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教授的“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强调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的基础上，通过学习与借鉴西方大学的先进经验，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神韵的大学精神，实现对西方大学模式的超越。“中国大学模式”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其存在着内涵界定不清、缺乏理论与现实支撑等诸多困境。以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建设为牵引，立足中国道路的发展模式，创新大学制度，强化文化传承创新与文化输出，可以将“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由愿景转化为现实。
关 键 词 中国大学模式 高教强国 文化创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明确提出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战略重点，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在经历大改革、大发展之后，进入了大提高阶段，中国将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仅需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而且需要形成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大学模式，以克服中国大学转型发展的迷惘，引领中国大学发展的方向。这对中国实现文明复兴与和平崛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世界大学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中国大学模式”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是由加拿大学者露丝·海霍教授( Ruth Hayhoe，中文名为许美德) 提出的。从对中西大学文化冲突的实际考察，到“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课题研究，露丝·海霍逐步提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她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遗产是中国大学模式的基础，在学习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时，应该传承并发扬独具神韵的中国文化；中国大学模式应该吸纳西方大学模式的核心理念与优点，同时蕴含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超越而不是替代。露丝·海霍认为，开展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研究重心不能局限于过去，更应着眼于未来，应该通过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使其成为构建中国大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露丝·海霍从事高等教育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她主要利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研究范式，在研究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时，强调抓住该国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经过提炼、概括与哲学抽象，形成一定的大学模式，在此基础上开展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辨别出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利于各国高等教育相互借鉴。但是，这种“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对细节的忽视容易造成对内涵界定的不明确。露丝·海霍在不同场合提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但是并没有给中国大学模式下过明确的定义。她主要是从文化层面论述中国大学模式的“理想类型”，这也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并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探索“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并非只有露丝·海霍教授一人，也有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涂又光先生提出的“在中国的大学( auniversity in China) 与中国的大学( a university ofChina)”的命题就是要建立中国大学模式。再向前追溯，清华曹云祥校长主张学术独立，要把清华办成一所“中国式大学”；张伯苓在南开奉行“土货化”办学方针，目的也是建立“中国式大学”；西南联大“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至今仍是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式大学”。与“中国式大学”相比，王建华教授提出“大学的中国模式”具有更明显的积极含义，直接意味着大学制度与组织形式的个性化发展与创新。从“中国式大学”到“中国大学模式”，不仅是概念的不同，更是指中国大学发展的成就有望与世界大学对话，甚至有望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多元中心之一。但是，大学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伯恩鲍姆指出：“不存在任何时候都能阐明一切学校各个方面特征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只能在一定的时候描述每一所学校某些方面的特征。”露丝·海霍教授主要从文化层面提出“中国大学模式”的命题，对概念内涵的界定尚处于探索之中。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存在三大难题：其一，什么是实现中国大学模式的载体；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何意谓；其三，中国大学模式如何超越美国大学模式。因此，我们目前所探讨的构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是建立在其应然内涵之上的，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模式”的内涵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具有特色的核心大学理念，它是在对国内外传统大学理念进行反思与批判、继承与扬弃的基础上产生的，能够指导大学未来发展方向；它必须有独创性，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实践中产生的。( 2)能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不是主观臆造的，即大学模式的核心要素要具有实践载体，有一部分或某一类大学在实践中可以作为中国大学模式的原型大学。( 3)中国大学模式应该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能够满足社会需要，能够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中国大学模式”的提出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大学走出象牙塔之后，俨然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是社会发展的孵化器和重要推动力。同时，社会发展也对大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繁荣、文化复兴与高教强国建设都迫切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
1．“中国模式”的兴起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
从“北京共识”、“中国道路”到“中国模式”，世界在总结中国，中国的崛起也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范式。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普遍关注，不仅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范式变化(Para-digm shift) ，一种现有的西方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清楚的新模式。
“中国模式”的提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具有积极意义，是中国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模式”既是中国改革开放 30年“本土向度”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对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世界向度”的宏观架构，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但是，“中国模式”的兴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应该以知识创新为核心要素，以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战略选择，它的根基是人才。这就需要发挥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构建“中国大学模式”为“中国模式”提供内在的支撑。
