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湖南湘潭被爆出拟提拔一“90后”女干部为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质疑，当众多名校毕业生还在就业市场上苦苦寻觅雇主的时候，这个高中学历、工作不足一年的女孩何德何能而登此显位。事件很快被查清，当事人系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之女，其被录用和提拔皆属违规。责任人随即受到了处罚，但事件影响并未因此平息。

事件主人公的官员子女身份引发了人们对“官二代”特权的新一轮声讨。虽然这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现实中，为官的父母帮助子女找一份好工作的例子俯拾皆是。在大众对官员阶层特权颇具情绪化的讨伐声浪中，我们有必要严谨理性地分析这种现象。

在最近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论文中，我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三位同事（孟岭生、施新政、吴斌珍）基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收集的大学生调查数据，研究了官员子女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统计分析表明，作为官员子女的大学毕业生比他们同学的起薪高15%。我们不愿用一个笼统的“官二代”身份来解释这种显著的工资差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差异背后的逻辑。人们想知道官员子女为什么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是社会公平现状的折射，为人们讨论现实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我们尝试给这15%的工资差异找到合理的来源。首先，官员子女的高收入水平可能是他们个人能力的体现。在之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官员们总体上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个人能力，而这种能力很可能通过遗传或家庭教育的方式传给子女。但我们以高考成绩作为个人能力的衡量指标，统计分析表明，个人能力因素并不能显著地影响收入水平。很遗憾，15%的工资差异不能归功于官员子女的高能力。

其次，官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特点，使他们具有更高见识和更发达的关系网络，官员子女也可能因此获得独特的信息优势。在进行职业规划时，他们有可能更准确地把握市场动向，进入经济前景好的学校和专业学习。若果真如此，官员子女的高工资水平会部分缘于他们选择了更好的学校或专业。但这种假设仍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在考虑了学校和专业因素后，15%的工资差异并未被显著地削减。

那么，是不是因为官员子女在大学期间更加努力、更懂得把握学习和发展的机会，为自己积累了更高的人力资本呢？我们调查了两类人群在大学期间的课业成绩、英语水平、社会活动经历表现，发现官员子女与他们的同学在这些方面互有优劣。把这些指标计入对工资水平的统计分析，也没有使官员子女的收入优势发生大的变化。

这些分析基本涵盖了学术研究中常被用于解释工资水平的所有因素，但我们仍然没有找出官员子女高收入水平的合理来源。与有着相同家庭结构、个人能力和大学经历的同学相比，一个官员子女可以获得额外15%的收入。一种纯粹的“官员升水”在中国社会确确实实地存在。

诚然，这种“官员升水”的辩护者还可能指出，官员子女可能有其他难以观察的优秀特质，诸如更好的交际能力、更强的适应能力等等。但由于难以证实，这些论点常常被反对者视为替官员开脱的借口，我们也只能对此谨慎地存疑。至少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大学毕业生的求职市场上，官员子女总体上得到比他人更高的工资，且这种工资上的优势并非基于他们更优秀的个人素质、更对口的专业背景或更出色的职业技能。鉴于此，他们父辈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和拥有的社会地位似乎成为这种“官员升水”的一种可能解释。

我们无意于替社会上的仇官仇富者寻找新的说辞，但这一研究结果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警觉和全社会的反思。如果青年人可以依靠父辈的官宦地位谋取经济利益，那么社会的流动就被严重阻滞了，公共部门的信誉也将受到挑战。这无疑与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背道而驰。我们不希望看到更多类似湘潭的“90后”副局长出现，一个和谐而有效率的社会需要一个凭真才实学打拼的公平的竞争平台。（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本文作者李宏彬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CV Starr经济学讲席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常务副主任。 2001年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2012年获麦肯锡中国经济学家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