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在亚洲地理板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在全球地缘政治比较中，以“亚洲重心”和海陆兼备而拥有较大的优势。本文通过与欧美的地缘政治比较，认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是无中心的绝对“破碎型板块”，北美洲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绝对主体板块”，亚洲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主体板块”。中国的地理大势是北部陆域广阔，东部大部分地带与大海衔接，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当今的中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其国防在实现台海统一后当注意海陆兼顾，如此方可长治久安。
关键词：地缘政治； 中国； 欧洲； 北美； 地理板块
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所有教训和成就均离不开中国的地理版图。中国版图既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必须依托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生生不息的奋斗结果。辛弃疾云“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孟子也说“地利不如人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的因素。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其自身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值得研究。
一、中国地理形势———与欧美比较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迄今为止稳定下的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第四位为美国)。
欧洲面积约为1016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8%。欧洲的主要大国是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它们相继对欧洲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英、法、德三国面积仅占欧洲面积的1/10左右。
北美洲地理版图的主要构成国家是美国和加拿大，而其中美国的综合国力占具绝对的优势，这使得两国之间地理板块对称的势能被不对称的国力所抵消。美国官方公布的陆地国土面积约为937万平方公里。美国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北美洲总面积2422.8万平方公里，有23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占北美洲总面积的80%。
中国在亚洲地理板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亚洲面积4400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4%，主要大国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其中，中国和印度约占亚洲总面积的30%。当代中国领土东西跨经度60多度，相距约5000公里，最南端在曾母暗沙、最北端在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上，南北跨纬度约50度，南北相距约5500公里；最东端的乌苏里江畔和最西端的帕米尔高原相差4个时区。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大部分在温带，少部分在热带，没有寒带。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特别看好处于温带地区的国家，他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一个广阔的胸膛。”
距今1000万年的“喜玛拉雅造山运动”是中国地貌的主要成因。自南而北的印度大陆板块在中国藏南地带的冲挤下，致使中国自西而东大致呈三个阶梯分布。第一阶梯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其北部与东部边缘分布有昆仑山脉、祁连山脉、横断山脉，是地势一、二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二级阶梯上分布着大型的盆地和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其东面的大兴安岭、太行山脉、巫山、雪峰山是地势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上分布着广阔的平原，间有丘陵和低山，海拔多在500米以下。三级阶梯及其中的山脉分布如自西南冲击而隆起的层层“泥淤”，呈扇形从北南两面向中国东海包抄铺泄，在中国南方和北方形成山地和高原，其中间部分，在西部出现一些盆地，在东部则留下少许平原即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由于最直接和长期受到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冲挤，中国山区面积广大，“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总面积84%，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10%”，其海拔由西向东逐次递减。
中国的地形与北美接近，而与欧洲形成强烈的反差。欧洲以平原为主，海拔200米的高原、丘陵和山地占全洲面积的40%，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仅占2%，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约占全洲面积的60%。欧洲平均海拔340米，而北美洲则平均海拔700米。欧洲是世界平均海拔最低的一洲。这种多平原地形的特征，必然生长出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及军事作战理论。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陆上疆界长度达2万多公里，与14个国家相邻。中国大陆海岸线长达约18000公里，自北向南濒临的近海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从海岸基线向海上延伸12海里的海域为其领海。沿海分布有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舟山群岛、南海诸岛等7500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最后，在展开后面的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上述地理环境，只是在1949年以后确认下来的，在漫长的中世纪历史上，中国版图也有不定的伸缩变化。但总的说来，它只有“胖瘦”之分而无“器质”裂变。由于中国版图没有发生结构性裂变，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要素在中国古今历史上还是一贯的。因此，我们在理解中国地缘政治时，应抓住其基本要素而不必拘泥于不同历史时期具体的边界盈缩尺度。