2． 文化传承创新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要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大学的重要使命，“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大学具有特定的组织愿景与文化使命，有着自身独特的核心价值与行为规范，可以成为弘扬社会优秀文化的主阵地。大学的使命，最根本的是文化使命，是文化的解蔽、文化的超越和文化的革新。大学是新文化的孵化器，能够不断促进探索和争鸣，激励新思想、新学术的产生，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通过大学的文化创新引领社会文化建设，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形成独特的中国大学文化。
3．“高教强国”建设需要构建“中国大学模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年)》将建设“高教强国”列为中长期战略目标，指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需要，是时代发展赋予高等教育的崇高庄严的历史使命。建设高教强国是一个具有引领意义的发展目标。一般认为，高等教育强国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征：第一，高等教育强国与经济强国相伴而生； 第二，高等教育强国即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第三，高等教育强国应该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第四，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高等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与基本特征来看，其与“中国大学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从世界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高等教育的发达与大学模式的转换密切相关。尽管中世纪大学在欧洲的诞生具有历史偶然性，但毫无疑问这里是中世纪世界大学的中心。作为原型大学的巴黎大学和波隆尼亚大学，它们的影响延续几个世纪，像牛津、剑桥这样世界著名的古典时期大学也不过是巴黎大学的翻版。19世纪洪堡所创造的柏林大学，成就了大学的德国模式，世界各国大学无不趋之若鹜。此后，以服务社会理念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大学模式拓展了德国大学模式的功能，成为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模式。美国是当前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强国，尽管其并没有提出高教强国的口号。建设高教强国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时代使命，要实现高教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大学模式”，让中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中国大学模式”的理论与现实困境
“中国大学模式”命题的提出，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学者追求学术自主、建设教育强国的理想诉求，但是“中国大学模式”从命题向现实的转化仍存在许多困难。
1．“中国大学模式”缺乏理论支撑
“中国大学模式”命题能够成立，需要一定的理论作为支撑。教学与科研并重支撑着德国大学模式的传播，美国大学模式社会服务功能的拓展也得到世界的承认。而露丝·海霍教授提出的“中国大学模式”只是一个概念不够清晰的命题，她对“中国大学模式”建构的设想存在着逻辑悖论。露丝·海霍认为，中国大学模式应当超越西方大学模式，但这一超越并不是建立新的中心，而是多元中的一元，以此与世界其他大学模式“对话”，对话的前提是具有超越西方大学模式的内涵特征。但是，从世界大学模式发展历程来看，大学模式的发展具有替代性，如美国大学模式替代德国大学模式，德国大学模式替代英国大学模式，英国古典大学模式替代波隆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等原型大学模式。因此，中国大学模式如果不能替代现有的美国大学模式，中国大学模式的建设就没有实质意义。从文化多元和文化比较的角度，露丝·海霍提出“中国大学模式”命题，在理论上的支撑是多元文化的对话可以产生世界大学模式的对话，但世界大学发展谱系却表现为一种模式对另一种模式的超越与替代。“对话说”与“超越说”构成露丝·海霍“中国大学模式”的文化逻辑难题。
菲利浦·G．阿特巴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多处于国际学术圈外围或边缘，依靠工业化国家的大学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为自己提供发展模式，对发达国家的大学模式存在着“心理依附”。中国大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主要是移植与模仿，先移植日本，后转向德国，进而借鉴美国大学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效仿苏联大学模式。在此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理念，梅贻琦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培育“新民”的清华精神，以及“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西南联大精神，但是，这些仍然是西方大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还没有形成系统的中国大学精神的理论论述和理论创新。而在当代，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大学受到功利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影响，缺乏对中国大学发展理论的系统研究，缺少对中国大学精神的内在追求，在追求国际化和世界一流的发展冲动中，大学越来越虚无化。中国大学模式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就不能形成自身的特色，也就不会对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2．“中国大学模式”缺少实践支撑
大学模式是对现实中大学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需要现实中的原型大学作为支撑。德国大学模式的原型是柏林大学，其在古典大学基础上融合了科学研究的职能。美国大学模式是在吸收了德国大学精神内核之后，将纯学术追求与社会服务精神有机结合后形成的。以赠地学院为原型的具有实用主义文化特色的美国大学模式，在全球化进程中被普遍接受。而“中国大学模式”至今仍然是对中国大学发展的愿景，露丝·海霍教授从孔子学院的创办中看到了“中国大学模式”的希望，从文化层面来说，在国外高校举办的孔子学院有可能成为文明对话和文化输出的平台。中国近代学者蔡元培、胡适等人十分提倡中国书院模式，认为其是中国大学传统延续和创新的希望。目前，有学者建议恢复书院制度的相关传统以弥补大学制度的可能不足；还有学者提出独立学院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新，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大学模式的发展原型。但是，这些办学形式都无法成为支撑“中国大学模式”建设的原型大学。孔子学院还只是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与大学的内涵要求相去甚远。书院式教育在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只能是部分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尝试，在社会层面无法有效推广。独立学院更是在高等教育等级化发展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其生存都面临着威胁。而国家正规高等教育体系大力实施的“985工程大学”和“211工程大学”的战略举措，受制于行政一元化管理体制，这种在政府特殊政策保护下通过资源集中配置堆砌起来的发展成果不具有可复制性，也与大学精神相悖。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中国大学生态中，无法找到能够支持中国大学模式的原型大学，没有原型大学在实践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大学模式只能停留在自我安慰的想象之中。
3．“中国大学模式”缺乏文化支撑
大学与知识生产紧密相连，同时也扎根于民族国家的文化土壤之中。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指出，大学是环境与遗传的产物。环境中最重要的因子是文化，大学模式的建立应找到大学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尤其是与文化的结合点。露丝·海霍教授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看到中国大学模式的希望，她认为具有包容性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大学模式生长的基础，如果抛开这一文化基础，就很难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模式。但是，露丝·海霍教授并没有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也没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应如何支撑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她最多只是指明了一个抽象的方向。从本质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很多值得世界学习、借鉴的价值，但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知识论与大学发展的分科知识体系大相径庭。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实现创新才能成为中国大学模式构建的沃土。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在功利主义驱使下，我们丢掉的恰恰是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精神，对大学来说也就失去了灵魂，更无法支撑起“中国大学模式”的“广厦”。
“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路径
