中华民国在大陆也只维持了38年（1911～1949年）。1937年底，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占领南京，将蒋介石政权赶到西南重庆有8年之久。这说明，中国明朝之前东南地区那种可以海屏护的安全形势及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优势，至清朝中期后不仅消失而且逐渐——在制海权没有建立之前——转化为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其国力提升和海军的壮大，这种劣势又转化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
长江比较而言，长江较之黄河对于中国不仅具有更优越的航运价值，而且具有更优越的地缘政治价值，对此，西方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1840～1914）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230英里的南京，而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600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马汉对中国长江战略地位的分析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认识到中国长江不仅对于中国内部统一，而且对于抵御“外族进攻”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历史证明，长江是中国政治联系的枢纽；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
湖北地区如果说长江是联结中国西东两端和中国统一的重要纽带的话，那么，其中的中国湖北，尤其是湖北武汉则是能对全国发生关键影响的关键枢纽。清人顾祖禹有言：“湖广居八省之中，最为闳衍，山川险固，自古称雄武焉。中原有事，盖必争之地也。”湖北西面的宜昌是西南与华中的节点，扼西南进入华中平原的通道，而荆州则为武汉之西屏，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学者饶胜文在《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一书中解释说：“湖北藉汉水北上，还可经略中原，进图北方。襄阳、武昌、江陵湖北境内的三大重心，犹如鼎之三足，撑开湖北形势，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
武汉在全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是如此关键，以至不管从任何方位，也不管从任何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地如其名，势由“武”昌。它与蒙古的地缘政治功能南北相应，亦是中国政治，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的破局地带：国内分裂可由此造成中国的统一，外族入侵或内乱也可由此造成中国的分裂。清末曾国藩正是从武昌、安庆出手，打碎太平天国的关键屏护、动摇其防御根本，从而避免当时中国很可能出现的南北分裂。1911年10月10日，中国辛亥革命从武昌爆发并由此很快引起全国性的政治变局。1926年9月北伐军从武昌破局，打开中国统一的全国形势。作为北伐战争的主要领导者蒋介石深知武汉对于全国政治的全局意义，为此在抗日战争中他组织和实施“武汉会战”也最为坚决，由此带来的牺牲和对日军造成的损失也最大。为了保卫武汉，蒋介石还不惜下令以水代兵于1938年6月初掘开黄河赵口和花园口，引黄河水以“构成平汉路东侧地区间的对东泛滥”。当年10月，日本占领汉口，此后才可能出现盘踞南京的汪伪政权。失去汉口，中国再次裂变为多个政治单元。
汉口沦陷不久，日本近卫首相声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在日本对华战争全面展开之后，日本也就是沿着这个思路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在近卫心目中，武汉是实现控制长江的“钥匙”，长江是实现“控制中国”目标的“主要地区”。武汉的失陷确实给当时的中国政治造成绝大的震动，它使中国东南再次出现政治裂变的格局；换言之，日本控制中国长江为汪伪政权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鉴于武汉所拥有的如此特别的地缘政治位势，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即为中央直辖城市。
长江在历史上是造成南方割据的重要防线，但这在京杭大运河自隋开通后，长江的防御功能已因其横向航线过长反而易于断切，如果将下游南京视为长江之首，而中段武汉则为长江之腰，我们就会发现，武汉是长江防御的“七寸”所在。北军一旦进入并控制长江，就基本搞定或搞乱了中国；而其中占据或控制南京——比如1927年的国民党政府、1937年底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控制了长江的出海口。但控制南京的关键，从大陆外部说，是控扼东海；从大陆内部说，主要在于控制武汉。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1927年4月国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汉。这就是说，占领南京必须控制武汉，而占据武汉则必取南京。同样的道理，国家政权失去对长江武汉至南京这一主要航段的控制，其后果不是内战便是国家统一的开始。这是近现代中国抵抗外敌侵略和内部国家治理的重要经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盛期始于1853年1月攻克武昌及当年3月定都于南京；衰期随跟于次年（1854年）10月的武昌失手于曾国藩。1912年元旦，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而真正稳定南京的都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成功。
鉴于武汉与南京这样一种互为命运的联动关系，淮海战役胜利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队基本廊清，毛泽东一改中国历史上由襄荆东进统一全国的经验，集中力量直接进入长江最脆弱的中腰即武汉至南京航段一举突破国民党防线，为解放全中国打开了局面。