在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像中国这样能存在下来并一直保持大国版图且资源丰富的国家实属罕见。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毛泽东同志也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下面我们还将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对中国的“长处和特点”进行考察。
二、中国地缘政治的国际比较
黑格尔说：“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黑格尔这句话说透了地缘政治即地理和政治的关系。地缘的关键是人缘，人缘即政治。没有人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就只能是纯物质的地理学。所以黑格尔接着又说：“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做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的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在土耳其统治下，就没有出过诗人。”
在全球地缘政治比较中，中国的地理版图拥有较大的优势。历史经验表明，地缘政治位势占据较大优势的国家大多都是其版图在本地区占据主体地理板块的国家，而不是对等拥挤在一起的国家。在北半球地区地缘政治中，欧洲的板块是最破碎的。如不考虑俄罗斯，与亚洲和北美洲相比，欧洲国家众多且呈对称性分布，其矢量对冲也表现得更为直接。多国边界犬齿交错，有的还直接重合，经济重心紧邻、多边实力均等，呈对等制衡状态。这正好符合合力计算中所表现的“两分力大小不变，其矢量相交的夹角越大，合力就越小”的原理。欧洲内部的这种对称型挤压，使欧洲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面，与对称型碎化分布的欧洲各国不同，中国版图在东亚居相对主体的地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与在南亚居主体地位的印度和在北亚居主体地位的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战略缓冲地带，这使三国不形成绝对的矢量对冲：印度的发展重心在印度洋，中国的发展重心在西太平洋，而俄罗斯的发展重心在欧洲部分。镶嵌在中国周边的多数国家，处于对称型碎化状态，各国版图及其国力与中国形成绝对不对称状态。其特点与欧洲正好相反，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呈现逐级递减趋势，这样的版图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结构及其稳定的力学原理。这种多国力量不对称向中心聚合的板块结构对亚洲的中心即中国不仅不会有过多的矢量对冲，相反还有利于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碎化程度由边缘向中心逐渐提高，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并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曾从欧洲破碎版图中获得巨大外交红利的英国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道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也道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他继续写道：“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
如果我们用“破碎型板块”来概括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那么，相对北美洲的“绝对主体板块”而言，我们可以将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用“相对主体板块”来概括。由于中国特殊的亚洲中心地理地位，我们可以用“相对主体中心板块”来概括中国在亚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我们将视野从欧洲和亚洲移向北美洲便会发现，与中国在亚洲相对主体地位不同，美国在北美洲则占据着绝对地缘政治主体板块。这为美国的发展和扩张提供了欧洲和亚洲远不能比的地缘优势。如果知道欧洲地缘政治破碎给欧洲带来的灾难，知道美国建国之初北美洲的地缘政治所呈现的远比欧洲破碎的地理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为从华盛顿到林肯的美国领袖的治国能力和远大眼光所折服，作为中国人也不能不对维护中国的统一抱有铁血决心。
但也应看到，美国在北美洲拥有的绝对主体板块地位对其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从正面说，美国犹如暖洋中的天鹅，北美洲内美国没有可构成威胁的陆地近邻，北美洲外又有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西东合抱，在人类尚未完全征服大洋的昨天，美国的国家安全成本相对较低。因而只要国力许可，美国就可制定和实施相对独立的国家战略目标。如果说，正因为欧洲大陆地缘政治板块的破碎特征，才使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那么正是美国在北美洲的绝对主体地位和中南美洲国家内部的对称型破碎特点，才使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性的霸权国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总结说：“美国的大幸并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而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使它害怕战争发生的地理位置。”
