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现实主义姿态正中美国现实主义和保守阵营的下怀，它们倾向于把中国看作一个正在上升的军事大国、重商主义的经济大国、更自信的地区大国和更不合作的全球伙伴。即使是那些对中国友好和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合作和更加国际化的成熟国家的美国分析家也对北京最近的行为感到失望。
本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2011年冬季号，原文题目为“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作者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
2009—2010 年将被人们记住，因为在这两年中国变得让世界很难对付：北京对许多亚洲邻国以及美国和欧盟的行为越来越强硬。北京甚至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变得有些紧张，从而加剧了其自 2007 以来全球形象不断下滑的趋势。北京令人不安的行为使许多观察家怀疑其新的强硬态势将持续多久。这个趋势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的？如果是一个朝着更加自信和傲慢的长期的和质的转变，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呢？
世界正在见证的中国的新姿态，部分是其持续密集的内部论争的结果，表明更保守的和民族主义的支持者目前达成了一种共识，即政策强硬化，并选择性地向世界炫耀实力。尽管目前中国国内似乎都一致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深陷冲突的崛起中大国，面对许多国际竞争对手。但在这一空前复杂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如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和参与者。
因此，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往往显得多变和相互矛盾。了解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学术派别对于预测北京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矛盾和多面的行为将是至关重要的。其中的每种学术倾向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都有不同的政策含义。
有限环境中的公开讨论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过去的十年中对其作为一个主要崛起大国的角色作出这么广泛、生动、多样的阐释。中国的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人士都在踊跃地争论作为一个主要大国的机会、危险、风险和责任。可以肯定的是，官方观点仍然否认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是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否认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国，认为它最多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虽然这些传统的身份定位在政府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继续被阐述，但最近其国内的大多数观点都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或者至少正在成为一个大国。因此，最近几年人们讨论的内容已经变成了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大国了。
进行这种自我反思的讨论的大国或者有抱负的国家即便是有也为数不多。中国甚至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如何”系列书籍，探讨中国如何成为一个大国。虽然这样的讨论主要源自半官方的政策和学术团体，但随着200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播出12集系列纪录片“大国崛起”，这个讨论也扩展到全社会。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观看了这部片子。它播出了好几次，描绘了其他现代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苏联、日本和美国)崛起的条件，从而对中国的崛起进行脉络化的分析，并试图从这些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虽然该系列主要关注的是导致大国兴衰的条件，其最后一集的主题却是如何避免历史上不断重复的主要大国和主要的崛起中大国之间的“不对称性陷阱”，历史上，后者总是挑战前者在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造成紧张、竞争、冲突，甚至战争。
CCTV 系列问世之后，在 2005—2006年间，学者们就这个主题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一系列的主题演讲。因此，无论是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还是精英，最近几年一直忙于预测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困境。
了解中国国内有关讨论的内容和谱系对于了解中国人自身所面对的困境至关重要，因为中国是被快速推到国际舞台中心的。很明显，中国对其新的国际地位还没有准备好，它的崛起速度比预想的要快得多。对于中国人来说，突然要面对一系列新问题以及外界对中国国际地位、作用和责任的要求，是相当棘手的。那么，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今天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呢？
关于中国国际身份讨论的谱系
在中国的有关讨论中，观点和分析明显存在派别或者“倾向”。虽然看法不同，但认为这些派别相互排斥是不正确的；它们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有时是互补的。此外，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官员往往是折衷的思想家，虽然深信某种理论学派，但常常发表与其他学派相似的观点。
中国普遍存在认知复杂性。人们还发现，不同学派与研究机构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尽管可以说这个机构是“现实主义的”，另一个机构是“全球主义的”，但并不是那么简单。各种理论和研究机构相互交叉。
由于存在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反映了几个因素。官方政策说明了这一点，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虽然这些显然是不同的政策取向，但它们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根据笔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了解和互动，有七个显而易见的不同观点。这个谱系包含了从极左的孤立主义的观点到极右的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和机制的观点。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分布着从更现实主义到更自由主义的其他理论学派。
1． 本土主义派
在频谱的一端是“本土主义”学派。这是一个民粹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集合。该学派不信任外部世界，寻求完全的民族独立，不信任国际机构，认为中国不应该活跃在国际舞台上。该学派大力批评西方，尤其是美国。该学派具有浓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倾向。本土主义者是一个分散在多个研究机构里的松散的联盟，事实上它的很多主要倡导者是独立的学者。
