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黄西有一次在美国的脱口秀上说，入了美国籍，一看到印第安人，就觉得有负罪感。大家笑起来。他说出一个事实：在这里，美国白人普遍在印第安人面前痛心疾首：罪孽深重，世世代代都还不清。大家会笑，是因为这段公案再怎么算，也算不到华裔美国人头上。

美洲外来殖民者和原住民的冲突，从15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开始了。之后，整个美洲的原住民人口锐减。据历史学家研究，最主要的原因是原住民对欧洲外来者带来的天花等疾病完全没有免疫力，一感染就如瘟疫般大批死亡。此外，死亡原因里最触目的，就是外来殖民者和原住民的冲突。最早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曾在南美对原住民大规模屠杀，这和后来的英国殖民者没有关系，更远在美国建国之前。可随着殖民深入，冲突也扩展到北美，伸展到美国立国之后。

在今日美国国土范围内细看，冲突从英国殖民初期就有了，对印第安人来说，他们感觉遭遇了入侵。1622年3月22日，伯华坦部落冲进北美最早的殖民地詹姆斯镇，杀死了347名英国定居者；1818年4月22日，联邦军队在第一次塞米诺战争中袭击了一个村庄，杀害了几十名印第安村民。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一些印第安部落联合殖民者，袭击另外的印第安部落。1637年5月26日，英国殖民者与几个原住民部落一起，袭击了位于今天康涅狄格州内的一个原住民村庄，杀死了全部500名村民；也有殖民者联合印第安部落，袭击不同国家的移民定居点，如1690年2月8日，法国殖民者和一个印第安部落，摧毁了纽约定居点，杀害了60名英国和荷兰定居者。

威廉·M·奥斯本在《野蛮的边界：从殖民时期的詹姆斯镇到美国的“伤膝”——印第安战争中的杀戮》一书中，尽可能记录了从1511年英国殖民者和原住民的首次接触，到1890年美国边界形成的379年间，每一次冲突中双方的杀戮。据他的案例累积，大约有9156个移民死于印第安人之手，约7193名原住民死于白人手中。其他历史学家自然也有不同数据。双方都有妇女儿童死亡。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印第安人就已经被迫或者自愿地加入英、美两派，以致独立战争的一部分敌军就是印第安人。战事中，他们是华盛顿将军必须消灭的敌人。华盛顿将军是个略微刻板而严谨的人，战争结束、美国建国，他当选总统之后，反省了英国殖民时期和原住民的冲突，定下了新生美国有关原住民的几个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对原住民要司法公正；有控制地购买原住民土地；发展与原住民的贸易；更多实践改善和文明化原住民社区；惩罚那些侵犯原住民权利的人。

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是个充满激情的人，他曾对愿意学习农耕的印第安人热情洋溢地说：“我真高兴，兄弟们，听到你们愿意以耕耘土地来养活家人。你们放心，通过更多储存食物、纺纱织布，会比狩猎少花费力气、却更容易养活家人与你们相比，我们只是你们的昨天。你们看，我们今天通过工业获得了成倍收获，你们和我们有着同样的实践理由。以我们为榜样吧，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可是，远没有那么简单。美国建国后，冲突在继续。尤其在美国开发西部时，穿越中西部的大篷车常受到印第安人的袭击。

除了内战中南北两方，这是美国建国后最大的国内敌对力量。大量的冲突发生在武装的民间，联邦军队也开始介入。这是断断续续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敌对而且相有杀戮。战事一开，鲜血浇灌仇恨，双方的杀戮都殃及对方的妇女儿童，这又带来更深的仇恨，甚至更残酷的报复。由于联邦军队的实力远远超过原住民，报复就演变为屠杀，直到1890年12月29日，联邦军队在名为“伤膝”的地方，杀死了大约300名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原住民，史称“伤膝屠杀”。流传至今最著名的一句话，出自一个将军之口：“一个已被杀死的印第安人才是一个好印第安人。”

在历史上，间断却漫长的冲突被称为“印第安战争”。但是在大家的概念里，它远不像是一场战争，因为力量对比完全形不成对峙的战争规模。印第安人没有军队，他们是持原始武器武装的平民，但他们也能造成大量杀伤，因为他们的方式是不定期偷袭定居点或途经中西部的平民，很容易取胜，而联邦军队一旦介入，印第安人就不堪一击。这是不成战争的战争可以延续上百年的原因。

所以，在华盛顿时期，除了总统华盛顿，对原住民问题思考最多的是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1824年建立的印第安事务局也隶属战争部。军人并非都是非理性的，诺克斯也是从考虑原住民长久福祉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思考的共同落点，是尚处野蛮落后状态的原住民社区，需要文明化和追随西方文明的脚印。和杰斐逊总统一样，这条思路的来源，就是对自己来路的观察。他们认为，西方人原来也是野蛮人，只是早走了一步。他们认为，捷径就是儿童教育，“美国有责任帮助他们”。