菲利浦·G． 阿特巴赫认为：“国际性的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既要吸收其他国家大学模式的优点，又要立足本国的传统与现实，融合多种因素，不断创新，才能有所突破。
1． 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大学模式能够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被识别、传播与应用，其核心是大学理念。“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理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它是中国大学模式的精神内涵，需要一个漫长的构建过程。我们必须承认，一百多年的中国大学发展史也是不断探索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与西方大学精神具有相通性，在近代中国大学实践中得到融合，逐渐形成了学术独立和文化认同等近代大学精神传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大学人对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自发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等教育专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研究，无论是基础条件建设还是研究成果都取得显著成效。其中，三大系统研究工程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探索。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从1993年到 1997 年，由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牵头组织，该项工程简称“理论要点”研究； 二是“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重大项目研究，实施时间是 2007～2011 年，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组织推动，该项工程简称“高教强国”研究； 三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从2010年底开始，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筹划组织，是对第二项工程的继续和深化，简称“思想体系”研究。从“理论要点”到“思想体系”，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理论研究，必然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从本质上讲，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应该是本土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结合，既要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又要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元素和发挥引领作用的、开放包容且不断发展和前进的思想体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具有先导性，在社会转型时期，可以引导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理应成为构建中国大学模式的核心指导思想。
2． 形成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模式的转换与经济中心的转换相伴而生，经济发达才有文化繁荣和学术产生。德国大学模式建立在德国经济崛起的基础上，美国大学模式也与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相辅相成。目前，在经济社会领域崛起的“中国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基于“中国模式”之上的“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应该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发展基础上的路径选择。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就目前来看，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全球化和多极化，文化发展也呈多元化态势，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应该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功转型的实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找突破点。这种突破点在于经济的转型发展，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吸引、集聚、整合创新资源，加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驱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以创新驱动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是科技的自主创新，这对中国大学发展提出了现实而迫切的要求，成为构建中国大学模式的直接动力。在大学发展与经济转型发展之间找到契合点，二者相互促进，“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才有社会基础。
3． 建设中国特色的原型大学
既然从目前的中国大学生态系统中无法找到能够支撑“中国大学模式”的原型大学，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改革大学治理模式，为中国特色的原型大学的产生提供制度环境，通过自主发展、多样化发展培育出“中国大学模式”的原型大学。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大学有序、自主发展是中国特色的原型大学能够出现的前提条件。尽管中国大学模式具有中国特色，但是大学发展仍然要遵循其自身的规律，现代大学制度是促进大学发展最为重要的制度保障。“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规范性与自主性相结合，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体现出以教育理想为核心的社会各方价值的有机结合。”现代大学制度对外规定了大学与社会、政府的关系，对内产生自我约束的规范，使大学在社会发展中既促进社会进步，又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成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场所。由于中国大学管理制度尚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大学还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而急需通过外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内部治理方式变革，实现大学管理向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理性回归，以学术主导取代政治主导、经济主导和行政主导，成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轴。在此背景下，促进大学与社会良性互动，才有可能产生“中国大学模式”的原型大学。
4． 强化文化创新与文化输出
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不断崛起的本土因素以及民族文化认同，催生了大学模式的多样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是文化的产物，大学模式的形成都扎根于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既是大学模式创新的根本动力，也是国家文化创新的源泉。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不断创新，通过文化输出，才能更好地促进大学模式的输出。因此，“中国大学模式”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通过文化创新与文化输出，在文化多元格局中拥有参与世界文化对话的权利，让世界接受中国文化，进而接受建立在中国文化创新基础上的“中国大学模式”。“中国大学模式”只有具有了世界意义，无论是与“美国大学模式”对话还是超越，才标志着“中国大学模式”的形成。这就要求在构建“中国大学模式”时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尽管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处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外围圈”，但是历史证明，大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非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亨廷顿即通过对文明冲突谱系的研究客观地阐述了非西方文化对大学发展的影响。立足中国本土文化，确立多元文化价值观的合法性，“中国大学模式”的构建就有了文化根基。但是，立足本土不是故步自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大学模式”，关键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这就需要大学积极参与到文化创新与文化输出中，在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过程中，采用“包容性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和而不同”，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促进大学个性化发展的动力，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这样，立足于中华文明根基之上的大学精神重构和文化自觉所形成的中国大学模式，对中国乃至世界大学的发展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