本土主义者是国内政策辩论中“新左派”的双胞胎。双方一致认为“改革开放”政策在过去的 30年侵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完整性，使中国文化受到外国的不良影响和腐蚀，并损害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权和独立。
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从未向世界敞开大门，就不会失去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国内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而“和平演变”是其国内主要威胁。因此，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关注。他们主张的主要政策重点应该是反和平演变和关闭中国的大门。
国际事务方面，本土主义认为，国际体系是不公平的，有利于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只是通过努力而消除贫困，而是需要对全球秩序作出根本改变，将北方国家的收入和资源再分配给南方国家。在这方面，他们与“全球南方”学派的观点一致(见下文) 。本土主义者还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国际化的过程，类似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描述。
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给了这种观点底气，因为很多人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终于把世界经济带到了灾难的边缘，正如列宁1917年的预言。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战争表明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时代终结了。乔治·W．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新列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以及许多有关“新帝国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的复兴。虽然他们的分析多数仍是20世纪80年代分析的老调重谈，但这些学者在解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秩序的新发展方面走得更远。他们还指责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太软，认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是一种错觉。本土主义者有超民族主义和强烈的反美思想。
2． 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派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在有关国际关系和中国的全球角色的议题中占据主要地位。现实主义已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世界观长达数个世纪，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将民族国家作为其核心分析单位，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拒绝有关跨国问题的议题。和其他国家的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们往往认为国际环境是无政府主义和不可预测的，从而重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抵御外界压力。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可细分为“进攻”和“防守”，或者说是 “硬”和“软”两个阵营。他们都认为，国家必须构建自身的实力，将他们的观点区分开来的是运用国家力量的目的。主张硬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强调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实力，而主张软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外交和文化力量。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其新建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从根本上迫使他国服从中国的愿望。他们认为，不用的权力是毫无价值的。例如，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其持有的美国国债迫使华盛顿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或惩罚向台北出售武器的美国大公司。他们希望中国在西太平洋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军事存在(特别是海军) ，迫使美国停止接近中国的海岸线。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赞同中国应该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主要是为了“有备无患”，即阻止侵略和台湾独立。
现实主义者存在于整个军队、一些大学和智囊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期刊和书籍充斥着强硬的现实主义语气。一些平民学者，也自称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和平崛起”是一个危险的理论，因为它给潜在的敌人(包括台湾)的讯息是，中国不会武力保护其国家主权和利益。“和平发展”的观点，与“多极世界”和“美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论调，误判了国际形势，并可能导致中国出现政策失误；认为中国的对美政策应该更加自信，坦承“美国长期损害中国利益。中国应该对美中关系的状态感到不满。它不是一个良好状态。如果中国不反对美国，美国就会伤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傀儡”；认为多极化是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个过于乐观的看法，低估了中国所面临的来自美国霸权的严峻挑战，放松了中国的警惕。
从这些方面来看，现实主义者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两岸关系和美国的看法是悲观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了狭隘的和符合自我利益的界定，拒绝全球化、跨国挑战、全球治理的概念和政策。中国现实主义倡导者倾向于认为(这一点与本土主义一样) ，西方争取中国更多参与全球管理和治理是一个危险的陷阱，是为了用光中国的资源，并延缓中国的发展。
3． 大国学派
“大国”学派的成员倾向于认为，中国应集中处理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关系，如美国、俄罗斯，可能还包括欧盟，同时相对弱化对发展中国家或多边外交的注意力，他们的口号是“大国是最重要的”。毫不奇怪，该派学者们是美国、俄罗斯、欧盟方面的专家。有趣的是，尽管他们认为中国是大国，但都不认为印度、日本、东盟是“大国”。
该学派认为，没有与大国间强大的、稳定的关系将损害中国的利益和使中国的其他区域关系复杂化。大国导向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驱动力问题，西方大国(美国和欧盟)是先进技术以及资本投资的主要来源。俄罗斯是个案，但它被看作是能源和军事装备的一个重要供应商，一个投资地，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该学派研究人员往往认为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从而认为保持与华盛顿的和谐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该派的大部分成员属于中国的美国研究机构。该学派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任期内居主导地位，因为这一采取的是“美国优先”的政策，但在胡锦涛时期就没那么大的影响了，因为这一任期实行的是更多元化的外交政策。
