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国际先驱导报》，作者阎学通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听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3月22日首访俄罗斯时，阎学通教授认为，这个消息至少印证了他之前的一个判断：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俄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在增强。去年年初，阎学通在论述有关叙利亚问题上的中国决策时，曾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话题：中俄之间可以成为盟友吗？
他撰文提出，“朋友”（friends）与“盟友”（allies）是两种不同的关系，前者以情感为基础的关系，后者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在目前国际环境下，中、俄没有选择加入西方阵营的条件。对中、俄任何一方而言，都没有比与对方结盟更好的战略选择。
当时此话一出，反对者众多。大多数反对理由认为，俄罗斯一贯缺少战略诚信，中国不能与之结盟。
但一年之后，阎学通反而更坚持自己的看法。“中俄接近对中国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有利于民族振兴。”他说。
一、一种全新的全球战略判断
问：外媒猜测，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选择俄罗斯，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反制。您如何看待这次访问背后的美国因素？
阎学通：我以为，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将俄罗斯作为首个国家进行访问，并不是针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双边考虑，而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战略判断。
习主席说：“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国际形势判断。以往很多人主观认为，以后我们强大了，我们有了实力，我们的国际环境就改善了。然而，这种认识与客观世界完全相反。自古以来，都是崛起国越强大，其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就越大。观察一下我国的安全环境就可以看到，随着我国实力的增强，海外投资的增长，海外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而非越来越少。
中国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全球性的中美结构性矛盾、中日的地区结构性矛盾以及国际体系压力都将快速增大。要防止不断增大的国际压力阻碍我国民族复兴的实现，我们需要广泛结交战略利益相同的盟友，特别是有实力的国家。以此降低国际压力，为民族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我国与所有大国都建立了各种不同的战略合作关系，但真正有实质性战略内容的只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习主席选择俄罗斯作为首要国家访问，并第一个与普京通电话，这说明中国将把俄罗斯作为最主要的战略合作者。今后10年，中俄战略关系将有发展成为同盟的可能性，任何大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都将难以超过中俄战略关系的紧密程度。
二、不会形成中俄与美日对抗
问：这次访问，对于未来中美俄三角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这次访问将深化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这对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影响将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目前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基础就是双方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中俄深化双边战略合作不会改变目前中美俄三边关系性质，即中俄战略关系近于中美战略关系和俄美战略关系。不过，中俄战略关系进一步拉近，将使美国在防范中国崛起和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方面遇到更为强烈的反弹。
问：如果把日本因素考虑进来——安倍就任首相后首访美国，那么习近平出访俄罗斯会对中俄美日四角关系有怎样的影响？
答：形成中俄和美日两个阵营对抗的可能性非常小。美日虽然是同盟，但美国不愿为了日本的利益与中国或俄罗斯进行全面对抗。美国在经济上需要与中国保持合作为主的关系，在军事上顾及俄的核力量。日本为了降低与邻国岛争的国际压力，想把重点集中于钓鱼岛上，因此也不愿与俄罗斯进行全面对抗，当然更不愿意为了美国的利益与俄罗斯对抗。何况中俄还不是正式的盟友，双方的政治支持也局限于具有共同战略的问题之上。因此，东北亚目前没有形成中俄对美日两极对抗的趋势。
由于中俄都与日本有岛屿争端，因此中俄拉近战略合作关系之后，两国在与日本岛争这一问题上会采取相互默契的态度。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将会更加孤立，日本想通过缓解与俄岛争而集中矛头对准中国的战略将难以奏效。中俄关系拉近，有利于俄罗斯提高在东北亚的影响力。而俄罗斯缩小与日本在东北亚影响力的差距，将使得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相对下降。
三、中俄战略接近具有多维度利益
问：有观点认为，中俄关系是撬动其它大国关系的杠杆，对此您怎么看？
答：中俄拉近战略关系对于其他大国的对华和对俄政策会有影响，但将之称为“撬动其它大国关系的杠杆”则言过其实，因为没有改变其他大国关系性质的可能性。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曾发生过性质变化，从敌手变成战略伙伴，这种变化都没有改变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习主席访俄不过是深化中俄战略合作关系，而不是改变双边战略关系性质。即使中俄建立军事同盟，即改变不了两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性质，也改变不了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性质。
问：中国与俄罗斯接近，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好处？
答：中俄拉近战略关系的最大好处是巩固我国北部和西部的安全态势，确保我国可以集中力量应对东部和南部的战略压力。没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不但使我不能集中力量，甚至可能面临两面夹击的困境。另外，中俄拉近战略关系，在安理会会避免以一对四的孤立危险，为争取法国中立形成二对二均势奠定了基础，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还可以创造争取法国支持形成以三对二的优势条件。国际格局由大国实力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两要素构成。中俄战略关系拉近，对促进两极化发展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只是举三个战略收益的例子。如果从经济、军事、政治三方面进行仔细的分析，中国从拉近双边战略关系上获得的收益将是多领域和多维度的。
