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社会政治生态发生变化，深刻影响选举形势

2012年，全球58个国家举行全国性大选，其中近20个国家实现政权更替。选举呈现四大特点：一是部分重要国家的选举结果意义深远。法国社会党赢得总统和立法选举，17年后全面掌握政权。普京以高支持率复任俄罗斯总统，有力回击了内外反对派的质疑。美国总统奥巴马蝉联执政，但民望有所下降。日本自民党夺取众院过半席位，安倍当选首相，民主党尽失民心、遭受重创。朴槿惠当选韩国新总统，新国家党艰难保住政权。二是左翼力量在一些国家实现突破。在欧洲，法国社会党、斯洛伐克方向党、罗马尼亚社民党等先后在选举中获胜，但仍无力改变右强左弱的政治格局。在拉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野12年后东山再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成功连任，继续巩固左翼阵营的地区主导地位，但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政局发展值得关注。三是西亚北非国家伊斯兰政治势力异军突起。伊斯兰政党继在突尼斯、摩洛哥胜选后，2012年又在埃及执掌政权，并在利比亚、也门等国的选举中取得好成绩，改写了地区数十年来的政治版图。四是部分发展中国家“逢选必乱”局面有所改善。黑非洲十多个国家举行大选，多国执政党连选连任，只有少数国家政权更迭，但朝野均平静接受选举结果，政局基本保持稳定。埃塞俄比亚、加纳、马拉维等国领导人在任上病逝后实现权力平稳交接。蒙古、乌克兰等国选举过程乱象不断，但总体可控，政局未出现大的波动。

选举结果表明，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政治效应继续发酵：一方面，牵动多国政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危机背景下，选民更加关注政党的执政业绩和能力，以及对国家未来发展的规划，能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决定着执政党的命运。另一方面，也催生不同社会思潮。在西方国家，右翼保守主义影响持续上升，为右翼、极右翼政党发展提供社会基础；在西亚北非地区，一些国家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想失去影响，传统宗教思想文化影响释放，逐渐成为主流政治思想。

第三，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民求稳怕乱心态上升，对选举政治的认可度有所提高，尽管一些国家政坛仍动荡不止，但是大多国家能够实现有序选举以及政权平稳交接。

西方国家政治极化现象更加严重，政党政治乱象丛生在美国，大选进一步加剧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共和党继续牵制和干扰奥巴马施政。即使面对“财政悬崖”问题，两党也互不相让，但均不愿背上政治包袱，经过多轮艰苦谈判，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初步化解危机。但美经济“两高”风险依存，两党围绕财政问题的缠斗仍将延续。同时，美党争、政争和政府决策效率低下，导致民众对政治满意度不断下降。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民意支持率一度跌至30%和20%，民众对国会的不满意率更是高达84%。在欧洲，多国政治极化倾向也趋明显，左右翼政党的政治理念分歧进一步加大，朝野政党争斗不断。从北欧到南欧，许多国家政府和民众关系紧张，社会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法国、希腊、奥地利等国极右势力快速膨胀，在移民等问题上频繁制造事端，对传统政党的政策诉求产生较大影响，使得不少国家执政党的政策右倾化、右翼政党更右。在日本，民主党2009年当政后注重推进民生和政治领域改革，但遭到自民党等在野势力强力阻击，执政三年三易首相，竞选承诺鲜有兑现，执政业绩少有亮点，最终不得不黯然下台。

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的政治乱象是经济社会政治等各种问题的综合反映，表明西方政党政治陷入深层次危机。一是朝野政党的发展理念分歧严重，难以形成共识。在美欧，给富人增税、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政策主张与进一步减税、大幅下调社会保障开支、追求“自由增长”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二是选举政治不能解决西方面临的问题。美欧国家主流政党普遍将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热衷于追随短期民意，以打击对手、争取选民、上台执政为首要诉求，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十分普遍，执政党受党争拖累难以集中精力实施国家长远发展目标。三是日本政治探索遇挫，体制改革回到原点。日本长期以来意图打破自民党一家独大体制，走两党制道路，但是民主党全面惨败和自民党回归独大的现实，使此轮政治探索遭受重大挫折。然而，自民党尚拿不出破解当前日本困局的良方，加之仍面临扭曲国会的挑战，预料未来施政也不会一帆风顺。