不过，该学派中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强调俄罗斯。有学者认为美国这条路对中国来说是个死胡同，寻求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只是一厢情愿，是弊大于利。中国的外交政策要进行调整，要与莫斯科发展更密切的关系。这些批评者呼吁对美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这一点上与本土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相同) 。他们对于邓小平首先提出并且过去 30 年一直延续的强调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政策同样是持怀疑态度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希望欧盟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新兴力量”，但现在中国的分析家们感到失望，并开始对欧盟感到幻灭和不屑一顾。虽然学者和专家们就以哪个大国为导向争论不下，但他们也指出，大多数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决策者对中国的国家需要和利益是务实的，因此仍然采用大国导向。他们的逻辑是，中国与任何上面提到的三个大国的紧张关系对中国来说都成本过高。因此，很明显有一个重新定位，即从江泽民时期实行的“排他地”只重视美国转变为胡锦涛时期更加平衡和全球性的政策。
4． 亚洲优先派
在这个谱系当中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将中国外交的注意力集中在其周边和亚洲邻国。“亚洲优先”派认为，如果中国的邻居不稳定，将是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障碍。因此，中国外交应该优先在中国周边建立外交关系和稳定的环境。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每个大国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后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讨论各种区域的发展态势，包括不断发展的地区多边框架，美国和印度的作用，朝鲜问题，东盟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其他亚洲议题。有关这些讨论没有发生重大分歧和辩论。不奇怪，该派学者主要由亚洲问题专家(而不是研究世界其他地区或国际关系的专家) 所组成。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亚洲优先 ”派开始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继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1999年的“和平与发展的辩论”而得出结论即中国在其周围太被动后，中国开始更多强调其周边外交。北京在“睦邻、安邻、富邻”的名义下开启了其持续的积极主动和合作性的地区外交时期。这个“亚洲优先”战略自1997 年后的十多年产生了很多的成果，中国的周边关系显著提高和稳定。然而，2009年以来，由于北京采取了更加自信、偶尔好战和苛刻的音调和姿态，中国与周边邻国间又出现了紧张局势。
与东盟国家在中国南海和区域性多边机构建设中不断增加的摩擦，与印度的领土和政治争端所致的局势激化，2010 年9月因一艘渔船进入有争议的海域而与日本产生争执，“天安号”事件后造成中韩关系恶化，所有这些都使北京与邻国的关系趋于紧张。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区域形象，并且抵消了其近十年所作的积极关系构建。
推动“多边地区主义”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是“亚洲优先派”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亚学派。这些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构主义者”，是从国外的国际关系建构主义中获取的灵感。相比国际法，他们更强调规范的行为，主张推进制度化合作和集体行为。中国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蕴岭教授是这项运动的发起人，均为建立亚洲的区域制度和提高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参与作出了卓越贡献。强调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的那些人也不排除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他们认为相对于大国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亚洲也不应该被忽视。
5． 全球南方派
“全球南方”派认为，中国主要的国际身份和责任与发展中世界一致。该派观点源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自我定位，即发展中国家。其成员认为应该把发展中国家里中国的长期合作伙伴和客户国放在优先位置(或至少采取一个更加平衡的外交政策，把它们考虑进去) ，并代表它们的利益。这一逻辑体现为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非合作论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G20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给予“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计划和债务减免，发达国家应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等方面。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从事发达的北方国家研究和从事南方国家研究的人员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20 世纪 90年代以来，后一组中国分析家日益注意到发生在发展中世界的分裂。他们已经意识到，发展中国家各不相同，很难简单地把这些国家归为一类。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可以是良好的、一般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是对抗的。虽然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听起来不错，但新的摩擦也不断出现。
该学派认为，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已经分成三组。首先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如巴西、智利、南非、韩国和土耳其。第二组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和泰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800美元至 7000 美元不等。第三组是最不发达国家( 一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由于这些国家差别很大，这些分析家认为，中国需要就至少这三组发展中国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而不是相同的政策。然而，对该派学者来说，中国仍要把自己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它有责任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保持共同的国际立场，即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大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需要继续其身份定位和南南团结，因为它为抵御西方提出的如下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交支持，如西藏、台湾、人权、气候变化等。毫不奇怪，该派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 集团的坚定拥护者，也强烈支持以 G20 为工具将权力和资源从北方向南方的重新分配。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是一个现状修正者，而不是一个现状维护者。
