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的全面的分析。一场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旗帜鲜明地表示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这时，王稼祥因被敌机炸伤，还在休养期间。红军队伍即将开拔时，他才得到日夜盼望着的通知，军委给他派来了几个担架员和专门照顾他的医护人员，还送来了马匹，准备用马和担架交替带着他行军。后来知道，博古他们研究转移人员的安排时，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把毛泽东也作为身体不好者而留下。许多同志为他们力争，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绝对不能留下。毛泽东等得知王稼祥也要被留下，马上为他争辩，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坚持要他一起行动。博古这才同意他们一道随军转移。了解到这些情况的王稼祥，既为自己终于能参加长征而庆幸，又为毛泽东等在关键时刻这样关怀和帮助自己而深深感激。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进行长征。

王稼祥感动地对毛泽东说：“我们是不能离开党组织、离开部队的。”

毛泽东坚定地回道：“是啊！革命还需要我们这些赤胆忠心的党员来努力争取胜利呀！”

这一天，天黑了，红军队伍在一个山村里停下来。前面传下口令：原地休息，待命继续前进。

一间没有门的柴草屋空着，黑洞洞的，警卫员在里头铺了些干草，让王稼祥和另外几个同志进去躺着休息。

过了一会，又有几个人朝草屋方向走来，为首的是毛泽东，他身后的人抬了一副空担架。一个警卫员模样的小战士，跑到柴草屋门口朝里问道：

“同志，里头还有空地方吗？”

毛泽东忙走上前拽住他，轻声说道：“莫喊叫，影响人家休息，我们就在外头吧！”

王稼祥一听声音，忙抬头朝外问道：“是毛泽东同志吗？快请进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哦，是稼祥同志呀！”

王稼祥说：“请进来休息吧，还有地方，外头太冷了！”

“好，多谢你！就和你在这‘广厦’一间，作个户外‘寒士’吧！”毛泽东诙谐地边说边跨进门来，王稼祥已为他腾开地方。

毛泽东在王稼祥旁边坐下来，关心地问道：“你的身体如何？伤口有否发炎？”

王稼祥也问他道：“你呢？你的病怎样了？可要保重啊！”毛泽东患恶性疟疾刚治愈不久，体质还很虚弱。

毛泽东说：“尚好，倒是你的伤要多加小心！”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两支烟，递给王稼祥一支。

王稼祥一面抬手挡住，一面说：“谢谢，现在不能抽。我们身在柴草屋，一旦失火就要成为嫌疑犯了！”

原来就在几天以前，敌人为了挑拨我军与沿途群众的关系，派人冒充我军人员放火烧民房，后来被我们抓住几个纵火犯公审处决了。

毛泽东一听忙说：“对对，‘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草房之内，也不能吸烟，你我只能克服一下了！”

他捏着烟卷，凑到鼻前嗅着烟味。过了一会，毛泽东似乎随意地对王稼祥说：“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

王稼祥听言正点着自己久积心头的大事，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却反问他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我吗？”王稼祥慢慢地说：“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紧接着说：“那么依你之见，该如何摆脱面临的困境呢？”

王稼祥说：“我正在考虑，这样败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要请教你。”

毛泽东稍一考虑后，凑近他身边笑道：“那么我就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然后再听听你的高见。”说着就从目前我军的行动方向、转移路线，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前几次反“围剿”的获胜，指出了两种军事思想和指挥方针的分歧，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两人正极有兴味地谈着，外头却响起了继续前进的军号声。王稼祥忙和毛泽东起身出门，毛泽东一面拍打着身上的草屑，一面对王稼祥说：“你我边走边谈吧！”

于是，两人就一路谈了下去，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他们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谈，一个认真倾听，一个开怀畅谈，听者虚心求教，说者旁征博引。

这时的毛泽东，虽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只有空名一个；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却不得过问军事大事，在中央毫无发言权，空有正确主张却无法实行。

在进入湖南西部边境的通道县以前，毛泽东和王稼祥两人更深入地谈起如何摆脱当前困境的问题。

毛泽东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他傻不傻？”

毛泽东停了停，接着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他抬手一指西去山路，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从已得到的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这情报我也知道了，真是的，博古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进行的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赞同地说：“苏联国内战争和我国的情况大不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拿破仑战争，与我们这里更不一样，机械搬用是错误的。”

毛泽东接着说：“我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这位洋顾问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王稼祥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自嘲地说：“可惜，我现在处于毫无发言权的地位。”

王稼祥道：“未必，我看现在很多同志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你看哪些人会赞同我？”

“我看政治局内一定有同志赞同你的意见。”

“你最近同他们交谈过吗？”

王稼祥点点头。

“好，我们可以再找些同志交换交换看法。”

“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告给他们。”

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他自己的观点。张闻天听了，明确表示同意。他还来到王稼祥和毛泽东身边，利用行军和休息时继续交谈，并嘱咐保卫人员和供给，卫生人员一定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安全和休息。这样，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必须改变红军的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和李德再这样指挥下去。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也进行了谈话，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这时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脚底受伤化脓，也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动。他与王稼祥彼此非常信任和了解。王稼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根据当前情况，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改组领导，最好由毛泽东同志重新出来统帅部队。

聂荣臻听罢爽快地说：“完全赞成，我也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红军一进通道县，毛泽东就向中央提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部队立即改向贵州前进。1931年12月12日，举行了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建议。由于这一建议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因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方案。几天后，中央又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结果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李主避开正面敌人，转兵改道向西，争取到川黔边境去另建革命根据地。李德等人极力反对。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等多数同志的赞成，加之主持这次会议并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周恩来也明确表示赞成，会议便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新的行动方针。李德由于争论失败，气得暴跳如雷，却又无计可施。红军坚决地挥戈西指，一举突破天险乌江，进而占领黔北名城遵义，使敌人在湘西围歼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如期召开。到会的20个人中，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

按照会前的决定，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总结报告。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在总结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仅仅一般地承认没有打好。在谈到具体问题特别是探讨造成失败的原因时，他却把责任全部推到客观方面，对自己“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并无认识。

接着，周恩来、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紧接着作重要发言。他用前四次反“围剿”获胜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作了透彻的全面的分析与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这样，在会场上就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会场鸦雀无声，情绪紧张。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马上站起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他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又严肃地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军事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抬头看他，并且对他投来了很不满意的眼光。

王稼祥对此不予理会，进一步揭发说，李德进入苏区后，军委的一切工作都由他个人所包办，博古只听他一个人的，集体领导已经不存在了。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惩办主义，对下实行压制，对自己却不作丝毫的自我批评，又听不进别人一再提出的正确意见。这种恶劣的领导方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一口气发完言，感到心胸顿时舒展畅快。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作出了几项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指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并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从此，党领导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渡天险，克服种种困难，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的这一历史性功劳，我知道得很晚，它是在我与稼祥结婚20年后由别人告诉我的。

对这件事，我第一次问王稼祥时，他只点点头，未作详细解答。

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说：“王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

我知道之后，又追问王稼祥是怎么回事，他这才把详细经过告诉我，他说：“最先，我个人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很不满，我曾向李德提出质问，但无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两人各躺一个担架，我们身体都不好，并排在担架上躺着，我叹气之后向毛主席说：‘遵义城就在前面了，我们该开个会总结总结经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节节败退，革命损失太大。’毛主席忙问：‘开得起来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呀！’我说：‘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了。”

这是王稼祥在我的询问之下告诉我的，在他的笔记中，也留下了这些文字。

本文摘自《铁流二万五千里—长征》（《读·党史》第5辑），本书编写组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作者朱仲丽是王稼祥的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