新兴国家执政党面临经济、政治复合性挑战，维护政局稳定的难度加大

2012年以来，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向新兴国家传导，许多国家经济增速明显下滑，对民生影响较大，社会不满情绪滋生，不稳定因素增加。反对派借机挑事，对执政党穷追猛打。普京复任总统后，俄反对派定期举行反普京示威游行，大有与当局形成长期对峙之势，普京支持率一度从60%降至48%。巴西反对党继续深挖多年前劳工党以按月付费方式争取本党和友党议员支持的“大月费案”，企图抹黑劳工党，攻击政府的“执政道德”。南非反对派鼓噪矿业国有化等民粹主张，煽动民众不满情绪。印度人民党揪住国大党腐败丑闻做文章，与民间反腐运动联手施压，要求总理辛格下台。阿根廷民众对通货膨胀、社会治安恶化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十分不满，反对政府修宪让现任左翼总统克里斯蒂娜获得第三个任期。面对不利形势，各国执政党积极应对，努力探寻脱困之路。俄总统普京实施大规模远东开发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寻求新的发展机遇。有序推进政治改革，放松政党限制，扩大地方权限。同时，出台法规防范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强调政改要循序渐进，走“稳定发展道路”。巴西劳工党将改善民生作为施政核心，增加最低工资，降低部分消费品税率，多策并举为民众谋利益。印国大党不惜与执政伙伴草根国大党决裂，强势推行经济改革措施，大幅改组内阁，以缓解执政压力。

新兴国家执政党面临的挑战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美西方国家经济困难，采取各种手段向外转移危机，拖累了新兴国家经济。二是新兴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部依赖过大，难以承受西方经济持续低迷冲击，民生艰难，政府却因财政收入减少而救助不力。

三是新兴国家执政党多数长期执政，执政损耗大，贪腐和丑闻事件频发，利益固化，改革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动力不足，导致民众不满，公信力下降。总体看，上述国家反对派多数实力较弱，短期内难以掀起政治大浪，政权可望保持稳定。

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复杂演进，政治变革和转型的多样性、不确定性突出在西亚北非国家中，世俗与宗教政党围绕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加紧博弈。埃及新总统穆尔西颁布新《宪法声明》，并推动通过“宪法公投”，扩权意图明显，引发世俗自由派和部分民众强烈反对，担心国家重回强人政治道路，双方角力不断，造成社会撕裂，埃政治转型面临重大挑战。也门、利比亚政权顺利交接，新政权虽已成立，但国内乱象依旧，世俗、宗教及前政权各派政治势力依然公开较量。叙利亚复兴社会党密集出台一系列政改措施，并做出愿“有条件交权”表态，但反对派并不买账，誓与当局武装缠斗，巴沙尔政权危机重重，是否可能续走地区国家在动荡和战乱中崩盘的老路，尚处乱局之中。海湾王权国家、约旦等谋求通过一定的经济社会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并渡过难关，但在地区局势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也很难独善其身。在中亚国家中，执政当局纷纷小幅试水政改，避免给内外反对派策动乱局提供口实。哈萨克斯坦出台《选举法》，主动将建设性反对派引入议会。土库曼斯坦颁布《政党法》，积极构建多党民主框架。乌兹别克斯坦支持公民社会发展和参政。吉尔吉斯斯坦改行议会制，扩大政党影响力。在东南亚和南亚一些国家中，执政党积极推行政治改革，以缓解矛盾，营造稳定发展环境。马来西亚巫统（即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强调国家需要渐变而不是“革命”，以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均衡发展。新加坡人行党调整发展理念，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致力于建设能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社会。缅甸加快政治转型步伐，政治改革步入“深水区”，民盟通过议会补选强势回归主流政治，巩发党控局能力下降，政局动荡风险加大。尼泊尔和平进程取得进展，但未能如期出台新宪法，导致制宪会议解散，政治转型遇挫。上述国家情况折射出：一是威权政治、强人政治面临严重危机，政治转型是大势所趋。西亚北非政局动荡不仅使地区一些国家强人政权垮台，也给一些国家执政党以警醒，促其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快体制内的变革与调整。