但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如与中国比较，美国的地缘政治位势也有其不利的方面。在人类已征服大洋的今天，美国绝对主体板块的地位，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又增加了美国的防务成本。也就是说，两洋只能阻隔一定程度而非所有程度的安全威胁。一旦威胁———比如“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能够越洋而来，这对美国来说就是致命的，这与东海为中华帝国提供保护的同时也最终断送了中华帝国的道理一样。美国所选择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它所处的绝对主体的地理位势，使美国人必须从世界范围考虑其国家安全问题，并从世界范围来实施其国家安全政策。
随着人类越洋能力逐渐加强，美国为两洋防务而必须担负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美国主宰全球的野心更使它的安全范围变得“无穷大”，以至必须不断扩张的美国的“安全边界”经常与其他国家的“边界安全”相重合，并由此引发双边对抗———这在西太平洋地区集中表现为中美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对抗。更可怕的是，面对空旷而无阻障的两洋海域，一个以全球资源来支撑国民消费的美国必须以全球为防务目标。这又迫使美国的“安全边界”事实上与其“边界安全”无形重合，这对美国国防几乎是一个天价的负担，并使其成了一个永远要以世界主要大国为对手的国家。这是美国有幸中的不幸：美国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必须永远维持的巨大却又总是开支不足的国防，而这正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脆弱所在。这种脆弱导致美国总是为其必需的全球防务所累，美国不得不以全球海上关键通道安全为其战略的绝对重心。这些通道分布于世界各大洋，为美国保证了巨大的用以滋养庞大的国内中产阶级的世界资源和利润回流，因此，美国事实上就不可能再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远离制海权的纵深于内陆的其他目标。
与美国东西两岸没有碎片国家“包裹”而近乎“裸状”的地缘政治特点相比，中国地缘政治位势则有“长袖善舞”的优点：在中国东部平原的两侧，东北有朝鲜半岛抗护，东南有中南半岛屏障。新中国诞生时，美国挑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原本是对着中国的，结果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北南开弓，跟美国长年抗衡，中国大陆“身体”基本没有受损，正常进行“抓革命、促生产”。中国周边国家这种为中国“减震”的作用，是中国地缘政治天然优于美国的方面。在亚洲地区，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有印度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中国的西北部和俄罗斯，中国西南部和印度分别有着巨大的空旷地带，其“减震”条件较为充分。
三、中国地缘政治优点和特点
中国的地理大势是西高东低，西陡东缓，以高海拔山地为主。若以东径110°为中线，西部与中亚高原相接，西南与印度板块形成对垒分明的海拔落差：喜马拉雅山脉南坡陡峻，高出恒河、印度河平原6000—7000米以上，由于面迎印度洋西南季风，降水充沛，山上雪线较低。这在中印之间构成一道巨大的天然的安全屏障。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带直与大海衔接。
这样的地形对中国政治产生着双重影响：它既保护了也弱化了中国的国防安全。古代如远征至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亚历山大，近代如英国殖民者，他们均有力量占领印度，但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挡，他们却没有力量占领中国西藏。与当年忽必烈东征日本被大海所阻的结果一样，假设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马平川，那这些故事对我们中国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古希腊文化或其他西方民族文化的色彩。在中国东部，大海对古代中国也是一道天然的护屏，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技术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大陆困难。正如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由于没有征服爱琴海而不能征服希腊一样，横扫欧亚大陆的忽必烈，其远征日本的大军只能无奈地折戟于日本海。正因为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中国的地缘政治多宥于陆权说，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陆权学说为主题。这样的地理形势反使古代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长期没有得到发展。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大海所引起的活动，是一种很特殊的活动；因为这个原故，许多海岸地，就算它们中间有一条河做联系，差不多始终和内地各国(确切地说应译为“各城邦”———笔者)相分离。”
直到近代，面对敌人的海上入侵，中国人还是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犯时修长城的方法对付敌人。这种情况到新中国建立后得到初步的扭转。此后，海权(包括制海权)成了认识中国地缘政治学的重要视角。
中国这样一个主要由西面高海拔山地向东面低地呈阶梯形钳型包抄的地形对中国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广泛的山地及其复杂的地形容易造成中国的地方割据，但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又都知道如最终不以问鼎中原为结果，其偏安位势既难在山岭间横向兼并，而自身又没有足够的资源以长期自保。另一面看，中原那一边临海三面环山因而攻易守难的“四战”地形，反使其在中国成了最易被攻陷的地区，与此相应，极为丰富的资源势必也成为在山地高原坐大的割据势力“逐鹿”的目标。而仅占中国国土面积1/10的平原地区又大大提高了山地割据力量角逐中原的门坎：占据中原的一方必定是诸割据势力搏杀后留下的力量最强的一方，他们占据中原后便利用那里的丰富资源最终成了最有实力实现中国统一的政治力量。比如战国时的秦国、三国时的曹魏、南北朝时的北周，还有20世纪30年代由南方崇山峻岭里发展起来后又北上到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等。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书中的“中原”有时还包括黄河中下游地区，含今“华北平原”的主要部分，其差别只是前者不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南北分裂时期，常以“中原”和“江东”(长江以南芜湖以下地区)等词对称。故而中原与现代意义上的华北平原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著述中其范围常常混用。这种概念潜移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中心从东向西、国都从长安向洛阳继而向北京移动的历史过程。关于此，笔者在以下的论述中不复解释。