所以早在1819年，国会就通过了《文明基金法》，资助原住民的儿童教育，以期教化原住民，使他们融入美国白人社会。可是，美国人当时还没有发展公共教育系统，这个基金只能是资助一些从事原住民教育的宗教慈善组织。一个关键转折，发生在60年之后。

1875年，一名叫做普莱特的军官，押解着在一场武装冲突中被抓获的72名印第安战俘，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塔。当地一座名为玛丽安的古老西班牙军事城堡，成为战俘营。普莱特建立了一套囚徒自我管理制度，让这些印第安人保持自己的尊严，也想让他们在囚禁中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圣奥古斯塔地处亚热带，每年冬天都有如候鸟般前来过冬的北方人，他们很高兴地参与了这个“教育计划”。为克服教学的语言障碍，他们先开始教这些印第安人英语。通过三年教育，印第安战俘们被释放后，其中17名进入汉普顿大学继续深造，其余进了纽约州的私立学院，全部学费都是由美国民间捐助。

这个无心的“教育实践”，鼓舞了“文明化原住民”的理念，也让普莱特想到可以建立印第安人学校。1879年，在宾州的一个兵营旧址建成了著名的“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一批原住民孩子来到这里。照普莱特的说法，这与驯养野火鸡的方法一样：把野火鸡的蛋悄悄交给家养火鸡孵化养育，改变习性。只需要给这些孩子“一个文明生活的环境和管理教养，最后他们也会成为文明的一部分”。他提到那个将军关于杀死印第安人的狠话，他说，只有在一个意义上他赞同这句话，就是“杀死他内心里的那个印第安人，拯救这个人”，也就是消灭印第安文化，培养他为美国公民。落实到具体措施，就是消除原住民孩子原来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习惯。虽然卡莱尔学校还是聘用过原住民的艺术教师，容许教授印第安艺术。但是，根除原住民文化的教育宗旨，主导了印第安事务局在此后建立的所有原住民寄宿学校。

那是极为诡秘的旅程，从期待文明出发，不知不觉进入野蛮的沼泽。从建校者角度看，卡莱尔学校取得了预期成绩。原住民孩子在这里接受现代教育，办着几份报纸，成立了橄榄球队，在学校存在的39年里，他们的乐队在每一次总统就职仪式上演出。很自然，印第安事务局以此为模式，开始大规模推行原住民寄宿学校。从19世纪到20世纪，持续了近100年，最高峰的1973年，有六万个原住民孩子在寄宿学校学习和生活。

对于吸引学校生源，普莱特通常采取说服家长的方式，告诉他们，孩子学会了英语和西方文化，更能在这个社会保护自己的权益。但在其后大规模推行的寄宿学校里，却有大量强迫入学的状况。1924年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来到那个叫桃斯的印第安部落，他发现村民最为愤怒的，就是联邦政府的强制入学政策。酋长山湖说:“我们要把自己的孩子从学校接回来，送到基瓦（宗教礼仪场地），把我们的宗教传给他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制造障碍？”沉默良久，他得出结论：“美国人要毁灭我们的宗教。”

1945年，一个来自派特因部落的印第安六岁男孩，被送到联邦政府办的内华达印第安学校。他回忆说，学校不准留长发，不准说印第安语，还给他取了个英语名字。他很快听不懂祖母的印第安话了：“奶奶，我听不懂你。”祖母改用英语问：“那你是谁啊？”他说我叫比利。奶奶说：“你的名字不是比利。你的名字是塔哈－拉姆。”孩子说，“那不是他们告诉我的名字。”他们不再是原来文化中的孩子。

1928年，内务部委托独立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为联邦的原住民政策做全面调查和评估。专家意见是，寄宿学校常常是过严的军事化管理，设施不足，营养不良，劳动过多。专家建议，不能只教欧美单一文化。但这份报告并未带来太大改变。

又过去40年。1969年，由爱德华·肯尼迪领衔，参议院劳动与公共福利委员会再次提交了一份报告，史称“肯尼迪报告”，题目是《印第安人教育：一个国家悲剧，一个国家挑战》。悲剧是指现状；挑战是面对未来。报告开端就引用了著名法律哲学家菲利克斯·S·科恩的话：“事实上，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的位置，相当于犹太人在德国的处境。”报告以大量事实，承认了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教育的彻底失败，以及因此造成原住民的贫困和艰难。1972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印第安教育法》，第一次改变教育观念，承认教育必须满足原住民特殊的语言和文化需求。寄宿学校大批关闭。

问题并没有终结，尤其在教育方面，争论还在继续：在现代社会，原住民孩子是不是应该摒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教育上顺从现代主流？这是否更有利于生存和发展？今天的答案是，这些问题应该由原住民自己思考和解答，而不是政府以行政手段野蛮强加；外部文化必须承认原住民有保留自己语言文化的权利，而当他们要求学习外部文化的时候，政府必须提供条件。在这个原则下，今天还有近一万名原住民孩子，自愿在兼顾传统文化教育的新型寄宿学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