四、信任与否不是结盟的基础
问：您之前就提出过中俄应该结盟的思路，现在您还坚持这一想法么？为什么？
答：我现在比以前更加认为中俄应该结盟，而且认为中国应主动提议结盟，并且应比俄罗斯为结盟多做贡献。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而且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俄罗斯的综合国力是相对衰落趋势，它与中美实力差距在拉大而不是缩小，因此中国应为结盟多出力。我以为，随着我国崛起加速，国际体系压力上升加快，我对中俄同盟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因此结盟比不结盟对我有利，早结盟比晚结盟对我利大。世界强国的基础不仅是物质力量，还包括了战略诚信和众多的盟友。《管子》说：“得半者霸，得众者王。”这是说得到半数国家为盟友的可作霸主，得到世上大多数国家为盟友的可以有王权。没有盟友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主导国的。如果我们与俄罗斯建立同盟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将无法塑造一个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
问：一些网友在论证中国与俄罗斯结盟弊大于利时，理由是俄罗斯在近代史上曾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因此俄不可信任，中国不能与俄结盟，这个反对理由是否充足？
答：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论证了结盟的基础是共同利益，结盟的可靠性也主要取决于共同利益的大小。
美国并不信任日本，一直在防范日本发展核武器，但美国坚持与日本的结盟关系。法国在冷战时曾经退出北约，冷战结束后又加入北约，法国还带头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但美国仍然与法国保持军事同盟关系。以色列对中东国家多次采取美国反对的政策甚至在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公开对抗，但美国还是在联合国投票时支持以色列。二战期间，美英对苏联没有任何信任，但他们还是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今天，美国与沙特的结盟长期以反对伊朗的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他们之间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信任，但同盟却长期维持。以不可靠为由不结盟就永远没有盟友，因此任何盟友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没有可靠的盟友。
问：俄罗斯国内也有一些人对预测中俄关系未来缺乏“信心”，同时碍于美国压力，中俄两国的“结盟”在操作层面很难实现。您认同吗？
答：在俄罗斯国内也有反对中俄结盟的人，他们的认识方法与我国那些反对中俄结盟的人一样。他们认为中国是个不可靠的国家，上世纪50年代与苏联结盟，70年代与美国结盟，80年代不结盟，因此不能与中国结盟。这些人不知道与中国结盟是以双边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我想，普京抢在世界所有国家领导人之前，第一个给习主席打电话祝贺，这意味着他看重双方的共同战略利益而不是可靠与否。因此，我以为普京本人有建立中俄同盟的意愿，但他身边的人如何认识这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五、对外政策应随时局而动
问：即使如您所说，中俄有结盟的基础，但如果结盟，将违背中国一直奉行的不结盟政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答：中国并非一直奉行不结盟政策。如果以秦统一以来的历史为据，中国的对外政策历来都是结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年至1981年的30多年里中国也是结盟的，只是1982年以后才采取不结盟政策。也就是说不结盟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个别现象，是一种权宜之计。放弃这个权宜之计回归结盟的主体原则是合理的。不结盟是冷战两极格局时期中小国家的政策，因为当时中国弱，把不结盟作为选项之一还有一定的可取性。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国，而且将是两极化中的一极，因此不结盟或已不适用了。放弃不结盟或许可以说是适应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的。
问：有学者担心，一旦结盟似乎有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味道，不符合时代潮流，您怎么看？
答：结盟是当前的时代潮流，世界上结盟的国家多于不结盟的国家。人们误以为参加不结盟大会的国家都是不结盟的国家，这是错的，参会的许多国家都是结盟的国家。在发起不结盟运动的倡导国家中的埃及，当时是苏联的盟友。除中国之外，所有的世界大国都结盟。中国是唯的一个例外，因此如果我们要采取符合时代潮流的政策就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回归到结盟的主流中去。
把结盟视为冷战的充分条件是缺乏历史常识的原因。有人把结盟说成是“冷战思维”，于是就推导出中俄结盟就会导致冷战。然而，结盟现象比冷战现象要早几千年，古埃及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结盟。冷战前的结盟没有形成冷战。历史上，结盟在战争、冷战、和平的三种状态下都存在过，中俄结盟与否并不决定国际社会处于上述哪一种状态。
冷战形成是需要许多必要条件的，当一个必要条件不具备时，冷战就形成不了。结盟只是冷战的若干必要条件之一，这个单一条件是无法使冷战形成的。冷战不仅建立在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之上，还得有东西方国家的相互不往来的条件，还得有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条件，还得有非信息化的条件，还得有全球市场没形成的条件。全球化条件下，大国之间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密，经济、文化、社会的频繁往来和紧密联系使全面对抗政策无法实行。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大国冲突的主要原因。网络技术使得各国政府无法封锁消息，公共外交的结果导致政府无法阻止大国民众的往来。全球化的市场使得进行“代理人战争”得不偿失。现在想创造冷战所需要的充分条件都做不到了，以为中俄结盟就会造成冷战是过高估计了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而低估了历史的惯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