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短期内难以适应政治民主化，政治转型可能出现反复。在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过程中，一些国家执政党缺乏政治包容性，不愿与其他党派分享政治权力，导致朝野对立，影响国家政治稳定。三是民众诉求日益多元，助推一些国家执政党不断调整发展道路。一些国家经济虽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但政治不稳定因素却在上升，促使执政党逐渐重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

朝、越、老、古执政党注重政权建设，探索发展新思路，增强抗压防变能力

一方面，四党着力推进党的建设，强化领导能力。朝鲜金正恩在较短时间内顺利搭建以其为最高领导人的党政军新权力架构，秉承遗训治国，树立亲民风格，实现政权平稳过渡。越共接连召开党的十一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重点解决党内思想和道德品质蜕化问题，查处三大弊案，惩治党内腐败。启动党内质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恢复成立中央内政部和经济部，进一步加强党对国家各项工作的领导。老挝党更加重视党内监督和反腐倡廉工作，提出建设思想、组织和作风过硬的党组织，坚决批评党内滋生的多党制、多元化等错误思想，严防美西方和平演变图谋。古共召开首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工作目标的决议》，明确新时期加强党建的方向和任务，提出扩大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更新党的工作方式和作风等要求，旨在捍卫社会价值和党内团结局面。另一方面，四党努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党的吸引力。朝劳动党回应民众期待，小幅进行经济调改，适度增加市场因素。成立经济改革领导小组，以农业领域为突破口推行渐进式改革。金正恩还多次就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出具体指示。古共深入落实六大《经济社会政策纲要》，稳步更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推进农业改革、发展非公经济、制定新税法、放宽出入境限制、扩大外资作用。越、老两党继续深化经济革新措施，注重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增加就业、消除贫困，抑制通货膨胀，处理征地引发的腐败和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朝、越、老、古四国执政党面临的执政压力不同程度上升，要求党进一步提高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一是四国党所处的政治环境更加严峻。朝党新领导人刚刚接班，理顺权力、树立权威是当务之急。越、老两党领导干部的廉政及作风问题引发人民不满，对党的形象造成一定损害。二是经济、社会问题不断累积。越、老经济革新进入攻坚阶段，国企占比高、对外依赖重等深层次发展问题逐步显现，分配不合理及无序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有所上升。朝、古对发展模式的调改仍处于探索阶段，其成效仍未充分显现，距民众期待还有相当差距。

一些国家大党、老党主动加强党的建设，重建政治竞争力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使传统政党的社会基础削弱，脱离民众问题突出，加之党内消极党员数量增多，监督缺失，丑闻频发，损害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公信力、吸引力。一些党在大选中落败；一些党虽赢得选举，但“独大”优势受到冲击，执政压力上升。为扭转颓势，许多政党加大反思力度，深入剖析自身面临和存在的问题，未雨绸缪，防患未然。马来西亚巫统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知识层次以及参政意识的日益提高，广大选民的关注点和价值趋向都发生重要变化。同时，大多数选民都是在巫统成立之后出生的，他们选择支持某个政党不会出于怀旧或该党的历史成就，而是更多关注该党目前的政绩和未来的规划。坦桑尼亚革命党指出，党内思想不纯问题突出，离心离德现象严重，党员干部内讧不断，甚至出现部分基层党员和干部投向反对派，个别议员在议会中与反对派相互配合等现象。

鉴此，一些政党对症下药，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应对举措，意在有效解决党内问题，积极回应社会民意诉求。俄罗斯统俄党着力倾听民众意见，扩大与群众的联系；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辩论，活跃党内思想；努力推进宣传工作，进一步强化党在民众中的影响，旨在把党打造成一个现代、开放、民主和强大的政党。该党在2012年的地方选举中一举扭转不利态势，巩固了执政根基。马来西亚巫统、新加坡人行党都注意结合选民诉求，加强对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着力惩治腐败，致力于挽回民众支持。坦桑尼亚革命党提出要纯洁党的队伍，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内部团结，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为了胜利，团结就是胜利”。新西兰工党改变领袖选举方式，将由议会党团单独选举改为由议会党团、基层组织和工会等附属组织共同推举党的领袖。扩大基层党员对政策制定的参与权和知情权，争取扩大外围支持力量。英国工党表示要建设成为一个“团结”的政党，代表更广泛阶层利益，弥合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以及南北差异。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党还专门聘请了美国社区关系专家，制定活跃基层党组织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