但是，随时间推移，当占据中原的王朝力量腐败衰弱后，从中国中西部高地积聚起的新力量又会崛起再次进驻中原，造成中国新一轮的统一。与东南、西南、西北和东北诸区域比较，崛起于中国正北方蒙古高原的势力，其作战所据的开阔地带具有南方崇山峻岭无法比拟的扩张优势，因而，分布于这一带的割据力量具有更为优越的问鼎中原和统一中国的地理条件。
“古未有不可守之地而可以言战者。”山地之难在于攻，为此山间割据势力均以夺取平原为第一要义；平原之难在于守，为此平原之主无不视控制险塞为基本。形胜之地，当在平原与山地间保持合理的比例，不同的比例对地区安全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政治，往往起着不同但重要的调节作用。山地既是平原的障碍，又是平原自卫的要塞。平原若有恰当比例的山地环绕，则会造成更多的防御条件从而获得更好的安全保障。古今大至长城，小至碉堡，都是平原防御人为设制的“险山要塞”。
经验表明，存在于无障碍大平原地带的国家处四战之地，攻易守难。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国家———比如蒙古帝国———扩张而不利于节制，这使得其中很少有国家能够通过扩张———过度扩张会透支其国力并使其加速衰落———长期实现对整个地区的单一统治；与此相反，无障碍大平原，如果其物质资源足够丰富的话，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利于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比如西汉时一个蒙古高原就可容纳匈奴、乌孙、大月氏、康居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一个东北大平原可容纳夫余、肃慎、挹娄、乌桓、鲜卑等部族力量平等共存；而在华北平原则只能容纳汉民族国家主体性存在。欧洲平原占欧洲总面积的60%以上，其丰富的资源得以容纳多种(比如法、德、俄等)战略力量长期平行共存和均势对抗，这恰恰又增加了欧洲地区政治板块统一的难度。
再比如印度，印度是南亚最大的国家，约298万平方公里(不包括中印边境印占区和克什米尔印度实际控制区等)。印度版图从喜马拉雅山向南，一直伸入印度洋，其北部是山岳地区，中部是印度河—恒河平原，南部是德干高原及其东西两侧的海岸平原。平原约占总面积的2/5，山地只占1/4，高原占1/3，但这些山地、高原大部分海拔不超过1000米。低矮平缓的地形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不仅交通方便，而且在热带季风气候及适宜农业生产的冲积土和热带黑土等肥沃土壤条件的配合下，大部分土地可供农业利用，农作物一年四季均可生长，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中国比较，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这样富饶且以平缓地带为主的地貌，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平行存在，这使得印度的历史长期具有与欧洲同样的对称型分裂的特征。在印度访学期间，笔者注意到印度版图很大，但内部到处都有护城圈护。中国也有护城，但这些护城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长城护着，而印度则没有。印度的这些小“长城”将印度分割得七零八碎。由此可见，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造成了它的天然破碎性，只不过是英国为占据印度洋的需要为它包了一张很大的皮而已。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说：“印度斯坦———这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的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的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
与此相似，在中国历史上的蒙古高原面积广大(约有260万平方公里)，多为大漠连天的平缓地带，占据着这一地区的战略力量长期分裂为多个相互对立的政权且极少形成这一地区的长期统一，古有“胡虏无百年之运”之说，大概是对这一规律性现象的感性认识；而占据着面积仅有蒙古高原近12%、占中国总面积不足1/3的平原地带(主要是华北平原)的政治集团，则西有险塞以固存、东有———至少在明朝之前———海洋以屏护，其防御能力却远高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加上狭小的中原面积不足以容纳多种战略力量长期共存，因而从中原地带胜出的政治集团反而———即使有长江的阻隔———能实现中国的最终统一。同样的道理，平原面积过少而山地过多的国家，由于山隘险阻过大过多，交通极为不便，其间的割据力量在获得较好的偏安条件的同时，却难于形成有规模的攻势和全国性的跨区横向联系遑论统一。清初，盘踞西南的吴三桂据险自守，但当起兵反清需要进攻时，却没能走出湖南；同样的道理，蒙古铁骑虽可横扫欧亚平原，但在进攻南宋、兵至川黔时，其势在万重大山的阻隔下已成强弩之末。
中国平原地区若以黄河北南划分，黄河以北的山地和平原面积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这有利于那里的政治力量“穷则独善其身”(即造成地方割据)，“达则兼善天下”(即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而在中国山地，尤其是长江以南山地的割据力量———比如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等———既难以被铲除，也难以坐大。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的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经验还表明，地理上居高临下的战略力量在地区或国家统一中往往占据着“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的优势。在欧洲，古罗马的恺撒和法兰克的查理曼大帝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南北两麓挥师而下统一全欧洲的；在北美，19世纪60年代，美国林肯北居高地的地理形势也对其取得统一南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欧洲统一事业作出大贡献的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诞生地即阿尔卑斯山及其两麓在后来的欧洲历史中竟成了碎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欧洲最高地阿尔卑斯山竟成了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的分界线！在此笔者只指出这样的史实，至于其产生的其他社会原因，将放在后面专门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