6． 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派
沿频谱向右，“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应该逐步扩大其在全球的选择性参与，并只参与直接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该学派内部也存在分歧。有的认为中国应该只参与联合国授权的行动，有的认为中国应该只介入周边地区而不能太远，还有的则认为，中国不应该限制自己与其他大国一起介入多国( 有别于多边)行动。在该学派中，全球治理的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很多人质疑这是否是中国的责任，中国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一责任。许多人简单地认为，中国没有准备好，不具备充分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有专家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都不能管好自己，怎么能管全世界？”许多 人对于对外承担过多 深 表怀疑。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即美国和欧盟呼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或“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只是一个试图延缓和破坏中国发展实力的新花招。正如某位官员所说：“［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试图在政治上颠覆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在战略上遏制我们；近十年中，又想通过国际事务透支我们”。另一位学者指出，“全球治理是一个西方的概念。西方强调‘治理’，而中国强调‘全球性’难度。我们更关心的是参与的平等而不是治理。”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国际民主”。不仅许多人认为全球治理是给中国设的陷阱，他们也质疑负责任的大国的概念，有学者就指出：“对谁负责？以谁的标准负责？美国吗？不！”
尽管有怀疑，但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认为，中国应对全球治理作出更多贡献，要与其新的地位和实力相符，但也要有选择。该学派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坚持 1989年邓小平的指示，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邓小平的名言在西方备受关注，它是中国默默发展国力的蓝图。20年后，邓小平的“学说”继续引起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激烈的辩论，学者和官员们对于中国应该在世界舞台上承担多少争论不下。一位学者说，“在战略层面上，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应该继续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概念，但在战术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认为中国反应过度，也有人认为中国应更积极主动。一些中国学者对邓小平观点的当前意义提出了挑战，认为其已经过时，不符合中国新的国际地位。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多所作为”，而也有少数人说，中国应该“无所作为”。例如，有学者认为，在21 世纪初，韬光养晦过于空泛，不能作为中国的一个大战略；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好像是居心险恶，对中国来说更好的办法是提高透明度，而不是掩盖实力。其他人则反驳，认为含糊不清正是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最明智的策略。
然而，主流的共识认为，这句话对中国外交来说仍然是一个恰当的战略指导方针。在2010年中国兰州国际关系协会的年度会议上，与会者就这种模式的持续有效性展开激烈的争辩，并得出结论，它对中国的外交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指导。鉴于这一结论的宏观性，与会者提出了其他九个主要政策建议：不对抗美国，一般不挑战国际体系，不以意识形态来指导外交政策，不当“反西方阵营”的头，即使在对的情况下也不与大多数国家发生冲突，在事关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上不妥协和让步，对国际事务中有需要的领域提供公共物品，利用重要的全球性事件改变中国国际形象。
关于全球治理，中国学者也使用了多边主义这个词，但它的概念与西方完全不同。有学者称：“对于中国来说，多边主义是一个工具，一种手段，不是一个政府间机制或制度安排。中国也担心，多边主义成为他国牵制中国的一种工具。20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就已为此使用多边主义来解决双边问题了，多边会议成了双边谈判的有益舞台。但我们仍然不喜欢多边主义，而是更倾向于双边主义和多极化。”
对于全球治理，外交部部长杨洁篪所持的官方观点是：中国越是发展，就越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而且永远不会牺牲别人的利益。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中国的未来与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携手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共同分担责任，寻求共赢，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原因所在，随着实力和地位的变化，中国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在这场热烈的关于全球治理的讨论中，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学派通常避免增加中国在全球的参与，但认为中国必须被认为对全球治理作出了贡献。因此，促进全球治理是一种手段。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担心卷入外国事务，但认为中国不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中的搭便车者。
7． 全球主义派
这个谱系的终点是“全球主义”学派，他们认为，中国必须承担解决与其大小、实力和影响力相称的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的责任。这相当于西方的自由制度学派。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不拘一格的学派，由信奉“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中的“英语派”的个人组成。其倡导者在哲学上倾向于人道主义，拥抱全球化，不太重视国家主权，并认为，跨国挑战需要跨国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对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感兴趣，信奉外交和泛区域合作伙伴关系。他们比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更支持和信任多边机制。