襄阳形胜之要，点面而已。“自古未有欲守长江而不保淮甸者。”而欲保淮甸者必保襄阳。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居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作为一方重镇，襄阳是武汉的侧翼，其地位具有区域性支点的意义。在中国地理格局的大形势中，襄阳既是东西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又是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接触部。”饶胜文认为：
襄阳所处的南阳盆地具有东西伸展、南北交汇的特点。无论是东西之争，还是南北之争，南阳盆地都是必争之地。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依托湖北，通过汉水和长江，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由南阳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关中，还可经汉中而联络陇西。南北对抗时，南方的军事防御线东西延绵三四千里，襄阳便处在这条漫长战线的东南段与西北段之间的连接点上。因此，襄阳作为湖北境内的一大重心，实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在宜昌至南京的长江一线有两个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划出的三角地带。第一个即西面的三角地带是宜昌南下至岳阳北折至武汉段，第二个即东面的三角地带是由武汉南下经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较而言，后者因其东线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间的大别山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往往有着一两拔千斤的作用。从江北论，控制西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襄阳，而控制东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就是大别山。比较二者，后者则比前者更具调动全局的意义。
大别山大别山位于中国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处，西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西段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段呈东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500米左右，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其地形险峻且直逼长江中段：西制黄冈可扼武汉东出，东取安庆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悬于江淮平原，北兵驻入，若无后继，其势难久，故而风险极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为；若善用此地，据此则会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绝大的震动。1947年，为了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将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一反传统的“王濬楼船下益州”即顺江而下的方式，以攻为守，果断采取无后方依托千里大跃进攻势，派刘邓率军挺进大别山，这不仅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造成绝大的震动，而且还为不久到来的淮海战役预埋了与之呼应的“冷子”。此棋似险，却力重千钧，毛泽东由此造成全国战场形势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绝大转变。
4.南方山地
南方山地包括低海拔的东南丘岭和高海拔的西南山地两部分。前者包括江南丘陵、浙闽丘陵和两广丘陵等，相当于现在广东、广西、海南全境，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中低山地丘陵地带；后者包括云贵高原地带。南方山地在古代中国曾是国家统一的自然障碍。魏晋南北朝后，南方山地曾形成很强大的地方豪族势力，隋平陈后江南门伐豪族作乱，清朝康熙年间平西、靖南、平南的“三藩之乱”，都是依仗其山岭险峻得以长期与政府周旋。中华民国时期，“西南各省原不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1935年追击中国工农红军时蒋介石虽然极力想把中央势力渗透进去，但没有根本消除地方的割据状态”。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民国政府进驻四川才将西南诸省地方势力纳入中央政府统一调令之中。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过江后，蒋介石也曾企图以上海和昆明为两大战略支点，以广州为大本营，依托南方山地负隅抵抗，但在当年5月底失去上海后，广东便失去东翼的屏障并于10月中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此后，蒋介石又想依托台湾与大西南山地中残余抵抗力量东西呼应，与共产党在大陆长期周旋，不料卢汉于12月9日率部队起义，蒋介石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西南堡垒在昆明崩盘，由此“西南军事遂成绝望矣”，蒋家王朝在大陆土崩瓦解。从清时三藩八年叛乱到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过江占领南京后不到一年失去广州、再到今天从北京到广州八小时到达的高铁建成的经验看，随着现代交通动力和道路条件改善，中国东南丘陵地形对北南交通的障碍限制已大幅降低，可与华北平原统一纳入一体进行地缘政治考虑。而从中国2008年汶川大地震部队救灾经验看，西南山地阻隔绝险造成的起事有余而成事不足的地缘政治特点仍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