全球主义学派认为，随着中国在全球的崛起，对全球治理作出更多的贡献，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全球主义者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制度主义者”，他们的分析基础是全球化和跨国主义。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他们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主权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各种“非传统的”挑战常常跨越主权的边界并且必须通过多边手段加以解决。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多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如人类安全、经济安全、反恐、公共卫生、有组织犯罪、走私、网络攻击、海盗等。有趣的是，中国的军队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这些研究，美其名曰“非战争军事行动”。
全球主义者大力支持联合国和中国在安理会发挥积极作用。他们也强烈支持中国参与世界各地的区域外交组织。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发起成立新的对话集团，如中非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和东亚—拉美论坛，并已成为许多集团的观察员或正式成员。在拉丁美洲，中国同里约集团举行了17 次对话回合，并且与南方共同市场、加勒比共同体和其他拉丁美洲论坛建立了对话机制。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意义
以上就是当今中国精英对中国国际角色的认识谱系。事实上，各种观点存在本身就说明中国拥有多个国际身份和自相矛盾的特征。这些也不能代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网民，他们非常善于表达、活跃而且无疑属于本土主义者阵营。中国政府对该公众群体的观点是相当敏感的，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超民族主义的，批评政府在面对外来压力和侮辱时“太弱”或“太软”。
现实主义影响了绝大多数精英的观点，在今天中国的讨论中占据重心，其结果如下所述。
大国学派是美国最好的朋友。从经济增长到政治稳定再到有关台湾的地区安全等一系列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美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并不需要，也不会寻求与美国的敌对关系。幸运的是，该派的支持者多数是政府官员，显然也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虽然他们可能不信任和不喜欢美国，这些官员却务实地认识到对于许多中国国内、地区和全球优先考虑来说，美国都是极端重要的。
同时，“亚洲优先”的追随者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中国的地区关系，从日本、韩国到东盟和印度在最近几个月连遭打击。这对美国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奥巴马政府一直努力加强华盛顿与中国周边地区的关系。
对于全球南方学派来说，华盛顿需要知道北京正在熟练地玩游戏。中国在非洲的存在令美国相形见绌，其影响力已跨越欧亚大陆，正在中东和拉丁美洲扩散。华盛顿需要认识到，与中国争夺全球影响力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美国应该在全世界加强其存在和外交，在“中部地区”和“中等强国”与北京进行竞争。而且华盛顿已经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SAED)的“战略轨迹”下使北京参与到一系列地区对话当中，但这些对话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提高频率。
至于选择性多边主义学派，美国必须明白，该派所推动的是对自己有利的、战术性的和有选择地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并不认同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许多前提，尽管它从中获益良多，中国只会在对其有利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国际事务。
最后但不幸的是，华盛顿必须认识到，全球主义在中国的辩论当中已经失败，自 2008 年以来，其声音就归于沉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 以及欧盟和其他国家)应停止推动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而是要公开提醒国际社会，与其规模和实力相比，中国实际上做的是多么少。国际社会必须知道，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不固定的。它还在变化当中，仍然争议不断。因此，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够通过消极和积极的行动和语言来影响正在进行的辩论(以及政策结果)。美国的严苛词语和强硬措施有可能加强对中国的影响，使北京产生更加蛮横和不安的行为，因为其国内的声音会促使政府坚决反对华盛顿。更为温和的声明和鼓励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利益攸关方”，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治理也会加剧中国的猜疑，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因此，华盛顿和西方陷入了一个真正的难题：对中国强硬可能会让中国人更强硬，但对中国温和也只会加强现实主义的利己的“中国优先”导向。
自 2009年以来，世界看到中国成为一个越来越现实主义、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国家，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中国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快速复苏，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即将到来的领导人更替，因为奥巴马总统在2010 年决定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和向台湾出售 60 亿美元的武器而不信任奥巴马政府，所有这些都推动了这一趋势。外在行为是其内部论争的反映。
中国的现实主义姿态正中美国现实主义和保守阵营的下怀，它们倾向于把中国看作一个正在上升的军事大国、重商主义的经济大国、更自信的地区大国和更不合作的全球伙伴。即使是那些对中国友好和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更加合作和更加国际化的成熟国家的美国分析家也对北京最近的行为感到失望。这么说，从表面上看，美国必须用现实主义方法来对付一个现实主义的中国：提前在西太平洋部署一支强大的军队，通过与中国周边国家加强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进行“战略围堵”，采取严苛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运用美国的实力和外交工具，并减少对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合作的期望。
这么对付中国合乎逻辑，人们也乐意为之。但是，现实主义的反应将必然助长美中关系中现存的安全困境，并可能产生双方都不想要的敌对关系。美国的强硬政策将只会助长中国的民族主义，使中国人更趋顽固，使北京比以往更加重视建立硬实力，并在国际合作方面越来越困难。某些方法还算审慎，如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强大联盟和伙伴关系，但如果“战略围堵”过多采取军事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苛刻的经济政策也能起一些作用，尤其是美国政府努力诱使人民币升值和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但是美国的强硬举动遭到中国的反击，双方很容易不小心滑入贸易战。与其对中国采取“默认”的现实主义反应，华盛顿需要更有经验，制定更加复合的战略。
［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